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晓洪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文化传播系 四川 遂宁 629000）

一、两汉游侠活动

（一）两汉游侠活动的时代特征

两汉侠风炽烈，游侠队伍扩大。游侠活动在汉初、西汉末、东汉末呈现高峰状态，其余时代比较低落，具有治平少游侠，乱世多豪杰的特点。这种特点与社会风气、时代环境，以及统治者对待游侠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密切相关。

汉初游侠众多，原因很多：一是战国流风所致。一方面，汉初游侠多历秦而来，甚至有战国末期之人。如季布、季心兄弟本是楚国人，季布曾为项羽大将，数次围困刘邦。项羽败亡后，经大侠朱家解救，通过汝阴侯夏侯婴向刘邦说情才得以赦免。《汉书》本传说季心“气盖关中，遇人恭谨，为任侠，方数千里，士争为死”。“季心以勇，布以诺，闻关中”。栾布为魏国人，曾为主人报仇，后受彭越举荐，刘邦任用之。刘邦以谋反罪杀彭越，栾布不惧烹刑，违抗刘邦诏令痛哭祭拜彭越首级，刘邦感其忠义，拜为都尉。田叔为人清廉正直，喜好任侠，受赵王张敖赏识，后张敖受赵午、贯高谋逆牵连被刘邦逮捕。刘邦警告有人胆敢追随赵王，将罪灭三族。但田叔、孟舒等十多人穿上赭色衣服、剃掉头发、铁圈束颈，以囚犯的样子跟随赵王到了长安。刘邦因其才干和忠义拜为汉中太守。张良年少时，“为任侠”，曾经收留杀人逃亡的项伯，后在陈涉起义时，也聚集一百多少年起兵响应。郑当时以任侠自喜，曾经帮助张羽脱难，在梁、楚等地名声极响。另一方面，战国养士之风在汉初依然盛行。宗室公卿中养客的如代相陈豨，仅随行宾客就坐了一千多辆车，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均养客数千人，外戚中的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也多养宾客。此外地方豪强养客也比较常见。这些豪门大家所养、所结之宾客，多有游侠之类人物。二是汉初从皇帝到将相基本起于草莽，重武轻文，本身就具有一些侠义的气质，甚至曾经就是游侠。比如灌夫、袁盎、贯高、张良、季布、季心、栾布、田叔等人即是如此。三是汉初以黄老思想治国，整个环境比较宽松，所谓“及至汉兴，禁网疏阔，未之匡改”[1]3698，客观上对游侠活动起到了放纵的效果。

鉴于游侠带来的社会危害，汉代统治者从景帝就开始了对游侠的无情打压。虽然西汉此后各代帝王对游侠保持的高压态势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对游侠的排斥和警惕是一致的。汉武帝时开始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治国，承平时期重文轻武是必然趋势，以武犯禁的侠也必然不会成为社会主流选择，所以任侠现象低落不少。

西汉末，王莽当政并最终夺权，社会动荡，任侠之风又起。原涉是这一时期著名的豪侠，多与地方豪杰结交，所纳宾客也不乏作奸犯科之徒。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哥哥刘縯“好侠养士”[2]1，光武帝本人也“ 为白衣时，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门”[2]1683。其余如隗崔、吴汉、盖延、赵熹、张堪等都以豪侠立名。

东汉后期，政治黑暗，社会复又动荡，也出现了一些任侠之士，如董卓“少尝游羌中，尽与豪帅相结……由是以健侠知名”[2]1567，袁术“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2]1648等，都是乱世之雄。但与汉初相较，西汉末、东汉末的游侠在声势和影响上都远远不如。

（二）两汉任侠类型

纵观两汉之任侠表现，可以分为侠客和有侠行、侠情、侠节之人两种类型。

首先，侠客有不同的类型。一类是王公卿相之侠，如高祖时代相陈豨、淮南王英布，文帝时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景帝、武帝时外戚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成哀时外戚侍中王林卿，新莽时的原涉等，他们主要是交通宾客，培植自己的势力，影响很大，与战国四公子的行为类似。一类是地方豪强之侠，如武帝时的灌夫，汉宣帝时涿郡游侠集团西高氏、东高氏等，他们主要依仗财力权势，结交宾客，收亡纳死，称霸一方，与真正的侠相去甚远。一类是闾巷布衣之侠，如剧孟、郭解、朱家、田仲、王公、萭章等，“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觊而慕之。虽其陷于刑辟，自与杀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1]3698，均具侠士之风或为典型之侠客。一些著名的布衣游侠依然保持了战国时期游侠持身严谨，重然诺，爱名誉，急公好义的主流精神，“虽为侠而恂恂有退让君子之风”[1]3698。虽也有作奸犯科之举，但主要还是“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惟恐见之。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3]2616，“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3]2617。以朱家为例，他“既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及布显贵，终身不见也”[3]2617，体现了真正布衣之侠的风范。还有一类是民间少年之侠，此类游侠为数众多，他们既倾慕大侠的人格，作一些行侠仗义之事，又打家劫舍、椎埋为奸，完全是一副强盗勾当。这些少年侠客，使游侠的品流变得更加复杂，给社会带来的危害也不小。

