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黄河栈道所见三商号的拓展研究

2020-02-23丁金龙

史志学刊 2020年6期

丁金龙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山西运城 044000）

1997年，山西黄河栈道考古队在平陆县西河头渡口发现修治栈道的石刻题记，内容为“道光廿九年（1849年）桐月中浣修路，世兴号、三合号、协太号，共费钱四千文，管功人张建县”。发现者认为，虽然未查检到这三个商号的有关资料，但这条“至为珍贵”的商家题记，表明古代黄河栈道“在民间商务活动中也占据了一席之地”“能够据此探索晋商与黄河航运的关系，给蓬勃发展的晋商研究提供一个新领域，贡献一点新资料”[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专业,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编著.黄河漕运遗迹(山西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111-115,134-135,195-202,198.。这条题记刊布以来，截止到2020年5月底，有关学术期刊和中国知网，检索不到论述这三个修治黄河栈道商家的学术文献。笔者不才，从这三个商家的名号（以下称作栈道三商号）入手，查阅了一些出版的清代石刻类文献资料，做了一些思考和研究，期望拓展这条史料的参考价值，充实相关历史细节，丰富清代运城地方社会的历史图景。

一、研究方法的说明和查阅的资料

一般来说，古代商家命名字号，常常使用吉利祥瑞、含义隽永的语词，包括本身就有美好寓意的商人名字或地名。清代商家名号（简称“商号”）多见于各种石刻，例如，修建庙宇和会馆的碑刻，这些碑刻上时常可见到布施钱财的商号花名。

古代商家命名字号，可看作是一种商业文化行为。不同商家使用相同或相近的名号，反映了对名号中蕴含意义的感情认同或共同的文化偏好。“相近的名号”，在本文中特指，包含“世兴”“三合”“协太”“协泰”等四个词汇，但与栈道三商号名字又略有差别的商家名号。例如，世兴和、三合魁、协太公、协泰粟店。

鉴于商家施财修庙建馆或开展其他公益活动，往往是多频次行为，因此，对清代石刻上的商号花名进行大范围观察，就有可能搜寻到与栈道三商号相关的线索。在这里，线索是指：

如果与栈道三商号相近的商家名号，出现在其它地点清代石刻中，那么就商家命名字号这一点来说，他们与修治栈道的三商家具有共同的文化偏好和情感心理。这就为更深入的认识黄河栈道三商号，提供了一种细节式的商号文化背景。至于对名号中具体细微的文化寓意和情感心理的分析，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如果其他地点的清代商家也使用了完全相同的名号，那么，他们很有可能就是修治黄河栈道的商家；退一步说，即使暂时无法确证他们就是修治黄河栈道的商家，但根据他们在不同点出现次数的多少与有无，也会为探讨不同地点之间的“商号文化”，创造新的研究条件。

本文统计的商号，来源于运城市和省外有关晋商的清代石刻文献，不涉及商家的经营内容。对于石刻中近似商号的自然人姓名和堂号，以及因缺文难于辨识的名号，都尽可能做了保守认定。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石刻上的同名商号，未作区分，均按单次进行统计。具体查阅的资料，以及相关情况，开列如下。

《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新绛县卷》[1]王国杰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新绛县卷.三晋出版社,2015.以下注释中简称《新绛县石刻》.(P105-316)，刊印新绛县现存清代石刻182件，其中，镌刻商号的石刻21件，商号总数1004个，文中简称新绛县石刻。

《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绛县卷》[2]柴广胜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绛县卷.三晋出版社,2014.以下注释中简称《绛县石刻》.(P147-469)，刊印绛县现存清代石刻302件,其中，镌记商号的石刻23件，商号总数498个，文中简称绛县石刻。

《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3]张培莲主编.三晋石刻大全·运城市盐湖区卷.三晋出版社,2010.现存清代石刻200件.刊文209篇.以下注释中简称《盐湖区石刻》.(P213-425)，刊印盐湖区现存清代石刻200件，其中，刻记商号的石刻19件，商号总数1135个，文中简称盐湖区石刻。这些石刻中，解州关帝庙同治九年（1870）一组6件石刻，镌记807个商号；咸丰七年（1857）《重修关王庙捐款碑记》镌刻168个商号。

