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立志

南非约翰内斯堡（以下简称为约堡），四季如春的氣候使得正午的阳光刚好可以照进房子。特博荷就坐在我的面前，侃侃而谈。她穿着时令的服装，整洁中体现出一些细节的精致。她有一个在遥远的北部林波波省开设农场的愿望，为此她在南非大学远程修习了生命与环境学。现在她在林波波的房子正在搭建之中，说起这些，特博荷的眼睛里充满光彩：“我一定要用好政府对黑人女性的扶持政策，做一名优秀的女性创业者。”

坐在特博荷旁边的是辛西娅姐妹，她们与特博荷不同，不是在索韦托拥有房子的“城市女孩”，她们每个月要花费1000多兰特租住在这里，为获得电气工程的大专文凭而努力。“电力是我们国家最需要的资源，我想很好地掌握它。”虽然来自林波波省，这两个女孩的友善与积极却一点也不亚于特博荷，“我真是喜欢约堡的便利，你看看，商场就在 10分钟的距离，我们还有社区的图书馆，这些在我的家乡真不可想象。”

“但是林波波的宁静也是约堡远远比不上的。”特博荷接过话茬，“我想拥有慢节奏的乡村生活，有一片自己的土地，种上萝卜、西红柿和菠菜，养一些鸡、牛、羊，再刨一片玉米地，周围的邻里抬头相见，友爱互助。”特博荷完全沉浸在自己描绘的田园诗中，“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每一样美好的东西都是免费的，植物、树和果子。想要修建房子就自己来，搬砖、和泥，一砖一瓦搭起来。”

辛西娅姐妹赞许地望着特博荷，对她们来说，特博荷不仅是房东的女儿，她们早在这一家子都是女人的房子里一点点建立了类似家人的友谊，她们接受特博荷家对房租的降价，原本将近3000兰特的房租，她们只需支付不到一半，这让她们在约堡站稳脚跟的努力变得轻松了许多，毕竟走进大都市、感受快捷便利的气氛、在城市里踏实打出一片天是她们此刻的理想。作为感谢，她们也联系了村里的酋长，为特博荷的田园梦铺路搭桥。因为祖母在当地的声望，酋长免费接纳特博荷一家作为乡民，她们获得1公顷土地的代价是支付大约200兰特的行政管理费用。如今特博荷的房子已经开始规划，每隔几个月，特博荷就在朋友的陪同下去上几趟林波波。两个家庭在约堡的时空下相遇，因为境遇与理想的不同，竟开始过起了一种交换人生的生活。

特博荷出生、长大的索韦托是南非的黑人城镇，位于约堡市郊，兴建于20世纪30年代，是种族隔离政府将黑人集体从约堡市中心迁出的一项社会工程。1994年，南非新政府成立后，索韦托并入约堡市，目前约有127万人住在索韦托，黑人占比98.5%，人群囊括南非的各个黑人族群。

传统上，提起南非的黑人城镇或索韦托，大多数人想到的代名词是“脏乱、陈旧及犯罪”。拜访特博荷一家是我的第一次索韦托之旅，但它大大改观了传统陈见给我的担忧。事实上，特博荷一家与我拜访的其他几家索韦托家庭都非常干净整洁，他们待人落落大方且极重礼仪。经历近百年的变迁与发展，索韦托的邻舍也在不断更新，许多有新式建筑特色的房子拔地而起，家门口的小车与夕阳下孩童开心玩球的场景相映成趣，它们展示着社区的欢乐与活力。

说起来，索韦托的经历最打动我的还是两名女孩身上的自信与乐观，在我看来，她们对各自梦想的描述及踏实的努力，甚至打破了对黑人城镇青年研究的传统结论。夏琳·斯沃茨、劳伦·伯兰特及曼佩拉·兰佩乐等学者都谈过对黑人城镇青年的担忧，他们先后提出了“结构暴力”“共生暴力”（意指经过不合理的制度压迫，黑人们的忍耐却变相地容忍了这个制度的存在，成为了“共生暴力”）“静默暴力”（意指经过种族隔离制度后，黑人们变得异常乐观，怀抱梦想，在有些学者看来，这些梦想没有实现的现实基础，因而，乐观反而成为了一种静默的暴力，是种族隔离制度的遗产，无声地继续压迫着黑人们的生活）“美德迷思”及“种族伤痕”的理论解说。在他们看来，当前黑人城镇的危机远远没有过去，因为种族隔离作为一种“结构暴力”，牢牢框住了他们工作的选择、教育的经历及情感的危机；作为受到种族隔离遗留影响的一代，他们依然没有足够平等的机会接受教育，依然有强烈的情绪不安感，依然丧失自尊，种族隔离仍然决定着大多数人的贫穷状态。

