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范杰逊

一、南京长江大桥集体记忆与报道困境

（一）集体记忆中的媒介价值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最早提出了“集体记忆”概念，强调记忆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作用。他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集体记忆是一个共享往事的过程，同样也是一个被传承与讲述的过程，其作为国家精神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每个国家在交往活动和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长期积累，是构成国家合法性的一种重要载体。周海燕认为，“集体记忆的建构在维护权力的合法性与统治秩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是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也是代际传承的重要中介。在当代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居于中心地位。”集体记忆与媒介更像是两个不可分割的个体，尤其是在如今新媒体的环境下，个体的记忆在新传播技术的作用下更容易被整合与共情，集体记忆的形成与传承变得更为便利与多元。

（二）宏大视角下的南京长江大桥及报道困境

1958年建成通车的南京长江大桥是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在中国桥梁史和世界桥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是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成就、中国桥梁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具有极大的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被称为“争气桥”。 史修永、王兵认为，南京长江大桥已经转化成一个内涵丰富的城市文化符号，凝聚着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心理，见证了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的变迁。“作为一座‘飞架南北’的建筑物，大桥将革命历史、科技发展、文学艺术、审美文化等元素汇聚和贮存起来，成为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记忆形象。”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造过程以及自身形象构建了集体记忆，这样的记忆也在媒介不断挖掘、报道与传承过程中，不断被塑造。一般来说，集体记忆有两种叙事方式，一种是以记者亲历者身份来“目击”的媒体事件，以实现社会认同；“另一种则通过多种形式，媒体将历史进行再现，选择性地进行报道，扮演着‘公共历史学家’的角色。”

1958年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媒体人更多是以“公共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塑造集体记忆，媒体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实物，甚至是设计者、建造者的采访，或者通过历史文本、影像、文物这类“历史材料”构建了一个“争气桥”形象，并提炼出“大桥精神”，是一种宏大视角下的报道路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南京长江大桥”报道。从媒介传播来说较为单一，报道趋于常规，更缺少新意和更大的视角。

二、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塑造

（一）从宏大叙事到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

2018年12月底，全封闭维修了27个月的南京长江大桥即将正式恢复通行。此前由于南京长江大桥常年超负荷运转，加上风雨侵蚀和材料老化，南京长江大桥亟需对桥梁结构进行调整，减轻对梁体的压力。即将恢复通行的南京长江大桥也再次勾起了市民的集体记忆，媒体纷纷报道这座桥的历史与红色基因，不少市民也回忆起与大桥的点点滴滴。不过这些报道的中心还是聚焦在南京长江大桥本身，最终进入了传统的宏大叙事框架。正如施海泉所说，传统媒体时代的大桥符号价值是自上而下积极动员的结果，其叙述是宏大主题；而在新媒体时代，大桥所具备的公共文化价值则是源自自下而上的民间共有习惯，所凝结的主要是日常生活记忆。

（二）重构南京长江大桥的集体记忆

能不能打破以南京长江大桥为主体的传统报道模式，聚焦在城市生活里的普通人，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来支撑起“大桥离开的日子”？交汇点将大桥离开的这791天为时间坐标，选取了17位与大桥有若隐若现关联的普通市民，有曾经每天经过大桥的公交车司机，有家住大桥边的居民，还有大桥封闭后离开南京的大学生，有在作文里面抱怨大桥封闭的小学生……讲述他们的关于梦想、失望、离别、激动的故事。长江大桥穿插在故事其中，它的角色由过去宏大叙事的主角变成日常生活的配角，它变成了一座记忆的桥梁，变成了承载集体记忆的空间具象载体。

2018年12月28日，交汇点8000多字的报道《离开大桥的日子》在南京长江大桥恢复通行的当天刊发。与同城其他媒体报道恢复通行关注大桥本身，以及讲述维修建设背后的故事不同，交汇点这个策划已经将大桥集体记忆融入到了日常生活里，从当年的“争气桥”内化成如今日常生活的“希望桥”，这是顺应时代的发展与变革，其最终指向都是美好生活。但由于视角选择，以及集体记忆的重构，展现了人与桥，人与城市，人与生活的无限张力，聚焦在日常生活的普通人，让桥的形象与寓意变得不再那么高不可攀，更让每一个读者觉得，每个人其实心底都有一座南京长江大桥。

（三）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边界与张力

以17个普通人的故事报道，构建了南京长江大桥归来的集体记忆，其实是用小切口、新主题来展现这样一个宏大主题，将微观层面的个体记忆与故事，以大桥为载体，凝结成城市两年多来的故事，从而拓宽了传统大桥报道框架，以及大桥集体记忆的边界，大大增强了集体记忆的叙事张力。尤其是在新媒体时代，有温度、有情感、有温度的报道更能赢得共鸣，这17个人更像是城市生活的人们的17个侧面，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这种日常生活的集体记忆更打开了重新归来后的南京长江大桥的认知概念，再次焕发新生的桥更可以认为是一个美好生活的回归，将大桥从过去的宏大历史内化成城市生活的一个部分，更新了大桥厚重的政治寓意，赋予了新时代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告别宏大叙事的集体记忆传承将使得南京长江大桥主题将源源不断地被叙述下去，记忆的文本与生命的鲜活体验，也会随着记忆主体的传承与变迁，将不断更新和延续，每一段集体记忆的背后都将像年轮一样印刻着时代痕迹。

三、传播视角下集体记忆叙述的建议

（一）运用多学科知识理论充实到传播的主题策划中

集体记忆作为社会心理学、政治社会学范畴的理论，它的实践往往更需要媒介的介入、记者的报道。“新闻的天性”使得记者可以嗅到一些尚且处于萌芽状态的好故事，并通过叙述和报道让其成为集体记忆的可能。所以，作为记者应该重视跨学科领域的研习，运用一些学术理论更好地指导新闻报道，拓宽新闻视野和选题的范围、格局。某种程度上，记者也是集体记忆雏形的“打捞者”和“塑造者”。

（二）优秀的策划选题来源于小切口的扎实采访

如何将个体记忆通过传播和报道变成集体记忆，除了有好的理论支撑、角度选择，更重要的还是在采访和叙事的把握与方法，其重要前提就是对新闻四力“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深刻领会与实践。从交汇点南京长江大桥恢复通行的策划来说，好的策划是一方面，前期的扎实采访与报道是挖掘集体记忆最核心的部分，如何把握每一个被采访对象的记忆精髓，以及他们的记忆如何被社会主流价值摘取与取舍，就需要记者耐心与仔细的采访，同时还要经过多方求证，只有契而不舍才能报道出经得起考验的新闻，这样的新闻才有资格成为集体记忆。

（三）新技术的运用将集体记忆塑造变得更立体

如今媒介的新技术日新月异，互联网时代下信息获取成本降低，手机即时通讯软件大量普及，使得我们去寻找受访对象变得比过去更为容易，包括在互联网上有大量经过数字化后的历史文献，例如老报纸数字化，可以通过报纸的过去版面内容来找寻历史记忆，例如在2020年上映的电影《八佰》放映后，笔者所在单位的同事即通过新华日报老报纸钩沉历史，回到了1938年的历史现场，将彼时的“新闻”重新翻出并进行梳理，某种程度上也构建了一种电影以外更为真实与客观的集体记忆。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也可以通过对数据或者文本分析，对一些人物、名词甚至是观念的诞生与发展，为我们理解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塑造及强化集体提供了更为直接与立体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