《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4]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运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编辑委员会编.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以下注释中简称《运城卷》.(P512-519,529-530,531-537)，收录垣曲县、芮城县和稷山县少量晋商碑刻文献。其中，垣曲同善会馆现存清代道光、咸丰时期7通碑刻[5]侯天保.垣曲同善商贾会馆修建及重建碑记情况.运城卷.(P531-537)，记录商号总数213个，文中简称垣曲碑刻；稷山县城稷王庙现存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捐资碑3通，记录商号总数168个[6]刘杰正.稷山县稷王庙捐款碑记.运城卷.这三通捐资碑应为清代道光二十三年（1843）镌刻.参阅王大高主编.河东名胜.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44-46.(P529-530)；芮城县嘉庆二十一年（1816）三灵财神庙碑1通，记录商号总数90个[7]卫亚敏整理.芮城三灵财神庙碑文.运城卷.(P512-519)。

《晋商史料研究》书中《聊城山陕会馆》[8]竞放.聊城山陕会馆.载于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编.晋商史料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P397-425)一文，收录清代碑文13篇，记述商号的8篇，商号总数419个。

《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四章“会馆碑刻”，收录北京、佛山、苏州、汉口、河南赊旗镇等地，清代晋商碑刻文献43篇[9]张正明,薛慧林主编.明清晋商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四章“会馆碑刻”.184-287.以下注释中简称《晋商资料》.。其中，记述商号的碑文25篇，商号总数2232个。分别说来，北京乾隆至宣统时期26篇晋商碑刻文献，有15篇记录商号，总数1892个，下文简称“北京晋商”；佛山山陕会馆道光三十年（1850）碑刻文献2篇，记录商号总数222个，文中简称“佛山晋商”；苏州乾隆时期晋商碑刻文献3篇，有2篇记录商号90个；赊旗镇乾隆至同治时期晋商碑刻文献3篇，记录商号20个；汉口清代晋商碑刻文献9篇，仅1篇记录商号8个。

经过查阅和统计，运城市74件石刻，镌记商号共3108个；外地晋商会馆碑文33篇，记录商号共2651个，二者合计5759个商家名号。

下文论述过程中，出于行文简约的考虑，一般仅叙述石刻或碑文产生的时间，省略了碑文篇题。商家所在地有明确记录的，随文做出说明。资料出处和具体页码，则见于注释。

二、世兴号和“世兴”类商号的地域特征

查阅的资料范围内，“世兴号”仅见于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碑文。依次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捐资花名，嘉庆十四年（1809）和嘉庆二十二年（1817）管理会馆的商家名单，后者将世兴号，分别记作“司理四季厘头督工各号”和“轮年司首”。嘉庆之后，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镌刻管理会馆的28个商号，虽然不见了世兴号，却出现了名字相近的“世兴和”[1]聊城山陕会馆.(P408-409,414-423)。

此外，笔者将包含“世兴”两字的其他商号，视作“世兴类商号”，包括聊城山陕会馆的“世兴和”，共辑得9例。其中，盐湖区石刻5例，分别为清道光时期的“世兴当”，咸丰七年（1857）的“世兴和”[2]这两例参见.盐湖区石刻.与世兴当共存一碑的“山陕馆”，值得注意.(P366,376)，同治九年（1870）的“世兴吴”“世兴元”和“世兴魁”[3]这三例参见.盐湖区石刻.(P385,386)。新绛县石刻 3 例[4]新绛县的这三例.新绛县石刻.(P268,274)，分别为：同治十三年（1874）的“世兴吴”“世兴诚”，清光绪十三年（1876）的“世兴升”。

与“世兴号”近音的商号，发现1例，即北京晋商乾隆四十四年（1779）碑刻镌记的“时兴号”[5]晋商资料.(P226)。笔者未将其纳入到分析中，列此备考，以待未来。

以上聊城山陕会馆、盐湖区和新绛县石刻资料中，世兴号共出现4次，“世兴类商号”出现9次。此外，晚清的“世兴和”见于聊城和盐湖区两地；清同治时期的“世兴吴”见于新绛县和盐湖区两地。与此不同的是，北京、佛山等五地的晋商碑刻文献，和运城市绛县、垣曲、稷山、芮城等地的石刻资料，虽然记录了3201个商号，但无一使用“世兴”两字的商号。这说明，聊城、新绛县和盐湖区三地，与“世兴号”在“商号文化”上有更多的联系。

