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卓君 陈青

摘要：武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术礼仪更是在无形之中约束和警醒着习武者的言行举止。而现在的武术文化中将这种礼仪从俗就简了，从而在武术礼仪的发展中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通过文献综述法和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将武术中的礼仪与“礼文化”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充分说明了礼仪的重要性。中国武术礼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挖掘礼文化与武术文化的内在价值联系，选择性地批判吸收武术礼仪文化中，使社会发展起促进性的功能和作用，对于促进武术的全面、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武术 礼文化 武术礼仪

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1839（ 2020） 1-0022-05

1 武术“礼文化”的内涵

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解释了征兵后的组织化问题，在士兵选定后，他提供了“怎样使之组织成一支军队”的答案，其中与福柯所说的规训问题相仿。《纪效新书》中记： “凡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夜看高招双灯，如某色旗竖起点动，便是某营兵收拾，听候号头行营出战。不许听人口说的言语擅起擅动;若旗帜金鼓不动，就是主将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就是天神来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只是一味看旗鼓号令。兵看各营把总的，把总看中军的。如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住，便往水里火里也要前去;如鸣金该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银山，若金鸣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肯是这等，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有何贼不可杀，何功不可立。”[1]戚继光从身体规训人手建一支军队，不仅士兵身体成为训练和惩罚的对象，耳听金鼓，眼看旗帜， “一条不记，打一板”而且其路数也与福柯所说的“规范化、监视、检查”规训技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2]军队是一个个体组成的，都会产生自己的主观思想，而这种思想是在战场上致命的，戚继光通过身体的规训使得每一位军人达到行动统一、令行禁止。武在某种程度上是野性的活动，礼则是对人性的规训，如果没有礼的规训，那么人的野性会极度地张扬，越发不可收拾。武术同样也是如此，通过对习武人的身体规训，通过思想的规约使得行为得到规训，习武之人通过武德的约束使得自己的行为得到了规训，武术礼文化的内涵则是礼对武术人通过德育使其技击性得到了规训。而武术礼文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尚武宗德的观念。武德，即武术道德，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所应有的道德品质。武术的本质是技击，技击必然内含着残酷和暴力，同时也是因为武术文化中蕴涵着这种礼文化使这种野性且极度张扬的技击术得到了规训，使武术的仁德精神要求要求以制取对方为主。武德的中心思想首先表现在练武与修身的统一，习武既是人生品德修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要求习武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与宏大的胸怀和气魄，这些内容都是为了使武术这种野蛮的杀人技得到规训，这种礼德的渗透使其通过文化形式来表现出来，再到后来以武会友，更讲究的是點到为止，以“礼”来规范行为，通过礼性的规约使人性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起到一定的规约作用。在传统礼文化的孕育下，传统武术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武术道德，武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尚武宗德观念，也称之为“礼德”是从事武术活动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应遵循礼仪规范和所应有的道德品质。从礼仪到礼德的升华并非一朝一夕能做到，一时的谨小慎微并不代表长期的谦逊有礼，只有先立德才能力行，礼德的形成是礼仪内化产生的结果。武术文化中所提倡的礼让和谦逊不是消极的逃避方式，而是高明的处世哲学，可以培养不争的谦虚美德和守礼的高尚情操。

