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玲敏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国际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戏曲文化是在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和积淀中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戏曲文化走出去对于展示中国传统文化，扩展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等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作为中国第二大戏曲剧种，越剧以其优美的唱腔、真切的表演和细腻的抒情反映着江浙一带人民的真善美。在文化软实力体现国家竞争力的今天，将越剧所蕴含的精神内涵、艺术美学和经典内容推介到海外，能够展示越剧文化中的家国儿女情怀、文化审美特色以及当今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从而积极推动和充实“文化走出去”战略。然而，自1906年越剧首次登台试演以来百余年，越剧在国际戏剧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还非常有限，越剧海外传播和外宣翻译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障碍。本文在梳理越剧海外传播和译介现状的基础上，分析越剧海外传播现状和存在的困境，然后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做指导，从译介主体、译介受众、译介内容、译介策略和译介途径五个方面探讨越剧外宣翻译多元系统中各个并存系统的相互作用，提出越剧外宣翻译的推进策略，以促进越剧的海外传播。

一、越剧海外传播及译介现状

(一)越剧海外传播概况

越剧自新中国成立后就承担着向世界展示中国美好形象、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荣使命。1953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摄成首部戏曲影片，风靡海内外。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多次用这部“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招待外国政要和记者，为建国初期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好形象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自2008年以来，越剧明星版《梁祝》的经典爱情故事迈出国门，先后走进美国、法国、罗马尼亚、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巡演，收获了极大的好评。越剧的其他经典曲目，如《红楼梦》《西厢记》等，也因永恒的爱情主题、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婉转的唱腔、优美的舞姿等在世界舞台上引起外国观众的感情共鸣。在演出剧目选择方面，除了经典剧目以外，越剧团还不断创新，如2016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新戏《寇流兰与杜丽娘》将莎士比亚的悲剧《大将军寇流兰》与中国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合二为一进行的再创作。这部作品在伦敦的全球首演即收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此后，该剧又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进行了为期22天的四国巡演并通过新媒体等方式传播。中国越剧团体的海外演出带动了海外越剧团的成立，如美国的洛杉矶越剧团和西班牙的长青越剧艺术团，剧团主要由原专业越剧演员和越剧爱好者组成。他们组织大型越剧演出，甚至到其他国家进行交流演出，同时还有意识的发掘和培养越剧人才。

从越剧的海外传播概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剧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已经“走出去”了，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绩。但是有关调查结果显示，越剧“走出去”的主要形式是专业团体的海外演出，受众面非常狭窄，主要受众为海外华人，其次为海外越剧研究人员和越剧爱好者；正式演出前发放演出海报，舞台表演时通过简单的英文字幕来维持越剧文化保护和传播之间的平衡，传播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正如李奕华在对黄梅戏的译介进行探究时所指出的，黄梅戏海外传播中存在“重介轻译”的现象[1]150。越剧海外传播中也明显存在同样的问题。以上我们所探讨的均为越剧外宣的“介”的问题。外事翻译专家徐存尧指出，中国文化“走出去”，翻译是第一道关口[2]。翻译是语言交流与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解决了“译”的问题才能使越剧文化在“走出去”以后能够深层次地“走进去”，走进海外的主流文化里。

(二)越剧外译资料及研究现状

资料显示，越剧外文剧本、外文网站、外文宣传读本、海外讲座等和“译”紧密联系的内容明显偏少，相应的越剧外译研究成果也寥寥可数。2013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的第一批成果，其中石逸莉教授编译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详细介绍了梁祝民间故事的发展及海外传播，越剧梁祝的演变和语言文化背景。此外，本书还介绍了越剧角色、韵律、妆容、舞台道具等，为读者观看舞台演出提供了一定的知识背景。书的最后还附有戏剧剧本和越剧ABC。除本书以外，笔者在亚马逊、当当、京东等国内知名图书网站只搜索到一份中英文字幕的越剧《红楼梦》碟片。在越剧海外传播和翻译研究方面，中国知网的搜索结果不足十篇。由此可见，越剧的外译剧本极其稀少，被翻译成恰当的外文且全面详细介绍越剧基础知识和越剧艺术理论的读本和著作极其匮乏，这必然会影响到其海外传播效果。因此，只有加强对越剧相关知识和文本的大量编译、翻译和全面推介，才能使越剧艺术在海外得到普遍认可。