两汉虽不以侠名，而具有侠行、侠情、侠节的人非常多，他们有的是朝廷命官，如西汉袁盎，不究手下从史与自己的婢女私通，反将婢女送与从史。东汉张俭，以全部家财赈济饥民。县令郭揖为救范滂，不惜违抗皇帝诏令，挂冠而去，与范滂一起逃亡。有的是普通士人，如党锢之祸中许多读书人争为李膺而死，争与李膺相交为荣。张堪、廉范“皆以气侠立名，观其振危急、赴险阨，有足壮者”[2]742。孔融勇救张俭，后被官府捉拿，与其兄、其母争罪，争着就死。甚至有的是刺客，如隗嚣派刺客杨贤追杀杜林，杨贤见杜林推着鹿车，载着兄弟遗体归丧，不禁感叹说：“当今之世，谁能行义？我虽小人，何忍杀义士！”[2]625放过杜林逃亡而去，颇有锄麑之风。这些人的行为具有真正的侠的品质，诚所谓“志士侠义，则临难自奋，之死靡它”[4]。

二、两汉咏侠歌谣的内容

汉代咏侠歌谣真实反映了此期游侠的现实状况，也表达了民间对游侠的各种态度和情感。

（一）对侠义的赞扬

一些歌谣对有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的侠义精神的官吏进行赞扬。如《临淮吏人为宋晖歌》：

强直自遂，南阳朱季。 吏畏其威，民怀其惠。[5]207

《后汉书·朱晖传》载：“晖字文季，建武中，再迁临淮太守。好节概，有所拔用，皆厉行士。诸报怨以义犯，率皆为求其理，多得生济。其不义之囚，即时僵仆。吏人畏爱，故为之歌曰。”朱晖行事，主要以“义”而不是以“法”为标准，侠义气质极浓。这首歌谣表达了百姓对具有侠士风范的正直官吏的爱戴之情。

（二）反映游侠势力

汉代游侠社会势力很大。吴楚之乱时，周亚夫领兵到了洛阳，看到当时大侠剧孟没有跟吴楚一起造反，极为高兴地说：“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司马迁评曰：“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3]2617郭解家贫，地方官仍按当时规定应将其徙往关中，连做事极为谨慎的大将军卫青都替他在汉武帝前说话。可见像剧孟、郭解之类虽没有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却有相当大的社会势力。剧孟母死，“自远方送丧盖千乘”[3]2617；郭解被徙关中，“诸公送出者千万余”[3]2620。有的歌谣反映了他们这种势力，如《闾里为楼护歌》：

五侯治丧楼君卿[5]124。

楼护字君卿，为有名的京师大侠。《汉书·游侠传》载：“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两。闾里歌之曰……”

像剧孟、郭解、朱家之类的大游侠，还能够“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而有许多游侠却“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3]2616，成为地方豪强，称霸一方，有的歌谣反映了这一情况。如《颖川儿歌》：

颖水清，灌氏宁；颖水浊，灌氏族[5]122。

《史记·魏齐武安侯列传》：“（灌）夫不喜文学，好任侠，已然诺。诸所交通，无非豪桀大猾。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颖川。颖川儿乃歌之曰……” 此歌以夸张的方式反映了灌氏家族横霸颖川的情况，也表现了百姓对灌氏游侠集团的畏惧和厌恶之情。与之同类的还有：

宁负两千石，莫负豪大家[1]3668。

汉宣帝时，游侠集团西高氏、东高氏在涿郡独霸一方，“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宾客放为盗贼，发，辄入高氏，吏不敢追。浸浸日多，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其乱如此”[1]3668。

（三）揭示游侠的命运

由于游侠社会势力过于强大，已威胁到皇权，尤其是王公卿相之侠，交结宾客，动辄数千，对皇权构成直接威胁，正如班固在《游侠列传》中所说：“背公死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即使布衣之侠，也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各地游侠集团凌驾于地方政权之上，成为豪强，也严重破坏皇权的基础。而民间少年之侠，恶行累累，严重破坏社会治安。平定以陈豨、英布、刘濞、刘安等为代表的王公卿相之侠的叛乱后，汉代各帝对游侠采取了两种主要的打击措施：迁徙和镇压。如郭解就先被迁徙后被灭族。从景帝开始，就主要采取任用酷吏进行镇压的方式，来打击游侠。《汉书·赵广汉传》载：“新丰杜建为京兆掾……素豪侠，宾客为奸利，广汉收按致法。宣帝立，广汉迁颖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前二千石莫能制。 广汉既至，数月，诛原、褚首恶，郡中震栗。”游侠被严酷镇压的悲惨命运也表现在歌谣中。如《长安为尹赏歌》：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5]123。

