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使自己的心情愉快，我每天都要服我的“药”——文学作品。在这方面，我与那些每天必须吃一调羹药的病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年幼时，当我听说糖尿病患者每天都需要注射后，也像大多数人一样，觉得他们令人作呕。我甚至认为他们是半生半死的人，而我对文学的依赖也同样使我 “半生半死”。特别是年轻时，我总感觉到别人认为我 “与真实世界隔绝”，因此注定 “半生半死”。也许更准确的表述是 “半人半鬼”。我有时甚至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已经完全死亡了，正在试图用文学给我的尸体注入生气。文学对我而言就是良药。正如别人用调羹服药或注射一样——如果你愿意——我每天服用的药物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首先，必须是好药，好是指它的真实性与说服力。读小说中的一段晦涩难懂的文字，进入那个世界中，并认为它是真实的——任何事也不会让我更快乐，不会把我与生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某位作家已经逝世，我会更喜欢他的 “药”，因为那时没有一丝一毫的嫉妒会损毁我的钦佩之情。年纪越大，我越肯定最好的书是由死去的作者写出来的。如果他们还没有亡故，那么感受他们的存在就像感受幽灵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街上看到伟大的作家，把他们当作幽灵，只能在远处感到惊奇，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的原因。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会走近这些 “幽灵”索要亲笔签名。有时我提醒自己，这些作家不久就会死去，而一旦他们死了，这些作为他们遗产的书就会在我们心里占据更高的地位。当然事情并不总是会这样。

如果我每天服的药——文学作品——是我自己写的东西，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因为对那些与我分享烦恼的人来说，最好的疗法和最大的快乐源泉就是每天写出半页好文章。30 年来，我平均每天花十个小时，独自一个人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如果你只计算那些能够发表的好作品，我平均每天写的比半页少得多。大多数我写的东西都不能达到自己的那种“好”的标准。这是痛苦的两个主要源泉。

但是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一个像我这样依赖文学作品的人决不可能是那种肤浅的人——在自己已经创作的书中的美妙之处寻找快乐，也不可能庆祝自己写了多少本书以及这些书带来的成就。文学不会容忍这样的作家来假装拯救世界； 相反，他有机会去拯救现实。所有的日子都很艰难。如果你什么也不写，日子会变得艰难。如果你什么也写不出来，日子也会变得艰难。我们的目的就是去寻找可以度过这些日子的足够多的希望，如果你读的书或这一页文字是好的，就可以从中去寻找愉悦和乐趣。要是可以快乐一整天，就更好了。

——摘自 [土耳其] 奥尔罕·帕慕克著：《隐含的作者》，邓中良、缪辉霞译，《名作欣赏》 2011年第13 期

大多数女性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美丽是对她们性别的理想化恭维，但这却在某种程度上使女性相比实际的自我——或者说正常成长的自我——感到自惭形秽。因为对美丽理想的追求是以自我压抑的形式来实现的。女性总被教导说要把身体的各部分拆分开来看待，要对它们一一地分别予以衡量。胸部、脚部、臀部、腰身、颈部、眼睛、鼻子、肤色、头发等等——每一样都要挨个儿地被仔细查看，而这细查莫不叫人或焦急，或苦恼，或是常常地近乎绝望。即使有些部分过了关，总还是另有一些不合标准。不达完美，便不叫美丽。

而在男性那里，好相貌是一种整体的感觉，是匆匆一瞥留下的印象。这不必通过对身体各部位进行分别衡量来确认； 也没有人鼓励男性将自己的外表一点一点拆分开来考察。至于外表完美，人们觉得那是无关紧要的——几乎可以说是缺乏男人味儿的。实际上，一个男人如果在外表上有一点点瑕疵或疤痕，反而会让人觉得更合心意。

科克托曾说：“美丽的特权是无限的。”的确，美丽是一种力量。它也理应是一种力量。但可悲的是，它是世人鼓励大多数女性去追求的唯一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总是与男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是一种行动力，而是一种吸引力。这种力量有等同于无。因为在未经社会许可的情况下，这种力量由不得个人来自由选择——至少由不得女性自由选择——或放弃。

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可绝不仅仅是一种愉悦。这还是一种责任。这是她的工作。如果一个女人做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哪怕她攀升到了政界、法律界、医学界、商界等领域的领导地位——她还是总得被迫承认自己在努力保持着女性的吸引力。可是只要她还继续是 “美丽性别”中的一员，人们就会质疑她是否有能力做到处事客观、专业、权威并经过深思熟虑。如果做得到，她们备受责难； 如果做不到，她们更无立足之地。

——摘自 [美] 苏珊·桑塔格著：《女性美：压迫之咒还是力量之源？》，Sherry Zhang 译，《新东方英语 （大学版）》 2009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