二、多元系统理论对译介思想的诠释

(一)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基于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提出的。2002年，张南峰教授翻译了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其核心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视作一个由若干个不同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些系统各有不同的行为，却又互相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运作[3]19。由此可见，多元系统理论把各种社会符号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大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之间地位并不平等，存在着持续的竞争，以此来推动大系统的演进。也就是说，处于中心的系统有可能被驱逐到边缘的位置，而处于边缘的系统也有可能攻占中心位置[4]60。对于制约系统位置的因素，多元系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者，英国翻译理论家西奥·赫曼斯将其归纳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4]62。一言以蔽之，多元系统理论将翻译研究焦点转移到文本外，考虑到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位置、意识形态及赞助商等因素对翻译产生的重要影响，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5]169。

多元系统理论最开始并不是针对翻译研究所提出的理论，但是翻译界却成功地将其运用到翻译研究领域，并对翻译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Hermans指出,多元系统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把翻译与社会文化实践和社会文化过程结合了起来，使翻译成为一个更令人振奋的研究学科，促进了随后出现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6]110。张南峰教授将多元系统理论引入以后，我国的翻译界学者们围绕该理论也做了不少研究，包括对理论的深入阐述以及通过对译文的分析进行理论论证等。此外，埃式的理论对我国翻译研究也有诸多的启迪和指导，翻译界不仅用该理论去解释近现代翻译文学现象，同时也在尝试用该理论去指导翻译策略的选择和进行翻译实践。

(二)多元系统理论与译介学思想的融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译介学在中国的发展已有将近40年的历史了。与传统翻译理论主要关注语言文字层面的转换不同，译介学开始研究文化、传播方式、译入国的意识形态等翻译活动之外的因素。从译介学角度进行跨文化文学翻译研究，语言文字转换层面“译”的问题只是起点，译本的接受、传播和影响等“介”的问题才是其关注点与落脚点[7]。因此，跨文化翻译研究的译介学思想和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社会文化元素在翻译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多元系统理论指导下的外宣译介活动，必须充分考虑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分析由谁译(译介主体)、对谁译(译介受众)、译什么(译介内容)、如何译(译介策略)和如何传播(译介途径)，以此达到最佳的译介效果。

三、多元系统理论视域下的越剧译介

一般来说，翻译实践分为“译入”和“译出”两种活动。译入是指建立在一个国家、民族内在的，对异族他国文学、文化的强烈需求基础上的翻译行为；而译出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对外译介自己的文学或文化，而对方却未必有内在的需求[8][9]。中国和西方戏剧文化的对外交流过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西方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作品，自19世纪中期传入中国后不久即被中国知识分子翻译和改编，而且迄今为止中国至少有21个剧种将莎翁的至少26部作品进行过搬演，其中改编数量最多的是京剧和越剧[10]15。可以说，中国对莎士比亚戏剧的实践和研究对其广泛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国虽有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丰富的戏剧遗产，但这些在西方世界鲜为人知，因为这些作品很少被翻译成英文。从多元系统论的视角来看，作为中国众多剧种之一的越剧，在海外的接受环境明显还不成熟，且一直处于西方强势文化系统的边缘位置，因此越剧文化要逆势走入西方世界，亟待解决其跨语言文化障碍的问题，而多元系统论为此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一)译介主体

戏剧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因此，戏剧的翻译既要体现出传统文学翻译的特点，又需兼顾戏剧适于表演的独特性。中国戏剧典籍的西渐断断续续延续了将近二百八十年，译介主体主要包括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华裔学者以及国内翻译家。在越剧翻译方面，国内外译者也做过一定的翻译实践，如白之翻译了《白兔记》和《燕子笺》，莫利根翻译了《琵琶记》，斯科特翻译了《蝴蝶梦》，伊维德和奚如谷合译了《西厢记》，戴凡翻译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等。这些翻译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越剧在海外的知名度，促进了越剧的海外传播。

