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华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欧阳修与“汝阴处士”常秩之间的交往故事，在宋代流传非常广泛。欧阳修对常秩二十年之倾心与向往，随着后者的应诏进京而走向反面。其实，欧常交往是当时士风建设的一部分，仅仅将其视为私交去批判常秩易节或者惋惜欧阳修缺少知人之明都是比较肤浅的认识。

一、相识过程

欧阳修与常秩的交往，始于仁宗皇祐元年（1049）欧阳修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时欧阳修43 岁，常秩31 岁。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甲科，授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西京留守推官。庆历八年（1048），欧阳修在扬州知州任上，以眼疾为由，自请颍州，皇祐元年正月改知颍州，二月至颍州赴任。爱其风土，次年即约梅尧臣置地建房，当时已有将来终老此地之意。

常秩（1019—1077），字夷甫，颍州汝阴（今安徽阜阳）人。喜研读《春秋》，举进士落第，以孝悌有德为乡人所服。经欧阳修、张瑰、吕公著等人举荐，朝廷数次征召，辞不就。王安石变法后，常秩奉诏进京，被命管勾国子监，仕至同判太常寺。后因病归颍州，卒。《宋史》有传。关于常秩的生平，可参看袁贝贝《“汝阴处士”常秩事迹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 期）和邱丽维《宋代文官常秩死因探析》（《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 期）。

欧阳修与常秩相识于颍州，时欧为知州，常是落第秀才。关于二人的相识过程，刘敞《公是集·杂著》所载最为具体：

处士之有道者，孙侔、常秩、王令……秩，颍州人，应进举，初未为人知。欧阳永叔守颍，令吏较郡中户籍，正其等。秩赀薄在第七。众人遽请曰：“常秀才廉贫，愿宽其等。”永叔怪其有，让问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慵众人也。”永叔为除其籍，而请秩与相见，悦其为人。秩由此知名。及张唐公守颍，因荐秩于朝廷，赐以米麦束帛，秩固让不受。自陈方应举，无隐者之实，不敢当其赐。[1]

欧阳修知颍州时，刘敞与弟刘攽曾寓居于此，所以其记载当可信。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载：“皇祐中，欧阳修为州，刘敞、王回与之游。闻秩居里巷有节行，间亦与之燕集，由此知名。”[2]48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二在“（熙宁四年四月）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条后引林希《野史》中所载云：

皇祐 中，欧阳修为州，刘敞、王回在郡，日与之游。闻常秩居里巷，有节行，间与之宴集，由此知名。秩不能为文，故罢进士无他才能，回与规磨之，学问稍进。修宠奖秩太过，力荐于朝，屡召不至，由是天下仰望，以为异人……[3]5407

从前引多种记载看，作为小12 岁的晚辈，常秩在当时并无过人之处，但由于欧阳修“悦其为人”，偶尔与其游处，才“由此知名”。欧阳修“力荐于朝”，加上常秩本人“屡召不至”，这才使他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名声。

二、欧对常二十年之向往

自皇祐二年（1050）七月离开，到熙宁三年（1069）从青州改知州蔡州，以眼疾告假回颍州居住月余，时间长达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欧阳修虽多次回到颍州家中，但大多数时间都在外为官，在颍时间并不多。尽管如此，欧阳修与常秩仍能保持着较多的联系。林希《野史》云：“修自去颍，每为诗思颍，无不及秩，共为几杖之游。”[3]5408此言虽有夸张，但足以揭示出欧对常的情谊。由于常秩名下没有直接的交往文献保存下来，我们只能从欧阳修的文集中去寻找证据。从欧阳修今存的四首诗和十篇书信中，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常秩一往情深。

《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八载有欧阳修写给常秩的书信《与常待制（夷甫）十通》，这些作品均见于《居士集》和《居士外集》之外的《书简》中，可能是欧阳修去世后其子欧阳发、欧阳棐从常秩家中抄录。也可能是颍州人王莘、王铚父子收罗所得。李之仪《欧阳文忠公别集后序》云：

汝阴王乐道与其子性之，皆博极群书，手未尝释卷。得公家集所不载者，集为二十卷。余幸得而观之，遂以尝闻人所诵公之言以记于后，亦足以告夫学者而为之劝也。政和四年三月廿三日，赵郡李之仪书。[4]89

王莘字乐道，曾从学于欧阳修，宋代著名的藏书家；王铚字性之，宋代重要的学者和历史学家；他们父子就是颍州当地人，且与欧阳修有师承关系，所以为其收罗佚作的积极性很高。

十篇书信中，有四篇年份不详，仅云“嘉祐治平间”。其四云：

某启。向在颍，区区仅得一二闻余论，虽未厌于心，而仁人之言，获益已多矣。自藏拙于此，习成懒慢，遂疏奉问。亮须幅巾闾巷，杖履往还，始偿夙素倾向之心尔。未问，以时为道自重。因负枣人行，谨奉手状。[5]2432

