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客家锡器是闽西客家生活的重要器具和民间工艺，在闽西客家祖辈生活的各个重要时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众多锡器工艺和民间工艺中也别具一格，显现了中原器物的风格底蕴和闽西原住瑶越民族风尚相融合的独特气质。在闽西独特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演化传承中，闽西客家锡器为当地的能工巧匠手工所制造，满足了客家祖辈生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文章着眼于探寻闽西客家锡器和闽西客家的渊源，旨在展现闽西客家人与锡器在社会生活中的连接和相互影响以及其所形成的技艺风格等各个方面。族群精神与器物在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中相互碰撞融合，闽西客家锡器用独特的语言讲述了与其相关的客家祖辈的生活方式和情怀。

关键词：闽西客家；锡器制作；源流；风格

锡是早期古代文明发现并冶炼的重要金属，考古发掘的实物遗存表明，古代先民至迟在商代晚期已经炼出了金属锡，即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出土的锡块和外镀厚锡层的虎面铜盔。起初，锡被应用主要是因其在常態下较为稳定且延展性好等物理性质，可以作为青铜器的合金炼制原料，将加入锡元素的青铜器锻造成各种兵器、礼器等为青铜时代的上层政治权势所支配和使用。到了商周时期，随着一部分锡制器物的考古发掘，例如陕西宝鸡西周墓出土的锡簋、锡鼎等遗存锡器，可以推断，这一时期，独立炼锡制器已经具备较高的水平，锡器的制作渐趋成熟，开始以独立的器物形态存于世间。秦汉以前，锡以各种形式为上层统治阶级所支配和使用，是一种贵重金属，且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上层政治统治阶级和权力，作为政治权力中心腹地的中原地区是锡和锡器文化的发源地。中原作为客家族系的发源地，自然携带着较为先进的中原文化，与南徙的客家族系一起融入客家人的生活和新的聚居地，锡器便是其中的代表，锡器与客家人有着深厚悠久的渊源与历史。

一、锡器与客家人

客家先祖从南朝末年起，至唐宋各朝间的动乱频发之际，数度被迫大量流迁以躲避灾乱，经历了种种政治动乱和严重饥荒等天灾人祸，先民们一次次举族迁徙南下，辗转流离，艰辛卓绝，终抵安居之所，先后在赣南和闽西以及粤北等地安营扎寨，客居于此得以躲避各种战乱和生存威胁。在生产、交通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原始的情况下，客家先民们在长期的跋涉流转过程中，所要克服的种种困顿与艰辛，可不是近代社会生活条件下的惬意旅人可以想象的。一切生活用度的资料，理应充分满足简要轻便、实用耐受的务实要求。锡器无疑具备这些品质，作为五大金属中颇为低调的锡制用品，有着较低的密度、足够的硬度，既无毒性，又质轻耐用，还具有容易温煮饮食等特点，成为客家先民眼中长途逃难和艰苦生活中的理想家什。锡金属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形态和其本身的矿物性质，也使锡很容易被冶炼，许多野外采得的锡矿石和木炭一同火烧便可还原出纯锡。锡在常温下的性质也比较稳定，耐氧化和腐蚀，性质温和、色泽晶莹的锡器也正契合了客家民族生活所需的精神底蕴。客家族系是一个优秀的族系，在长期的努力与奋斗中，形成了辛勤俭朴、热情善良、吃苦耐劳、遵奉先祖、团结宗族、机智勇敢、积极追求美好生活等一系列优秀民族精神品质。这些品质与精神，从劳动与生产、流转与扎根、奋斗与创造中来，又转而渗透到生产与创造中去，客家文化承载着客家精神和品格，进而延续到下一个历史的时空。

不及稀有的金银华贵夺目，不似铜铁坚硬，锡器在许多时候并不受到青睐。至宋元时期，锡从铸钱等政权垄断性质功用中解放，并因官府对金银饰品限禁等缘故，锡的材质特性和光芒使得它可能被用于制成替代的仿银器而受到追捧。再到明代，《天工开物》等史料有详细记载，炼锡工艺已经更趋成熟，工人已熟练掌握锡器的制造方法，锡器开始在社会上大量生产。锡和锡器开始不受社会地位限制，被广泛用作庶民的日用器皿，在一些市井风俗画里也多见坊市里的打锡器场景。自宋至明清时期，锡器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锡器打制叫“打蜡”，“白蜡时代”的锡器发展相当繁盛。直到民国，由于许多新型材料的传入和运用，社会朝着工业化方向发展，锡器渐渐褪去了它的光彩，迅速地被大量新材料替代，其受众面和为人熟知的程度大大降低。

客家人对锡器向来情有独钟，它承载了客家族系的漫长迁徙和奋斗史，连接着客家人的中原传统文化血脉，陪伴了一代代客家祖辈的峥嵘岁月，延续的是记忆和情怀。在客家人漫长的奋斗历程中，锡器记录着客家人生活的许多记忆，在平日的生活里，在婚嫁生子、红白喜事和供奉礼祭的各项仪式里，形成了客家族独特的锡器文化和对于锡器的情感体验。客家民间手工艺的发展与传承，主要源自于对生活和审美的需求，其中对于前者的需求更甚，是客家民族顽强、质朴、开拓进取、勤俭孝亲、崇尚美好生活的精神的结晶，锡器作为客家人生活中重要的器物，是其中的典型。客家锡器承载着客家人的精神文明气质，是了解客家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媒介。