《汉书·酷吏传》载：“永始、元延间，上怠于政。贵戚骄恣，红阳长仲兄弟交通轻侠，藏匿亡命，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收捕轻薄少年恶子，得数百人，内穴中，覆以大石。百日后，令死者家自发取。亲属号哭，道路嘘唏，长安歌之曰……”

这首歌谣既反映了游侠遭镇压的现实，表达了对他们为非的谴责和悲惨结局的些许同情，又反映了进入汉代以来，游侠中少年成分的加大，而且渐渐成为游侠活动的主力这一情况。

在战国四公子的门客中，不排除有少年的参与，但史书里并没有对他们作明确的叙述或强调。相反，像信陵君门下的侯嬴是七十岁老人，朱亥以其行事的沉稳，也不当是容易冲动的少年，藏于市井的毛公、薛公，仅以称谓也知不是年少之人；毛遂在平原君那里呆了三年，平原君还不知道他的名字，其韬光养晦如此，也不当是少年所能为。

然而，从秦至汉，少年任侠的现象就多了起来。张良任侠即从少年始，“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3]1520。济东王彭离“骄悍，无人君礼，昏暮私与其奴、亡命少年数十人行剽杀人，取财物以为好”[3]1567。彭越为盗时，其追随者无非少年。田儋起事，带领的也是少年。季布、季心侠名远播，而“少年多时时窃籍其名以行”[3]2159。郭解为大侠，“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3]2618，而且“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3]2619，帮助郭解减轻经济压力。这些少年多数当为游侠，与朱家、郭解等“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相比，他们在行侠仗义的同时，常常干一些强盗的勾当，属“盗跖居民间”的一类。其中有不少人少年任侠，长而改节，《史记·酷吏列传》载，义纵“为少年时，尝与张次公俱攻剽为群盗”，王温舒“少时椎埋为奸”，《后汉书》中所载的这种人也不少，如窦融、王涣、羊球、段颎、赵熹、郅恽等，都是少年任侠而后折节，以孝廉或经书入仕，甚至位至卿相的，其他一般无名的少年游侠当非常普遍。游侠群体的少年化，对魏晋及以后的咏侠诗歌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四）抒发侠义情怀

除了民间杂谣外，两汉民间乐府中，也有与咏侠相关的作品。如《平陵东》：

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5]259。

《乐府解题》曰：“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义为丞相方进少子，为东郡太守，以王莽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而见害，门人作歌以怨之也。” 萧涤非先生在引征相关史实后，对“门人作歌以怨之”之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不知何人者，不敢斥言，故云不知也。交钱百万两走马，言如其可赎，则不惜以百万巨资赎之，……然义于新莽，实为大逆，罪在不赦，故曰诚亦难。顾见追吏，想象之词，言营救者法当连坐，自身且将为吏所追捕，正所谓诚难也。钱既不能赎，则惟有救之以力耳，故云归告我家买黄犊，言欲卖牛买刀，以死救之也。观末语，此歌必出于民间[6]70。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卖牛买刀，以死救之”，实为侠者义举；“此歌必出于民间”，源于“卖牛”之说，因之此歌非翟义门人所作，是“（翟）义之忠义，其感人之深，结人之固”的结果。又如《善哉行（三解）》：

自惜袖短，内手知寒。 惭无灵辄，以报赵宣！[5]266

《善哉行》内容杂沓，“忽而求仙，忽而报恩，忽而恤贫交，自悲自解，无伦无序”[6]78。此诗句用了赵盾和灵辄的故事，采用比兴的手法，抒发因才短而无法报恩的自怨自艾。

两汉时期，游侠活动主要记录在史传文学中，司马迁、班固都为他们立传，见诸歌谣的很少，而且也如历史一般，反映的多是游侠的现实生活，属于“缘事而发”的阶段。不过，东汉也开始出现了文人咏侠诗的萌芽，这就是班固的两首残诗。其一：

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5]170。

其二：

延陵轻宝剑[5]171。

由于这两首诗都是残句，现已无法知道其全貌，但从现存诗句来看，当属咏史之类。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国公子季札贤能，封于延陵，被称为延陵季子。一次他北上出使诸国，顺道拜访了徐国国君。徐国国君很喜欢季札佩带的宝剑，但没敢说出来，季札也明白他的心思，却因为出使中原诸国的需要，就没把宝剑送给对方。季札回程再次经过徐国，徐君却已死去。于是季札将宝剑挂在了徐君墓地的树上才离开。 随从不解地问他：“徐君已死，尚谁与乎？” 季札回答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背吾心哉！”这是已诺必诚的比较极端的例子。不能说季札是一位侠客，但他的行为充满了侠之信和侠之义，诚所谓“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7]。