从信中内容看，似当作于欧阳修首次从颍州去任之后，而且似乎分别时间尚不甚久。笔者怀疑此信未必作于嘉祐、治平年间，亦有可能作于皇祐二年或三年。

皇祐四年（1052）三月，母郑氏去世，欧阳修回颍州守制。五年（1053）七月护母丧南至吉州吉水（今江西永丰）归葬。至冬，仍回到颍州守制。六年即至和元年（1054）五月，服除复官，离开颍州前往京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欧阳修主要居住在颍州，曾参与当时知州张瑰的宴集，其间当与常秩有较多的交往。由于欧阳修当时已卸去官职，所以与常秩交往起来可以更加不拘形迹。

也许正是因为这几年的交往，欧阳修与常秩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这次离开颍州后，欧阳修多年未回颍州，却和常秩保持着较多的联系。《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一（嘉祐治平间）云：

某启。相别日久，书问虽阙，而思慕盛德，未尝少忘于心。不审即日体候何似？向蒙宠示盛文一编，究味意趣，殊发蒙陋，珍玩秘藏，未曾暂释。续更有新作，苟赐不鄙，无外开释，至幸至幸。深冬，为道自爱。[5]2431

这封书信写到常秩曾“宠示盛文一编”，至于其究竟是何文，已难以确认了。从常秩“不能为文”且“尤精《春秋》”来看，很可能是关于《春秋》的著述。又其二（嘉祐治平间）云：

某相别累年，书问虽阙，而思慕盛德，未尝一日而忘于心。不审即日体履何似？某碌碌于此，国恩未报，而衰病日侵，进无少补于时，退未得幅巾闾巷以从有道君子，岂胜区区。深寒，为道外自爱。因小侄行，附此。[5]2432

信中说“相别累年”，当距皇祐六年欧阳修离开颍州致分别不止三二年而已，但似乎尚未至十年这样一个更加令人伤感的时间段，故可以推断作于嘉祐年间。

英宗治平元年（1064）春，在户部侍郎任上的欧阳修离开颍州已有十年，他自感衰病，向往隐居生活，于是寄诗颍州的常秩，即《早朝感事》：

疏星牢落晓光微，残月苍龙阙角西。玉勒争门随仗入，牙牌当殿报班齐。羽仪虽接鸳兼鹭，野性终存鹿与麛。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5]228

治平二年（1065），欧阳修也曾回到颍州。时欧阳修在吏部侍郎任上，身患淋渴疾，加之眼病复发，多次自陈身体衰残。七月二十八日，王回去世。欧阳修作《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于乡党，信义施于友朋。贫与贱不为之耻，富与贵不为之荣。虽得于中者无待于外物，而不可掩者盖由其致诚。故方身穷于陋巷，而名已重于朝廷。若夫利害不动其心，富贵不更其守。处于众而不随，临于得而不苟。惟吾知子于初，世徒信子于久。念昔居颍，我壮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来归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况如子者，岂止一邦之贤。举觞永诀，夫复何言！[5]1044

关于此文的写作年份，诸家认为作于治平二年，这与王回去世的时间是一致的。王回在其父王平葬于颍州汝阴后，即举家定居在此地。王回卒于颍州家中，亦葬于此地，欧阳修“来归而送子于泉”亦当是颍州之事。常秩与王回为友，曾在颍州多次讨论学问，且其人“孝悌有德”，照理不能不去参加他的葬礼。加上欧阳修颍州之家距离常秩为近邻，相见不难。如此推论成立，则欧阳修与常秩当时亦当有见面的机会。不过，欧阳修这次回颍州的时间很短，除了《祭文》外没有留下其它的线索。

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皇帝崩，神宗即位，欧阳修升任尚书左丞。被御史蒋之奇诬陷与长媳吴氏有奸情，欧阳修身心疲惫，归隐之意更重，故再次寄诗常秩。其诗即《书怀》（一作《思颍寄常处士》）：

齿牙零落鬓毛疏，颍水多年已结庐。解组便为闲处士，新花莫笑病尚书。青衫仕至千钟禄，白首归乘一鹿车。况有西邻隐君子，轻蓑短笠伴春锄。（常夷甫也）[5]241

此诗各家均认为作于治平四年。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在“治平四年丁未”之十二月之后云：“（本年）有诗寄常秩，相约颍州结邻。”[6]427这也与欧阳修被污蔑之后的心境非常吻合。笔者以为，既然年份确定无疑，再结合诗中“新花”“春锄”二词，可推断作于春季。

诬枉辨明后，欧阳修不愿继续在朝中为官，乞罢执政并求外任。闰三月，出知亳州。欧阳修要求便道过颍，获准。五月，欧阳修回到颍州，扩建房舍，与颍州知州陆经唱和。至二十五日，欧阳修离开颍州，前往亳州赴任。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欧阳修这次回颍州曾与常秩相见，但照常理推测，以他与常秩的交情和对归隐之渴望，与常秩晤面当是不需说明的应有之意。其《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三云：

