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我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问题一直占据着重要位置。经历了动荡不安的近代史，中华民族内部单个民族之间黏合性的修复也被提上日程。百废待兴时期的东北电影制片厂也最先关注到了民族团结问题，率先出品了《内蒙人民的胜利》《草原上的人们》两部民族题材影片。作品体现了“东影”直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民族间的误解和隔阂，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引导其进入公民的政治身份，塑造共同理想信念来重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一、文化身份的被认同

我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其文化不允许被某一个因素或特征所定义，各个民族文化也需要被所处的共同体所尊重。这样的尊重是对民族文化价值的肯定，使其能够在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确定自身的位置，找到安全的发展空间。所谓民族认同即是谁属于或不属于这个共同体，以及谁是或不是被赋予名分并据此提出主张。[1]所以尊重少数民族，给予其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发展空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影片所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东影”站在尊重蒙古族民族文化的角度，以欣赏、赞美的笔触描绘内蒙古人民生活和草原风光的两部作品可以说体现了这一要求。两部影片在立场上坚持民族平等。

两部作品直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少数民族同胞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以理解的态度缓和矛盾。《内蒙人民的胜利》中为王爷放马的顿得布对汉族人有着抵触情绪，影片直面这样的矛盾，以顿得布慢慢意识到出卖自己民族的到底是什么人，从而加入民族解放的队伍为结局。[2]

两部作品均对内蒙古独特的风情和草原的自然风光予以浪漫主义的表现和深情的歌颂。作为本文研究对象的两部影片都对一望无际、风光无限的大草原进行了重点的描绘。《内蒙人民的胜利》中乌云碧勒格赤脚在草原上赶着羊群，雪白的羊群和在风中好似流动着的茂密草场，成全了观众对于蒙古大草原的梦幻想象。《草原上的人们》更是像一首散文诗，展现了草原四季的风景。开篇江涛一样汹涌奔腾的牛羊和马群，塑造了对于内蒙古风光的宏大印象，以这样一个外化的生动符号，将观众带入内蒙人民最切近的生活。两部影片也处处向观众展示了真实又迷人的内蒙古风情，特征突出且富有感染力。导演的表述并不是站在其他民族角度对其进行猎奇式的想象和观照，而更接近于深入其中油然生发的感叹。《内蒙人民的胜利》开头的套马场景镜头语言丰富饱满，顿得布挥鞭深入飞驰的马匹间，充分展现了蒙古青年奔放豪迈的气质。《草原上的人们》中那达慕大会上姑娘们跳着本民族的舞，汉子们一招一式地角力摔跤，都彰显了新中国蒙古族人民生动、充满激情和希望的新生活。在宏大叙事文本之下彰显了丰富灵动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显现了少数民族是以具有差异性的面貌和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的。[3]

二、政治身份的认同

在给予民族文化同等的尊重，为不同文化创造空间的时候，还要保持共同政体的概念。其隐含意义在于使用人民、公民这样的政治概念来将族裔性的民族主义引向公民的民族主义或说是爱国主义。十七年时期，我国创造了许多为共和国呐喊和歌唱的影片。其中对人民翻身做主人和人民主体性进行强调的影片属于一个典型，有着许多优秀的例证，如《白毛女》。这样的主题在共和国建设初期少数民族电影的创作中也屡屡涌现，本文讨论的两部作品《内蒙人民的胜利》《草原上的人们》以及讲述西藏废除农奴制的作品《农奴》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所谓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为，前者是以族裔、语言、宗教或种族来感召人们的民族主义，后者是以共同遵守某些特定的宪法原则来感召人们的民族主义。在影片的具体表现中，公民的或是人民的民族主义首先包括的是《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意义，其次还包括共同遵守某种经济、生产上的原则，如《草原上的人们》中的生产小组、定居游牧。首先，两部影片奋斗的目标和基础都是人民性的。其次，两部作品都将人民放在了主体性的地位，表现了历史并不仅仅是个别伟人的、统治阶级的，更是人民的。正如2014 年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内蒙人民的胜利》以建立共产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为奋斗目标。如《人民日报》1951 年3月16 日报道所表“顿得布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蒙汉联军的行列，为解放全中国而奔向光明的前程”[4]，其斗争目标变为了解放全中国从而为蒙古族人民赢得平等的公民身份。《草原上的人们》更是在新中国的基础上维护祖国统一稳定和公民身份，遵守着经济、生产上的共同原则。经验丰富的老村长维护的是生产小组的合理性，女儿追求的是新中国制度带来的价值观。萨仁格娃在最后的演讲中明确展示出的也是对于国家范围的集体荣誉感和奉献精神。

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致力于突出人民的主体性。这一方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影片的一大特点，曾被研究者反复提及与论述。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两部影片中则体现为塑造了光辉美好的主要人物。两部影片都以蒙古族的普通人民群众为描述对象，突出了其众多美好品质。如顿得布对于民族的忠诚，以及醒悟后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萨仁格娃勤劳能干，年年都是队里的劳动模范。面对蒙奸机智勇敢，只身骑马追去制服宝鲁。由此塑造了一群站在国家和民族双立场上的少数民族正面人物。类似人物的塑造肯定了人民的主体性，肯定了人民的价值，而这样的价值也内化在追求国家独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实际上，不仅国家需要公民的忠诚，每一个公民更需要国家的庇护，“人权能得到保护，更多是因为我们是有力量国家的成员……因为民族—国家能够给予实实在在的安全感”[5]。所以影片将对族裔的认同转换为对国家的公民立场的认同，这是双向的选择。

