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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培及其达斡尔语研究

2020-02-28

满语研究 2020年1期
关键词:达斡尔阿尔泰蒙古语

吴 刚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著名阿尔泰语言学家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鲍培(Nikolai Nikolaewitsch Poppe),1897年生于中国山东,1991年卒于美国西雅图。鲍培在苏联、德国和美国等国家从事教学科研活动,其研究主要涉及蒙古学、突厥学、满通古斯学、阿尔泰比较语言学,以及斯拉夫语文学、普通语言学等多个领域,撰写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的经典著作——《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和《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此外,鲍培毕生撰写284部(篇)学术著作或论文,刊发205篇学术评论。[1]作为杰出的阿尔泰语言学家,鲍培在从事阿尔泰语系语言比较研究时,重点关注达斡尔语和达斡尔文学等研究领域,为达斡尔语言与文学研究做出卓越贡献。

鲍培调查蒙古语族语言时,注重搜集达斡尔语语料。1927年,鲍培在乌兰巴托调查喀尔喀蒙古语期间,搜集到了敖拉·昌兴的作品等达斡尔语语料。鲍培阅读敖拉·昌兴作品之后认为:“大约在100年以前生活在海拉尔的敖拉氏拉布坦是一位公认的非常有学问的人,可以说他是我的一位达斡尔语的老师。”[2]6鲍培所说敖拉氏拉布坦,是指达斡尔族著名作家敖拉·昌兴。敖拉·昌兴,又名阿拉布登,字芝田,号昌芝田,呼伦贝尔索伦左翼正白旗(现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人,生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卒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敖拉·昌兴借用满文,拼写达斡尔语创作“乌钦”,是达斡尔族著名作家。鲍培从敖拉·昌兴作品中获得的19世纪达斡尔语语料,必定对其诸阿尔泰语言比较研究发挥过重要作用。

鲍培搜集达斡尔语语料的同时,还关注达斡尔文的创制问题。在乌兰巴托,鲍培曾与郭道甫探讨达斡尔语言文字问题。(1)恩和巴图:《关于达斡尔族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编《达斡尔族研究》(第六辑),1998年,第53页。此外,鲍培关注蒙古文的拉丁化问题,撰写《谈蒙古新文字母表的创制问题》(1929年)、《再谈蒙古文新字母表》(1930年)、《布里亚特蒙古文拉丁化的困难问题》(1931年)、《论蒙古文字母拉丁化以及向新的文学语言过渡》(1932年)、《蒙古文拉丁化新著作》(1932年)、《论布里亚特蒙古文学语言的创制问题》(1933年)、《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文字拉丁化总结及发展新文学语言和建设民族文化的任务》(1935年)等多篇研究论著。[3]341-350

据恩和巴图介绍,20世纪30年代初,鲍培从哈尔滨中东铁路图书馆工作人员E.N.提托夫得到一本满语和达斡尔语词典。(2)恩和巴图:《19世纪达斡尔人使用的文字》,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编《达斡尔族研究》(第六辑),1998年,第39页。据笔者调查,20世纪30年代之前有关满语和达斡尔语词典有两部:一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布特哈达斡尔人顺太编写《满汉达呼尔合璧辞典》,一是《满洲达呼尔语汇》。笔者难以确定鲍培所见满语达斡尔语词典是《满汉达呼尔合璧辞典》,还是《满洲达呼尔语汇》。当然,也不能排斥其他辞书的可能。总之,鲍培所见满语达斡尔语词典应该对其达斡尔语研究提供一定帮助。

在鲍培之前,俄国学者伊万诺夫斯基调查研究过墨尔根(今嫩江县)、齐齐哈尔地区等的索伦语和达斡尔语调查,并撰写《索伦语和达斡尔语范例》一书。但是,鲍培搜集的达斡尔语语料比伊万诺夫斯基更为全面,除了调查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区达斡尔语方言语料之外,还关注满语达斡尔语词典等文献语言资料。