某前日承枉顾，少接余论，殊不从容。朝夕人事稍间，当获款奉。未间，略布区区。茶少许，聊助待宾，轻浼，皇恐。[5]2432

此信为欧阳修让人向常秩赠送茶叶的便笺，其中提到前日常秩“枉顾”，二人交谈了一会，但不够从容，所以他说“朝夕人事稍间，当获款奉”，也就是说：等哪天我不忙，好好陪你聊聊。味其文意，当时欧阳修似乎正在颍州。由于治平二年欧阳修在颍州的时间很短，不可能有“朝夕人事稍间，当获款奉”的机会。而这次回颍州获得正式批准，虽然忙于建房，时被打扰，但给常秩送茶叶并陪他讨论学问的时间总还是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对常秩的态度，送茶叶给比自己小12 岁的常秩，他还生怕对方不开心，更像是一个后生对长者的心态。

神宗熙宁元年（1068）正月，常秩被神宗皇帝征召赴阙，未赴。而他之所以被召，据说跟欧阳修举荐有关。《宋会要辑稿·选举·礼遣》三十四载：

神宗熙宁元年正月二十一日，诏颍州敦遣试将作监主簿常秩赴阙，毋得受秩辞避章表。初，欧阳修等言：“秩好学不倦，尤精《春秋》。退处穷年，事亲尽礼，不肯碌碌苟合众人。经明行修，可助教化。宜召至阙下，试观其能。苟有可采，特降一官。”而秩累召不至，故有是命。[7]

在亳州知州任上的欧阳修由于离颍更近，思念也更切，因而与常秩的联系更加密切。同月，欧阳修寄诗给常秩，即《新春有感寄常夷甫》：

余生本羁孤，自少已非壮。今而老且病，何用苦惆怅？误蒙三圣知，贪得过其量。恩私未知报，心志已凋丧。轩裳德不称，徒自取讥谤。岂若常夫子，一瓢安陋巷。身虽草莽间，名在朝廷上。惟余服德义，久已慕恬旷。矧亦有吾庐，东西正相望。不须驾柴车，自可策藜杖。坐惊颜鬓日摧颓，及取新春归去来。共载一舟浮野水，焦陂四面百花开。[5]144

稍后，欧阳修又寄信常秩，《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五（熙宁元年）云：

某启。少便，久疏致问。经寒，仰惟德履多福。某衰病如昨，已再请寿阳。日夕有命西归，渐谋休息，必有幅巾衡巷，以从长者之游，偿其素愿，然后已也。未问，惟为道自爱。[5]2433

文中提到“经寒”，亦当作于春天。在这封信中，欧阳修竟然破天荒地称常秩为“长者”，尤可见对其向往之情。至九月，欧阳修改知青州，反而离颍州更远了。《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六（熙宁元年）云：

某启。到官忽忽，已复穷冬，老病疏慵，阙于致问。雪后清冽，体况想佳。某幸居僻事简，足以养拙，归心虽切，尚少盘桓。款悟未期，深寒加爱。[5]2433

熙宁二年（1069），青州知州任上的欧阳修多次上请致仕。同时，他更加渴望回到颍州。其本年写给常秩的书信有二封。《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七（熙宁二年）云：

某启。近小吏许充行，奉状粗布区区。穷腊阴雪，忽复新春，窃惟养道燕居，动履清福。某此忽忽已数月，明春遂寻前请，窃谓理尽而无嫌。至于幅巾闾巷，以从先生长者之游，此实无穷难得之乐尔。未间，保重以副瞻勤。因家兵还，谨奉启。[5]2433

据文中“忽复新春”，可知作于本年正月。在这封信中，欧阳修进一步称常秩为“先生长者”。又其八（熙宁二年）云：

某启。守官东州，僻在海涘，久疏致问，徒积倾驰。气候已寒，不审燕居动履何如？某勉强衰病，迁延荣禄，又将及期。岁物丰盛，盗讼稀简，粗足偷安。冬春之交，得遂西首，获亲长者之游，不胜至乐。未间，为道爱重。[5]2434

据文中“气候已寒”，知信当作于冬天。从其中“冬春之交，得遂西首，获亲长者之游”几句看出，欧阳修认为到下一年春天他就可以致仕回到颍州了。

在这二十年的交往中，欧阳修对常秩越来越敬重，对隐居生活也越来越渴望。从其书信中的用语看，欧阳修最初称常秩为“仁人”“君子”，后来则变成了“长者”和“先生长者”。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欧阳修对常秩已不是最初的肯定和赞赏，而变成了仰慕和向往了。

三、晚年失欢

欧阳修之所以如此仰慕和向往常秩，主要着眼于其不慕荣利、甘于平淡的古君子风范。一旦感觉常秩思想有所变化，欧阳修就开始担忧了。他在熙宁二年作《读易》一诗：

莫嫌白发拥朱轮，恩许东州养病臣。饮酒横琴销永日，焚香读《易》过残春。昔贤轩冕如遗屣，世路风波偶脱身。寄语西家隐君子，奈何名姓已惊人。[5]247

除了一如既往地渴望归隐以便与常秩共享游处之乐外，欧阳修在这首诗中表达出了他的忧虑：常秩“名姓已惊人”，也许不会甘心安处闾巷了！

熙宁三年（1070）上半年，欧阳修在青州知州任上作《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九（熙宁三年）云：