2 礼文化对武术文化的影响

2.1 礼仪对武术的武德的促进

德与礼的关系就相当于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德是内容，礼是形式;德是内在的道德情感，礼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德是基础、灵魂，礼是德的体现、落实;德很抽象，不好把握，有了礼，就可以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就有了可以实际检验的具体标准。礼与德相互作用，德通过礼来落到实处，礼反过来也起着培养仁德的作用;通过礼的熏陶，可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所以，礼不是小节，也不单纯的一些形式。它是维护社会秩序和良好风气的基本准则，在礼的形式下，体现着道德的情感和要求。对社会来说，道德建设要通过礼来落实，礼是社会风气、文明程度的标尺。对个人来说，只有德礼兼备，文质彬彬，才是有德君子。我国人民历来祟礼敬德。古人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士有百行，以德为首。”孔子办学设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也以“德行”为首。因此，武术一直将有无优秀的品德作为追求的主要目标，让它指引武术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一直置优秀的品德于首要地位，让它成为武术的灵魂;一直将有无优秀的品德当作评价武林人物最重要的标准，激励习武人士;一直用优秀的品德为有力的武器，鞭挞武林中的不良风气与败类。习练武术者向来以德为先， “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在漫长岁月里，中国古代武术不仅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己独特的理论、技术、功法，也形成了一套与武术密切相关的道德体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武德。武德指尚武崇德的精神，它是习武之人共同信仰的一种言行准则。它包括礼节、人品、作风和习武的学风等诸多方面。习武者按它修养身心，依它规范举止，品评善恶。“尚武”即崇尚武术，参与武术运动。通过武术锻炼体魄，习练攻防技巧，以求武勇有力，争斗有术，自强不息。“崇德”即推崇道德，遵守社会公德，承担社会责任，履行社会义务。以求做一个奉公敬人、急义救危、厚德载物的的社会人。不同的历史时期，武术的各门派都定有崇尚武德的规范和标准，并以此来约束和调整习武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武德的涵义也在不断变化，武术从。野蛮到文明”，再从到“制人”到“制己”。例如，原本流传于民间的九柱戏在唐代发展成十五柱球戏，时称“木射”。在唐代陆秉的《木射图》一书中，记载有场地的一端，设置十五个筒形平底木柱。在每个木柱上分别用朱笔写“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和用墨笔写“傲、慢、佞、贪、滥”五个字。由此带上了浓厚的中原儒家文化特色，这是儒家文化普世性的表现。它们相互融合，形成强大的伦理道德文化涡旋力，共同作用于国民，作用于武术，使武术产生非技击性的改变，套路由此蓬勃发展。[3]就是因为武术所具有的这种技击性，要规约习武之人的德行，不可用于为非作歹，所以在武术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并制定了“礼德”，对习武之人起到了规约作用，如传统武术及现代武术在套路编排上，均明显受到了礼文化的影响，每种套路的起始动作均无明显的攻击性，且常是具有谦让、礼貌性的招式，以示其谦和尊敬的姿态，且在武术套路比赛时，参赛者套路的起收势均要相符，注意动作的首尾呼应，寓意虚心求教、永不自大。武师在切磋武艺时，强调君子行为，折枝为器、点到为止，而非使用残忍手段将对方致残致死。这些武术套路及武德的发展即传承，明显是受礼文化的推动而形成的。可见，不论在技术或是武德上，礼文化均对武术文化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2.2礼仪对师承关系的维护

中国特有的宗法制，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社会结构，这种结构从根本上就注定了人际关系长幼有序的等级。而师徒关系是次血缘的关系，一个人的身份是作为社会人的非常重要的环节，习武人的身份便显得很重要。只有使用血缘管理的方式才可以使“外人”归于自家门下，例如武术中的拜师仪式，并不单单是武术场域的事件，还是一个社会事件，其中有着社会人士的到场，有着伦理的缺席的在场，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期待和道德教育。从拜师来讲，拜师仪式蕴涵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据周伟良考察，北方众多拳种的拜师中有一至两名“起到师徒结识的作用”的“引师”，也称为中间人，以及与拜师者有着血缘关系的父兄、师兄或亲朋好友，把负责由“引师”介绍来的弟子送到拜师场所的“送师”，这样拜师就是“三师在位”的仪式。[4]这个过程中还有社会人士的参与到场，使拜师仪式不单单是武术事件，要进行师生关系，师兄弟关系的认证，有着向师傅和师兄行大礼的磕头，要仪式性的实现从“社会人”到“武术人”的身份过渡与转变。这是一种社会身份认同，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其次，拜师仪式中也也有师徒间的文本往来，表现出了为师者对拜师者书面形式的道德教育，文本互往的字据是师徒关系的重要凭证，不仅徒弟珍惜，师傅也很看重，为师者忌讳徒弟将字据要去，而有辞退、开除为师之解。[5]拜师仪式中将门户外人员吸收进来，整合进门户的伦理管理。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认同，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这类过程动态地描摹了身份认同的嬗变机制。在自成一体的部族社会，或天人合一的封建宗法社会，姓氏、血缘、性别等共同构成了牢固不变的身份认同机制。最后，从拜师仪式中可以看出，武术的伦理管理，或师傅对徒弟的伦理看管，是社会力量和技术资源的合一，这种具有仪式感的过程其实就是使社会人士和武术界产生的一种身份认同机制。从武术技术资源来看，武术对个体的伦理管理是通过具体的门户和“掌门人”所掌握的技术资源来实现的。从社会控制来看，武术门户作为一种统治制度或结构，又是社会实现统治的中介环节，动用社会入门户外人员加强伦理管理，也是门户主动利用社会资源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和生存力的策略之一。一个拜师入门的环节就体现了很多礼仪文化在里面，还有在拜师学艺之前，师傅不会立刻就收为徒弟，还要考证这个人的品行端不端正，如电影《霍元甲》中演的霍元甲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跟武林中人比较高低，一心只想打败天下无敌手，使自己成为“津门第一”，少了武术中应有的“德”与“礼”，那个时候的霍元甲只想当第一而已，下手也特别狠，而霍元甲从好勇斗狠的青年，到经历家庭破碎颠沛流离，再到最终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这个成长过程也体现了中国武术不只是争强好胜、打架斗殴、个人主义等，还包含了许多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礼仪文化在里面。南怀瑾先生在《新旧教育的变与惑》中也写到：至于习武的人，对于尊师，更加重视。这足以说明习武之人是更注重礼仪的，同时更懂得尊师重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崇武尚德”“德艺双修”“德全艺高”武德修养成为武术行为的基本礼仪。从这种制度中可以看出，礼仪对师徒关系维护的重要性，一个体现了师傅要引导徒弟报国爱人、尊师孝亲、敬贤礼士、除暴安良等，一个又体现了徒弟对师傅的尊敬和顺从，这也就是常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2.3 礼仪对技术向度的修正

