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贵福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冯庸大学是冯庸在1927年10月于沈阳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冯庸（1901—1981年），辽宁海城人，1920年自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即服务于奉军，先后担任东三省航空处参谋长、东北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因痛感军阀混战带来的危害，于1926年辞去军职，毁家办学，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冯庸大学办学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有自己鲜明的特点，注重军事教育即是其一。冯庸注重军事教育，并将其贯彻在冯庸大学的管理、教学和研究各个方面。本文拟从冯庸对军事教育的思考和冯庸大学的军事教育实践两方面着手，对冯庸大学的军事教育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军事教育的出发点是救国

冯庸大学自创办伊始就实行军事教育。校长冯庸说：“本校教育以发扬国光，改造社会为使命。一方躬求德智体三育之实践，一方实施军国之教育，以期养成德贞学纯，忠勇壮烈之青年。从事救国工作，不仅注重操行，严格考试，强迫运动，且使学生生活纯为纪律化，以符军事教育之真精神。”[1]对冯庸所倡之军事教育，社会上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赞成者高度肯定，“苟全国学校皆能有冯庸大学的精神，则十年之后，人才杰出，中华民族一定要称雄全世界。”[2]“孙中山先生说散沙一盘，真是不假。个人自由太大，国家精神全无，现在青年人浪漫成性中，能有此种纪律生活，真是救主，从小学至大学均行军事教育，中国救矣！”[3]反对者则如冯庸所述，“或谓军事教育不合教育原理，违反潮流，或谓军事教育妨碍学业，有害智育。群聚批评者有之，来函批评者有之。甚至实施之初，本校学生亦抱怀疑心理”[1]8。为了回答这些疑问，冯庸在建校一周年之际，发表了《我之所以实施军事教育者》一文，全面阐述其实施军事教育的原因和理由。

一、环顾四周，到处充满消沉颓萎之气，一般人所求者享乐而已，苟且偷安而已。或病体支离，精神萎靡，或志行薄弱，仪容颓唐，或行为迂滞，精力疲惫。不任劳苦，不耐繁剧。东亚病夫之名，允称厥当。而全社会充死气者非无由也。此种恶劣现象，若不急加矫正，不独救国大任无人负当，即个人事业亦必无所成就。国事将益加败落，趣向退化之途。而中华民族终有受世界淘汰之末日。救济矫正之道，唯有以军事教育锻炼之，以强其筋骨健其体魄，坚其意志耳。……

二、我中华古代尚武任侠，勇武壮烈之民族性，降至今日，几已丧失无余。所余者，怯懦畏缩，敷衍柔媚之劣性而已。唾面自干，苟活偷生，俯首帖耳。屈服于淫威强暴之下而不敢反抗者，皆此劣性之表现也。强权之敢于施其暴行，蹂躏屠戮者，实国民之怯懦萎缩有以召之。杀我同胞，侵我国权，人民之宴安自乐也。占我土地，据我名城，人民之嬉笑自若也。举国上下，为惧怕强权之心理所笼罩。一纸通牒，国人即心悸神昏贴然就范矣。以此种屈服于暴力，而不敢反抗之奴隶性格，实足以亡国而有余。惟有实施军事教育，以养成其勇武壮烈之精神，俾能正义所在，不畏强暴，国难当前，蹈刃不辞。然后内乱可平，外患可攘。此又中国迫切需要军事教育之明证也。

三、在同一社会组织之下，人群相处得独安宁之福者，赖有共同遵守之秩序。维持此安宁秩序者，端赖纪律。同一团体，能团结坚固，不因外力压迫而涣散解体者，赖有团体精神。而此团体精神，则养成于常日之团体生活，不外服从纪律。在共和国家民主政治之下，自主自治而能秩序井然，实赖人民平时养成服从纪律、遵守纪律之习惯。……无组织能力，缺乏团体精神，此中国人与西人接触后，军事上、政治上、商业上处处失败之最大原因也。……军事教育严格的以团体生活，训练遵守秩序，服从纪律之习惯，求中国社会安宁之保持，国家基础之稳固，实施军事教育宁可一日缓乎？

四、……人类战争果能避免乎？人类其将终为人类乎?人类如不能改变其天性，则战争一事恐无制止之法。……此次世界大战，死伤数千万，为亘古未有之惨剧，世人深受创伤，曾一度思痛，呼号和平。曾几何时而列强间猜忌倾轧，积极扩充军备，又准备第二次大战矣，将来世界大战爆发，必为人类最残酷劫之运。对此未来大战，世人果有何术防止避免之乎？

五、人类战争，既难避免，现代列强又复积极备战，虎视鹰眈，伺隙而动。处此情势之下，中国欲图自存，不甘灭亡，除努力实施军事教育，造成能为自卫而战之国民外，宁有他道？[1]9-10

