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伟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贵妇人画像》作为亨利·詹姆斯的早期代表作，描写了一位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美国少女一心想在欧洲追寻她所谓的自由，却不幸落入他人设计的圈套，在婚姻问题上做出错误选择，并最终陷入婚姻牢笼的故事。小说在1881年一经发表便引起轰动，广受读者欢迎，文学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好评不绝于耳，威廉·豪威尔斯当时称赞道：“除了乔治·艾略特之外，没有其他小说家对动机的分析如此广泛，对行动的根源的解释和评论如此充分。”[1]129-130后来的英国文学评论家F.R.利维斯说：“《贵妇人画像》是詹姆斯最杰出的成就，也是英语语言文学中最伟大的小说之一。”[2]253时至今日，《贵妇人画像》仍在全世界读者中被广泛阅读，评论界对于这部小说的讨论也经久不衰。纵观国内外对《贵妇人画像》的研究，阐释角度众多，主要集中在伊莎贝尔的自由观、女性主义、男权文化、欧美文化的碰撞和小说的叙事这几大方面。由此可见，《贵妇人画像》虽作为一部心理现实主义小说，学者们却主要把研究视角集中在“现实”这一块，而对小说中的“心理”却鲜有提及。针对这一研究缺口，本文旨在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弗洛伊德人格理论分析女主人公伊莎贝尔这一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伊莎贝尔的心理发展历程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不谋而合，她的一些所作所为也可以用人格理论进行解释。通过这一新的解读，读者能更深入地窥视女主的内心世界并了解小说的主题。

作为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晚年在《自我与伊底》中提出了“三部人格结构说”，既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组成。他认为“本我”的目的在于追求快乐，“自我”在于追求现实，而“超我”则在于追求完美。人的精神活动和行为完全取决于这三部分在人格结构中的配置和流动，当某一部分在人格结构中超越另外两部分占主导地位时，人的精神活动和行为则会作出相应的改变。

《贵妇人画像》不啻像广大读者和评论家所认为，是一部悲剧性小说，它更是一部成长体小说，记录了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心理成长。伊莎贝尔的人格心理发展在小说中经历了三个逐渐由低至高的阶段，从被“本我”支配酿成悲剧，到被“自我”掌控接受现实，再到最后被“超我”主导实现道德升华。

一、受“本我”支配——酿成悲剧

弗洛伊德说：“我们整个心理活动似乎都是在下决心去乞求快乐而避免痛苦，而且自动地受唯乐原则的调节。”[3]247-285当一个人的人格由“本我”支配时，他的一切行为则遵循快乐原则，更多地受本能欲望的驱使，而弗洛伊德又认为“与本能相联系的一切心理能量称为“力比多(Libido)”，当这一能量向外释放时会带来身体上的快感，本能借助这个力量以完成其目的”[3]247-285。逃避痛苦，追寻快乐正是伊莎贝尔嫁给奥斯蒙德前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她的人格便相应受“本我”支配。同时，在受“本我”支配阶段，主要有三种“力比多”能量存在于她体内，驱使着她的精神活动和行为，分别表现为对“新奇”“完美”和“自由”的追求。

(一)追求新奇

伊莎贝尔前往欧洲之前，一直在美国生活，当杜歇夫人初见伊莎贝尔时，她的生活处境：破旧的老房屋、凄凉的房间、庸俗的大街和冰冷的雨，无不烘托一种沉闷的氛围，再把目光转向伊莎贝尔，“她盯着书本，竭力集中思想，最近因为她思想总爱飘忽不定，她费了很大劲对思想进行军事训练。训练它按口令前进、立定、后退，甚至执行某些复杂的调遣。这会她给思想下了军令，它正艰难跋涉在德国思想史的沙地平原上。突然，她察觉到一种异于她思想步伐的脚步声”[4]21。伊莎贝尔虽身处书屋一隅，心却早已飞到异国，一位客人的到来都使她欣喜不已，不难看出伊莎贝尔在杜歇夫人到来之前其生活之枯燥，当然在看到伊莎贝尔百无聊赖的处境时，更能体会到她急需摆脱无趣与苦闷，追寻新奇的心情。此时，她的“力比多能量”便表现为对新鲜感和新奇事物的追求。在这一本能欲望未得到满足之前，积压的“力比多能量”也就无从释放，而杜歇夫人的出现则恰好打通了这一能量通道，所以伊莎贝尔在面对这位陌生客人时丝毫没有显现出少女般的娇羞，反倒与这位让她感到新奇的人物侃侃而谈；当杜歇夫人提到欧洲那片“新大陆”并提出要带伊莎贝尔去欧洲时，伊莎贝尔的“力比多能量”则得到完全释放，以至于她兴奋地叫道“我几乎什么都愿意答应”[4]24。