礼文化的作用，使得中华传统文化中呈现着发挥决定作用的文化力，这种力量改变了事物原本的表现形式，甚至会影响到事物的结构。武术在礼文化的作用下，不仅表现出匹夫有责的国家责任意识，更有化野性搏杀技法为文明展示套路的技术结构的强烈表现。武术技术技法是构成中国武术形式与内容的要素，其因自身的“规范性”和“标准性”，构成了中国武术的“程式”，而由武术技术技法组成的武术套路，则成为了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表现形式。伦理对武术技击的隔离，或者说伦理对武术技击的控制，不是消失技击，而是改变了技击的表现方式、表现场所。第一，通过“胜之不武”的批评将技击导入文明行列，禁闭、改造了技击的原始、残忍与血腥。这种对原始技擊的改造，使武术技击得到了仁礼价值，也改变了武术技击的特性。一方面将武术技击由制人之法蜕变为自我规训之计，促成了武术由“搏人之技”向“仁者之艺”的转变。另一方面，也使武术形态在呈现“阳刚之气”的同时又生“阴柔”之旁枝。第二，通过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保家卫国”等“伸张正义”行动的引导，期待着武术技击的真实和神威，并赋予武术技击崇高的任务与使命，而封闭了争狠斗勇、持强争胜、为非作歹、凌弱欺幼的行为。从而将武术由技击性转变为程式化的发展。“程式化”一词由“程式”而来的，它是“处理事物的规则法度或使事物具有一定的规格样式化”[6]，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具有着极强的规范性、约束性。通过这种程式化将武术技击内隐化，成为一种内隐式的艺术表达方式，其技击对象进一步被虚化、弱化、淡化，没有或少有的攻击目标，缺少或较低的诱因情境下攻击性越发内隐且内敛，[3]非技击性越发外显。如在现在武术的表现形式上可以看出，从传统的攻防意识较强的习练方式转变为“高、难、美、新”的格局，一个是为了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将其主流化;另一个是在现在的和平年代武术的技击性更加内隐了，而更突出和强调的是武术的健身、养生功能，在这种形式化的发展中，更加突出了习武的过程就是“正己修身”的过程，中国的武术理论认为人的身、心道德是不可分的。要取得良好的习练效果，练习者必须不断地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品质，完善自己的人格，入襟怀豁达、与人为善、心平气和、从容沉着等。心理的修炼和武德的培养是习武者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礼仪对习武者技术向度不断提升和修正。

2.4 礼仪对武术较量的规范

暴力是人之为人的本能，尤其是刚开始学习武术的人，没练几天就觉得想跟人过两招，来试探武术是否可以“打人”，暴力既作为文明的反面，是文化对象和文化存在的前提;又内在与现代性之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武术，作为中国人对待暴力的一种文化方式（如将暴力升华为自我修养的手段），在礼文化的作用下，即使是在实战的搏击中，也被深深地印刻上了所谓的君子之气度，在战争中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虑获得胜利，在双双对抗中，则是以点到皆止的方式赢得人心。其中既有我们对暴力的态度，也有我们对待暴力的技术方式;不论是态度还是技术，都形成了中国人对待暴力的文化成果。武术从一个杀人技升华为自我修养的手段都离不开礼仪对武术的规约。