某启。多病疏懒，稍阙致问。近儿子自颍还，云尝侍杖履。喜承经暑寝兴万福，兼审尚以足疾未副召命。朝廷礼贤之意甚笃，而士大夫延首之望益勤。然君子出处有道，足以镇止奔竞，敦厚时俗，其功利亦多矣。某尚未得请，未遂相从闾巷之间，然亦不过一两月之顷尔。时暑，为道爱重。[5]2434

信中“时暑” 二字已透露出写作的月份。又据“朝廷礼贤之意甚笃”之句，知此信作于朝廷征召常秩之后。相对于此前，这封信增加一个新内容：“然君子出处有道，足以镇止奔竞，敦厚时俗，其功利亦多矣。”欧阳修如此肯定常秩隐居的重要意义，显然希望其人能一如既往，不改其节。欧阳修之所以写作这封信，应该是察觉出常秩在王安石实行新法后出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

七月，欧阳修由青州改知蔡州。虽未能如愿致仕，但距离颍州近了。八月，欧阳修在赴蔡州任时，以足疾为由，在颍州家中居住月余。此时与常秩和颍州知州吕公著曾晤面，并谈及时政。《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二所引林希《野史》云：

庚戌岁（1070），（吕）公著黜守颍，修亦赴青州，道过颍。秩时已有仕意。二公与秩谈及时政，皆主以为是，修遂折之，（王）安石乃敕本郡以人船送秩赴阙。[3]5407

林希在这里误把欧阳修赴蔡州记成“赴青州”， 而且说他与吕公著“谈及时政，皆主以为是”，恐有背事实。欧阳修在青州任上，拒绝实施青苗法，可见他反对新法的态度很鲜明。不过，他说此时常秩出仕之意已生，应该是实情。

九月下旬，欧阳修至蔡州赴任。冬日，他又寄信常秩。《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十（熙宁三年）云：

某启。霜气清冷，不审燕居动履何似？窃承朝旨尚复敦迫，出处之际，遂为世法，必有以果于自信者。某累牍恳至，而上恩未俞，素愿虽稽，终当如志。瞻仰盛德，惟日增劳。向寒，珍重。[5]2434

味其文意，特别强调“出处之际”，仍是希望常秩看重名节，似乎在争取打消他出仕的念头。不过，常秩当时似乎出仕之意已浓，所以当神宗皇帝再次征召时，他就选择了赴阙。《宋史·常秩传》载：“熙宁三年，诏郡‘以礼敦遣，毋听秩辞。’明年，始诣阙。”[8]10595

熙宁四年（1071）二月，欧阳修因疾病缠身，从蔡州知州任上告假回到颍州作短暂休养。至三月二十日，回到蔡州。其时，常秩已决意赴阙，临行前曾往欧阳修家辞行。四月十九日，常秩被授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二载：

（熙宁四年四月）甲戌，试将作监主簿常秩为右正言、直集贤院，管勾国子监。初，秩不肯仕宦，世以为必退者也。及王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诏书，独以为是。被召，遂起，及对垂拱殿，上问秩：“先朝累有除命，何以不起？”秩言：“先帝容臣辞免，故臣得久安闾巷。今陛下迫臣，不许稽违诏旨，是以不敢不来，非敢有所辞择去就也？”上嘉之，徐问当今何以免民冻馁。秩言：“法制不立，庶民食侯食，服侯服，此今之大患也。”且言：“臣才不适时用，愿得复归。”上曰：“卿来，安得不少留乎！俟异日不能用卿，然后有去就可尔。”初议除秩官，王珪 曰：“可太子中允。”上曰：“待此人当适理分之宜。”乃有是命。

其后又引林希《野史》云：

……（常秩）辛亥五月至京师，馆于太学。召对，上问秩所以久不起之意，秩对：“先帝召臣以官，故臣不敢至。陛下不以官召臣，臣所以起。”上大悦。又问安石、修、公著优劣及时事是非，秩对青苗等事皆合古义，安石知经知道，公著不知经不知道，修于浮文为长耳。明日，除官右正言、直集贤院、判国子监，面赐绯鱼。[3]5408

林希《野史》关于常秩至京师的时间记载恐亦有误。既然常秩在四月中旬已被皇帝召见和授官，怎么可能“五月至京师”呢？其至京师必在四月之前。结合欧阳修与常秩的行迹，如果常秩确实曾经向欧阳修辞行，时间最可能在三月。

对于常秩出仕，欧阳修大为失望，所以这次相见并不愉快。后引《墨客挥犀》载：“先是，欧公既致政，凡有宾客上谒，率以道服、华阳巾，便坐延见。至是，秩授官来谢，公乃披衣束带，正寝见之。”其中关于时间的记载有舛误，因为常秩出仕时，欧阳修当时尚未能如愿致仕，而只是告假一个多月。此时已至三月中旬，距离常秩赴阙时间很近，故可推断常秩辞行当在本月。由欧阳修“披衣束带，正寝见之”可见，他已不再将常秩视为隐士，不再视为自己的知交，而将其看作朝廷的官员了。