伊莎贝尔一心想脱离现状，追求新奇，而这正符合“本我”逃避痛苦、追求快乐的原则。因此当杜歇夫人提出要带她游历欧洲时，尽管对面前的这位姨妈了解甚少，甚至被父亲灌输了一些对姨妈不尊重的看法，她却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所以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格尚处于“本我”阶段的伊莎贝尔，做出这一旁人看似莽撞的选择便不足为奇，而这一选择则是她走向悲剧的开端。

(二)追求完美

小说中在伊莎贝尔到达英国后屡次提到她的理论，“即做人就要做佼佼者，就得意识到自己处于完美状态，就得生活在光明之中，生活在充满自然智慧、快乐激情和美好的无止尽的灵感天地中，她认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值得活下去”[4]46。此时伊莎贝尔的“力比多能量”便表现为对完美的追求，她急需摆脱平庸，追寻完美。而这一“力比多”能量通道的打通者则是梅尔夫人，不妨看看伊莎贝尔与梅尔夫人在一起时的心理活动。当伊莎贝尔初次遇见梅尔夫人时，后者正在弹奏钢琴，她便觉得梅尔夫人颇有吸引力，梅尔夫人的举手投足让伊莎贝尔倾慕不已，对于她来说，梅尔夫人就是完美的化身。可在小说中，隐含作者做出的评论：“伊莎贝尔怎么会把梅尔夫人的地位看作是贵族地位，我就无法说清她思路中的每一环节了”，“尽管就其各项外在条件来看，他绝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在伊莎贝尔的想象中，她自有一种高贵之处”[4]192。由此可见，梅尔夫人并不像伊莎贝尔所认为的那样是完美的化身，那是什么潜在的因素导致伊莎贝尔的误判？当然这与梅尔夫人的善于伪装不无联系，但伊莎贝尔做出误判的真正原因须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前面提及到伊莎贝尔此时的“力比多能量”是对完美的追求，而当伊莎贝尔遇到梅尔夫人这位善于伪装的妇人时，“力比多能量”则开始释放，对梅尔夫人的一言一行毫无抵抗力，随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其实，彼时的伊莎贝尔更多地把自己对完美的认同投射到梅尔夫人身上，从而满足自己对完美的追求，因此，她心目中的梅尔夫人并不是梅尔夫人本人，而是她想象中的自己，正如小说中所提到似乎伊莎贝尔跟梅尔夫人的灵魂之间有什么交流。拉康曾在他的镜像理论中提到，处于镜像阶段的婴儿通过想象性投射来认识自我，“即自我是在主体与自己的身体之间所建立的想象性关系上形成的，主体是在一种幻想中预期看到其能力的成熟”[5]4。彼时的伊莎贝尔就像处于镜像阶段的婴儿，而梅尔夫人则是伊莎贝尔在镜像里的投射。所以在“力比多”的驱动下，伊莎贝尔通过对梅尔夫人的想象性投射获得了追寻完美的快感，殊不知这只是她自己无意识营造出的假象，而伊莎贝尔对梅尔夫人的误判给了后者可乘之机，这也是导致伊莎贝尔悲剧的直接原因。

(三)追求自由

对自由的追求是伊莎贝尔体内蕴含最多且最为持久的“力比多能量”，从小说一开始就提及她颇为自主，从她与别人的谈话中也可以看出她对自由的珍视，“我试着为自己做出判断，我想即使是判断错了也比听天由命光荣些。我不想做一只温顺的小绵羊。我想选择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物可以表现我，任何属于我的事物都不能衡量我”[4]161。正是在这股能量的驱动下，她先后拒绝了两位条件优越的追求者。