鲍培在搜集达斡尔语语料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细致的研究工作。1930年6月,其著作《达斡尔方言》(俄文)在列宁格勒出版,这是鲍培基于1927年在乌兰巴托搜集达斡尔语语料的基础上完成的著作。全书由前言、引论、话语材料、词汇表、研究文章等部分构成,引论部分介绍郭道甫创制的达呼尔文,话语材料部分收录12篇语料,研究文章部分主要研究达斡尔语的语音、语法等语言内部结构,具体涉及达斡尔语的元音、辅音、数词、代词、物主词、量词、变格、话语构成、辅助语、变位法、命令式形式、陈述式形式、形动词、语气词等领域。[2]此外,鲍培还撰就研究达斡尔语的专题论文《评马丁著〈达斡尔蒙古语语法〉》[4]《达斡尔语》(德文)、《达斡尔方言》(俄文),认为达斡尔人“在满洲西北,确切些说,在海拉尔市附近和嫩江河谷,主要是在齐齐哈尔附近,约有两万五千人使用。达斡尔语包括三种方言,即海拉尔方言、布特哈方言和齐齐哈尔方言。”[5]10

鲍培将达斡尔语研究置于蒙古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比较研究的阿尔泰语言学领域,其研究有力推动了阿尔泰语言学的发展。1941年,鲍培在其著作《蒙古文字史,第一卷,八思巴文》中就分析研究达斡尔语,而在1955年出版《蒙古语比较研究导论》,从阿尔泰语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视角,比较研究喀尔喀语、鄂尔多斯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莫卧儿语、土族语、八思巴文、中世纪蒙古语、书面蒙古语等语音和形态成分。[6]鲍培通过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族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发现,“达斡尔语是一种保守的古体的蒙古语,保留了中世纪蒙古语的一些特征”,而不是“混合的满洲——蒙古语”。其实,鲍培之前的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者将达斡尔语归属于满通古斯语族,兰司铁就认为达斡尔语是“混合的满洲——蒙古语”[6],“在满洲西北(黑龙江省)的达斡尔人,应被视为一个特殊集团。他们为通古斯人所包围,又或多或少地与其他蒙古语群相隔离,一方面保留了一些古代语言的特点(例如部分地保留了词首的h-),同时又接受了东蒙古的影响,特别是一些通古斯词和文化。”[7]16鲍培则反对兰司铁观点:“达斡尔语是一种保守的古体的蒙古语,保留了中世纪 (12—16世纪)蒙古语的一些特征。例如:保留了*e,现代蒙古语中变为ö。emes-‘穿衣服’, 喀尔喀语为ömes-;保留了au和eü,现代蒙古语分别变为ū和ü。aula‘山’,喀尔喀语为uul。”[6]中古蒙古语至少包括三个方言,即南中古方言、东中古方言和西中古方言,其中“南中古方言为现今的土族语、三塔语和达斡尔语的源泉”[5]23,达斡尔语、土族语有原始长元音,对应于其他蒙古语族语言的短元音。[5]173

在达斡尔语和其他阿尔泰语系语言接触研究方面,鲍培提出颇有建树的观点,认为达斡尔语借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成分,确切说借用很多索伦语词语,“直到不久以前,达斡尔人都只有用满语(或汉语)做他们的文语”。通古斯语也借用古代蒙古语词语,“女真语中有大量的蒙古语借词,绝大多数借词在古蒙古时期,即12 世纪以前,已进入女真语,”[6]“满语有大量蒙语借词。全部满语词汇中,出自蒙语的词不下于25%-30%”。[5]198

除了阿尔泰语言学研究以外,鲍培还关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文献和文学领域的研究。他指出,蒙古语研究必须猎涉语文学研究,文献语言的语文学研究,对现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研究有重要意义。[6]因此,多数阿尔泰语言学家,如,兰司铁、符拉基米尔佐夫、拉德洛夫在其语言学研究中注重语文学和文学的研究。鲍培在语言调查过程中搜集了丰富的民间文学资料。《达斡尔方言》收录的12篇话语中,不乏达斡尔族民间文学资料,鲍培把这些资料用国际音标标音的同时,附加了俄文翻译。值得关注的是,《达斡尔方言》收录的第8篇语料就是达斡尔族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开篇部分为散文体的文本,其余为韵文体的文本。鲍培是最早搜集整理达斡尔族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学者,1927年在调查蒙古语喀尔喀方言时,搜集了达斡尔族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之后收录于其著作《达斡尔方言》当中。