作为原作与译作的中间人，译者在两种文化交流之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重要作用。按理说，理想的翻译应该是原作和译作在信息传递、文化表达、韵味保持等各方面完全对等。但是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这种完全的对等状态是难以达到的，因为译者具有主观能动性，其翻译往往受到社会意识形态、社会话语、文化诗学、读者习惯、出版机构等方面的影响。越剧经典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韩文、日文、印尼文等多种文字，译者在译介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也是班班可考，如英台用祭文祭酒悼念山伯的情节是非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译者丢弃了中国传统文化，将其改译成了更具当地特色的风俗习惯。由此，我们必须思考，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译文如何才能既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上符合海外受众的需求又能充分展示中国的文化自信？如何选择译者才能充分保持二者的平衡？

“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工程”丛书主编、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何其莘在丛书主编过程中挑选的译者，绝大多数是20世纪80年代出国读书，并留在国外任教的文化工作者[11]，以此来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语言和文化桥梁，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石逸莉博士目前是美国密苏里大学英语教授，她从1989年开始出国读硕士、博士并留在美国工作。此外，中国文化的译介还应充分发挥国内译者和国外汉学家的作用。黄友义认为，“中译外绝对不能个人译，一定要有中外合作”[12]63。在西方，由于汉语水平的制约，普通读者很难直接阅读中文版著作，更不要说深入地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了，而那些精通汉语并能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国内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解释方面要优于国外汉学家。但是，国外汉学家在对译入语的掌控、对译入语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把握等方面比国内译者更娴熟，因而他们的翻译往往更能赢得读者和市场。因此，让国外汉学家和我们国内的译者站在不同的角度，相互沟通，共同努力，才能优势互补，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化译介给外国读者。同时，在译介越剧时，除了国外汉学家和国内译者的通力合作，我们也应考虑越剧专业人士在内容方面的解释力，从而达到“语言、文化、内容”三者的融合和共同提升。

翻译家个人及其译作所独具的魅力，显然是译本能够广为流传并被读者接受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4]62。为了提高越剧翻译质量，打造有知名度的翻译团队，可以考虑建立越剧外译者语料库，吸纳语言学家、汉学家、越剧专业人士中的优秀人才，举办文化典籍和戏曲翻译等方面的相关培训和研讨会，以此提升译者对作品的理解能力和艺术感知能力，促进越剧文化的对外传播。

(二)译介受众

译介受众是整个翻译生态链的重要环节，是译介作品的享用者，对译介受众的深入分析在译介策略的选择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谢天振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该重视“语言差”和“时间差”的问题。由于“语言差”的存在，在西方我们不能指望有许多精通汉语并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专家学者，更不可能指望有大批能够直接阅读中文作品、并能比较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普通读者；而由于“时间差”，当代西方缺乏比较丰富的东方文化的积累，所以缺乏相当数量的能够轻易阅读和理解译自中文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述的读者。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也曾指出，尽管西方18世纪的读者就能阅读法语或英语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和戏剧，但实事求是地说，西方世界根本不存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众群体；在世界各地优秀翻译文学作品充斥美国各大书店的情形下，期盼大量的美国读者来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实在是不现实的想法[13]63。

中国戏曲的海外受众也有相同的问题。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于2018年1月发布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14]指出，在全球11000个样本中，仅有16%的海外受访者认为“曲艺杂技”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而持有此种观点的中国受访者则达到了36%。笔者曾对初到中国学习汉语的20岁左右的海外留学生做过简单的调查，在自己的国家就听说过越剧的被调查者寥寥无几，更不用说看过越剧表演了。因此，现阶段越剧文化处于译入语文化边缘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越剧译介的主要潜在受众设定为海外文化系统的专业人士和有志于进行中国戏曲、文学、语言、音乐、舞蹈、美学等研究的师生群体。著名越剧尹派小生王君安就曾多次在美国高校举行越剧讲座，把越剧的魅力介绍到国际舞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越剧，了解中国戏曲。除了专业人士和学生群体，海外普通民众对中国戏曲文化感兴趣者亦有之，我们要充分了解受众的预期和局限，在满足其预期、化解其局限的同时，通过策略性方法的使用实现翻译的预期目的[15]103。

