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征鲁

中国中世纪政治文明在两宋发展到一个最高水平，尤以地方吏治的清明为显著特征，而福州地区的吏治最为典范。这里不容详谈，可参见将出版的《福州通史•两宋卷》。在中国中世纪官本位的社会里，地方吏治的清明与否，全系于第一把手，即在州系于知州事，在县系于知县事或县令。知州、知县对辖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司法等，事无不总，一锤定音。考之史志，两宋福州知州先后有两百位，大都可谓循吏良守，文苑英华。然至今，除了一二人外，如辛弃疾、蔡襄，绝大部分已不为人们所知。本系列谭或可拂去岁月的尘埃，再现先贤当年的治绩与风骨。

马亮于北宋太宗淳化年间任福州知州事，据考所任时间不出一年。不过，宋代地方官调动频繁，以福州而言，知州的任期以一年、二年、三年为多见。这里，我们以他曾任福州知州的身份来考察他的仕途与历练，又以他一生的历练与仕途来诠释他的福州知州之任。

马亮（959—1031），字叔明，籍贯庐州合肥，即今天的安徽合肥市。登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授大理事评，此为当时中央司法部门的低级审判官。接着，任芜湖县令，这是一个亲民的地方官。可以说，司法与地方民政构成了他后来功业的基础。

芜湖县令任满，马亮调至中央，任殿中丞。北宋前期，殿中丞仅为寄禄官，亦名阶官，即有俸禄而并无实际职掌。旋又任常州通判，为知常州事的副手。两宋之际，中央与地方、地区之间官员的交流十分频繁，当然有利有弊，但总的是利大于弊。

其时常州发生了一个案子，衙吏与老百姓因故亡失了官府的钱款，充他们的家产也不足以抵债。连同他们的妻儿，抓了数百人。马亮上任，一接手，就全部放人，并宽缓他们还债的期限。众人感激涕零，不出一个月，就还清所有的欠负。其时，罗处约任荆湖路巡抚，很欣赏下属马亮的作为，以亮治理卓著上报朝廷，遂被擢迁为濮州知州事。

又逢诸路转运司设置纠察刑狱的官职，于是，以初露锋芒的马亮为福建路转运司的纠察官。宋代，地方行政体制，行路、州、县三级制，路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负责均调一路租税以供国用，兼有监察之责。亮到任后，复查、平反冤狱，全活者达数十人。由于转运司主管均调一路租税，其之法办对象大多是逋逃赋税者，属经济犯，而马亮一贯体恤这一类弱者，自然可以全活就尽量全活。

马亮是于太宗淳化（990—994）年间初知福州事的，其任期及治绩，史籍几无记载。这不是马亮一反常态，在福州不作为，而是福州历来政治清明，民风温顺，社会和谐，故使以剸繁决剧著称的马亮英雄无用武之地，较之在其他地区的施政而显得乏善可陈。朝廷也终因马亮有理剧长才，不可浪费，很快将之调到他处了。两宋福州社会的清明，限于篇幅，这里不能深入述论，但举一例：终两宋，福州地区未发生过一次民变即农民起义。

马亮在福州时有一堪称佳话的轶事。其时，吕蒙亨为福州属县的一个县令。他有一个儿子吕夷简也带在任上。马亮偶遇夷简，交往之下极为欣赏，后把女儿许配给他。妻刘氏怨怪说：“怎么可以把女儿嫁给一个县令儿子？”马亮说：“这不是你能知道的。”后来吕夷简果然位登宰相。史书上有一段记载：“亮卒，时夷简在相位，有司谥曰忠肃，人不以为是也。”其弦外之音就是马亮是沾了女婿吕夷简的光才被谥为“忠肃”的。这是因为，当时死者的谥号不仅仅在于他的功业，还在于他的官爵，马亮实际的最高官位为工部尚书。又陈执中、梁适为小京官时，甚至田况、宋庠及其弟宋祁在童子时，马亮都厚遇之，勉励他们：“将来必鹏程万里！”世以马亮为知人。

