崔亚莉，张 倩

(陇东学院 文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提及英雄，总会有一个坚毅、伟岸、勇敢的男性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之中。古今中外，在男权制社会中，英雄的光环从未旁落到女性世界，英雄是男性的专属。但事实上，在娇弱的女性躯体里也蕴含着英雄的气魄，她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冠以“女英雄”的称号。遗憾的是具有女性性别身份的女英雄因为长期处于历史的边缘而被忽略，她们带着男性的伪装无声地以他者的身份存在，从外形装扮到行为举止无不遵循着男性规则，是雄化的女英雄，固化着男性的主体性地位。发轫于法国的解构主义，通过德里达在美国耶鲁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康纳尔大学讲学，使得解构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成为美国的显学。解构主义主张反权威、反传统、反本质主义，解构费勒斯中心主义，抗拒二元对立，打破单一的，模式化的概念。这就让解构主义具有了否定、破坏、怀疑的外表，但实际上解构主义是以自我反省的态度质疑中心和统一的，它并非是摧毁或破坏，不是简单地消解系统性结构，而是让系统的各要素有了新的排列和组合的可能，是对闭守性的解构。在解构主义的语境中，传统英雄唯一而确定的意义必然要被消解，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通过解构的路径证明英雄的传统意义不存在，而是要从原有的意义本身解析出意义的力量，不让单一意义的解释排斥其它意义。既然英雄的内涵被去除单一性而多样化，那么女英雄的内涵也就自然地被重构了。受解构主义的影响，当代美国悬疑侦探剧通过剧中一系列的女侦探对女英雄形象进行了完美重构。

一、平民女英雄——从英雄神坛走向平凡世界

西方早期的英雄出现在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是带着光环，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性英雄，女性与英雄的联系往往是依附和被拯救，在英雄救美中成就英雄。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阿喀琉斯在一场战争中俘获了女祭司布里塞伊斯，对其心生爱意，却被阿伽门农以希腊联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强行带走。希腊军队攻陷特洛伊城之后，阿喀琉斯为救布里塞伊斯被帕里斯射中脚踵而丧命。阿喀琉斯不是因为在厮杀的混乱中救助布里塞伊斯而被称为英雄，却因为英雄救美的行为而让其英雄的光环更加光彩夺目。女性就是这样以弱者的形象去陪衬英雄的英武。英雄崇拜是西方人至高的信仰，无论是古典英雄还是民族英雄，都因为其作为指向群体利益而让他们头顶光环端坐于神坛之上接受普通人的尊崇和仰视。20世纪初，美国作家海明威在其《老人与海》中塑造了一个平民英雄形象——老渔夫桑提亚哥，将英雄从神坛拉入到了凡间，也赋予了英雄以新的意义。桑提亚哥不是一个为家国大业、他人利益做出卓越贡献的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他只是一个年迈的老渔夫，在经历了84次失败之后，只身出海捕获到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但马林鱼被鲨鱼群蚕食，只剩下巨大的鱼的骨架，使得桑提亚哥又一次经受了失败的重创，但他却并未因此而颓废，而是站在失败的废墟上展望明天。处在超时空的主体情境中，在面对屡次失败的风度上，超级硬汉桑提亚哥是一个真正的英雄。20世纪70年代之后，德里达、福柯的解构主义风靡欧美，在解构主义消解传统理性，既定概念的语境中，传统意义上单一的、模式化的英雄被消解了，随之就是构建多元化的英雄模式。正如美国耶鲁学派的J·希利斯·米勒1977年在《新探索》上与阿布拉姆斯论辩的时候所主张的“意义是无法决定的”，英雄的意义自然也无法被狭隘地局限在传统的唯一既定的意义中。那些曾经全部高居于凡人之上的单一意义上的英雄必然要走下了神坛，部分地落迹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蜕变为平民英雄。托马斯·卡莱尔在其《英雄和英雄崇拜——卡莱尔讲演集》中提到:“英雄是一种生活在万物的内在领域，生活在真实、神圣和永恒中的人。”[1]意即任何人都有成为英雄的可能。二战之后的美国影视剧趋向于去塑造更多的平民英雄，这主要缘于美国青年一代对于贵族崇拜和精英意识的反叛，以及对个体价值的强调。此时对英雄的塑造已经没有了对古典英雄神性、高尚、忠贞，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完美无瑕的仰望，而是对更多的不完美但人性的平民英雄的颂扬。他们出生平民，其貌不扬，有人性的弱点，但他们的内心却饱含着真实、诚挚，具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这样的英雄能更容易地与观众达成共鸣。