……

冯庸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实施军事教育的必要性：造成个人强壮体魄以担当救国大任；改造民族性以做到国难当前蹈刃不辞；加强纪律团体精神训练以求中国社会安宁，增强国际竞争力；应对世界战争危机，培养能为自卫而战的国民等。种种思考，出发点皆是为了救国，“取回我丧失之领土主权，求得我国家自由耳”[1]10。

冯庸对军事教育的思考与清末民初以来的军国民主义思想是一致的。清末民初的军国民教育主张者为挽救国家危亡，批判国人体质羸弱，希望国人有强健体魄，批判“贱军人”的传统，主张国民应有国家思想，主张军国民教育。冯庸的思考也是在这一框架之内。不过，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实行军国主义的德国战败，公理战胜强权、世界主义、大同思想一度极为流行，军国民教育思潮走向衰落。

冯庸的突出之处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重新大力提倡实施军事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列强重新回到中国市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并没有改变蔡元培在民初为提倡军国民教育时所说的“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4]的局面，一度乐观的思想界也逐渐回归冷静。如周作人在1925年《元旦试笔》一文中就宣布自己“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他说，“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及清帝废号迁宫后以后，遗老遗少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止。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的根基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5]五四时期一度认为“世界进化已至20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6]的钱玄同在1923年的一则日记中也写道，“现在时世之乱过于五胡乱华、女真满洲入寇之时数百倍”[7]。这些观点一方面反映学人们对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加深的感受；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一度乐观的思想界的新变化。在列强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加重的背景下，军国民教育的思想重新受到人们关注。1931年4月16日，上海《ABC日报》发表的署名顽铁的《提倡军国民教育》一文就写道：“什么伦理教育，什么职业教育，现在都谈不上，第一只要实行强制的军国民教育，尽量将各种军事学说灌输到未来国民（即学生）脑筋里去，使他们能鼓起强国杀敌的勇气，一洗东亚病夫之辱”[8]。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重新强调军事教育并将其在大学中付诸实践的重要人物是冯庸。冯庸能在这一时期强调军事教育，与他本人曾是一名军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身处东北，对民族危亡有更直接、更深刻的体认。近代以来，东北处于日俄两强之间，屡遭侵略，1920年以后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更是日益加强，东北成为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最为严重的地区。冯庸创办大学的目的就是救国，可以说“反帝爱国，育人救国，是冯庸创办冯庸大学的主要动因”[9]。

冯庸重提军事教育也与他对20世纪20年代的国际形势判断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已建立起，但帝国主义间为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并未为之消减，列强纷纷扩充军备，展开新的竞争，世界的和平也没有如人们所愿的来临。冯庸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警惕。如他所言：“曾几何时而列强间猜忌倾轧，积极扩充军备，又准备第二次大战矣，将来大战爆发，必为人类最残酷劫之运。”[1]10冯庸认为，人类战争难以避免，列强积极备战，虎视眈眈，伺隙而动。中国欲图自存，不甘灭亡，除努力实施军事教育，造成能为自卫而战之国民外，没有其他的办法[1]10。

冯庸提倡军事教育还与他的政治理念有关。在20世纪20年代，为挽救民族危亡，拯救国家，各种政治力量提出了不同的救国主张。当时影响较大的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从思想上看，冯庸倾向国家主义，他自认“信仰倾向国家主义派，青年党的同路人”[10]。冯庸大学引入许多青年党上层骨干担任领导职务，如秘书长霍维洲、教务处主任侯曜、训育处主任王慎庐、教授余家菊、副校长王抚洲等，国家主义渗透到冯庸大学办学的教育思想中。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其理论“首先是民族主义诉求，寻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崛起，其次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体现了民族主义政治上建国的激烈要求，也表达了在国家建构上的主张，最后是全民政治的理想。可以说，国家主义派很好地表达了一个民族在寻求崛起和国家建设方面的建设性蓝图。”[11]王抚洲在阐述冯庸大学教育主张时就谈到，冯庸大学“实施国家主义教育，培养国魂，以御外侮，息内争，而奠国基。”[1]5王抚洲的话是国家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另一种表述。在冯庸的军事教育主张中，也能体现出这样的思想，如他强调民族主义，强调通过军事教育加强纪律性，强化团体精神。因冯庸信仰国家主义，所以对自由主义多有批评。他认为，“自新潮卷入，青年误解自由之真意，益复放纵姿意，以至社会上触目皆呈紊乱状态。无组织能力，缺乏团体精神。”[1]9在近代，拯救国家危亡是首位任务，个人自由和权力则退居其次，即使是提倡个人权利自由者，也往往是因为自由能发挥救国的效用，而把实现个人自由，发挥个人能力当成争取国权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冯庸及冯庸大学其他领导人的思考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也是适应时代需要的。