还有一桩轶事，这里也附带一提。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闰六月，马亮在知升州任上为一私事上奏皇帝，曰：“早年，刚中进士，有同榜戴永者，分配到岭南为官，对臣说：‘苟不生还，以遗孤为托。’不久，永卒。臣找到他幼年的儿子，养育在家，长大了，把最小的女儿嫁给他。今希望开恩，让他释褐为官，以继故人的血脉。”仁宗嘉赏马亮的信义，于是下旨：“以进士戴国祥试将作监主簿。”这里不知进士是不是御赐的。亦见马亮为人之一斑。

话说回来，马亮知福州未逾一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的状元，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的苏易简，向朝廷推荐马亮有“剸繁理剧”之才，朝廷随即将其召回，委任为提点三司都勾院、磨勘凭由司。这是两个官名，前一个为中央经济部门即度支、户部、盐铁监察机构的长官，后一个为中央经济部门审核、复查机构的长官，工作至为细碎、繁复。这也是用马亮的长才。

久之，才外放马亮，为饶州知州。州中豪强白氏家族总与官府过不去，其头领曾经杀人，后经赦免，出狱后更加横行霸道，为闾里之患。马亮经调查属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公布其罪行，处死为首者，境内敬畏、信服。

州有官府办的铸钱工场——铸钱监。这个监工匠多而可供铸造的铜、锡原料跟不上，常常窝工。马亮获得上司的批准，将一半的工人迁到池州，再组建了一个铸钱监，结果岁增缗钱十万。这表现出马亮经济方面的才干。

又随例交流为京官，升职为殿中侍御史。此官为宋代御史台的一个职务，主要监察皇城内的违法、失仪行为。

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太宗驾崩，真宗皇帝刚即位，朝臣纷纷献言。马亮也上书曰：“陛下初次执政，对军队的赏赐要快，以安军心。现在当地的有些官员不及时颁放赏赐，请派遣使者到各地督察。又朝廷已下赦书，免除了州县所欠的赋税，而有关机构却置若罔闻，更急迫地去征讨，应当兑现赦书，普及皇恩，宽慰百姓。往例，以亲王任开封府府尹，位尊势重，嫌隙易生，以此事的缘由为鉴，表示对皇族的保全亲爱之道。契丹连年南侵，河朔地区萧条，请修好契丹，让边民休养生息。”真宗皇帝赞许他的意见，认为马亮可用。

马亮的建言，不是抽象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为巩固政权，迫切需要解决的实事、要事。两汉以来，国家选官的标准，一为经术，包括儒家伦理道德。一为吏干，包括断狱、文学，后者又演化为经世致用之学，而以前者为优先。综观马亮的言行，不能不说更具有后者的色彩。

真宗咸平三年（1000）夏四月，四川益州低级军官神卫都虞侯王均、戍兵李延顺等发动兵变，现代传统史学归为农民起义，于是朝廷以马亮为四川转运副使，负责镇压大军的后勤保障和督察工作，旋又升任为正使。叛军固守益州城。宋将雷有终、石普率军攻城，战事至为惨烈。王均在弓箭的箭头上涂有毒药，射中官军即死，城下陈尸累累。雷有终募敢死队，在城墙下挖洞，上蒙毛毡，手持火炬强行攻入城，麾戈直冲，遂克其城，前后杀叛军三千余人。

由图10可知，当反应时间在0~10 min范围内，HHCB和AHTN的去除率呈逐渐增大趋势；当反应时间大于10 min后，HHCB和AHTN的去除率基本维持不变。在反应时间为10 min时，HHCB和AHTN的去除率可达到89.65%和83.07%。本研究结果与Fenton试剂处理一般有机物的规律相符，即反应开始阶段有机物的去除率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大，一定时间后，有机物的去除率接近最大值并趋于稳定（王罗春等，2001）。

翌年，战事甫平，真宗皇帝召四川转运使、兵部员外郎马亮入京，汇报四川战况。此时，真宗才知道，雷有终平叛之后，诛杀不已，马亮急加制止，全活了一千多人。城破后，出现饥荒，城中斗米千钱，马亮尽出官府仓库的存米，以半价售与饥民，民赖以济。马亮擅自宽赦叛军、发官仓赈济是有风险的，然真宗仁君，予以首肯。

正在此时，四川方面押送了俘虏的叛军八十九人至京。当时主持全国军政的知枢密院事周莹主张全部处死。马亮坚决反对，说：“愚民是被胁迫为贼的，这不过是其中的百分之一二，大部分还窜伏在山林，若不宽赦这些人，心怀反侧之人闻风疑惧，揭竿而起，是再造一个王均也。”真宗皇帝省悟，宽赦了全部八十九人。