当代美国悬疑侦探剧中的女侦探、女法医就是这样的平民女英雄。在《妙女神探》中，简成功地破获了一起案子，被害者被救的时候对简说“You are my hero”！莫拉解决了法医界棘手的难题，她的助手苏西也说“You are my hero”！诚如美国作家悉尼·胡克在其著作《历史中的英雄》中所主张的“今天和过去不同，对英雄的信仰是一种人造的产物，谁救了我们谁就是英雄。”[2]简是波士顿警局一名优秀的女侦探，热爱并擅长自己的本职工作，不畏权力，不惧危险。莫拉是一个学识渊博、聪慧过人的科学怪咖，法医行业的佼佼者。她们的确是各自工作岗位上的翘楚，但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为了民族大业而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更不是完美高洁的古典英雄。简以自己的勇敢，果断救助了被害人，她就是被害人的英雄。莫拉解决了法医界难以攻破的难题，她就是同行的英雄。简和莫拉自然没有民族英雄和古典英雄的尊荣，却以自身的真实和诚挚给予观众激动人心的力量，她们是平凡世界中的平民女英雄。

二、柔美女英雄——对雄化女英雄形象的颠覆

提及女英雄，花木兰、穆桂英等典型的女英雄代表随即浮现于脑海，她们替父从军，替夫出征，尽显巾帼本色，却在短暂的英雄之路后不可避免地回归到了女性本来的生活中，未能在固若成汤的男权社会中真正构建稳定持久的女英雄形象，仅仅只是在特定情形下对男性角色的暂时替代。而且在她们的英雄之路中始终是以男性装束示人的，是雄化女英雄。雄化女英雄不是中国文化的特例,美国的废奴女英雄哈丽特·塔布曼化名摩西救助逃亡奴隶,虽无男性装扮，但仍然是对男性性征、身份的借用。雄化女英雄的出现，一方面是男权社会中的男性权威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早期女权主义对男女平等的一种误读，认为要追求男女平等，必须使女性与男性一样才能实现。男女都一样是对女性性别特征的抹杀和否定，也是对男性规范的认同。在男女都一样的误导下，女英雄的雄化是不可避免的，她们如男性一般装扮、言语、作为，追求勇敢、果断、力量、自主等男性气质。表面上看雄化女英雄被置于英雄的圣殿，实际上则是被剥夺了她们的女性性别身份。波伏娃论述到“伊丽莎白女王和叶卡捷琳娜大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一一她们是君主”[3]，意在阐明西方历史上的女英雄都是以其女性性别身份的丧失成就自己的英雄身份的，惟其如此，她们的英雄荣耀才能被认可。于是传统女英雄不得不以男性的着装打扮，男性的行为方式来成就自己的英雄形象。显然将男女平等误读为男女都一样，忽略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差异，让女性陷入为了获取平等的权利而变成男性的危险中，并极大地认同了男权社会的规范，否定了女性性征。后现代女性主义在继承传统女性主义的同时，尤其强调个体差异的普遍性，要求在承认男女两性差异的基础上寻求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解放。对性别差异的建构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法国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巨大贡献。男女二元对立是西方形而上学基本的对立项，而埃莱娜·西苏为了反抗各类二元阴谋而设定了多元的，异质的差异，她在《美杜莎的笑声》提出的另类双性气质(the other bisexuality)就具有多元化、永远可变和不排除任何差异或任意性别的特点。另类双性气质并不消除差异，而是激起各种差异，追求差异，增加差异，可见西苏对差异性的强调。伊里加蕾同样认为女性气质是非一的，多元的，区别于男性气质。被视为是后结构主义开拓者的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德里达和罗兰·巴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对差异化女性特质的推崇实现了对此前女性主义的突破。既然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差异性，那么正确对待两性差异，肯定女性性征，尊重女性的独特体验，是女性跳出男性规范，建构女性主体性的必由之路。在美国最初的超级英雄电影中，女性都是以性感的装束处在男性的凝视中，被动地等待着男性的救助，她们性感可人，却仅仅是为了陪衬男性的英雄气概。直到《神奇女侠》中的主人公——神奇女侠终于跳出了男性的凝视，以坚强勇敢，美国式的幽默，女性的可爱，普遍人性的坦露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女英雄。她们虽不是男性外形下的雄化女英雄，却是男性规范下的性感的客体被看者。