二、军事教育实践全面而系统

冯庸不仅提倡军事教育，而且在实践中将军事教育贯彻到冯庸大学的管理、教学和研究各个环节，全面而系统。

首先，军事化管理。冯庸大学副校长王抚洲说，“冯庸大学实行军事教育，在校学生按军队编制，除每日清晨受军事操练外且起居饮食行动完全纪律化，过军队式生活的训练。”[1]4关于这一点，冯庸大学学生康德一、曲柏峰在回忆中有详细的描述。

冯庸大学自始至终贯彻军事训练和军事管理，其严格要求的程度，确实不亚于陆军讲武堂和学生队，特别是在军纪和风纪上。

衣的制度：学生不论是在校内或校外，一律着规定的统一式制服，没有一个可以例外。只要是寒暑假期满，学生一跨入学校的大门，就要脱掉长袍短褂、西服礼帽，换上校内蓝布制服，戴上面蓝、里红的带舌头的瓜皮帽（后来在夏季曾改为白布水手帽）。假日外出时要着外出服。……

吃的制度：学生不问是高年级与低年级，也不分是南方人与北方人，一律在一个大食堂内吃同样的高粱米饭，冯庸校长也不例外。要列队鱼贯而入，而出，各有各的固定位置，秩序井然，做到“食不言，寝不语”，不许说话，有事举手。……

住的制度：……忠字楼上上下下四个大筒子屋，除了中间有两行拱形柱子之外，没有任何隔壁或屏风，一般都三四个班级一百多人住在一起，每人一张铁床，一个书箱，另在宽敞的廊道上，分配给每个人一个衣服架，非规定一致的衣物均需送库房代为保存。早晨听到起床号就起床，蜂拥到淋浴室去洗漱，脸盆根本没有几个。早晚两次淋浴，另一次是在下午运动课后，吃晚饭以前。……

行的制度：……学生无要事，无大件，无重件是不准乘车的，特别是不准乘人力车，提倡步行，从火车站到沈阳旧城可以乘有轨电车，但有一条规定，即车上有一个人没有空位就不许同学坐在座上，除非是大家都有座位，同学们方可坐下，更要给老年人和带小孩的人让坐，这是习以为常的了，几乎没有一个带有虚假性或装着未看见的事情发生。不仅是集体郊游、旅行、参观要徒步，排队，步伐整齐一致，就是周日外出，凡是两人以上就要列队，统一步伐，遇到同学要互相举手敬礼，遇到了师长要由一人发口令，站在路旁举手注目礼，违犯者在晚上点名讲评时就要受到批评，倘如有乘人力车的同学，就要作为一件严重违犯制度和纪律的行为予以处分了[12]482-483。

对于冯庸大学的军事化管理，当时报刊也有许多介绍。如《民众教育半周刊》以《冯庸大学的特点》为题目的一篇文章写道：

值日人员身着制服，腰悬刺刀，学生皆着军装，整齐严肃。校门前高揭标语曰：“你忍心看你的同胞被人残杀，你的田土被人强占，你的主权被人夺取，低首下心去做亡国奴而不思奋起反抗吗？”触目惊人，发人猛醒[2]。

冯庸大学日常生活完全军事化。时人对此有许多评论：“冯庸大学的组织，确可谓生面别开，盖完全根据军事组成法，而加以教育的训练，自校长而下迄校役成为一种特别军队的团体，一切以绝对服从为主义，上级对于下层人员均以命令式行之”[13]。“校中组织系统与军队无二。”[2]“日常生活的军事化要求与军事学校、兵营无异。故当时有‘西大营’之称。”[12]480还有人直接称之为“军事大学”[14]。

其次，军事课程教学。《冯庸大学校刊》第1期在回顾一年来发展时对182名学生的军训情况做过形象的描绘。

冯庸大学的学生也不是特别的人种，也是从各学校吸收来的，但是入校以后就特别具一种精神，我想这种原因，当然不言而喻了。曾记得去年十二月里，正是积雪没胫的时候，当着体操的钟点，校长率领学生作野外军事学习，行走坐卧全是在深雪堆里，不下两个钟头。当时北风彻骨，吹着雪花飞起飘飘像柳絮一般，不穿半点皮衣服的校长学生丝毫不露寒冷状态，并且都是兴高采烈现出来很有趣味，很觉安适的精神，恐怕柏林拉丁学校儿童在哈尔士山积雪里边练习战事也未必有这样的。自然了，本年八月中旬恰是一番凉，正当运动钟点，雨示起威来沛然，全体学生都穿着运动服，赤臂露体集合一处，我以为整队归来，不料精神百倍围着操场跑起来了，一直跑了半个钟头，才进了屋里，至于精神焕发气宇轩昂。这是小焉者也[1]7。