为奖励马亮，加官直史馆，复遣还四川履职。四川宿产井盐，然此时诸州盐井，岁久泉涸，已产不出盐。官府照样收税，督责严酷，一州竟拘捕了数百人。马亮发现此弊，下令释放全部被拘捕者，奏请废除不出盐的盐井，可不再进入税目。又豁免民间欠官府的二百余万钱物。

真宗咸平五年（1002）五月，又召马亮入朝陛见，奏事称旨，赐以金紫官服、佩戴，命知潭州。州下属县有亡命的士兵打家劫舍，为乡里所患，乡人共诛杀之。经审判，因杀人，当处死四名凶手。马亮亲临其事，对僚属说：“为民除害，反被判死罪，不是司法的本意。”于是在案卷上大笔一批：“全部无罪释放！”

后转官为升州知州。上任途中经过江州，当地大旱，饿殍遍地。恰逢来自湖湘赴京的数十艘漕米船经此，马亮当即截留，移文管辖的守将，发漕米以赈济饥民。上奏陈情曰：“沿江诸郡皆严重歉收，地方官不救荒年，下官只能动用漕米赈济。”也是冒擅动皇粮之罪的。

真宗景德四年（1007）冬十月，马亮知升州任满，返京述职。上表朝廷说：“祖上坟墓在合肥，请求典守庐州，以便清扫、祭祀祖坟。”及皇上召见，但曰：“如国家有所任用，岂敢顾及个人的私利？”时广东宜州陈平之乱初平，真宗向他垂询广东、桂林一带的政事。马亮对曰：“当地长官高谨徽、高绅都循规谨慎，不是岭南郡守之才，要慎重选择人选。窃以为张咏、刘综可以胜任。”上曰：“张咏有病，不宜离京远行。刘综镇守并州，寄任已重。”原来准备命杨覃知广州，上在召对中，发觉马亮愿意赴此，就对宰相说：“马亮之吏干、敏捷不在杨覃之下。”于是，任命其知广州。为此，擢升为右谏议大夫，以壮其广州之任。

宋代皇帝定期召对外官，在皇帝方面可倾听下情、考察官员，在官员方面则可提出建议和要求。在上面列举的真宗两次召对马亮，一次是马亮汇报四川的平叛与善后，一次是与真宗讨论岭南地区的长官人选，马亮都直言不讳，屡献谠言。尤可称道的是这些意见都为真宗采纳，并通过后一次考察任命其为知广州事。亦见在宋朝，君臣有很好的互动，这也是当时政治的开明之处。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正月，马亮知荆南路。其向朝廷建言：“窃见天下庶官的职田，即官职所附的公田，其租作为官员俸禄的补充，莸利过于优厚，请二三年间，暂停职田之设，职田所收聊助国家行政经费。臣今年行此制，所得米麦有四百二十余石。”庶官，指一般官吏。职田，又称职分田，北宋时仅外官官职所附，作为俸禄的补充。

马亮在真宗皇帝后期，历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迁尚书工部侍郎，复知升州，徙杭州，加集贤院学士。入为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知庐州，徙江陵，又徙江宁府。似乎官位一直在知州事、尚书侍郎之间踏步。其实，真宗有延揽其入中枢的思考。史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正月，宰相王旦得痰疾久不愈，真宗命用桥子将王旦抬进宫，着其子王雍可相随。入宫后，内省直班吏人将之扶入便殿陛见。真宗慰问四番，就单刀直入地说：“卿现在痰疾加剧，万一有不讳，我当把天下事付之何人？”王旦叩头说：“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回答。皇上说：“张咏如何？”不答。又问：“马亮如何？”不答。皇上说：“你姑且说说大致的意向。”王旦挣扎着挺直身体，举笏曰：“以臣的愚见，不如让寇准上。”皇上沉默了一会儿，说：“寇准性刚直，心胸狭隘，卿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人。”王旦对曰：“其他人，臣都不了解。臣病困，不能久侍左右，请准于辞退。”这番谈话后不久，真宗皇帝还是尊重王旦的推荐，以寇准入相。