三、采用“三合”两字的商号分布广泛

查阅的资料范围内，“三合号”多见于清代中期，出现的地域较为广泛。北京晋商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的四篇碑文，“三合号”总计出现17次[6]晋商资料.这四篇碑文内容连贯，出现次数按序是5次、4次、5次、3次.(P210-242)；聊城山陕会馆乾隆三十七年（1772）和乾隆四十二年（1777）两篇碑文记录“三合号”4次[7]聊城山陕会馆.每篇出现2次.(P419-423)；绛县石刻“三合号”有3例，出现时间分别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道光十年（1830）、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其中，乾隆二十四年（1759）的“三合号”，位于北京[8]分别见于《绛县石刻》.(P259,397,423)；盐湖区石刻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闻喜三合号”1例[9]盐湖区石刻.(P302)。新绛县石刻有乾隆四十一年（1776）热河省“三合号”1例[1]新绛县石刻.(P168)。芮城县碑刻有嘉庆二十一年（1816）解州“三合号”1例[2]运城卷.(P516)。垣曲碑刻有道光二十年（1840）“三合号”1 例[2](P535)。

以上共见“三合号”28次，乾隆和嘉庆时期出现25次，道光时期3次。

此外，清代还有很多商家采用“三合”两字作名号，可概括为“三合类商号”。笔者仅随机举14例：佛山晋商道光三十年（1850）碑文中有“三合兴记”[3]晋商资料.(P268)；垣曲碑刻镌记道光咸丰时期的“三合馆”“三合染坊”“三合毛奁匠”“三合案”[2](P535-536)；稷山县道光时期碑刻记“三合（当）”[2](P529)；绛县石刻镌记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合粟店”[4]绛县石刻.(P422)；盐湖区石刻镌记道光十四年（1834）“三合窑厂”[5]盐湖区石刻.(P351)，以及同治九年（1870）“三合公、三合成、三合魁、三合丰、三合堂”[5](P385,386,388,388,395)。北京晋商文献中，有一例嘉庆二十二年（1817）附加方位词的“北三合”[3](P239)。这14例“三合类商号”，有13例见于清道光至同治时期。

鉴于“三合号”和“三合类商号”分布广泛，笔者认为，仅从商家名号角度，难以搜寻到更多有关修治黄河栈道的“三合号”的信息。既然，三合号与世兴号、协太号共同出现，那么，从栈道三商号共存的角度展开研究，或许能有所突破。

四、协太号和协泰号

查阅的资料范围内，“协太号”仅发现2例，分别见于北京晋商嘉庆七年（1802）碑文[3](P233)和绛县石刻道光十年（1830）碑文[4](P397)。同音的“协泰号”，发现4例。其中，垣曲碑刻有两通道光二十年（1840）碑，均镌刻有“绛州协泰号”[2](P533-535)；另外两例见于聊城山陕会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碑文[6]聊城山陕会馆.(P421)和佛山晋商道光三十年（1850）碑文[3](P268)。

因为“协太”与“协泰”同音，有时“协泰号”会记作“协太号”（参见下文论述），所以，笔者将包含“协太”或“协泰”两字的商号，视作“协太（泰）类商号”，共辑得8例，分别是：新绛县石刻镌记清道光三年（1823）“（垣曲）协泰当”、同治十三年（1874）“协泰长”，以及缺乏具体清代纪年的“协泰楼”和“（吉州）协泰当”[7]这四例分别见于《新绛县石刻》.214,269,297,303.“协泰楼”和“（吉州）协泰当”，疑亦为清代晚期，待考.；绛县石刻镌记道光十年（1830）“协泰成”[4](P399)；盐湖区石刻镌记咸丰七年（1857）“协太公”、同治九年（1870）“协泰粟店”[8]盐湖区碑刻.(P375,388)；稷山县道光二十三年（1843）碑刻镌记县城内的“协太和”[2](P529)。这8例中有6例为清代道光至同治时期的商号。

以上“协太（泰）号”和“协太（泰）类商号”，总计14例，7例均为道光时期商号。按地域区分，出现在运城市石刻（包括栈道石刻题记）资料中的共12例，分别是“协太号”2例，“协泰号”2例，“协泰（太）类商号”8例，占全部3111家商号（包括栈道三商号）的3.86‰；运城以外，北京、聊城和佛山的会馆各有1例“协太（泰）”号，共3例，占全部运城以外2651家商号的1.13‰。“分布”于石刻上的差异，说明运城市本土“协泰（太）号”的商号文化因素更加“强烈”。

