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卡

好詩，很像祷告。

李煜的《虞美人》词，即是我所认为的这种祷告。

《人间词话》中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王国维没有具体说李煜词中的哪一首，与《燕山亭》最为相似。在我看来，在李煜词中，不仅与“自道身世之戚”的《燕山亭》最为相似，而且还“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要数《虞美人》了。

尽管李煜后期的词都可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王国维才只是笼统地说“后主之词”，而不具体指出哪一首，但相比较而言，《虞美人》像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的特征更为明显。《虞美人》，一则乃自传之词，二则亦有“担荷”之意，满有宗教情怀。

《虞美人》是最典型的后主之词。

《虞美人》词曰：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整首词，最为难理解的是首句“春花秋月何时了”。第一句理解错了，整首词的阐释也将完全走样。

在我看来，对此历来注家都有误会。“春花秋月何时了”可能抒发的情感基调，有两种：一种是美好的事物，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呢？一种是人间美好的事物，怎么还在搅扰要去天上的一颗心呢？前者，表达的意思是好吃的好喝的，我还没享用多久就没了;后者，则是以“出世”的“道心”看“入世”的“遇心”，根本上反映了灵与肉的冲突。我认为李煜的本心即后者，而不是人常说的前者。前者，是世人以自己的境界框李煜的境界。

正因为有了这种“天上乎人间乎”的纠结，李煜才是“更人性”的，内心丰富、细腻，具有“赤子”真纯之情的后主，而不是一味格调清高的“白石道人”姜夔给人的形象。

《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将李煜比之基督，真是“可怪”！窃以为，《虞美人》里的李煜，极相似于在客西马尼祷告的耶稣。

一般的东方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史中，作为文学作品，也会选《旧约》和《新约》的部分内容。据《新约》中的《马太福音》记载，在即将被钉十字架的时刻，耶稣来到了一个叫客西马尼的地方，“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作为“人之子”的“神”，耶稣基督也有过三次“忧愁”、“难过”和流泪。一次耶稣所爱的朋友拉撒路死了，耶稣看见马利亚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那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一次是耶稣为耶路撒冷而哭，为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犹太人而哭。在客西马尼，是第三次哀哭，也是最后一次。《希伯来书》记载得更直接，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在客西马尼的三次祷告，第一次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第三次的祷告和先前一样。

王国维特别激赏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和“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句，并将之与温庭筠和韦庄的词集比较，发问说：《金荃》《浣花》能有此气象耶？”在这些词里，“人生”就是“人间”，说 “长恨”就是充满着遗憾，无可奈何。

我曾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孔夫子得道的四言诗。四时的运行，百物的生长，还有荣枯、凋谢，在夫子看来，这就是天道的体现，是上天在以自己的方式说话。这种表达绝像《罗马书》说的：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是中西文学比较中的好例子。

中国人的智慧可谓高明，往往将天道和人事合一，我们文学中的“比兴”手法和逻辑中的“情感演绎”，即是最好的明证。比如先有“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才相应，好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即预表了“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同样，在李煜看来，“人生长恨”就像“水长东”一样，合乎“天道—人事”，此即“自是”。但是，“水长东”之上的“落花”呢？以及“落花”作为媒介所承载的“春”呢？到哪里去了？在李煜看来，这不是单向的一条道，像水一样向东流去，他有追问：到“人间”去了，还是到“天上”去了？

“人间乎天上乎”的追问，也是人性和神性的纠结。这也是基督的伤心处。

如此，《虞美人》词，就不是“诗可以怨”的“怨”，不是发牢骚，而是自省、忏悔、呼告，是祷告。以此精神串这首词，在我个人则更为神往：

人世间美好的事物，为什么还不断搅扰我的心灵呢？它们什么时候才能在我心灵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呢？这是“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意思。“吾欲乘风归去”，我终要往天上去，可是回首人间，往事历历在目，那么多世间的爱恨情伤，怎能让人“忘情”？这是“往事知多少”的扪心自问。王国维词“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更像是李煜词的脚注。我多么不忍心看啊，可是月亮明明、月光耀耀，一切都在我眼底。承载“往事”的小楼昨夜又遭东风，让人自西向东张望，那曾经的地方、寄宿过的人间（故国），在不堪回首的月明中。曾经的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时过境迁，朱颜可能已改。谁说莫愁，这“愁”也即是“上帝之杯”，原也撤不掉，像一江春水一样，无可更改、无可奈何地一味向东流，让人像容器一样承受。既然如此，那么我只好承受，而不哀怨。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李煜的祷告。

文学上扬，入神性之域，才是文学的至境，而不是以一味神神道道为所谓“神性写作”。

中国“骚人”，难免牢骚太甚，而祷告太少，李煜是个异数。

所以王国维才感叹，平常词人如“道君”（宋徽宗）者，“不过自道身世之戚”，而“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细数新诗史上的名作，似乎只有海子的绝命诗，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才有此气象。苗强“邮差诗”：“仿佛这个世界∕一开始就下着雪  地老天荒没完没了∕这时候  有个邮差急匆匆地上路了∕去告诉那远方的人  那患有怀乡病的人∕告诉他雪的消息  不幸的消息……”略有此意。

文学艺术让人成为基督。真可谓“耶稣是集中的艺术家，艺术家是分散的耶稣”。木心《文学回忆录》能传这一句话也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