本年六月十一日，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初回到颍州。由于常秩此前已入朝任职，没有“汝阴常处士”的相伴，欧阳修归隐后开始整理自己的文集，并撰写了《六一诗话》。

熙宁五年（1072）闰七月二十三日，66 岁的欧阳修病逝于颍州家中。八月初八，在谏院供职的常秩请为欧阳修的谥号加“忠”字，被采纳。《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载：

（熙宁五年八月甲申）颍州言：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卒。赠太子太师。太常初谥“文”，常秩曰：“修有定策之功，请加以‘忠’。”乃谥‘文忠’。”[3]5765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云：

欧阳文忠公初但谥“文”，盖以配韩文公。常夷甫方兼太常，晚与文忠相失，乃独谓公有定策功，当加“忠”字，实抑之也。李邦直作议，不能固执，公论非之。当时士大夫相谓曰：“永叔不得谥文公，此谥必留与介甫耳。”其后信然。[9]

欧阳修一生未尝有负于常秩。常秩出仕后没有建树，人品亦有可议，但即便如此，按照人之常情，他请在欧阳修谥号中加“忠”字，应该还是出于褒扬。陆游说“实抑之”，是出于否定常秩人品的推论，其实并没有根据。

四、欧常交往对二人命运的影响

尽管欧阳修与常秩在交往中所处的地位不同，但二人的命运都因为彼此之间的交往而有所改写。

其一，对常秩的人生来说，欧阳修烙上了深深的印记。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欧阳修带头举荐常秩，使后者成为天下闻名的隐士。常秩原本不过是一位平常的落第秀才，虽因“孝悌有德”为乡人所称，但也仅此而已，可是欧阳修的举荐却使他的声名溢出了颍州，逐渐为士大夫所知。在欧阳修之后，胡宿、吕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相继称荐常秩。正是由于这些称荐，常秩不仅受到朝廷赏赐，被授颍州州学教授，还多次被征召，而他的屡次“不起”更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名望。前引《宋史》和林希《野史》都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常秩在熙宁四年奉诏出仕，受到神宗皇帝的器重。林希《野史》这样叙述他出仕后的经历：“除官右正言、直集贤院、判国子监，面赐绯鱼。后除直舍人院、天章侍讲，又除起居注，供谏职。无月不除官，用悦其心。”[3]5407-5408后来常秩仕至同判太常寺。这一切，都离不开欧阳修的举荐以及之后的多次称美。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与欧阳修的结识和交往，常秩应该没有出仕的机会，很可能只能一辈子在颍州过着耕读传家的平静生活，虽然这样对他来说未必不是好事。

另一方面，欧阳修对常秩的由衷赞美最终演化成对后者的无情嘲讽。虽然举荐和揄扬常秩，但在欧阳修的内心深处，他希望常秩能禁得住诱惑，不要改变生活态度，而常秩的多次“不起”似乎也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因此，他对常秩的赞美也发自内心。可是当常秩出仕后，欧阳修之前的赞美就逐渐演化成了嘲讽。

欧阳修称赞常秩为“有道君子”“隐君子”，可是常秩不但易节出仕，而且其后的表现也不够光彩。《宋史·常秩传》载：

初，秩隐居，既不肯仕，世以为必退者也。后安石为相更法，天下沸腾，以为不便，秩在闾阎，见所下令，独以为是，一召遂起。在朝廷任谏争，为待从，低首抑气，无所建明，闻望日损，为时讥笑。秩长于《春秋》，至斥孙复所学为不近人情。著《讲解》数十篇，自谓“圣人之道，皆在于是”。及安石废《春秋》，遂尽讳其学。[8]10596

林希《野史》亦云：

秩素喜《三传》之学，安石黜《春秋》，不立学官，秩亦无一言。铨事不晓吏文，供谏职默然无一语，中外皆笑之。[3]5408

在这样的情况下，欧阳修先前对常秩的赞美也被发掘出反讽的意蕴。《墨客挥犀》卷七“欧公诗寄颍阴常秩”条载：

少保欧阳公永叔在政府，将求引去，先一诗寄颍阴隐士常秩，其略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及公致仕还颍，有诗赠秩曰：“赖有东邻常处士，披蓑戴笠伴春锄。”既而王丞相介甫秉政，遂以右正言、直史馆召秩，而秩遂起。先是，欧公既致政，凡有宾客上谒，率以道服、华阳巾，便坐延见。至是，秩授官来谢，公乃披衣束带，正寝见之。明年，直拜侍讲、判国子监。寻有无名子改前诗，作秩寄欧公诗曰：“笑杀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又曰：“昔日颍阴常处士，却来马上听朝鸡。”[10]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十《谈谑》条亦载：

颍上常夷甫处士，以行义为士大夫所推，近臣屡荐之，朝廷命之官，不起。欧阳公晚治第于颍，久参政柄，将乞身以去。顾未得谢，而思颍之心日切，常有诗曰：“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后，公既还政，而处士被召赴阙，为天章阁待制，日奉朝请。有轻薄子改公诗以戏之曰：“却笑汝阴欧少保，新来处士听朝鸡。”[11]