笔者认为，修治黄河栈道的协太号，和上文辑录的其他两例协太号，就是“协泰号”的简写。这种判断，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一）古代商家命名字号时，经常使用“泰”字，“太”字用的很少（或者回避使用）。兹举三例证明：佛山晋商道光三十年（1850）《重修山陕会馆福地碑记》，213个商号中，有31个名号中含“泰”字，无一例采用“太”[1]晋商资料.按文中顺序，31个商号依次为：兴隆泰记、西永泰记、天泰庆记、泰丰怡记、泰丰恒记、全泰成记、永泰正记、泰昌翊记、全泰东记、西永泰魁、西永泰记、隆昌泰记、锦泰宋记、锦泰宋成记、义泰安记、泰丰愉记、万泰和记、合盛泰记、恒丰泰记、福隆泰记、协泰号、永泰益记、世泰禄记、启泰来记、泰和成记、天泰祥记、丰兴泰记、清盛泰记、天泰增记、德润泰记、恒泰合记。重名一例：西泰永记。(P262-271)字。解州关帝庙同治九年（1870）6件布施花名系列石刻上，含“泰”字的商号50种（出现55次）[2]盐湖区石刻.49种含“泰”字的商号，文中出现的顺序依次为：义泰合、元兴泰、庆泰丰、恒泰永、福长泰、长泰裕、泰兴魁、庆泰永、复兴泰、积泰庆、泰盛复、魁泰和、泰盛油店、兴泰正、济泰永、天泰成、祥泰玉、三义泰、祥泰成、友泰源、恒泰昌、通泰成、泰顺成、泰和公、通泰当、复泰贞、泰顺隆、充泰蔚、恒泰丰、天泰镒、长盛泰、恒丰泰、泰顺裕、元泰祥、正泰合、蔚泰厚、益泰魁、协泰粟店、泰兴成、三泰和、永泰成、恒兴泰、德泰涌、德泰统、元泰合、泰和协、裕泰成、长泰和、恒顺泰、通泰和。重名五例：元兴泰、泰顺成、恒泰丰、天泰镒、元泰祥。(P385-388,390-392,397)，含“太”字商号6个[3]盐湖区石刻.分别为：太和银局、永太生、祥太元、祥太福、太和生、太吉昌。(P385,386,390)；北京晋商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河东会馆）罩棚碑记》515个商号，含“泰”字的商号19种（出现52次）[4]晋商资料.19种含“泰”字商号，以及出现的次数（1次不标记）：泰山号13次、泰兴号4次、泰来号7次、祥泰号、泰山楼、广泰号2次、兴泰号2次、洪泰号、隆泰号4次、泰盛号2次、丰泰号2次、永泰号6次、源泰号、泰和号、恒泰号、泰昌号、□泰号、亨泰号、泰顺号。(P210-220)，含“太”字商号仅见太来号、太顺号。

既然，清代商家命名字号惯用“泰”字，那么，根据我国古代同音字通假互用的传统，就有理由推测，清代石刻上所见到的“协太号”，实际商业经营中的名号应该是“协泰号”。

（二）黄河栈道所见道光二十九年（1849）的32字石刻题记中，“兴”“钱”“管”“张”等四字，均未按照正字的标准镌刻，而是凿刻成了笔画更少的俗体字。由此推测，在黄河边的石崖上，出于省工省力的原因，石匠可能也会将正字“泰”，凿刻成笔画更少的同音“太”字。

（三）从捐资布施到刻石最终完成，商号中“泰”字会被简约镌刻成“太”字。对于这一点，北京晋商碑文中有确实的例证。具体情况叙述如下：

北京晋商乾隆四十四年（1779）《河东会馆碑记》、嘉庆七年（1802）《重修河东会馆碑记》、嘉庆二十二年（1817）《重修河东会馆碑记》，是时间和内容紧密相连的三篇碑文（以下分别简称乾隆四十四年碑文、嘉庆七年碑文、嘉庆二十二年碑文）。它们记录了众多的商号。