当代美国悬疑侦探剧中女英雄在颠覆雄化女英雄形象的同时也消解了自身被看者的客体位置。《妙女神探》的简，《灵书妙探》中贝克特身材高挑，匀称，五官娇媚，即使在工作中也不拒绝女性性属标识之一的高跟鞋，贝克特说她之所以穿高跟鞋是因为她爱它们，足见其对自身女性性别身份的认同。工作时她们身着干练，生活中的晚礼服，裙装则倍显女性的柔美。没有凸显身体曲线的紧身衣，她们不再是被男性凝视的观赏对象，而是女性美的自然呈现。在第六季第十四集中贝克特试穿婚纱，她为自己的美所惊艳，生动地表现了一个女人对女性美的追求。简大多数时间都是精炼的工作装，20件同款不同色的内搭T恤是她工作装的最大特点，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女性的柔美。特定场合中的晚礼服，裙装都让她的女性美展露无疑。莫拉对着装有着极高的品位，当简一袭黑裙时，莫拉满是赞许地说“You are gorgeous,my friend”.《劳拉之谜》中的劳拉同样也是工作时穿着随意舒适，盛装时美艳惊人。《福尔摩基本演绎法》中的华生因为不是警局的侦探，着装更是在随意中尽显女性的柔美。女侦探们不再以男性的身份规范掩饰女性的性别身份，不再是短发，西装领带的男性装束，更没有豪放粗鲁的男性语言，她们将自身不同于男性的心理体验、象征表征和内在情思融于工作生活中，她们不是男人婆，不是雄化女英雄，而是没有以消除女性性别身份为代价的柔美的女英雄。

三、理性女英雄——消弭感性劣势

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弗洛伊德是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的倡导者，以阳具妒羡来界定女性心理就是弗洛伊德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弗洛伊德认为女性因为生理上阴茎的缺失而使她们成为被阉割的男性，将女性定义为不完全的男人，置于补充和寄生的地位，并认为女性因为阳具妒羡而渴望拥有阴茎，由此而承认自己的被阉割和因为缺失而有的自卑，同时认同男性的优越性。这样弗洛伊德就在精神分析层面将男女二元对立合理化。乔纳森·卡勒在《论结构：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提到“解构并不求助更高一级的逻辑原则或更优一等的理由，而恰是启用为它所解构的法则。”[4]7即解构主义不在解构之物外建立新的更高的体系，而是在解构对象内部以其自身原则对其进行解构。面对弗洛伊德的男性偏见，乔纳森·卡勒说“与其摈弃弗洛伊德，如萨拉·考夫曼在起《女人之谜：弗洛伊德文本中的女人》中所为，不如认真地对待他的文字，看一看这个明显偏袒男性，把女人界定为不完整的男人的理论，怎样解构了自身”[4]7。不难看出，弗洛伊德的女性观是基于其性理论的，他的性理论旨在阐述女性的阉割焦虑，阉割情结，将女性置于恐惧和被嫌恶的地位，视其为有缺憾的不完全的存在，而男性则因为对阴茎的拥有而完美。也就是说，男性所谓的优越感必须以女性的不完全为依托才能实现。弗洛伊德在谈及婴儿性的时候直言小女孩是小男人，说明女性同时既是男性又是女性，女人一开始就是双性人。那么从这个意义来说，男人只是女性的一个特殊变体，一个特例。依照解构主义的阅读，男人和女人都是原型女性的变体，这样女性就不再是女性边缘，而是女性中心。如此也就颠覆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消解了女性因为处于补充和寄生地位而有的被动性、受虐倾向、非理性和依赖性。美国女性批评家肖尔瓦特指出所谓的“女性特质”：“是男性为了维持和扩展父权所附加给女性的特质”[5]，言明了女性形象是男性话语强力塑造的结果，和波伏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6]的论述遥相呼应。意即所谓女性气质是男权社会强势建构的，非理性并非是女性先天的自然属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代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在其《女权辩护》指出女人同样具有理性。然而男性话语下的女性大都呈现出理性缺失，感性泛滥，女性也将这一特性内化为自身难以克服的困境。