1930年，冯庸大学提出了详细系统的军事教育计划。计划提出军事教育方针：以奉教育主义之精神，依教育使命之宣言，本教育标的之要义，使青年学生，了解国际之情势，邻邦之军备，国境之情形，国防之重要，国军之概况，节制之状态，团体之运用，协同之要义，军民之责任等项，特附设军事教育，促成学校军事化，军事科学化，俾我青年，共达救卫国家之目的。军事教育“以不误必修课业为度。于初中三个学年中，养成学生具备初级军事学术之能力；于高中三个学年中，养成学生具备军事较高之学术，而有活用之能力；于本科各级，以养成具备军事上自修及深造之智能，而有指导审判之本领。”“避免纯粹的学理教育，兼重实地指示，藉便说明学科之真意。尤重学、术两科，简切联系施行，俾其易于明瞭真谛，期藉科学化，以研究军事”[15]。草案并就教育科目、教育标准、教育时日、补习教育，演习指挥、校阅、考绩等做出全面而详细的规定。

康德一、曲柏峰对此回忆道：“将军事训练一门课程列为必修课之内，也是冯庸大学学制的一个特点，军事训练分为学、术两科，学科主要以典、范、令为内容，即操典、筑垒教范和阵中勤务令。术科则以操场及野外教练为主，要求每个学生毕业后均熟悉班、排、连教练，一般情况要做一个合格的排长、个别的可以担任连长，每周不少于六小时的军事训练”[12]482。即使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到北平，冯庸大学的军事教学和训练依然坚持。《新闻报》对此曾有介绍。

军事训练上每星期三五日（每次二小时，在军事训练时间是由训育主任来点名和校长临场监督纠正），军事训练除专修课外，尚有隔一星期日例做野外演习一次，如逢飚风大雪，特别出发[16]。

前文谈到，冯庸注重军事教育，在社会上也有军事教育有碍智育的批评。对此，冯庸在坚持自己的理念的同时，也有所接受。如《冯庸大学校军事教育计划草案》明确规定军事教育以不误必修课为度。冯庸对于大学中不满意学校各种制度的学生，也尊重他们的选择自由。1930年本科二年级下学期发生全班退学事件，冯庸也批准了[12]481。冯庸既坚持军事教育主张，也尊重学生的选择，这保证了军事教育的顺利开展。

最后，军事学研究。冯庸大学不仅管理军事化，教学上开展军事教育，并且开展军事研究。《冯庸大学校刊》在1930年后，专门开设军学栏目，发表军事研究的文章。关于开展军事研究的意义，《冯庸大学校刊》在1930年第3期卷首语中论道：

列强心目，唯有战争。我武维扬，端赖军事。方今杀人利器，日新月异。我国对此，若不注意，一旦外患袭来，势必任人割宰。本校实行军事教育，于兹三载，对于军事一科目应有深切之研究。故本刊特设军学一栏，以资发阐。举凡关于军事之著作，一律欢迎[17]。

《冯庸大学校刊》在1930年第2期上，就刊有《爆炸物概述》一文（作者为杨楫、王久恩）。第3期正式设立“军学”一栏，发表了郭臻泰的《科学与战争》、郭冶青的《冯庸大学校军事教育计划草案》、郭绍宗的《发烟兵器》、徐文章的《飞行在军事上之价值》4篇文章。第4期没有“军学”栏目，但仍有郭臻泰的《国防与原料》及郭绍宗的《电器兵器》两篇讨论军事学方面的文章。

三、结语

评价一所大学的得失，应将其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看其办学宗旨是否适应时代的需要，看其是否能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在民族危机极为严重的1920年和1930年，冯庸试图通过军事教育，改造民族性，以造就强壮体魄的国民，进而培养出救国的人才，挽救民族危机。这一办学思想适应了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冯庸大学自创办后不断发展，学生人数逐渐上升。从第一期的182人[1]6，至1928年发展到240人（该文的具体统计则为小学生120人，中学生100人，大学生40人；如是，则冯庸大学该年度共有260人）[18]，1930年又发展到 333人[3]。九一八事变前夕，冯庸大学增设科系，添招女生，学生人数达到700多人[12]479，且生源来自全国。从军事教育的效果看，冯庸大学成绩显著。1929年，冯庸大学的学生参加了中东路之役；1932年，冯庸大学学生义勇军参加了上海一二八抗战；1933年，参加了热河抗战，为抗战做出了贡献。不幸的是，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打断了冯庸大学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被迫流亡关内，在艰难经营两年后不得不停止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