如果没有欧阳修的举荐和大力赞美，假如常秩凭借科举考试走上仕途，他的出仕就不会被认为是对处士身份的背叛。即便是他后来居官时人品有亏，也未必会受到多少关注。可是，欧阳修的举荐和赞美放大了常秩的隐士品格，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竟然应诏出仕，这就属于“易节”，不仅不再是隐士，而且不属于君子之列了！

可以这样说，欧阳修的举荐和赞美虽然改变了常秩的命运，但随着常秩的出仕最后又变成了无情讽刺，夸大了常秩形象的不足和污点，甚至起到了一定的丑化作用。

其二，对欧阳修来说，虽然在交往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受到常秩的影响亦不可轻觑。这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常秩彻底断送了欧阳修致仕后的生活理想。欧阳修晚年一心向往归隐颍州，除了这里“肥鱼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风不用钱”（《寄河阳王宣徽》）和“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思颍诗后序》）以外，还跟与常秩比邻而居、结伴耕作的理想生活有很大关系，所以他不断地幻想着彼此一起游处的欢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几乎成了欧阳修晚年最主要的理想了。可是就在欧阳修认为理想即将变为实现的时候，常秩却一反常态奉召进京了。于是，欧阳修多年对隐居生活的期待，都因为常秩的入京而化为泡影！虽然现存欧阳修的文集中没有丝毫文字涉及此事，但据常理推测，其失望之深是容易想象的。归隐颍州后，欧阳修没有过上多年向往的生活，于是就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个人文集和文献上，且仅仅过了13个月就去世了。可以这么说，理想的破灭影响了欧阳修的心情甚至健康，可能加速了他的去世。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假设一下：如果常秩没有出仕，欧阳修能如愿过上他多年渴望的那种生活，他的心态和心情会更好，身体会更健康一些，也许他不会那么快去世。

另一方面，常秩出仕令欧阳修“终身自咎”。欧阳修以“好士”出名，其实质也是通过褒扬为一些士人争取名声，从而促进社会上士风的改变。不过，人性有其杂的一面，欧阳修褒扬的也未必都是真正的君子。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集叙》里说：

故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自庸众人以显于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负于公者，亦时有。盖尝慨然太息，以人之难知，为好士者之戒。意公之于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于颍水之上，余往见之，则犹论士之贤者，唯恐其不闻于世也；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12]

苏轼说欧阳修归隐颍州后，尚未改其“好士”之习。“至于负己者，则曰是罪在我，非其过。”苏轼这几句话固然可以体现欧阳修的胸襟宽广和光明磊落，可是既然是在颍州相见，则不久前奉诏入仕的常秩必然是他们师生二人谈论的话题。对于那些“负于公者”，欧阳修则将责任揽在自己身上。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九“（熙宁四年）夏四月以常秩为右正言”条后所附常秩小传：

修自去颍，每为诗思颍，无不及秩。（吕）公著荐之尤力。一旦秩为（王）安石所诱，二人大失望，遂不复与相见。初，吕惠卿、章惇辈事修亦甚谨，及修老失势，不复顾修；归颍，又失秩。终身自咎，以为知人之谬。[2]488

又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七叙述欧阳修卒后被谥“文忠”的过程本身已非常完整，可是其下又专门加了一段内容谈论到欧阳修与常秩的关系：

修喜荐士，一时名卿贤士出修门者甚众，而荐秩与连庶尤力。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修自以为失。庶终不出，修自以为得也。庶，应山人，尝为寿春令，有政绩，已而退居二十余年。修及龙图阁直学士祖无择荐庶文学行谊，宜在台省。诏以庶知昆山县，固辞不行。宋庠兄弟及修贫贱时皆依之，三人既通显，庶未尝倚以进也。[3]5765

李焘以连庶作对比，对常秩的批评态度很明显，其中“秩晚仕于朝，君子非之，修自以为失”几句，很能表达常秩出仕给欧阳修带来的屈辱。从这两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常秩对欧阳修的影响虽然要小一些，但其影响都是负面的。

五、欧常交往与宋代士风建设

欧阳修与常秩的交往并不仅仅是二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与宋代的士风建设有着密切的关联，或者说其本身就是当时士风建设的组成部分。如果仅仅将其视为二人之间的私交，就会忽略其背后的文化意义。

其一，宋代非常重视士风建设。五代时期，由于身处乱世，士大夫唯以富贵为追求，寡廉鲜耻，不重名节。宋初承五代之习，此风未歇，但对一个大一统的王朝来说，其破坏力是可想而知的，故自皇帝至贤士大夫都在致力于新的士风建设。具体说来，其参加者主要有两类人。