随着几千年的文化的发展和沉淀，将人与兽搏、人与人搏的这种有实物对抗的技击行为，逐渐过渡为无实物而成套路的演练方式，这是文化对武术的影响，而武术中具有攻击性的一些招式在礼文化的影响下合理的演变成为了武术套路，并且以武术套路的方式进行传承和发展。F.H.奥尔波特提出的事象结构论，他认为，人类的群体都是个体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活动、相互发生关系而形成的。时过事移，群体则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组其结构。从最开始的武术从搏杀术到对手的物化，既是武术对对手的文化处理，也就是武术对手的物化，例如咏春拳练习者跟木桩人进行的各种攻防练习方法，在打沙袋时，将沙袋想象为对手等。再有物化到人化，如武术中的对练，将不同的攻防技术编排成合理的技术动作，展示出来;到最后为自己树立一个新的对手一自我，将对手内化为自己的身体，以自己为对手，将“胜人”过程内化为“胜己”，使武术的学习过程或练习经历变成了一个战胜自我的过程，如技术规范（动作到位）、身体的协调性、拳种的劲力特点等成了武术学习者的对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们会通过习武人之间的相互切磋（既点到为止），武艺的较量（相互切磋）来提高自己的武术修养，这个过程就是武术礼仪对武术较量而形成的规范行为。

2.5 礼仪对武术由技至道的护航

武术文化形态的结构分为“物器技术层”“制度习俗层”“心理价值层”三个层面。 “物器技术层”包括武术技术、武术器械、武术练功器具、场地、服装等，表现一种人物关系; “制度习俗层”主要包括武术组织方式、武术传承方式、武术教授方式、武术礼仪规范、武德内容、武术比赛方式等，是一种人人关系; “心理价值层”主要包括武术文化体现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情感等。简洁表示为，技与术是外显层，礼与艺是中间层，道与理是核心层。礼作为中间层面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通过礼的教化将外显的技击性行为得以规约，又通过礼与艺的教化使得习武人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境界和武德修为，逐步过渡为道与理的核心层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同时武术具有技击性和暴力性，在礼的作用下讲这种技击性暴力性逐渐内敛，礼做为一个中介起着调和的作用，同时也正是这种纽带使得武术的技击性得以归训，慢慢的从这种外显的技击性（习武人与真实对象相遇时，一招一式都有明确的制敌的目的性，由此生成的武术技术必然是实用性技击）的“伐人武术”，到逐步内敛（当习武人与虚拟的实战对象相遇时，防守意识，进攻的技法力度弱化了，造就武术趋向于象征性技击）的“娱人武术”，到最后的（当习武人与健身、塑人、娱乐、鉴美相遇时，习武人通过武术技术强身、表演、竞技等高敏度的体验，发现武术拥有能够提供健康、快乐、审美等人类普世追求的特质）的“完人武术”。[7]是这种逐步转变和规化的的过程，这种过程是从技术动作到文化层面的过度，从而礼文化对武术起到了规训作用。而无论武术技艺的高低，技都知识外在的表现形式，道才是内心所向。根据卡西尔在《人论》一书中研究人的问题时，将人定义为“符号动物”，即能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并认为，人是生活在理想世界中的理想存在者。按照卡西尔的观点来看，套路即是中国人运用身体语言、理想符号创造出的理想世界。在技击的符号建筑物中，套路并非对现实技击的简单复制，对技击现实之砖的堆砌，而是借助于门户大本营，通过技击的想象、不断拓展技击的可能性和理想形态，形成了武术的身体语言。从有了习武的体验开始，就有了控制自己身体的体验，从一开始的找人“切磋”到后来的对手自我化，这一过程无不体现着礼文化对武术人的制约和影响，从而达到由技至道的升华。对武术而言，技是外在的表现，道是内心所向，是内心的一种境界，是武术所追求的乌托邦，技是术之美，而道是心灵之美。