这段君臣问答，良可玩味。一则，宋代皇帝任相唯贤，兼听则明，不固执己见。这与那些王朝末季的昏庸之主，只亲近侫倖、外戚、宦官，不啻有天壤之别。二则，当时马亮仅为知州事、侍郎一类的中级官员，若论资排辈根本轮不到他为宰辅之选，足见其在朝野的口碑与人望，甚至他的嘉评上达天听。然此事不谐，倘若马亮真能为相，以他的才智、历练、为民请命的情怀，当是有宋的一代贤相，地位不在寇准之下。然历史不容假设。走笔至此，一声喟叹，怃然久之。

仁宗时拜尚书右丞，复知庐州，召回任京官，判尚书都省兼知审刑院，迁工部尚书，又外放，知亳州，又迁江宁府。

马亮在判尚书都省兼审刑院任上，有两个建言。一是在仁宗天圣四年（1026），权判都省马亮建言：“天下僧人以数十万计，有的为盗贼，民颇苦之。请在一年规定的时间内度人为僧，其他时间不可度人。今后亦不能收曾犯法的和有文身的人入僧籍。”诏可。一是在仁宗天圣五年（1027），马亮建言：“有奸人知将颁恩赦而故意犯法，不得以赦免。”仁宗为之下诏曰：“自今国家有大典礼前，会赦免，但也下达了约束规定，如在这一期间有故意犯劫盗者和官员受贿者，并依法处置。”显然，这些建言都是利国利民的。

然其亦有所请为朝廷所拒绝。如前马亮知广州时，上奏：“夏天炎热，欲停诸军的例行教阅。”真宗临览奏后说：“朕记得，开国以来，广东、四川地处遐远，过去未尝给兵器，习武艺，素质较差，马亮遽停诸军教阅恐不妥。”乃诏总理军政的枢密院检查出原来的命令与近年的实例，谕令马亮遵守。

马亮知荆南路时，其辖下辰州地区溪蛮骚动，有攻掠邻近地区之势。诏命马亮，发潭州虎翼军五百人屯驻鼎州，一俟辰州有警报，就前往救援。辰州知州事张伦陈说形势利害，要求加派军队消灭溪蛮。马亮也请中央派兵支援。宰相王旦则说：“此小股蛮贼，不足以动用中央军队。但当严防其攻掠，忽使该蛮入境，杜绝其异动，地方就安静了。”真宗也同意王旦的见解。从另一个角度看，于上全部建言，为朝廷同意的大多是谋国利民方面的内容，不同意的两条则为战略战术或技术方面的内容，这恐怕并非纯出偶然。亦见当时的政治开明。

马亮最后以太子少保致仕，仁宗天圣九年（1031）卒，得年七十三，赠尚书右仆射，赐谥忠肃。他实际最高官职为工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府的部长。时人晏殊在《马忠肃公亮墓志铭》中褒扬其“委质三朝，勤身四方，保绥吉禄。尽瘁克忠，褒甄有加。进退哀荣，为儒臣表式”，都是官话套话，没有评价到点子上。宋代的史书，评价其为“有智略，敏于政事，然其所至无廉称”，甚至称“饶才智而寡廉称，士论以此为惜”，元、明、清的史志陈陈相因。其前句论其禀赋、功业显然是不够的。后句说其清廉有亏，虽语焉不详，却是良史之笔。即循吏能臣也是有缺点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廉，既是一个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法律范畴。二者之间有一个质的临界。这里的廉，是否说马亮生活奢靡？但有宋一代厚禄养官，官员的生活都很优渥，中、高级官员更是如此，像欧阳修、苏轼、寇准、辛弃疾、张浚等，都以生活奢靡著称。恐怕还有其他不廉之举，但不是很严重，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窃以为，马亮智略超群，有行政、司法、经济长才，能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有很强的执行力，特别是他以民为本、起溺拯亡的为政宗旨，每每救苦救难，造福一方，在风格上则可谓“唯有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为两宋“剸繁决剧”能吏之典范。至于其清廉方面风评有微词，当是白璧微瑕。其之知福州，也为福州的历史留下了仁人志士的足迹。当然，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他时代的局限性，这里对马亮的高度肯定只是在中世纪历史条件下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历史主义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