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伦雪晴

《看不见的战争》是由英国记者约翰·皮尔格执导的纪录片，讲述了现代以来美国参与的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战争中，英美主流媒体的战时新闻报道与政府高度一致并且带有相当大的主观倾向性，在重大事件上蓄意制造虚假新闻。媒体这种对事实带有偏向的“选择性”报道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美国国内乃至世界人民对战争真实面貌的了解。英美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方面违背了新闻真实和新闻客观的原则。以往的新闻学、传播学研究大多着眼于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效果研究，本文从战时媒体的新闻框架建构这一角度分析媒体行为产生的原因，从政府管制和新闻组织自主性这两个因素着手分析其对传媒新闻框架建构的影响，以及它们如何体现在战时新闻报道中。明确媒体新闻框架建构的依据有助于理解媒体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理解大众传媒对现实的重新“建构”。

一、新闻框架理论

“框架”一词由G.贝特森提出。后来，社会学家E.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中提出了新闻框架，并将框架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才逐渐引起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注意。框架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新闻框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一、新闻框架是媒体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这些原则来自于新闻媒体的立场、编辑方针以及与新闻事件的利益关系，同时又受到新闻活动的特殊规律的制约；二、在一定的新闻文本中，新闻框架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表现出来，这些符号形成对新闻事件意义的建构；三、在新闻报道中，框架的存在是一种必然；四、新闻框架作为媒体为事件定性的主导性框架，对受众认识、理解新闻事件以及对新闻事件作出反应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称为框架效果。”

从以上对新闻框架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媒体的新闻框架建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正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于媒体新闻框架建构，才造成了战时新闻报道呈现的独特性。现代以来，媒体的战时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大众对媒体在战争中充当的角色产生了质疑——为何主流媒体新闻报道与事实大相径庭，并且向政府“一边倒”？这需要从媒体在战争中的地位说起。

二、由观察者到参与者

作为国家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战争是媒体争相报道的重点和热点事件。大众传播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媒体对战事报道与否以及报道的程度几乎决定了人们对事实的认知和判断。正如李普曼所说，新闻就像是探照灯射出的光束，光束之外的社会事实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现代战争中，媒体的作用尤为突出，传媒已由传统战争的观察者、记录者变为了现代战争的参与者和协助者，由战争的配角转变成战争的又一支“新军”。在战争打响的同时，一场没有硝烟的新闻战也随之而起，宣传战和舆论战产生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战争本身，“新闻媒体在美英等国从第四种权力演变成为继武器设备、战略战术、政治外交、天时地利等四大因素之外的第五种力量”。

三、战时新闻框架建构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媒体地位特殊，政府必须对其严格管控，传媒组织受爱国主义大旗影响在战时自主地进行选择性报道，二者综合作用导致了战时媒体新闻框架建构具有独特性和研究价值。

（一）政府战时的特殊新闻管制

参战国家凭借政治手段对传媒组织进行严格管控，操控战事信息传播以掌握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从而最大程度地达到符合其政治目的的传播效果。纪录片中，美国政府把现代传媒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最大程度地向民众“推销”战争。

国内学者文武英认为战时新闻存在四对基本矛盾，即“自由与管制、公开与保密、真实与诡诈、客观与偏向四对范畴”。以上几个基本矛盾决定了战时政府和媒体有着比平时更为复杂的关系。政府对传媒的管控自一战以来就有，一战中的公共资讯委员会（CPI）及其检查制度，以及二战中的强制性检查制度和朝鲜战争中的检查条例等硬性制度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媒体的抵制，但还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到伊拉克战争打响前，政府对新闻媒体的运用已经十分娴熟了。首先，在五角大楼利用电视为开战造势，声称萨达姆与“9·11”事件有关，美军已经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将伊拉克战争冠以打击恐怖主义的正义战争之名，后来这些导致开战的“铁证”都被证明是子虚乌有。其次，一改以往的强硬态度，独创了更为隐蔽的管控方式——嵌入制。布什政府让700名各国记者“嵌入”部队出征，与军队同吃、同住、同行动，表面上让战争更加公开透明，给予记者自由报道的权利，实际上依旧对媒体严格监管，比如对记者规定了19条守则、3个“不准问”：不准问美军和英军的伤亡情况；不准问与目前的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不准问与今后军事行动计划有关的问题。美国政府还禁止美国电视网播放半岛电视台上的美军战俘画面，大量惨无人道的空袭画面被完全禁拍，对遭受轰炸的村庄、血泪纵横的伊拉克妇女和儿童一概不播或一晃而过，甚至用暴力威胁媒体，对报道平民死伤状况的伊拉克半岛电视台进行轰炸，导致两名记者一死一伤。皮里格采访以批评政府而著名的记者Dan Rather为什么会在伊战中改变他以往质疑政府的立场时，Dan Rather坦诚地说：“无论记者承认与否，起码在一些小的方面，在这个国家任何一间新闻工作室内都能感受到恐惧的气氛，担心失去工作，担心被扣上不爱国的帽子，否则会比被打入十八层地狱还惨。”政府不惜一切代价控制传媒，媒体被迫放下“第四种权力”的架子，完全沦为政府的工具，媒体战时新闻框架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立场和观点，并且最终呈现的新闻报道必然经过政府的层层“把关”，政府对传媒的管控俨然是对宪法的无视，西方媒体标榜的新闻自由几乎失去意义。