三、对后世咏侠诗歌的影响

两汉咏侠诗歌数量很少，但它和先秦咏侠歌谣一起成为后世咏侠诗歌的滥觞，后世咏侠诗歌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向繁荣多样。

（一）拓展咏侠诗歌的题材

从内容上，两汉咏侠民谣，是对当时游侠生活直接和简单的反映，既有他们煊赫的声势，让人畏惧的作威作福，又有他们悲惨的命运，后世文人咏侠诗也多涉及这些方面。

报恩报怨是最重要的侠行之一。历代游侠和有侠义气质的人，总是将回报恩义作为最基本的行事原则之一，所谓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有德必报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传统的一种伦理规范，《诗经》中就有“无言不酬，无德不报”的说法。游侠或侠义之士可以施德不望报，但却不会受恩而或忘，一旦有机会，再小的恩义甚至都不惜用生命去偿还，如不能报还，那将引为终身憾事。后世咏侠诗报恩的思想在《平陵东》、《善哉行》中有了最早的反映。

重然诺、轻财用，也是游侠和侠义之士的重要品德之一，所谓“得黄金百，不如得季布诺”[8]，“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9],正是侠客常常引以自豪的风范。班固的两首残诗以季札赠剑之事，第一次在诗歌中表现此种情操。季札将用来出使上国，让一国之君为之动心的宝剑毫不犹豫地赠给徐君，而相赠的原因仅仅是徐君心里喜欢，自己看出来了，便“心已许之”。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样谁都无法知道的许诺在对方去世后居然一定要兑现，这和那些以诺博名之侠不同，它是真正侠义之士不自欺欺人品行的最高典范，也是常人难以做到的。班固两次在诗中使用这个故事，是对季札侠义风范的最高褒奖。后世诗人也多次对季札的行为进行赞颂，是与班固两诗的影响分不开的。与民谣不同，以班固为代表的文人咏侠诗歌一开始就抓住了“侠”之主要精神，那就是“信”、“义”，而不单纯表现侠之活动，从而使咏侠的题材扩大，走向歌咏侠义、侠情、侠节的路子。

（二）丰富咏侠诗歌的形式

在诗歌体式方面，两汉咏侠诗歌有民谣，有乐府，也有文人五言。魏晋及以后，咏侠诗歌体式以乐府为主，既有魏晋文人乐府鼎盛的原因，也与两汉民间乐府中的咏侠一类有关。《结客少年场行》是后世咏侠乐府很常见的诗题，鲍照最先使用，而这个诗题就来源于汉代咏侠歌谣，郭茂倩解题说：

《后汉书》曰：“祭遵尝为部吏所侵，结客杀人。”曹植《结客篇》曰：“结客少年场，报怨洛北邙。”《乐府解题》曰：“《结客少年场行》，言轻生重义，慷慨以立功名也。”《广题》曰：“汉长安少年杀吏，受财报仇，相与探丸为弹，探得赤丸斫武吏，探得黑丸杀文吏。尹赏为长安令，尽捕之。长安中为之歌曰：‘何处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复何葬。’按结客少年场，言少年时结任侠之客，为游乐之场，终而无成，故作此曲也。”[10]

由此可以了解该题在鲍照使用前的生成变化情况。现实社会里游侠的活动及遭遇首先反映在民谣里，再进入文人的创作视野，由文人提炼推广，成为诗歌的一个母题。如由民谣而生曹植《结客篇》，由此而有《结客少年场行》，然后又出现如《长安少年行》、《长乐少年行》、《渭城少年行》、《邯郸少年行》、《少年子》等诸多咏侠变体。

魏晋及以后的文人咏侠诗中，古体也是最常用的诗歌体式之一，而且咏史的形式也各代均有，班固之作有导乎先路的作用，从魏晋到唐代都有类似的五言咏侠诗。

两汉咏侠民谣及乐府在内容上“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艺术上和其他同时民间诗歌一样“质朴鄙俚，情趣天然”[6]153，这是民间诗歌所具有的特点。两汉歌谣语言率真而又生动，简单而又明了地说出所歌咏的人和事。如“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语言直白但表现的感情却多样，既有同情，又有劝诫，对游侠为非的态度真实而恰当。民谣中也应用了夸张、对比、比喻等手法，这也是民间歌谣所共有的特点，这些手法同样也被后世文人大量用在咏侠诗歌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