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春玲

“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这一期杂志大家云集，值得认真品读。

梁衡的《戈壁夫妻树》，从马兰基地一棵著名的榆树写起，带着我们回望那树下的一群人，一群隐姓埋名干惊天动地事的人——“这株夫妻榆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一直坚守着等待着什么，它终于等来了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等来了共和国的天空升起了蘑菇云。”榆树的坚韧、无私、无求、沉默、忍耐和坚守，像极了坚守在戈壁滩上的共和国的无名英雄。

李青松的《植物二题》，标题平淡，故事却讲得有趣，如他所言：“探寻和发现大自然中的秘密、美丽、未知和传奇，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它会使你的人生变得很有意义。许多人对此乐此不疲，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更多地了解到世界和自己。”难怪他带着腰疾跛行在山间，笑意却总是写在脸上。

编辑家张守仁先生所写《自然的圣徒》，是为作家傅菲《深山已晚》一书作的序。他欣赏傅菲“诗意地栖居、观察、 写作”——通过山居观察，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享受自然，过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谁不想过这样的日子呢？

专题“作家的朋友圈”，写和被写的人都是作家。兴安写汪曾祺，李培禹写浩然，罗大佺写刘绍棠，高国镜写红孩，施亮写李培禹。

兴安是一个幸运的人，12岁时就跟随汪曾祺先生一行去了鄂温克旗的锡尼河草原，“草原的花真好看，就像韭菜炒鸡蛋。”成为他永远美好的回忆。及至他成为《北京文学》的编辑，就有“更多机会见到汪老，聆听他的教诲”。兴安回忆到，“后来读了不少汪老写美食和关于草木的闲情文字，越发对他的人生态度和文学理念产生敬意。”兴安念念不忘的，不仅是他们父子两代人与汪老的深厚情义，还有更为深远的文化传承。我们可以从上一期的《绿叶》中得到印证，作家叶梅在《他就是那个画马的人》中写到：“兴安不只是画家，他还是集作家、文艺评论家、编审于一身的文艺工作者。”“多年的编辑生涯，使兴安成为一个阅读量很大的评论家，而他对作家及作品的看法，超越了一般的办刊人，他不光是从刊物的需要出发，更多是站立于中国文学发展的潮头，看潮起潮落。”

李培禹的《浩然在三河》，文章很长，故事很多，处处真情流露。最感人的当属浩然说的一段话——“我是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也写过错文章的人。但我始终没有毁灭，没有沉沦，因为人民托住了我，保护了我。迷惑的时候，他们提醒我；困难的时候，乡亲们理解我。”他决心要坚持“写农民，为农民写”，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令人泪目。

刘绍棠先生是当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年少成名，却英年早逝，令人叹惋。在《想起当年刘绍棠》一文中，罗大佺写出了一个抱病坚持写作的作家，一个提携文学新人的老师，一个包容良善的长者。几件小事，展现出一位人民作家的精神风范和高尚人格。

看到高国镜的《与红孩分享半山红叶》，不禁想起自己与红孩老师为数不多的几次会面。第一次是2005年10月，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环境文学委员会第二届换届大会上，那时的红孩面庞红润，热情健谈。之后，多以电话联系。再见面，已然过了十几年，2018年夏天，应邀去看他创作的中国当代首部散文话剧《白鹭归来》。当红孩从远处走来时，我心中竟有一丝难过——听说他近年来饱受病痛折磨，面容消瘦，华发已现。看戏归途中，加入了《白鹭归来》观众微信群，在与剧组演职人员热烈的交流中，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红孩又回来了，他还是那么年轻，“脸总像太阳一样，放着光”。在高国镜心中，红孩是他文学道路上的指点者、提携者，红孩“在多家报刊当过编辑、记者、主任、主编等职务，编发了数以万计的好作品，发现、扶持了数以千计的好作者。”“文学给人类带来光明。有了爱便有了一切。我们爱文学，文学也爱我们。”

作家李培禹的山水游记散文《西河渡》2020年新年伊始出版了，他“年轻时代的挚友，也是20世纪80年代有着共同爱好的文学青年”作家施亮，为此书作序——《本书之外的培禹兄》。施亮在文章中使用了“文学的光泽”评价李培禹的作品，他认为，经受过生活的磨难，才使得李培禹的文学生命更加趋于饱满与成熟——写景，“情景交融，笔触生动……层次分明，舒徐自然”；写人，“笔调温厚恳切，行文如流水，去粉饰，少雕琢，不浮夸，无做作。”施亮写到，“我喜欢读培禹兄的生态美文，其中人文情怀明朗、生态意味极浓，相信读者朋友们也喜欢读。”有此友，有此序，《西河渡》热销是必然的。

看完“作家的朋友圈”，我读出了几个字：诚心诚意。每篇文章中都有生动的细节，都有生活的温度。因为共同走在文学创作的路上，他们都品味过迂回曲折的艰辛，也阅览过峰回路转的风景。虽然有年龄差异，时代之分，但他们亦师亦友，彼此诚心诚意。人生自古知音难觅，在这样的路上，前人秉烛，后人借光，总会越走越有希望的。

作家的作品面世，总是离不开编辑的加工和传播。编辑工作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成败。在本期编辑工作即将收尾的时候，在朋友圈看到一句扎心的话，“如今的出版社，养不起纯洁的做书梦了。”一位同行点评：传统内容产业全面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也有人哀叹，这让做纸媒的人情何以堪？

互联网时代，纸媒该如何存在？本刊总编辑杨明森先生表达了乐观的态度：媒体的本质是内容，无论何时，创造优质的内容是从业者的使命。纸媒可能会一时衰落，但不会消亡，甚至会在某个时期再度回归。然而，我们要主动拥抱新科技，用好新媒体。好的内容也要通过传播（介质）平台才能抵达受众。办媒体，除了有情怀、有文化，还要有想法、有办法。《绿叶》杂志改版后，内容初步呈现出生态文化期刊的样貌，微信公众号刚刚起步。怎样团结更多的生态文化创作者，怎样将内容做得更有品位，怎样让更多的读者看见，需要我们不断提升编辑素养和传播能力。

一位老领导发来点评：“任何时候，都要有一批人负重前行，他们在给这个社会创造公共产品，而别人在不知不觉中无偿使用。你们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值得赞赏。”

弘扬生态文明，传播生态文化，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归宿。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