嘉庆七年（1802）碑文记录商号总数406个，含“泰”字的商号9种：祥泰号、聚泰号、泰来号、泰兴号、兴泰号、泰山号、泰公号、泰昌号、泰山楼，它们在碑文中共出现13次。含“太”字的商号19种：公太号、隆太号、永太号、源太号、协太号、德太号、恒太号、丰太号、兴太号、义太号、晋太号、太原号、洪太号、祥太号、太兴号、太来号、同太号、太山号、鼎□太[5]晋商资料.(P229-236)，它们在碑文里共出现25次。这本可以证明,清代商家命名字号也经常使用“太”字，然而统计分析时，却发现：乾隆四十四年碑文记录的476个商号，含“泰”字商号18种（出现47次），含“太”字商号仅2种（各见1次）：太顺号、太昌号，商号中“泰”“太”两字出现的比例，和嘉庆七年碑文有明显差别。而嘉庆七年碑文中10种含“太”字商号，乾隆四十四年碑文中全部对应有含“泰”字商号[6]晋商资料.10种商号的具体对应：隆太（泰）号、永太（泰）号、恒太（泰）号、丰太（泰）号、兴太（泰）号、洪太（泰）号、太（泰）兴号、太（泰）来号、同太（泰）号、太（泰）山号。乾隆四十四年碑文中，“泰山号”出现11次，无一例“太山号”；其他8种含“泰”字的商号为：泰盛号、新泰号、广泰号、兴福泰、永泰号、泰和号、东兴泰、广泰来。(P222-229)。突出的例证是，乾隆四十四年碑文中“隆泰号”出现3次，嘉庆七年碑文也出现了3次“隆太号”[1]隆泰号出现的3次.晋商资料.222,226,227.隆太号出现的3次.晋商资料,233,235.。这种情况应当是“泰”“太”同音通用造成的结果。

嘉庆七年（1802）碑文里将“泰”篡改为“太”的行为，可能是遭到了捐资商号的反对，以至于，嘉庆二十二年碑文记录的282家商号，包含“泰”字的商号19种（出现25次），再无一例使用“太”字的商号[2]晋商资料.19种含“泰”字的商号及碑文中出现的次数如下（1次不标记）：祥泰号2次、泰兴号2次、兴泰号、泰来号2次、聚泰号2次、同泰号、泰昌合记、长泰号、新泰号，泰山号3次、天泰号、晋泰号、义泰号、洪泰号、泰陆号、恒泰号、广泰号、乾泰号、泰宁号。(P238-242)。嘉庆七年碑文中的恒太号、兴太号、义太号、晋太号、洪太号、祥太号、太兴号、太来号、同太号、太山号等10种商号，在嘉庆二十二年碑文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恒泰号、兴泰号、义泰号、晋泰号、洪泰号、祥泰号、泰兴号、泰来号、同泰号、泰山号。突出的例证是，嘉庆七年碑文中“祥泰号”捐银30两，排在首位，另有一“祥太号”捐银1两，排在后位。嘉庆二十二年碑文中，“祥泰号”捐银76千500文，仍然排在首位，另有一“祥泰号”捐银1千文，仍然排在后位[3]嘉庆七年碑文中祥泰号和祥太号.晋商资料.231,235.嘉庆二十二年碑文中祥泰号.晋商资料.238,241.捐钱一千文的标记，见于242页.。很明显，嘉庆七年碑文中捐银1两的“祥太号”与嘉庆二十二年碑文中捐银1千文的“祥泰号”，应当是延续了十几年的同一商号。嘉庆二十二年碑文中的这种情况，再次说明，嘉庆七年碑文含“太”字的商号，实际商业经营中，名号中的正字为“泰”。由此，顺理成章的推论，嘉庆七年碑文中，与修治黄河栈道同名的“协太号”，指的就是“协泰号”。

过去的历史纷繁复杂，上述推论，还遗留两个问题，说明如下：

1.嘉庆七年碑文含“太”字的商号，有些和协太号一样，并未在嘉庆二十二年碑文中找到对应含“泰”字的商号[4]有些在北京晋商其他碑文中可找到对应含“泰”字的商号，例如“源太号”对应“源泰号”，可参见注释[42]；公太号对应“公泰号”，见于北京平遥会馆嘉庆二十四年（1819）《重修仙翁庙记》（《晋商资料》187页）。，例如德太号、太原号，这不仅不妨碍笔者做出的推断，而且，这种情况也恰当的证明，并非所有商家都能连续经营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或者，连续十几年，和北京河东会馆始终保持商业文化上的“捐赠关系”。

