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

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吾国与吾名》一书所讨论的中国历代国号、古今名号和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都属于“中国”这個历史实体、这块地理区域、这方文化土壤的“名字”。

历代国号之美，可先用统一王朝或皇朝国号来证明。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可信国号——夏，夏国号的最终择定，与蝉所代表的居高饮清、蜕变转生等美义有关；取美义为国号，成为后世中国历史上命名国号的一种常用方法。由夏而下，商、周、秦、汉、新、晋、隋、唐、周、宋、大元、大明、大清这些王朝或皇朝所用的国号，同样具有或显或隐的美义，并成为各自朝代的政治文化符号。这种符号，于商为凤，于周为重农特征，于秦为养马立国，于汉为“维天有汉”。这些“美号”，既与君主的统治息息相关，也照应了所统治的部族民众之心理要求，进而使政权蒙上了浓厚的顺天应人的色彩。

分裂时代的国号也可以证明国号之美。如“天下三分”的魏、汉、吴，纷纷扰扰的“十六国”，此起彼伏的“南北朝”，相承的“五代”，分立的“十国”，以及辽、西夏、金。这些分裂时代的国号或非天下共号的国号，不仅属于各自意义上的“美号”，而且特别体现了其中的非汉民族的汉化倾向。以“汉”国号为例，匈奴刘渊、沙陀刘知远、沙陀刘崇以非汉民族的身份而号国为“汉”，目的在于掩盖种姓来历、强攀刘汉宗族、依傍汉朝。这些事实说明，在中国古代，但凡非汉民族欲在中原立国者，就必须认可、接纳乃至融入汉地的文化传统与历史系统，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汉化”；而他们径用“汉”国号，则从心理的层面，直接明了地反映了非汉民族不自外于中国，即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非汉民族的中国。中国是多民族国家，现代中国是这样，历史中国本也如此。

古今名号之伟，可以“中国”名号为例。“中国”名号，历史久远，先秦时即已存在。虽然地域概念的中国是多变的，文化概念的中国是模糊的，但中国的地域范围在不断放大，中国的文化意义在不断加强。“中国有文章光华礼义之大”，中国文化不断进步，所以中国的地域范围不断放大，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增多。那些非汉民族政权或国家，随着经济文化上的中国化，不仅从文化上也从地域上成为了中国的一分子，因此中国不是哪族的中国，而是各族共有的中国。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或非汉民族一一共同缔造的。

诸夏、华夏、中华、禹迹、九州、四海、天下、赤县神州等名号，同样明确地显示了上述史实。这些名号，或基础于历史记忆，或强调了民族意识，或依托于神话传说，或联系着天地观念，又或表达了人们的宏大视野，至于语言的嬗变、政治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文风的变迁等，往往作用于某些名号的形成及其含义的变化。这众多的名号，出现的时间多在先秦时期，而又跨朝代、越古今地使用了下来。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国古今名号的伟大之处，是在这些名号的支配或影响下，中国文化渐趋发达与丰富，中国地域也渐趋广大。

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有源于秦王国国号的China（音译为“支那”或“震且”，是“秦”字的音转），有源于神秘精美的丝、通常译作“赛里斯”的 Serice，有可能源于最高统治者称号大汗、译作“桃花石”的Taugas，等等。这些域外称谓又共同反映出长期以来中国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影响超越了中国本身的时空范围，广泛且深刻地作用于亚欧非大陆以及东亚、东南亚海邻诸国，客观证明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在中外交通并不充分、了解途径仍较狭窄的古代，这些域外有关中国的称谓能够形象、准确地抓住“中国”的个别特征，可谓域外称谓之妙，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