伊莎贝尔首先拒绝了沃伯顿勋爵的追求，她认为沃伯顿勋爵的地位和身份会使她受制于他所在的社会体系，她感到“这位政治和社会的地方巨子意欲将她纳入他那有些招人忌恨的生活及体系活动中去。她的本能——它并不专横，却具有说服力，告诉她要加以抵抗——使她下意识地觉得实际上她有自己的体系与轨道”[4]99。然后面对美国实业家戈德伍德的追求她同样不为所动，她觉得戈德伍德总是要剥夺她的自由，当他出现在她面前时，给她一种不愉快的强大压力。所以接受沃伯顿和戈德伍德与伊莎贝尔追求快乐，也就是追求自由的本能背道而驰，阻碍了“力比多能量”的释放，拒绝他们便在所难免。

就在这股“力比多”能量迟迟得不到释放之际，在梅尔夫人的设计下，伊莎贝尔遇见了奥斯蒙德，相比于前两位追求者，奥斯蒙德在旁人看来毫无亮点，“没有事业，没有名声，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什么都没有”[4]99。可就是这位一事无成的中年男人却打开了伊莎贝尔体内的能量通道，释放了积压已久的“力比多能量”，使伊莎贝尔终获自由的快感。在伊莎贝尔看来，“奥斯蒙德不受任何约束，对世俗社会漠不关心，是最无私，最独立，有个性，因而是最自由的人”[6]。而这与伊莎贝尔之前对梅尔夫人的感觉如出一辙，都是在“力比多”的驱动，追求快乐原则下做出的想象性投射。这一误判也正中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设计的圈套，所以在受内因和外因的双重驱使下，伊莎贝尔最终选择与奥斯蒙德结婚，终陷婚姻的牢笼。

因此当伊莎贝尔的人格受“本我”支配时，她的行为总是遵循着逃避痛苦、追求快乐的原则，始终受“力比多能量”的驱使。伊莎贝尔在此阶段的人格特征注定她将走向悲剧，因为当人格受“本我”支配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更多是追寻快乐而不是直面痛苦，是遵从本能欲望而不是理性现实，所以为了追寻新奇，尽管初次相识，伊莎贝尔便毫不犹豫地接受杜歇夫人前往欧洲的邀请，悲剧就此开始；为了追求完美和自由，先后在评判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时丧失理性，随之做出了不理性的选择从而导致最终的悲剧。人格尚处于“本我”阶段的伊莎贝尔，就像来自新世界的夏娃，注定将在欧洲这片充满诱惑的土地上初尝禁果，付出代价。

二、受“自我”掌控——接受现实

“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能根据周围环境的实际条件来调节“本我”和“超我”的矛盾，采取理性的行为。当人格受“本我”支配时，人的行为被动地受本能欲望驱使，而当人格受“自我”掌控时，人能根据理性能动地支配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动。

在伊莎贝尔度过婚姻之始的甜蜜期后，她渐渐感觉到与奥斯蒙德的婚后生活远没有她想象中的美好，“她逐渐体会到了生活中令人厌恶、作呕的事情。有些时候，她觉得世界一片黑暗，不禁尖锐地问自己，她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4]423。“伊莎贝尔的感情也与从前不一样了。她对自己的处境还像过去那么敏感，但远不如以前感到满意了”[4]425，伊莎贝尔婚后的生活显然是不快乐的，婚姻抑制了她对自由的追求，而在这种“力比多能量”无处释放的状况下，此时的伊莎贝尔并没有再去寻求释放通道。她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全凭着热情来生活，认为现在如果她有烦恼，她得把它们藏在心中，她开始用理性去看待自己的生活，所以她选择接受现实。此时，伊莎贝尔的人格正逐渐由“本我”支配转向由“自我”掌控 。