3 武礼发展的展望

3.1有形之礼与的无形之礼充分结合

武术礼仪从一开始的无形之力到有形之礼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变迁，就拿当今武礼来说，武术礼仪没有明确的规范，而对世人所留下的影响则是习武之人更显彬彬有礼，在武德的无形约束中，使得习武之人的礼仪从无形到有形，这种变化就相当于佛教和禅宗的表现形式的改变，佛教在刚传人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并不认同，然而佛教为了得到传承，就要不断更新，使佛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从而使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形式成为了禅宗，这种与武礼相似的传播就行为的改变就相当于武礼的有形和无形，现在武术礼仪的外在表现形式抱拳礼作为代表，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并没有像跆拳道那样，从习练开始应该怎么做，做以明确规定，而在无形之中表现出来的则是习武之人宽大的胸怀和谦虚有礼的外在形象。这种通过有形和无形之间表现出来的对习武人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而是在世世代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流传至今所产生的一种现象。佛教是一种“出世”的修行，而禅宗则是一种“人世”的修行，武德的高低更是彰显了从有形之礼到无形之礼的转变，从一开始学习武术就是一种修行，从刚开始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到后来不断的提高自身的修为，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提高和修行，更是对品德的提高和修行，佛教的修行是有一定的仪规和层次，而禅宗是没有这些形式的，是无形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武德就好比是禅宗的表现形式，更多的表现了一种无形的表现，善恶与德行之间泾渭分明。

3.2仪式之礼与行为之礼的充分交融

仪式感是生活中必不可缺的，而仪式则是表现了一种社会人对某种行为的认可，生活中处处可见的仪式感，如结婚、出殡、宣誓、拜师等，随处可见的仪式感，都是自己对自己、社会对个人的一种身份认同，如果没有这种仪式也就没有了行为的产生，同时也就少了心中对某种事物的敬畏，就像人们现在的祭祖活动一样，也是通過一种行为使自己的一份孝心可以传递给已经去世的祖先，一个表达了自己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和孝敬之情，一个是通过祭祀活动表达对逝者的尊重，而从武术的拜师仪式中更可以反映出这种仪式之礼和行为之礼的充分融合，一个是使这种技能得到传播，一个则也是表现了师傅的尊敬和社会认同，这种仪式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再者，武术是一项技击性的运动，而为了防止这种技击性的运动被人滥用，导致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就一定要使得武术在德育的前提下进行，从而使武术得到规约。在如今的比赛过程中，武术人士之间的切磋等都强调的是点到为止，这也反映了武术中的礼德，同时也是对对手的尊敬。仪式之礼和行为之礼之间的充分融合反映了人们心中对某种事物最崇高的敬畏之情。

3.3控制之礼与惯习之礼的充分契合

通过强力规训的手段使得形成文明习惯，由规训到纪律，由规训到教育，无不产生着控制。武术礼德从最初就是为了约束习武者的言行而形成的一种控制和规约，将人的暴力行為得以规约，通过这种规训使人的观念和行为成为一种惯习行为，布迪厄认为：行动是由关于在社会世界中如何运作的“实践感”控制的。通过指导人们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惯习也生产着社会的区隔。通过惯习， “客观的限制变成了一种限制感，一种通过对于客观限制的经验而获得的对于客观限制的实践的参与，一种‘恰在其位的感觉，这种感觉引导人们把自己主动排除于与自己无缘的商品、人物以及地方等。”习武者将武德作为自己行为标准，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德行，这也是无形之中对习武人起着关键的规训作用，通过这种无形的规约使得习武人更加的尊师重道，见义勇为。从而也正是这种从行为到思想上的规约使得武术在人们脑海中呈现出的则是“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的思维惯习，从习武开始，就已经有身份上的转变，一个习武之人会不断的监视自己行为，会变得更加谦虚谨慎，而不是因为自己是习武之人就变得狂妄自大，这种观念也是无形之中习武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我监视作用，同时这种观念也会辐射在周围的人身上，使这种辐射成为一种无形的监督作用，也就是把由权力确定的规范标准灌输给每个人——即每一个被监视者，从而把被监视者规训成一个驯顺的人——从肉体到灵魂。于是被监视者也就学会了自我监视，久而久之这种由外部的控制转变为了内化的惯习，使每一位习武者自己心存敬畏却又谦虚慎行。

参考文献：

[1]戚继光.纪效新书[M].马明达，点校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61.

[2]戴国斌，武术：身体的文化[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338

[3]陈青.武术的非技击性[J].搏击·武术科学，2008（3）：28

[4]周伟良，传统武术训练理论论绎[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00.

[5]岳永逸.空间、自我与社会：天桥街头艺人的生成与系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65.

[6]刘德宾.谈传统戏曲与中国画的程式[J].艺术广角，2009（4）：91-92.

[7]陈青.习武人的身体创造[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8.06

[8]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4.

[9]蔡仲林，周之华.武术[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0]毛海涛，刘树军，传统武术礼仪教育的文化学思考[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4）：24.

作者简介：薛卓君（1993～），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

通讯作者：陈 青（1963～），男，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