一类是宋初的几代皇帝。为了激励士大夫重视节义，宋初几代皇帝在旌表忠义、鄙薄奔竞，并且重视隐逸之士。太祖曾经旌表因反对他称帝而被杀的北周忠臣韩通，而鄙薄喜欢奔竞的陶谷；太宗曾征召终南山隐士种放，真宗曾旌表陕州处士魏野，赐杭州隐士林逋粟帛；仁宗亦尝征召隐士孙侔、常秩等人。如果说表彰忠义直接表达出皇帝对士大夫的品格诉求，鄙薄奔竞是树立反面典型加以警示，而赏赐和征召隐士同样是为了转变士风。《宋史·孙侔传》载刘敞知扬州时举荐他的理由即是“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矫俗”[8]13443。

另一类是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正直敢言的名臣。《宋史·列传》第五十二传主为田锡、王禹偁、张咏三人，皆以正道直行著名。其后传论曰：

《传》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三人者，躬骨鲠蹇谔之节，蔚为名臣，所遇之时然也。禹偁 制戎之策，厥后果符其言，而醇文奥学，为世宗仰。锡身没之后，特降褒命，以贲直操，与夫容容嘿嘿，以持禄固位者异矣。咏所至以政绩闻。天子尝曰：“咏在蜀，吾无西顾之忧。”其被奖与如此。然皆肮脏自信，道不谐偶，故不极于用云。[8]9804

田锡、王禹偁、张咏三人主要活动于太宗、真宗二朝，而其后的范仲淹、欧阳修主要活动于仁宗朝，而且在改变士风方面作出的贡献更大。

正是由于多种力量共同参与了宋初的士风建设，所以至仁宗朝已经从根本上清除了五代以来的不良风气。诸葛忆兵在《范仲淹与北宋士风演变》一文中说：

宋代从君王到士大夫都致力于士风的建设，最终形成了知识分子新的风貌。北宋士风的转变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间。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新的士风皆在形成过程之中。至宋仁宗时期，这一转变过程才大致完成。范仲淹活跃于政坛，出将入相，逐渐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是这一转变过程完成的重要标志。[13]

良好的士风一旦建立并得到维持，其对国家和人心产生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宋史》的编者在《忠义传序》中动情地写道：

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余憾，况其它哉！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足示意向。厥后西北疆场之臣，勇于死敌，往往无惧。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8]13149

其二，欧阳修是宋代士风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在宋代士风的建设中，仁宗朝至关重要，范仲淹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而欧阳修正是他的战友。《宋史·范仲淹传》云：“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8]10268马茂军在《论宋初百年士风的演进》一文中说：

庆历年间是北宋政治、文化、学术的转折点，也是北宋士风的转折点。围绕庆历新政的庆历党议，其核心内容是君子小人之争、直道顺道之争、名节操守之争，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道德建设、士风建设的运动。范仲淹是这场运动的领袖……[14]

在范仲淹倡导“矫厉尚风节”的过程中，欧阳修一直是其最坚定的支持者。景祐三年（1036），开封知府范仲淹因触怒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今江西上饶）知州，欧阳修大为不平，作书责骂曾诋毁范的左司谏高若讷，并因此被贬知夷陵（今湖北宜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亦是臂膀。“新政”失败，范仲淹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亦被贬为滁州知州。

除了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用自己的行为宣示堂堂的士大夫气节，欧阳修还利用修撰前朝史书的机会，多次批判五代士风衰弊的现象。在《新五代史·一行传》前，他说：

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 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谓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而怪当时可道者何少也……[15]369

欧阳修说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本以为“自古忠臣义士多出于乱世”，可五代就是乱世，为何却缺少忠义之士呢？在同书《杂传》前，他试图解答了这个问题：

《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15]611

在这里，欧阳修借用管仲之言特别强调了“礼义廉耻”对于化人和治国方面的重要作用。他从冯道自述中的“无廉耻”，可证当时的风气之恶，则国家焉能不败？中国人历来重视以史为鉴，欧阳修这些话其实都是说与当时人，希望士大夫能有廉耻之心，做忠义之臣。

即便是他的散文创作，也同样具有这方面的意义。《宋史》编者为其所作传论云：

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8]10383

《宋史》编者将其与韩愈并举，充分肯定了欧阳修之文在“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方面的作用。

可以这么说，在宋代士风建设的过程中，欧阳修政事与文章并重，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与常秩的交往，其实也是他改造士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三，欧常交往是当时士风建设的组成部分。从皇祐元年结识，到熙宁四年常秩出仕，二人的交往长达23年，持续时间不可谓不长。当然，二人在交往中的地位是不对等的：二人相见，始于欧阳修知颍州时召常秩相见；二十几年的交往中，虽然不能忽略常秩的积极性，但主动权一直在欧阳修手里；最后常秩易节入仕，临行前向欧阳修辞行，欧穿官服接待，表明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常的态度，也就意味着终止了之前一直郁郁于胸的向往之情，二人的交往也走到了终点。