当代美国悬疑侦探剧中的女英雄则消弭了女性的这一痼疾。简在高中的时候就爱上了凯西，成年后的再次相遇让他们坠入爱河。他们各自的工作都非常出色，凯西是驻阿富汗部队的上校，很快就能荣升为将军，而简是波士顿警局当之无愧的优秀的警探。凯西军龄即将满20年，计划退伍后回波士顿和简成就美好姻缘，却又被外派执行任务，不能履约，恳请简随军。而在此时深爱着凯西的简发现自己怀孕了，但简没有因为爱情和孩子像绝大多数女人一样感性地奔向凯西，而是对莫拉说“我不能放下一切跟着他满世界地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女权运动让女性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等得到了法律和制度上的保证，相应的她们也具有了自立自强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但经济的自立自强并没有让女性同时必然的精神自强，爱情和婚姻始终都是感性女性的精神软肋，这个软肋让太多的女性无法理性地衡量爱情和亲情、事业、友情之间的抉择，她们往往都义无反顾地牺牲后者以完满前者。但这样的牺牲并没有回馈给她们圆满的结局，却让她们深陷于一无所有的失去和落地成殇的痛苦中。简正直、善良、热爱生活中的一切，是优秀的侦探，暖心的挚友，深情的家人，她没有为炙热的爱情而牺牲其他珍贵的情感。贝克特同样是一位出色的女侦探，在有机会去FBI任职的时候，她没有因为卡塞尔的失落，爱情的牵绊而放弃体现自己价值的机会，毅然做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最终离开FBI，重回警局也不是因为爱情而放弃，只是理性地判断警局的黑白分明比FBI的灰色地带更适合自己。莫拉在遭遇了多次感情挫折之后，与杰克知遇，两人情投意合。但杰克的前妻因为有很好的工作机会要调离波士顿，为了不让女儿和母亲长期分离，杰克同意女儿和前妻一起生活，杰克也能在当地拥有一份终身教职，常伴女儿身边。如此情况下，要和莫拉继续维系这份感情，杰克就得放弃终生教职，做兼职，陪伴女儿的时间也会大大减少。莫拉慎重的考虑之后，提出了分手，他不能让杰克因为自己而失去终身教职，也不愿意让杰克减少陪伴女儿的时间，她理性而清楚地认识到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的爱情终究会支离破碎。在知遇真爱的时候放弃爱，不是因为不爱而恰恰是因为爱，这是个艰难的决定，需要非常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理性。简、贝克特、莫拉在爱情面前没有感性至上，而是理性处理，表现出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理性，没有了以往文学作品、影视剧中女性因为承受不了失去的痛苦而为爱情牺牲一切或者要求对方为爱情做出牺牲的感性选择。就如莫拉所言，既然有杰克这么优秀的人来到我身边，那就会有更优秀的人来到我身边的。对感情的理性抉择不是放弃爱而是成全更好的爱。理性地消解爱情在女性生活中的唯一中心地位是女性精神、情感解放的终极表现。