三、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差异性是必然存在的，相互尊重彼此的个性是团结的前提。面对民族间的个性和差异，“东影”出品的两部少数民族影片都选择强调和塑造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焦点。如本文开篇提及的比库·派瑞克对于民族认同的表述，它既是一种身份的证明，更是一种紧密相连的关系。而本文所分析的两部影片则是通过聚焦共同的理想和焦点，建构意识上的命运共同体来紧密这种关系的。《内蒙人民的胜利》将其呈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国家范围内人民的自由。《草原上的人们》则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集体荣誉感作为共同理想。简而言之，即表现解放前的革命时期与解放后的建设时期两个不同背景的作品，分别在影片中为少数民族和汉族塑造了共同的革命理想与生产生活理想。

（一）共同理想和焦点的构建

《内蒙春光》至《内蒙人民的胜利》的改编主要是“东影”编导人员在该问题上的改良。改良后的《内蒙人民的胜利》重点修正了蒙古王爷这一人物，他不再激烈地反对共产党，抵触解放，而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成了可改造和团结的对象。单就影片创作来看，王震之认为《内蒙春光》原片二元对立的叙事模式中，斗争目标应该更加明确和统一，应团结少数民族，从而建立自由平等的国家。厘清斗争目标的过程也就是树立共同理想的过程，原动力便来自各族人民共同对自由、平等、和平的新中国的向往。[6]

《草原上的人们》将民族的焦点和共同理想确定在了集体荣誉感、自我价值实现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影片虽在其中穿插了爱情、反特的线索，但男女主人公的核心行动线都是在追求美好生活之路上实现自我价值。影片开头萨仁高娃的台词就热情地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那个时候，咱们也点上电灯了，用机器割草，用机器剪羊毛，机器……”。片中男女主人公的价值选择都无一例外地是要依靠自身的劳动换取荣誉与尊重，争当劳动模范取得流动红旗。总体上汉族与蒙古族由于奋斗目标一致而呈现携手共进，相互帮扶的状态。在影片的最后，对个人荣誉感的追求更是上升为对集体荣誉感和国家大爱的呼唤。女主角萨仁高娃在制服蒙奸获得组织表彰时有一段发言：“我们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的生产建设不光是为我们的内蒙古草原，应当是为全国。让各族的人都能穿上我们羊毛织成的毛呢，我们牛皮做的皮鞋。我们内蒙古草原和祖国是分不开的。毛主席给我们好生活，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共产党、毛主席。”这一段独白可以说是影片对于新中国建设时期共同理想塑造最直白的注释。

（二）共克时艰的命运共同体

所谓命运共同体则是：“建立在共同的历史渊源、共同的现实利益以及共同的未来愿景之上的，强调在互相交往和影响之中经历和分担共同的命运，呈现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状态的共同体。”[7]这样的命运共同体状态在“东影”时期两部影片描述的解放前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便具体体现为共克时艰。

《内蒙人民的胜利》一片中内忧外患、矛盾丛生的外部环境是各族人民共同面临的困境，影片开端蒙古族王公、蒙古族平民、共产党特派员、国民党、蒙奸等之间矛盾丛生，立场各异。该片在受到批评经过改编后，导演和编剧一改将少数民族按阶级分割开来的做法，重点将蒙古族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书写。其意义便是将蒙古族全族人民与争取解放的汉族人团结在一起，共同争取国家的自由和平等，共克时艰。《草原上的人们》中角色面临的问题有斗蒙奸、恋爱问题、生产生活问题，占主要地位的还是生产生活层面。内蒙古恶劣的春季风暴，大批牲口的饲养，虎视眈眈的狼群等，都是内蒙古人民生活的主要问题。危机解决的主要原因依旧是民族的团结和党的支持，但其中也更加突出了以女主角萨仁高娃为首的蒙古族人民的勇敢和智慧。

虽然两部影片的背景时期、历史环境、宣传的政治思想，乃至树立的共同理想都有所不同，但都是生发于人民对于自由美好生活朴素、热忱的向往。也正是因为两部影片构建的焦点来自各民族人民共同的愿望，所以才能够成功地密切这样一种关系。

综上，“东影”对于民族题材的尝试有着国家叙事、民族政策宣传、二元对立叙事等特征，与今日相关题材的影片相去甚远，但也符合当是时的国内环境和政治需要。“东影”作为新中国电影开天辟地的角色，对于恢复民族间黏合性，建立各个维度认同的方面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且收获了良好效果。这一时期的两部影片对于民族间黏合性的努力和期待可以用迈克尔·伊格纳杰夫的设想作为总结，那就是守望着“相互平等、享有权利的公民，为着共同的政治实践和价值观联合在爱国的旗帜下”[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