伊莎贝尔在婚后不仅以理性的思维认清了她的现实婚姻生活，更是采取行动去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生活，尝试在这乏味的婚姻生活中寻找乐趣。正如小说中所说的，“她总是环顾四周，想找点积极的事情干干。她总是觉得不快乐是一种病态，是一种与行动相对的痛苦。因此行动起来——不论干什么——便是一种解脱，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解药”[4]436。伊莎贝尔首先做的就是尽量地去迎合和取悦她的丈夫奥斯蒙德。她不愿作为一个无力应付丈夫要求的女人，她想成为一名贤妻，所以努力地去成全沃伯顿与帕茜，尽管前者是她曾经的追求者，在这过程中伊莎贝尔渐渐发现为她的丈夫谋得快乐竟能使她获得莫大的快乐。

小说中，最能体现出伊莎贝尔心理历程转变的当属伊莎贝尔与奥斯蒙德争论后她意味深长的反思和痛苦醒悟。在此之前尽管她努力地尝试使奥斯蒙德满意，换来的却是他的误解，此时的伊莎贝尔深深地感受到了婚后生活的绝望，她觉得她和她丈夫之间有一道鸿沟，“出于对他的绝对信任，在各方面都是她迈出第一步，然后猛然发觉，对未来生活的无限憧憬却是一条又黑又窄的死胡同，它没有通向天堂……它通向下面，通向地底，通往受约束、受压抑的领域……”[4]447。此时的伊莎贝尔已经完全认清了生活的现实和奥斯蒙德的真实面目，但深知与奥斯蒙德决裂的后果，所以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选择与现实妥协，与奥斯蒙德所代表的严格体系相融，她认为自己必须向她丈夫过去不为人知的那些时期承继下来的习俗迈进。曾经当沃伯顿和戈德伍德所代表的社会体系向她包抄过来时，追求自由的她毅然决然地选择脱身，现在的伊莎贝尔却俨然主动置身于奥斯蒙德的体系中，就像拉尔夫在伊莎贝尔婚后初次见到她时所感叹的：“那位无拘无束、灵活敏锐的姑娘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位代表某种东西的尊贵夫人。伊莎贝尔代表着什么呢？他只能回答说，她代表着吉尔伯特·奥斯蒙德。”[4]414伊莎贝尔已经完全接受了奥斯蒙德的那一套观念，活在奥斯蒙德的影子里，她认为奥斯蒙德已经成为了她的法定主人。就像小说中所说的，“他对她的想象力有很大的影响，使她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婚姻的所有传统观念和神圣的义务。一想到违背它们，她心中不禁充满了恐惧和羞耻感”[4]486。

不难看出，伊莎贝尔在与奥斯蒙德结婚后，她的行为主要受理性支配，尽管婚后的生活与她追求自由的天性背道而驰，但与之前逃避痛苦、追求自由不同，现在感受到的更多的是她的隐忍、妥协和适应，她总是遵循着“现实原则”，根据现实的不同情况来调节心理活动与自身行为去安慰自己，迎合别人。在这过程中，曾把自由奉为圭臬，视若生命的伊莎贝尔终被婚姻磨平了棱角，接受了她不幸婚姻的现实，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人格也从由“本我”支配上升为由“自我”主导，人格中的“超我”也渐露端倪。

三、 受“超我”主导——道德升华

“超我”就是道德化的自我，是由于个体在生活中，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的教养而逐渐形成的。“超我”规定着道德的标准，它的主要功能是按照至善原则指导“自我”，限制“本我”，“超我” 不顾现实的得失，按照道德原则行事。

在上文提到伊莎贝尔的那次意味深长的反省后，她的人格便有向“超我”主导转变的迹象，因为这次反思让伊莎贝尔对世界的认识实现了质的飞跃并决定勇敢地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伊莎贝尔不再以取悦奥斯蒙德为乐，她的行为也不再只是追求现实原则，而是逐渐道德化。伊莎贝尔实现从“自我”到“超我”的真正蜕变始于伯爵夫人揭露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伊莎贝尔在得知自己竟是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的利用工具后，面对来自挚友和丈夫的欺骗，她并没有表现得怒气冲冲，只是语调间流露出无限深沉的悲哀。而她之后的行为则凸显出她道德的一面，她明知道帕茜是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私生女，可她依然信守之前的承诺，前去修女院看望帕茜，更是答应帕茜永远不会抛弃她。尽管站在她面前的小女孩的亲生父母使她陷入无尽的深渊，可她仍然对帕茜展现出圣母般的关怀。如果伊莎贝尔对帕茜的爱还有出于她个人情感的一面，那么她对梅尔夫人的态度则完美诠释她的“超我”人格。得知自己被骗的真相后，伊莎贝尔再次面对梅尔夫人时，她却表现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甚至在帕茜说不喜欢梅尔夫人时要求她不要有这个念头，当最后与梅尔夫人离别时她更是冷静地说了句感谢。此时的伊莎贝尔仿佛像是耶稣在向世人布道：“要爱你爱的人，要爱你不爱的人，要爱你的敌人。”