四、人性女英雄——对女英雄神话的解构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人性化的英雄，具有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奥德修斯即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英雄之一，因为帕里斯带走了海伦，引发了希腊和特洛伊之间长达十年之久的战争。十年间特洛伊久攻不下，奥德修斯献计“木马计”，里应外合最终攻下了特洛伊城。战争结束，奥德修斯战胜种种困难，历尽艰险，抵制诱惑，摆脱卡吕普索的7年挽留，最终回到故土伊塔卡，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纠缠他妻子、挥霍他家财的求婚者，阖家团圆。奥德修斯身上不乏狡猾和阴险，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英雄。他有对妻子的思念和爱，也会试探妻子的忠贞；有邦国情怀但也会因为不愿离开自己的王国和妻儿而装疯逃避出征特洛伊。开启于古希腊神话的西方文化对人性的推崇是有资可鉴的，人性化的神，人性化的英雄。但人性化的英雄是男权社会中男性英雄，女英雄因为自身在文化上的性别劣势，向来是被排斥在外的。在男女的二元对立中女性始终是处于消极位置的二元项，在缺乏主体性的他者位置上，女性丧失了一切人性的权利，恪守着男权话语权力之下为其制定的规则。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以和男性的关系来界定自己的身份，她们没有，也不应该有人性的需求。女英雄作为女性群体中的一份子，自然也难逃禁锢。她们要么陪衬男性英雄，要么远离男性，缺失爱情和婚姻，这似乎是女英雄必然的归属。然而女英雄首先是人，她们有人性的一切需求，向往婚姻，追求爱情，也必然会暴露出人性的弱点。解构主义拒绝唯一确定的意义，倡导多元化，那么女英雄的人性需求也应该是多元的，不应被局限于勇敢无畏，无欲无求中。

《灵书妙探》第七季第17集，香港的中美调查组的首席调查员，主要负责人张调查员因为担心朋友亨利而从旧金山飞往纽约，剧中评价她“She is more than just some cop.”,这个美丽的东方女警，身手不凡，迅速拿下了纽约警局两位优秀的男侦探的配枪。贝克特惊叹于张调查员的出色“she was the yongest officer to become chief inspestor”“she has cleared more murder than anyone in Hongkong P.D History.”从来都是英雄惜英雄，女英雄也不例外，贝克特欣赏张调查员，却也难免在羡慕中心生一丝妒忌，“she is good at everything !she has got an incredible career,movie-star husband,perfect kid,she does it all,she has it all,and to top it off,she is gorgesous”.这是贝克特在和张调查员打靶之后，拿着张调查员六个月没进射击场练习却十连中的成绩，向卡塞尔倾诉的一段话，流露出了贝克特对张调查员的敬佩，欣赏和些许嫉妒。张调查员的优秀触动了贝克特复杂的情绪，也真实地体现了其人性的弱点，比如嫉妒这一被视为典型的女性的人性弱点，但也正是贝克特的嫉妒完满地表现了她的普通人性。贝克特在失去母亲的煎熬的日子里，是卡塞尔的书陪她承受那些痛苦，她是卡塞尔的忠实的粉丝。卡塞尔来纽约警局实践取材，与贝克特一起办案，对彼此的欣赏让他们爱上了对方，因为贝克特的心魔，也因为卡塞尔表面的花心，两人经历了一系列的爱情痛苦，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简也曾声称自己是不婚主义者，但和凯西重逢共沐爱河，也接受了凯西的求婚。劳拉是一个因为丈夫屡次出轨而离婚的单亲妈妈，在剧中也是纽约警局最好的警察，离婚后她并不拒绝新的爱情，而是积极追求自己的幸福。对于爱情和婚姻幸福的追求是人最基本的人性需求，女英雄首先是一个人，有人性的需求，悬疑侦探剧中的女英雄们追求自己的理想的爱情、婚姻，填补了传统女英雄必然的情感缺失。同时，她们也有人性的弱点，会恐惧、会嫉妒，并非是惯常的一往无前，勇敢无畏，完美的英雄。她们不完美，但真实，是具有多维人性特点的人性女英雄形象。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跨国公司兴起，大众文化流行，信息爆炸，传统断裂，电脑技术和视觉形象扩展，消费意识蔓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受到解构主义多元化思想的影响，当代美国悬疑侦探剧中的女侦探们以自身作为女性的性别身份颠覆了男性权利话语下建构的女英雄形象，重构了柔美、理性、人性化的平民女英雄，终结了女英雄必须以丧失女性性别特征为代价而获取英雄身份，在女性主义领域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