二、闽西客家锡器的制作与生活

闽粤赣地区的制锡原料一般从江西、湖南等地的矿藏而来，临近的锡矿产地有许多，仅在江西和广东就有几个矿点，这些锡矿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西南至华南一带，呈现经纬带状分布的趋势，使得客家锡器制作物料的获取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和便捷性。据一些史料方志等记载，在古时的南方地区锡矿就已经发现不少矿藏点，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铜绿山、铜官山等，并且这些矿床也在长江水系沿线分布。古时，客家打锡使用的锡矿主要通过水路来运输，经过水路运送到各个码头，再经由各路商贩贩卖到各个工匠和锡坊手上。闽西客家锡器的制作可以从汀江水系输送原料，其中，位于汀州府连城四堡的打锡业曾相当发达，鼎盛时期出现了五百多制锡匠人，锡铺聚集的街巷常常比邻而居，使得竞相发展的制锡工艺得到推动而精进。曾有进贡宫廷的历史记载，有得到了明万历皇帝赞许为“锡状元”的制锡名匠。四堡锡器业一度声名远播，也是闽西客家锡器制造的典型代表。

闽西客家锡器文化的形成是客家先祖对中原先进文化的继承和对闽越原住民族生活风俗与文化的吸收、融合的结果，有着独特的锡器风格与文化样态。闽西客家锡器的经营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打锡坊，即前铺后坊的定制经营模式；另一种是四处游走、走街串巷叫卖锡器的营生模式。连城四堡曾以打锡为一项重要的产业，两种经营模式兼而有之。因为一些镇集上家家都在打锡，所以锡坊并不能维系生活，因此多数锡匠农闲时期选择游走四方，远走异乡，挑起打锡的担子讨要生计，繁盛之时遍迹全国。

閩西客家锡器的种类按照功用可大致划分为两类：一种是生活日用器具，另一种是礼器。生活日用锡器主要有茶器、酒壶、餐具、油壶、水壶等，可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礼器是在各种喜事庆典时用于表达特定寄寓含义的锡制器件和饰品等，比如百日时为儿童定制的锡制童帽、长命锁，婚嫁时的“六大件”锡器，祭祀时所用的锡烛台和酒杯等，皆是客家人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精神依托。

三、闽西客家锡器的独特风格与客家精神的传递

闽西客家锡器在长久的积淀与传承中，满足了客家人对于生活和审美的双重需求，自成一格，器型与样式大方优雅、明快质朴、实用便携，既有中原金银器的内核底蕴，又有闽越畲族、瑶族风尚的几分婉约和诡秘。闽西客家锡器以锡壶为典型，也是保留至今且传承普遍的最为重要的日用锡器之一，是探究闽西客家锡器的重要典范。

闽西客家锡壶主要用作盛酒器，是盛放、温煮客家米酒的重要器皿。如果你见过龙岩长汀的“保苗祭”中的“百壶宴”，那很可能也知道这里的祭祀现场的供桌上会摆满盛有客家酿酒的成千上百把各式锡酒壶。百壶作乐、对酒当歌，锡壶经历过许多这样盛大的民俗活动和人们的热闹欢欣，它也是客家人聚族而居、恳亲敬友的旁观者。每逢节庆，亲友欢聚、围坐一堂，主人家也常会温上一壶自家酿制的客家米酒，就着一桌菜肴，盛情招待到访的亲朋小酌几杯，以示热情。经锡壶温热的米酒，香醇清冽，温润入口的是客家人醇厚的情意。闽西客家锡壶的样式大致相仿，一般是全身锡制的壶，经过浇、压、剪、锤、焊、刮、抛、饰、擦等一系列专业工序打磨而成，制锡匠人一手包办了从熔锡、压片、制模、裁剪、拼接造型和焊接、捶打，到最后抛光、錾刻、装饰等全部的工艺流程，最后制成一件件平和柔滑且带有温度的锡器。闽西客家锡壶的整体器型呈圆折腹居多，最大的直径居中或偏上者多大方得体，容积较大，实用性与美观大方兼备。壶口形态呈喇叭口或直口状居多，壶盖多为叠插式、连接式，简洁实用，且不突兀。壶盖钮有典雅实用的珠顶式，提梁造型样式主要为扁带状环形，壶把造型样式与壶体关系多口腹相连，与颈腹相连。锡壶流的造型样式多见圆形弯流和方形弯流，壶流与壶体的结合方式多交接式。整体造型大方古朴、端庄静谧、简洁无华，是客家实用理念与审美风尚的直接表现，也是客家智慧与精神内涵的结晶，堪称客家民族的典型。

客家锡壶，端庄也不失雅致，宁静质朴中流露出客家祖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客家锡器和工艺制作大抵如此，即用料节俭，以素面为多，有时缀以纹饰，少而简洁，多在器物明显处为使用部件处的实用考虑而饰。例如提梁处的纹理，增大摩擦和盖钮便于启合。源于勤恳的生活生产和创造，又归于基本生活的实在需求和审美风尚，知足常乐。与其他区域的锡器工艺相比，闽西客家锡器似乎一直延续着相对稳定的简朴风格形式，变化不大，且工艺装点少见精雕细研，繁复俏丽，一般只带简单錾刻的线性祥瑞和动植物图样或者吉言文字。

四、结语

闽西是客家祖地，正如潘逸阳先生所说：“客家是个热爱历史、创造历史的族群。客家人是一群永远在赶路、永远不安于现状、永远不断进取的开拓者。”虽然时代变迁，生活方式也在悄然改变，锡器慢慢淡去了它在现代生活中的功用，但也无法掩盖它渗透在闽西客家生活方方面面的昔日光华，它依然昭示着闽西客家的深层人文精神气质。闽西客家锡器也见证了客家人在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物质文化和独特民俗的形成与发展，是研究闽西客家族群的一项重要文化标识。

罗晓燕

1992年生，女，福建龙岩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术史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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