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伟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在沪筹建几个出版机构，并首创“出版社”名称。这些出版机构中，有的敢于创新，有的精于策划，有的善于开拓，在艰苦条件下形成各自鲜明的编辑特色或成功的管理方式，为向人民群众开展革命宣传、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掩护过中共一大会址的新时代丛书社

新时代丛书社可算是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而且它还立过一个令人惊叹的奇功。

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召开。会址系李书城(同盟会元老)、李汉俊（中共一大代表）兄弟寓所，代表们围坐在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

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会议刚开始几分钟，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后查明他叫程子卿，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突然闯入，环视一遍在场者后匆忙退出。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立即休会，大家迅速分散离开。

中共一大会址之所以被密探盯上，这是由于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开展革命活动多年，早已受到监视。据马林事后向共产国际执行局报告：“在维也纳，当我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我遭到拘铺。六天之后，在弗里德里希·阿德勃和一位律师的帮助下获释，并被驱逐出境。维也纳警察局将我的护照交给了当地外事局。结果向我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这一措施迫使我在到达上海之后立刻做了登记，完全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马林在1921年6月抵达申城，先进南京路(今南京东路)的饭店，接着住麦根路（今石门二路）的公寓，上海租界当局对他的行踪了如指掌，并曾发函知会荷兰驻沪领事馆。

建国初期，中共一大会址暨新时代丛书社外墙

新时代丛书社编辑的两种书籍

当代表们撤出会场仅10多分钟，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两辆警车就停在门前，巡捕蜂拥而至，法籍警官厉声质问房主李汉俊：“你们在开什么会？”经李汉俊用熟练的法语泰然应对，这些家伙的气焰有所收敛，并搜查得比较马虎，最终悻悻而归。至于李汉俊到底对巡捕们说了些什么，他因已在1927年12月牺牲，未留下回忆资料；但包惠僧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几个问题》中披露，在巡捕们离开之后，他曾前往探视情况，李汉俊告知：“我对他们说是北大几个教授在这里商量编现代丛书的问题。侥幸的是一份党纲放在李书城写字台抽屉内，竟没被发现。”原来，筹备中共一大期间，为了方便出入和确保安全，在此先设立了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这使留下应变的李汉俊得以用出版机构需要召集各类作者商议出书选题的理由与巡捕们巧妙周旋。既然是出版机构，出出进进的人自然不会少，编辑、作者坐在一起谈谈约稿和出版方面的事情更是顺理成章，巡捕们觉得没理由再深究，只好不了了之，于是中共一大会址化险为夷，得以免遭破坏。

新时代丛书社的发起者和编辑者为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经亨颐等15人，其中多为早期共产主义者。1921年6月2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曾登载《“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6月28日，北京《晨报》也刊登了此文。《“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申明：“起意编辑这个丛书，不外以下三层意思”，就是“想普及新文化运动”，“为有志研究高深些学问的人们供给下手的途径”，“节省读书界的时间与经济”，“本丛书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哲学、社会问题，及其他日常生活所不可缺乏知识”；同时，公布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108号转”（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它与望志路106号的后天井相通，同为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寓所）。后来，新时代丛书社“通信处”移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沈雁冰处。

1922年1月至1923年12月，新时代丛书社相继推出了《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译）、《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施存统译）、《遗传论》（周建人译）、《进化论》（太朴译）、《妇人和社会主义》（祁森焕译）、《儿童教育》（沈泽民译）、《社会主义与进化论》（夏丏尊、李继桢译）等10种书籍，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如今，上海图书馆仍收藏着“新时代丛书”9种（缺少“第二种”），这些书籍均为32开本。

笔者经研究认为，当年的“新时代丛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每册仅数万字，页数不多却内容充实，文字通俗易懂；第二，封面设计既新颖别致又生动体现编辑宗旨，黑体书名非常醒目，中间有地球图案，上标“新时代丛书”5个字，那紧握的双手象征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第三，比较早采用“马克思”译名，这与今天的规范译名已一致，而此前出版界则有“马客偲”（见李提摩太、蔡尔康合译的《大同学》）、“玛古斯”（见杜士珍译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马陆科斯”（见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等译名，显得有点混乱。正因如此，建党初期“新时代丛书”作为公开发行的出版物，深受读者欢迎。

九十余年前的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的出版机构，多称“书局”“书社”“书店”“印书馆”等。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为了有系统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决定在沪建立人民出版社，由曾参与编辑《新青年》、主编《共产党》的李达负责。从此，“出版社”的名称正式亮相，并逐渐流行。

建党初期人民出版社旧址

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20年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中共一大会议中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那时，李达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寓所，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此系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门额刻着吉祥图案，内有小天井，底层是客堂，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的亭子间即编辑部。这里民居成片，门户相仿，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锁定，便于隐蔽；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因前后有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可迅速撤离。

《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曾登载《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建党初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部分书籍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二十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九种。由于受经费、人手等方面的限制，最终这批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当年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时间，人民出版社已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近20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等，还有重印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4种小册子；另外，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提及：“‘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那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了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到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并入已迁至广州的新青年社。

笔者经研究认为，当年的人民出版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善于进行编辑策划，在短时间内便拟就“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康民尼斯特丛书”这3套丛书的大型出版计划，尽管最终因受条件限制未能全部完成，但已印行不少重要书籍；第二，高度重视编译质量，在推出马列著作时既讲究词语浅显又要求译文准确，译书工作主要依靠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党内同志(如李达、沈泽民、李汉俊等)；第三，及时打通发行渠道，既利用书店又依托各地党组织，使出版物能迅速送至党内同志和进步青年手中，并达到不小的印数。正因如此，蔡和森在1926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这样评价：“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在海外设分支的上海书店