(三)译介内容

多元系统论认为，多元系统中的赞助人、历史条件、经济状况、社会制度、政治理念等文学自身以外的因素会影响译者对翻译作品的选择，同时也会影响译作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因此，如何选择符合译入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需求且能充分体现我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文本和剧作，是影响译介效果的重要因素。纵观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传播历程以及寒山诗在美国的译介，走出国门的戏剧作品须顺应译入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同时还必须从情感、价值观、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征服海外受众。中国大量译介莎士比亚戏剧是因为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将其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武器；而寒山诗在美国的流行是因为“寒山诗里恰巧有1938到1958年间，美国新起一代追求的一些价值：寒山诗中不乏回归自然的呼声、直觉的感性，及反抗社会成俗的精神”[16]168。

越剧被海外誉为“中国歌剧”，其经典剧目《红楼梦》《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通过世俗男女的纯真爱情故事，反映了作品诞生时期民众的喜怒哀乐和真实的生存状况，同时也蕴含了“反封建”的主题，凸显了剧中正面人物反抗旧制度，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愿望，这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不谋而合的。例如，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九幕中的唱词：

立坟碑，立坟碑，梁兄你红黑两字刻两块，

Headstone,and headstone,Would you make two with one red and one black?

黑的刻着梁山伯，红的刻着祝英台，

On the black one inscribe Liang Shanbo; On the red one inscribe Zhu Yingtai.

我和你生前不能夫妻配，

Though you and I cannot tie the knot in this life,

我就是死也要与你同坟台！

I want to be buried in the same grave with you when I am dead!

这段唱词高度宣扬的情感专一性与信念忠诚度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伦理与精神向度，同时唱词中隐含的征服命运、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念也彰显了中国民众的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这和莎士比亚戏剧中朱丽叶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剧情相吻合。译者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如“headstone”“tie the knot”等将女主祝英台的决心充分地表达了出来。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外译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籍人士也日渐增多，但是“任何一种译语文本都会有专业和非专业两种读者”[17]66。对越剧感兴趣的国外非专业人士，可能仅仅是因为被中国文化吸引而想要了解越剧或者欣赏越剧演出。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译制一些越剧文化宣传读本，将越剧发展、术语、舞美、曲调、布景道具等内容传播出去，不求深刻，但求全面。译制的内容以手册或网站的形式展示给读者或者听众，让他们具备与剧目相关的文化背景，了解演出剧目的相关内容，因此在观看表演时能够充分调动背景知识，提高理解能力，提升观赏效果。

总之，中外文化有交汇点，也有岔路口。我们在选择越剧外宣作品时，应避免与译入语意识形态和诗学正面冲突，尽量选择译本与目的语国家受众的审美期待相近的剧目和文本，即要符合西方主流文化意识。与此同时，文本必须具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能够充分展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此外，为了深化越剧外宣效果，必须扩展译介内容，越剧文化介绍、经典剧目的节译和改译都不失为有效的传播方式。

(四)译介策略

多元系统论认为翻译策略的选择是由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决定的。当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中占据中心地位时，译者往往不会过多地考虑译入语的文学模式，而是会遵循源语的文化范式，在翻译过程中采用异化的策略，尽量体现译文的“充分性”；而如果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中处于边缘地位时，译者则需遵守译入语的文化范式，在翻译过程中采取归化的策略，更加注重译文的“可接受性”。元杂剧《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经典化过程中，考虑到其在法国文学中处于边缘位置，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多地考虑它在目标语文学中的“可接受性”问题，从而使翻译文学从边缘位置进入主流位置。在《赵氏孤儿》被译入法国之初，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保持故事基本框架、剧情脉络以及原剧惩恶扬善的基本精神的情况下，尊重译入语的文学规范，采取了节译和删减的“可接受性”翻译策略，满足了18世纪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猎奇心理；而此后法国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在法兰西剧院的上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将元杂剧《赵氏孤儿》逐步提升到法国戏剧文学的中心位置。佐哈尔在多元系统论中指出:文本无疑是文学系统最瞩目的产品,至少在文学史上的许多时期都是如此。在文学系统里,文本在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是这种过程的结果[18]。因此，《中国孤儿》虽然在时代、情节、角色、结局和创作意图等方面都与原作有很大的出入，但它是《赵氏孤儿》在法国经典化的产物。