2.为什么嘉庆七年（1802年）石匠会有选择、而不是采用同一标准将“泰”镌刻为“太”？重新检查嘉庆七年碑文，发现全部含“太”字的商号19种（出现25次），捐银没有超过二两的。捐银二两以上含“泰”字的商号6种（出现8次），无一例镌记作“太”字。这说明，将“泰”字简约镌刻成“太”字，也应当是石匠刻碑过程中具有“功利色彩（看钱下凿）”的行为[5]晋商资料.捐银数目二两和二两以下，含“泰”字的商号4种（出现5次）：泰公号、泰昌号、泰山号、泰山楼。它们没有被镌记为“太”字，可能存在其他有待探寻的历史细节。例如，乾隆四十四年碑文镌记的“太昌号”，在嘉庆七年盛行将“泰”镌刻成“太”字时，它却反而被坚持镌刻成了“泰昌号”。(P231-236)。

还需要提到，将“泰”镌刻成“太”字，也可能和募化人誊写“布施簿”时，将“泰”简写为“太”有关。但这种募化簿和布施者一般会“面对面”，所以这种可能性要小。

综合上述，笔者判断，平陆西河头渡口黄河栈道题记中的“协太号”，实际商业经营中的正名是“协泰号”。

五、初步的总结与认识

道光二十九年（1849）修治黄河栈道的“世兴号、三合号、协太号”，他们的具体所在地，首先应该注意的是鲁西地区聊城一带。有研究者指出，明清时期，“鲁西是山陕商人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其中以聊城、临清人数最多”[1]王云.明清时期山东的山陕商人.东岳论丛,2003,(2).(P102-105)；而且，山东聊城坐落在京杭大运河西岸，与黄河航运的联系很方便；笔者查阅的5759个商号中，世兴号仅见于聊城山陕会馆，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至少存续46年，有段时间还是相对有影响的能够参与管理会馆的商家。虽然缺乏道光二十九年（1849）世兴号仍然存续的证据，但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修山陕会馆戏台山门钟鼓亭记》碑文中,仍可见到管理会馆的商家“世兴和”，不排除它与世兴号有经营上的承继关系、以及在外依旧被称呼为“世兴号”的可能。而且，聊城山陕会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山陕会馆建修南北亭厦立两楼游廊以及补修各处碑》中，世兴号捐银8两，排在三合号（捐银3两和捐银3钱）与协泰号（捐银1两）之前[2]聊城山陕会馆.记录商号的其他7篇碑文中，未发现协泰号与三合号。(P419-421)。这是清代常见的体现“实力”的一种排名方式，与栈道三商号排名以世兴号为首的特征相同。综合上述，有理由将大运河西岸聊城山陕会馆的“世兴号”“世兴和”，与运城市平陆县修治黄河栈道的“世兴号”、盐湖区石刻中的“世兴和”联系起来，给予更多的关注。更何况，运城市的盐湖区和新绛县还有其他7例世兴类商号。

其次，要注意的是：运城市石刻中“协太（泰）号”4例，“协泰（太）类商号”8例，这12例中，具体纪年清楚的9例，均为清代晚期石刻；与新绛县有直接商业文化关系的6例。垣曲碑刻道光二十年（1840）《重修关帝殿与舞楼并创建火神祠及东西廊房合记》碑文中，“绛州协泰号”与三合号同时出现。绛县石刻道光十年（1830）冯村下柏寨子《重建关帝殿庙门并创建享亭碑亭塔马房修诸神祠舞楼城垣记》的捐资花名中，协太号与三合号共存，另有字号相近的“三合店”“协泰成”“三合□”[3]绛县石刻.该碑有一定程度的剥泐。(P397,398,399)，这通碑刻上的商号未刻记更具体的地点，碑文记载募化范围“自本庄而他乡而异省”。绛县是绛州前往垣曲要经过的地方，“协太号”出现在绛县石刻上的时间，也正是垣曲同善会馆募化的时期[4]运城卷.据碑记，布施时间分别从嘉庆十年（1805年）和嘉庆十九年（1814年）开始，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结束。(P532-535)，它有无可能就是“绛州协泰号”？考虑到，这两通碑刻镌记的时间，接近于栈道三商号出现的时间，所以，笔者推测，既然道光时期，垣曲、绛县和平陆三地的石刻上，均镌记具有共存关系的“协太（泰）号”与“三合号”，那么，它们完全有可能就是同一商家在不同地点施财后的“镌石留名”。也就是说，位于水旱码头绛州的“协泰号”和与它同碑留名的三合号，有可能就是修治黄河栈道的协太号与三合号。

限于篇幅和查阅的资料，笔者搜寻到与栈道三商号有关的其他线索，包括北京晋商嘉庆七年碑文中的“协太号”和“三合号”，留待以后再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