1925年冬，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毛泽民(毛泽东胞弟)奉命来沪，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并兼所属公开业务机构上海书店负责人，他对身边的同志说：“上海书店是极要紧的阵地，我们必须把事情做好。”在毛泽民领导下，上海书店在搞好书刊出版的同时，不仅广开国内发行渠道，也放眼于海外市场。

上海书店成立于1923年11月，店址设于小北门民国路振业里11号（后门牌为人民路1025号，原建筑已不存），此系沿马路的老式房屋，单开间门面，有一楼一底加弄堂过街楼；门口挂着一块蓝底白字招牌，店堂两侧放置木框玻璃书橱，为了转移鹰犬们的视线，在醒目处特意摆着上海商务印书馆、民智书局、亚东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的出版物。该店曾在上海《民国日报》登载广告，阐明宗旨：“我们要想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尽一部分的责任，所以开设这个小小的书铺子。我们不愿吹牛，我们也不敢自薄，我们只有竭我们的力，设法搜求全国出版界关于这个运动的各种出版物，以最廉价格献于读者之前，这是我们所愿负而能负的责任。”该店印刷、发行的具体事宜，由徐白民（中共上海地委兼区委执行委员）主持；编辑方面的事宜，则由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分别承担。徐白民后曾回忆：“党在上海本来有一个公开的发行机构，那就是新青年社，社址在法租界大自鸣钟对面。该社自被法捕房封闭后，迁到广州……因此，党决定另起炉灶，在华界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开一家书店，这就是上海书店。”

上海书店承担了发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等的任务，还重印了人民出版社的不少读物；而且，陆续出版了不少新书，其中有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社会科学概论》《国外游记汇刊》《新社会观》，恽代英等编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平民千字课》等；还陆续推出《将来之妇女》《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显微镜下的醒狮派》等6种“中国青年丛书”，《不平等条约》《中国关税问题》《反戴季陶的国民观》《论北伐》等4种“向导丛书”，合计逾30种。该店很多出版物都由党内同志编写，装帧挺讲究，销量比较大，如《马克思主义浅说》屡次重印。为了方便读者，毛泽民四处奔波，不仅在沪西、沪东、沪北开辟分销处，在长沙、湘潭、广州、潮州、太原、南昌、安庆、青岛、重庆、宁波等城市建起支店或代办处，还在香港、海参崴、巴黎设立代售处；这样一来，出版物尚未印刷即能收到一大笔预付款，他得以用这些钱缓解周转资金的紧缺。

毛泽民根据地下斗争的需要，化名杨杰，时而穿长衫马褂，时而是西装革履，以上海书店“老板”身份出入申城的一些报馆、书店、发行所和印刷所联系业务，显示出干练的气质。上海杨浦怡和纱厂工会骨干钱希均经组织安排，到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做毛泽民的助手，两人假扮夫妻掩护机关。他一见到这位年轻党员，就语重心长地叮嘱：“关于你的工作，除了搞好报纸和书刊的发行外，还要担任地下交通，要经常去中央机关及一些领导同志的家中联络。这个工作更重要，机密性更强。做好这一工作，一方面要灵活，同时还要严格保密，尽量减少社会关系，少与别人来往……”他们志同道合，在工作中互相关心体贴，翌年两人结婚。钱希均曾回忆，当年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机关、印刷厂分别设于上海大通路（今大田路）大通里、斯文里，山海关路的一个作坊则是分发秘密文件的基地。1925年12月至1927年4月，这对革命伉俪一直寓居大通里；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来沪主持制定《目前农运计划》，也住在这里。

昔日上海书店旧址

上海书店发行的《前锋》和《向导》

上海书店发行的《上海青年》

随着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和各种革命书刊的发行逐渐扩大，上海书店原有印刷能力无法满足需要。毛泽民又在新闸路培德里建起一个印刷所，它直接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领导。他清楚地意识到，想顺利完成繁重的出版印刷任务，除了需要印刷设备，还得物色一些具有革命觉悟、严守组织纪律的印刷工人。不久，他与钱希均商定“从韶山请些人过来”，并给韶山党组织写信要求挑选几位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充实力量；韶山党组织马上派毛特夫、毛远耀、谭熙春等来沪，进入秘密印刷所工作。

上海书店的影响日益扩大，使军阀当局很惊慌。1926年春，淞沪警察厅找借口查封该店。毛泽民立即在沪另设相关实体，使各项业务不处于停顿。不久，他奉命赴武汉创办长江书店，作为上海书店后继者。

笔者经研究认为，当年的上海书店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堪称初具“集团”规模，已实现编、印、发“一条龙”，既编辑琳琅满目的书籍，也出版多种有影响的期刊，还设立专门的发行机构和印刷所，并有实力代销其他知名书店的一些质量较好的出版物；第二，出版物品种丰富，除了革命书刊、学术专著，还有文艺作品、通俗读物，党内同志和普通群众皆能从中挑选所需要的阅读内容；第三，经营管理方面有独到之处，不仅在全国20多个城市筹建分销处，还在海外设分支机构，既出色地完成党赋予的政治任务，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如在毛泽民到任一年时，经中共中央机关派会计人员核查，经济上已有可观盈余)。正因如此，论及早期在沪党的出版机构，上海书店尤其受重视，它的机构规模、出版成果、发行业绩均首屈一指。

这些红色出版机构，由于所处的环境险恶，存在时间都不算太长，但它们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