与我的观察一致，令这些学者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的田野调查显示，黑人城镇的青年们对生活颇为乐观，他们并没有将种族隔离看成是生活艰难的结构性因素。因此，这些学者们认为，他们似乎接受了自己的贫穷与不如意，转而成为压迫性现状的“共生的支持者”，形成了“共生暴力”。黑人青年们对未来怀有美好的想象，但在学者看来，这些想象并没有实际的支撑，他们也并不知晓要通过怎样的努力和获得什么样的资源支持才能到达梦想，这些“白日梦”也是静默的暴力，因为当他们达不成自己的梦想时，失落与无助会将他们推向犯罪的深渊，吸毒、抢劫、滥交等行为就会成为孩子们完成梦想的替代选择。在学者们看来，殖民统治与种族隔离在黑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伤痕，它聚合成一种复杂的劣等性复合体，比如，黑人的自我厌恶感、低自尊、焦虑、对别人成就的强烈嫉妒感、进取心受到压制以及对于本土文化过于浪漫的防御式的美化，等等。这些种族主义的伤疤如今都深深影响着黑人青年们，他们深陷其中却不自知，并且短期内也无法逃离。

如果单单只阅讀这些学术的文本，在心中不免会掀起另一场悲观的风暴。而事实上，黑人青年们的乐观真的可以用各种暴力与伤痕来完美解释吗？还是学者们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尽管抱有同情之心，却难以与黑人青年们产生共情之心，在他们眼中，没法理解的乐观就是产生“共生暴力”的白日梦吗？

在南非生活了近两年，与黑人学生共同上课、讨论并私下接触的我真的无法认同。不同于各种暴力的叙事，我理解他们对生活煊烂甚至有些物质性的要求，理解他们的乐观与善意，并尊重他们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努力。就像特博荷与辛西娅姐妹所展示的那样，他们的乐观是现实的。

诚然，特博荷姐妹们的想象离不开南非国家建构的宏大背景，打造一个和解的社会、憧憬一种可期许的未来正是曼德拉这一代政治家富有远见的选择。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曾利用阿非利卡的民族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过经济的高峰，国家经济建设有可取之处；如果曼德拉这一代的政治家选择继续抵抗与暴动，南非当时达成的社会成就会被一一摧毁。不仅在当时，即便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无法理解和解的选择，他们希望的是焕然一新，他们无法看到政治的深邃。政治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赢家，它永远是一门妥协的艺术，最为重要的是把握核心的原则与立场。1994年以后，真相和解委员会的成立及其他一系列的举措，为南非社会的和解注入了一股强有力的倡导力量。25年的时间于历史只是一瞬，今天，和解的进程仍然在继续，它在生活的微观层面更深地体现着融合的大趋势。

黑人青年们对种族隔离的不再强调，体现的便是这种国家和解的大趋势，它不是学者们所说的“共生暴力”与遗忘；对个人能力的强调也不是忽视历史的负面遗产，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建构过程中对黑人心灵重建的努力；对未来美好的想象就更不是一种“静默暴力”，因为这种想象有黑人青年扎实的努力与规划，正如特博荷姐妹们在交换人生中体现的行动力。最为重要的是，这些学者们忽略了罪犯与正常人对未来畅想的区别，不是每一个对未来有梦想的人在梦想延迟实现时就要诉诸暴力，至少特博荷一家以及我了解的黑人同学，有着坚实的家庭支持、和睦的邻里关系及互相鼓舞的同辈网络，他们的社会支持系统深厚而广泛，与犯罪的边缘景象相去甚远。更具说服力的是，在这里两年，我已经见证了黑人同学社会上升的过程，看到了读书改变命运的真实经历。

所以，我想以与两个黑人女孩的真实对话来展现一段正在变迁中的南非社会历史。看到她们乐观的期望、踏实的努力、真诚的相互扶持与鼓舞，我们大约可以选择相信与期待。许许多多有关黑人社会、黑人青年的学术描述与社会传统想象，都负荷着沉重的悲剧色彩与“西方中心”，是时候换一副眼镜、换一种视角来看待黑人青年们的乐观精神与实际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