（二）爱国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冲突

基于国别、文化、阶级、知识等条件影响的新闻组织和记者形成了各自特有的新闻框架，这决定了报道的最终呈现。西方媒体自诩为“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有高度的新闻自由，并形成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其核心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的独立地位。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新闻媒介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政党和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

传媒或迫于政府压力，或受自身意识形态影响，出于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表现为新闻报道倾向政府一方，而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战时记者的爱国主义同新闻专业主义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英美媒体的表现证实了在战时爱国主义要高于新闻专业主义。媒体的倾向性决定了战时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的缺失。CNN、FOX、CBS等美国媒体都进行了“选择性报道”，甚至在重大事件上蓄意炮制虚假新闻，比如推倒萨达姆雕像以及他身亡的消息；24小时新闻里，在巴斯拉被实际攻陷之前，就已经连续17次错误报道其被攻陷，BBC记者Rageh Omaar说道：“连续错误报道中的前7次，就已经扭曲事实了，真相根本无关紧要。”美军对平民的屠杀和平民死伤状况一概不报。Rageh Omaar在片中说道：“我想我们都应该举双手承认，我们都没有去触碰那些敏感话题。”在伊拉克战争中，媒体采用直播的方式报道战事，这种公开透明的方式本应该全面展示战事状况，但多数记者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反而造成了新闻的严重失实，完全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媒体不仅自身配合政府的要求，还在报道中大肆渲染爱国主义，以避免民众产生反战情绪。2001年《纽约时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特写《爱国时期，持异议者请保持缄默》，号召“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显贵，还是普通百姓都应该加入到爱国的行列中”。Steve Rendall在影片中懊悔地说道：“如果媒体能够善尽职责，质疑政府，而不是在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武器上说谎或诬赖萨达姆·海珊在1998年驱逐联合国调查人员，我怀疑我们是否还会发动战争。”此时也不乏独立的记者，但他们遭受了美军的屠杀，为新闻真实献出了生命。

由此可见爱国主义是潜在制约机制，这一制约机制表现在它决定媒体该说什么，怎样说，说什么是爱国行为，说什么是应该被压制的叛国行为。媒体的失范行为蔑视了新闻专业主义原则，逃避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四、新闻媒体在战争中的失范行为的反思与启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纪录片展示的几场战争中，主流媒体受到外部政府压力和自身立场的影响，在新闻报道上有明显的倾向性，只为战争敲边鼓，而忽视政府的谎言，严重背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则。政府的权力凌驾于宪法明确保护的新闻自由之上，深刻揭露出西方新闻自由不过是一种立足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相对的自由。媒体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在战时媒体怎样处理好政府管控与自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这对矛盾至关重要。战争要求保密，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作为新闻人首先必须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其次，明确记者身份定位，从客观的角度报道事实真相，给民众发声的机会。最后，努力达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新闻事实’”。政府与媒体之间既存在冲突也存在共识，寻求二者的平衡是政府和媒体应该不断探索的。

当今西方媒体控制和垄断着世界信息生产和流通，若是西方主流媒体依旧不能明确立场、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原则，那么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生产与传播必将受到影响。21世纪，大众传媒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大众传媒对现实的建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媒介通过建构不同的新闻框架向我们呈现现实、定义现实”，希望媒体在重构现实世界的同时，不要忘了对社会的责任，就像纪录片结尾约翰·皮里格所说的那样：“查清真相，传达人民的声音，而非权势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