鲍培搜集刊发的《阿勒坦嘎乐布尔特》是了解早期达斡尔语海拉尔方言的珍贵语料,恩和巴图认为:“据一些老人回忆,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流传于达斡尔族地区。那时他们听到过有人讲述它,而且还能讲好几个晚上。但据调查,到五六十年代时在达斡尔族地区已经无人能咏唱或系统地讲述《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只流传其中的某些片段。”(3)恩和巴图:《关于达斡尔族英雄史诗〈阿勒坦嘎乐布尔特〉》,内蒙古自治区达斡尔学会遍《达斡尔族研究》(第六辑),1998年,第52页。

除了达斡尔语言文学之外,鲍培还从事其他民族的文学研究工作,撰写多篇(部)阿尔泰语系诸民族文学研究论著。如,《布里亚特语言和文学》(1927年)、《布里亚特文学》(1929年)、《卡尔梅克文学》(1931年)、《满族文学》(1932年)、《蒙古文学》(1934年)、《卫拉特文学》(1934年)、《古亚细亚民族的文学》(1934年)、《布里亚特蒙古文艺学问题》(1935年)、《国外研究蒙古文学的现状》(1939年)、《蒙古族的民间创作:谚语、诗歌、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喀尔喀蒙古文德译本》(1955年)、《吐鲁番所出蒙古文诗歌》(1960年)、《布里亚特人关于Sōno-Btor的传说》(1966年)、《评田清波著〈鄂尔多斯口头文学〉》(1937年)、《评本青著〈阿尔泰语文学和突厥学导论〉》(1953年)、《评普怡著〈作为史料和文学创作的蒙古秘史〉》(1956年)、《评格拉西莫维奇著〈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学(1921—1964年)〉》(1965年)、《评瓦西列维奇著〈鄂温克族民间历史传说故事译注〉》(1966年)、《评乌兰乌德出版的〈布里亚特民间创作〉》(1968年)、《评斯捷布洛沃伊译注〈被出卖的儿子——土库曼民间故事〉》(1969年)、《评哈密尔顿译注〈回鹘文善恶两王子传〉》(1971年)、《评海希西著〈蒙古文学史卷1-2〉》(1972年)。通过以上论著可以看出,除了蒙古文学之外,鲍培还关注满通古斯语族民族的文学,研究内容涉及谚语、诗歌、神话、传说、故事等广泛领域。

在文学研究中,鲍培重点关注英雄史诗研究,相关研究论著有十余篇(部):《〈格斯尔汗〉的几个新章节》(1927年)、《喀尔喀蒙古语英雄史诗》(1928年)、《古代蒙古史诗文学》(1934年)、《喀尔喀蒙古史诗研究》(1935年)、《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1937年)、《布里亚特蒙古的英雄史诗的几个问题》(1940年)、《论蒙古史诗中的夸张法》(1962年)、《蒙古英雄史诗》(1968年)、《喀尔喀蒙古英雄史诗》(1971年)、《蒙古英雄史诗Khilen Galdzū》(1971年)、《蒙古史诗I》(1975)、《蒙古史诗II》(1975年)、《蒙古史诗III》(1975年)、《蒙古史诗IV》(1975年)、《蒙古史诗V》(1977年)。在他发表的书评当中,有几篇关于史诗方面的文章,如:《评费尔曼著〈北方民族圣书卷——格斯尔汗传〉》(1925年)、《评伯希和著〈回鹘文乌古斯汗传〉》(1930年)、《评班格等著〈乌古斯汗传〉》(1932年)、《评科津著〈蒙古人民的史诗〉》(1948年)、《评门格斯著〈古俄文史诗伊戈尔故事中的东方语言词汇成分〉》(1951年)、《评达木丁苏荣著〈格斯尔汗传的历史根源〉》(1957年)、《评霍科斯编〈沃斯贾克(汉迪)语史诗3-1〉》(1963年)等。[3]

鲍培是著名的阿泰语言学家,是阿尔泰语系语言亲缘学说的奠基人之一,擅长于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诸阿尔泰语言的同源成分和借用成分。鲍培的研究语言的视野和研究方法对当今达斡尔族语言文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鲍培认为:“学无止境,那种认为一本书即可给予我们终极知识的想法,显然是错误的。然而一个学者在他一生的著作中,总有一部分他更喜欢、更满意、自认为有效时间更长的作品。我的蒙古史诗译作和喀尔喀、布里亚特、达斡尔、索伦、巴尔虎真—通古斯文献资料集,很可能长期被学者们参考使用。”[6]鲍培的达斡尔语言调查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必将对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研究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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