在小说最后，伊莎贝尔又回到了花园山庄，看望病入膏肓的表哥拉尔夫。在山庄，得知伊莎贝尔深陷困境的戈德伍德再次向她展开了追求，称要拯救她于水火之中，而就像戈德伍德所说的一样，“你离开罗马，已经迈出了关键一步，那么迈出下一步就算不了什么了，这也是自然的一步，一个受尽欺辱，尝遍痛苦的女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合乎情理的”[4]414。伊莎贝尔本可接受戈德伍德，从此逃脱奥斯蒙德的魔掌，远离欧洲这片给她带来无尽痛苦的地方，但她再次拒绝了戈德伍德。伊莎贝尔前几次拒绝戈德伍德是为了追求自由，而这次在拒绝戈德伍德的同时，她也拒绝了获得自由的机会。由此可见，本能欲望在伊莎贝尔身上已销声匿迹，唯一可寻的是她高尚的人格与品质。

小说结尾，伊莎贝尔最终选择回到罗马，回归那段充满痛苦的婚姻，这一回归令众多评论者和广大读者疑惑不已，但从伊莎贝尔当时的人格特征来看，这一回归却是必然的。就像《红字》中的海斯特，从监狱中出来的她选择回归社区继续忍受痛苦从而实现了道德升华，伊莎贝尔同样在她的回归中实现了人格蜕变。“她最初的婚姻选择是一种天真，现在的选择回归婚姻则是一种自我成熟和救赎，她愿意面对现实，敢于承担责任”[7]。人格处于“超我”境界的伊莎贝尔已把个人欲望与得失皆抛之脑后，一切行为都遵从着社会道德规范，追寻的是利他主义而不是利己主义。在伊莎贝尔的人格中，已看不到欲望在隐隐作祟的“本我”、现实在从中作梗的“自我”，只有道德至上的“超我”。

四、结语

《贵妇人画像》的确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悲剧，但对于亨利·詹姆斯来说，他并不只是想在文学史上多添一部悲剧，从伊莎贝尔的心理角度出发，分析她的人格特征则能够发现詹姆斯的“别有用心”，他更想在小说中塑造一名独特的美国女性。从伊莎贝尔不同阶段的心理特征可以看出伊莎贝尔的心理成长是一个由低到高逐渐上升的过程。诚如《天路历程》中的“我”经过苦难的洗礼最终获得灵魂救赎，伊莎贝尔在经受痛苦的同时也得到了人格上的升华，文学评论家罗伯特·怀特在评论这篇小说时说道“历史上，如果一个人没有经历磨难就取得伟大成就，那算不得真正的伟大；也就是说，通过痛苦地降服他那纯粹时狂妄的个人野心的地狱，达到宁静的内心天堂”[8]，犯错后经由痛苦的反思和悲剧性的崛起进入精神的天堂是《圣经》的宗教寓言，也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启示。“《贵妇人画像》非常独特有趣地描写了美国人深深咬了欧洲这个苦涩的苹果之后，又被迫拔出嘴来的情况”[9]121，这是文学评论家利昂对亨利·詹姆斯这部小说的评价，而现在看来“美国人”并没有被迫拔出嘴来，而是继续品尝这颗她自己摘下的苹果，并播撒下了爱的种子。所以，从人格理论分析伊莎贝尔不仅能使读者更了解她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表现了伊莎贝尔这个美国“新人”成长历程的主题和亨利·詹姆斯对那个时代新女性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