既然交往的主动权掌握在欧阳修手里，那么，欧阳修二十年如一日地主动与常秩交往，其内在动力何在呢？笔者以为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欧阳修有意将常秩打造成一个现实版的“有道君子”。为了建设新的士风，不仅要抨击过去的不良风气，积极倡导新的风尚，更要树立一些良好的榜样。常秩就是欧阳修树立的榜样之一。当然，常秩自身基础条件不错，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在欧阳修见到前已被乡人称赞“孝悌有德”。《宋史·常秩传》载：“秩平居为学求自得。王回，里中名士也，每见秩与语，辄欿然自以为不及。欧阳修、胡宿、吕公著、王陶、沈遘、王安石皆称荐之，翕然名重一时。”[8]10596虽然自始至终，常秩并没有显示出什么过人之处，可是在经历了那么多名臣的称荐后，朝廷一再征召，皆不肯出仕，俨然一幅“必退者”的风范。前引林希《野史》所载“修宠奖秩太过，力荐于朝，屡召不至，由是天下仰望，以为异人”几句，很能说明这个道理。即便高明如欧阳修，他又如何能预知以后的事情呢？

欧阳修对常秩的称赞主要着眼于“道”。在《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二中，他称常秩为“有道君子”；在其四中，他称常秩之言为“仁人之言”；在其五中，他称常秩为“长者”；在其七中，他称常秩为“先生长者”；在其八中，他又称常秩为“长者”。从中可以看出，随着交往时间的增加，常秩的形象在欧阳修心中变得越来越高大，从“有道君子”最终升华成了“先生长者”。要知道，欧阳修比常秩大12 岁，他自己才是“先生长者”，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韩愈在《师说》中说：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16]

欧阳修以当代韩愈自居，自然不屑于在年龄上计较，他关注的是常秩的人品和对士风建设的作用。在《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一和其二中，欧阳修都使用了“思慕盛德”一词，这是对常秩品格的肯定；在其八中，他说：“朝廷礼贤之意甚笃，而士大夫延首之望益勤。然君子出处有道，足以镇止奔竞，敦厚时俗，其功利亦多矣。”在其十中，他又说：“出处之际，遂为世法，必有以果于自信者。”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常秩的出处对士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了。

当然，从后来的结果看，常秩远没有欧阳修想像得那么正大光明。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在长期的交往中，欧阳修心中的常秩已经逐渐远离了真实，而成为能够代表士人高尚气节的一个榜样，可惜这个榜样的形象后来坍塌了。

另一方面，欧阳修也在与常秩的交往中展现了自己的节操。作为一代名臣，欧阳修不仅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且视富贵如浮云，一直带有浓郁的归隐意识。郭学信在《北宋士风演变的历史考察》一书中说：

我们在看到北宋中期高昂激扬的主流士风时，也不能忽视北宋中期士风的另一面……这就是北宋中期的文人士大夫在积极入世的同时，有时也表现出入世意志淡化的一面。[17]

欧阳修的思想中也同时表现出这样两个方面的特征。在知颍州时，欧阳修曾约梅尧臣买田，以为归养之地，可见当时即已有归隐之意。母亲郑氏去世后，欧阳修在颍州守制，对颍州的情感进一步加深。服除后，欧阳修离开颍州多年，思颍和归隐之意愈来愈浓。在这样的情况下，常秩亦耕亦读的隐居生活方式就成了他的理想。在嘉祐年间写给常秩的信中，他已感叹自己“退未得幅巾闾巷以从有道君子”（《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二），也就是遗憾自己不能像常秩那样生活。迨至治平年间，欧阳修不仅遭受多种疾病困扰，而且被政敌污蔑和攻击，他身心疲惫，归隐之意更重。在前引《书怀》（一作《思颍寄常处士》）中，他这样规划自己未来的生活：“况有西邻隐君子，轻蓑短笠伴春锄。”欧阳修希望自己致仕后，可以过上与常秩比邻而居、结伴耕作的生活。在之后所作的《与常待制（夷甫）十通》其五中，他又说：“日夕有命西归，渐谋休息，必有幅巾衡巷，以从长者之游，偿其素愿，然后已也。”到了熙宁年间，欧阳修进一步渲染这种生活可能带来的乐趣：“至于幅巾闾巷，以从先生长者之游，此实无穷难得之乐尔。”（《与常待制十通》其七）“冬春之交，得遂西首，获亲长者之游，不胜至乐。”（其八）可惜的是，欧阳修梦想的这种乐趣因常秩出仕而最终变成了泡影。

可以这样说，正是出于士风建设的需要，欧阳修才不断提升和美化常秩的形象，将其从“有道君子”一步步塑造成非常敬仰的“先生长者”；而其在与常秩交往中表现出的对归隐之乐的渴望，也是对本人高尚节操的展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可视为当时士风建设的组成部分。

总之，欧阳修与常秩的交往，从表面看似乎只是二人之间的私事，背后体现的却是欧阳修通过树立常秩作为榜样和显示自己情操的不懈努力。虽然二人的交往以失欢告终，但二十年的坚持反映出欧阳修改造士风的努力，从常秩出仕后士林对他的丑化来看，士风改造已取得了切实的成功。

今天的中国，经济建设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少数知识分子亦表现出趋炎附势、唯利是图的一面，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因此，弘扬传统文化，发掘并借鉴宋代士风建设的成功经验，努力提升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使其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脊梁，从而引领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就显得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