多元系统理论将译者的翻译活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之前，需要认真审视和权衡译作在译入语社会文化中的位置，从而在翻译活动中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达到文化传播的最大效果。如以Lefe-vere为代表的学者转向文化研究的模式，将翻译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意识形态、诗学以及赞助等语外因素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提出翻译研究的“改写理论”，形成其独特的理论理据和思想主张[19]。何其莘教授也指出，我们在对外宣传中国形象的时候，没必要拘泥于直译的方式，完全可以节译、选译、编译甚至改写，只要传达出中国的文化精神即可[11]。《中国孤儿》虽然是伏尔泰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赵氏孤儿》进行的再创作，但它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以及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仁义观。依据《赵氏孤儿》经典化的成功案例，考虑到现阶段越剧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边缘位置，译介过程的翻译策略应该优先突出其“可接受性”，正如蓝诗玲所说，寻求英美文学经典形式库中现成的表达法，将原作引向读者，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20]118。一旦越剧被海外受众广泛接受，我们再慢慢采取“充分性”的翻译策略，尽可能展现剧目的原始风采。

(五)译介途径

谢天振教授认为，译介(向国外译介中国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翻译质量的高低，要把一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其中的决定性因素也远不止翻译家对读者的吸引力，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4]62。如果说社会的现实需求、诗学传统与语言接受审美心理是文学翻译经典化的深层次建构因素，那么出版、阅读、教育、评奖、推荐等则是文学翻译经典化建构的外在表现形式[21]59。

首先，选择海外本土有影响力的出版社有助于我国外译作品很快进入到西方的主流发行渠道，扩大译作的阅读受众，是译作得到有效传播的保证之一[22]40。戴凡翻译的越剧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在美国得到广泛认可，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接地气的出版公司和销售商，其译本由美国海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图书在广受欢迎的书店如Barnes&Nobel上架销售。但在中国文化处于边缘位置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海外知名出版社大量出版越剧作品是不太现实的。因此，采用与海外知名出版机构和图书销售商交流合作的方式推介越剧作品，无疑是一种扩大越剧海外知名度的有效途径。

其次，充分利用高校平台，扩大越剧的海外影响力。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学生演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留学，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相对浓厚。越剧可以走入中国校园的留学生群体，通过让留学生观看舞台演出、体验越剧文化、聆听越剧讲座等方式，调动留学生对越剧文化的兴趣，逐步提升其欣赏水平，然后留学生通过口头传播的方式将越剧介绍给其人际网中的亲人、朋友，引起更多人对越剧作品和文化的兴趣。除了中国校园里的留学生资源，越剧传播还可以走进海外高校。戴凡的译作《梁山伯与祝英台》被美国地方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收藏，美国大学教授运用这个故事来教授中国民俗学和中国音乐。此外，还可以利用中国学生和学者海外访学、交流等方式传播越剧文化。

同时，合理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等译介途径。期刊书评和媒体评价能够助力越剧译作的海外传播。如戴译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出版以后，故事受到了海外书评人的广泛好评，如美国中西部书评这样写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一个很有魅力、吸引人的、感人至深的中国民间传说，这是一部值得强烈推荐的小说。越剧《寇流兰与杜丽娘》在英国巡演之前，英国三大报之一的《卫报》官网及英国专业媒体《舞台报》的官网上，演出消息都被放在了头条的位置。越剧小生王君安不但举行海外讲座，同时也录制了英文版的越剧碟片。以上这些途径毫无疑问对越剧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媒体利用还不够，还需进一步挖掘新媒体的潜力，比如可以拍摄制作优秀越剧作品上传至Youtube和Facebook等大众媒体，提高越剧英文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的内容和语言质量，还可以在海外主流网站开设越剧专栏等。

四、结束语

文化软实力是展示国家形象和内涵的重要载体，它越来越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研究引上了文化研究的道路，它把翻译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政治等许多因素结合了起来，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4]66，也为中国戏曲译介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用多元系统理论来分析我国的越剧译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现阶段越剧翻译仍处于译入语文学的边缘位置。要促进越剧文化走出去，我们需在多元系统论指导下，建立中外合作的译入主体语料库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在翻译准备阶段应深入分析译介受众的诉求和期待，翻译过程宜采取归化的译介策略，同时充分发挥赞助人的作用，以达到最大的译入效果。同时，我们还必须时刻关注译入语文学内部的发展动态，为越剧文学从译入语系统的边缘位置迈向中心位置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