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晓鹤

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历史，清政府的统治进入晚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中，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也随着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的开展而传入中国。当时中国处于专制统治之下，没有能够孕育出自由主义的环境，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怀揣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急于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于是开始了对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西体中用”。虽然这种“西体中用”依旧是在中国闭关自锁状况下进行的，但没有妨碍新闻自由思想成为一股推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力量。

一、新闻自由的概念阐释

19世纪初，新闻自由思想传入中国并进入初步传播时期。有学者认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是中国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也是第一次把西方新闻自由的观念传入中国的报刊。1833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刊登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提出了“新闻自由”的概念，这是“新闻自由”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出现。新闻自由思想从西方传入中国后，便开始了漫长的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糅合的道路。到现在，中国新闻界关于“新闻自由”概念的阐释非常多，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新闻自由在广义上是公民的出版、言论和集会的发布和接受新闻的权利。孙旭培认为：“新闻自由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等新闻工具实现的言论、出版自由。”①在本文中谈到的新闻自由也是从广义入手，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概念实质相同，正如陈力丹谈到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等概念，通常指的是同一个意思，即表现自由”②。

二、新闻自由思想的发展

太平天国领导人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是中国近代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身处19世纪中期的洪仁玕，对时事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坦然承认中国落后、西方先进，并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尽快改变中国现状的观点。他撰写的《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里程碑。他在《资政新篇》的“法法类”中提出，“要自大至小，自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也，又由众下达而上位，则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莫善于准卖新闻篇或设暗柜也”③。“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认为报社报刊能对政府进行监督，有利于稳固民心，是实现民主政治的手段。虽然由于洪仁玕的思想缺乏系统性、延续性，其思想的出发点也是从“上下情通”“中无雍塞弄弊”出发，但是洪仁玕观点中含有允许民间自由办报的初步新闻自由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新闻自由原则，在那个时代还是十分具有进步意义的。

19世纪70年代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郑观应、王韬等也是新闻自由思想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在他们的新闻思想中，新闻自由思想占有重要位置。

王韬认为“其达彼此之情意，通中外消息者，则有日报”，办报可以“强中以攘外，谏远以师长”。王韬还向清政府呼吁解除报禁，除了上海、香港，还应该在内地省会城市设置新报馆。王韬除了向清政府呼吁解除报禁，还请求放宽言禁，允许民间办报。“其睹一善政也，则怜舞，形诸笔墨，传布遐方其或未尽善也，则陈古讽今，考镜得失，蔼然忠爱之诚”④，希望清廷统治者对报纸的言论要本着“言之者无罪而闻之者足以戒”的态度去对待。王韬也是较早在中国提出言论自由的人。

郑观应认为“欲通之达之，莫如广设日报矣”，自由地创办报纸，是中国变法自强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日报》中呼吁：“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中国各省、各府、各州、各县设报馆。”⑤他已注意到了要保护言论自由：“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吓，闭塞言路，偶摘细故，无端封禁”⑥，“日本无郡不有日报馆，惟禁报馆妄言，以肃观听。英、美、比三国无禁报馆言事之条”。在这里，他已认识到必须靠法律才能保障新闻自由：“中国现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芳不一。”他甚至还把英、日的报律译出，请官员转呈给光绪帝参阅，请他选定颁行。郑观应这时已开始接近西方的新闻自由思想。

到了19世纪末，清政府签订了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在《湘报后叙》中以非常激烈的口气谈到：“西人论人与禽兽灵愚之比例，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以其能言耳。而喑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道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⑦这里强调言论自由，虽然没有提到新闻自由，但他的观点已经蕴含了新闻自由思想。

中国新闻自由思想在梁启超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梁启超的新闻传播思想的影响力在当时还没有人能够与他比肩。其丰富的办报经历和见解深刻的专论，使新闻自由成为一种越来越受关注的影响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梁启超新闻传播思想中对自由问题的阐释，也是非常全面的。梁启超曾写过大量直接以“自由”为题的文章，例如《自由书》《新民说·论自由》《俄人之自由思想》等等。在梁启超办报活动前期，其《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隐含着要求清政府准许开设报馆的呼吁。他的出发点也是“根除闭塞求其通畅，这样便有利于发挥舆论阵地的作用而使天下清明”。办报活动后期，他也曾在文章中写到“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此三大自由者，实惟一切文明之母，而近世界种种现象，皆其子孙也”⑧。他认为自由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他的观点中不难看出他对新闻自由的重视。

著名报刊活动家章太炎在新闻自由观方面也相当有见地。他笃定只要不违背法律，出版自由应该属于人民。同时，章太炎还认为报纸应该具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报纸应当“驰骋百家，引古鉴今，推见至隐”⑨。在章太炎的舆论监督观里，报馆监督政府既是职责也是义务，报馆连接受众和政府，广大群众能够通过报纸讨论国家大事，自由发表对国家和统治者的观点和意见。

三、晚清新闻思想的特点

在中国近代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西方新闻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新闻自由思想要素相碰撞、汇集、交融后，就形成了晚清新闻自由思想的独特一面。

（一）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渴望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大多曾经到西方游历过，或者能经常阅读西方报刊书籍，或是与西方传教士等有较为密切的往来，总之都是能长时间浸润在西方文化中，是西方思潮的先锋者。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提出有关新闻自由思想之前的1853—1858年，一直在香港潜心研究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王韬在当时被称为“西方通”，曾在英国游历三年，历行数十国，还曾协助传教士翻译圣经等。郑观应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民族资本家，并且非常关心国计民生，经常在《循环日报》上发表时评。梁启超也曾因戊戌变法失败，于1898年东渡日本，在那里系统地接触了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学说。

（二）观点零碎，没有系统化的理论

晚清时期，以新闻自由思想为内核的相关思想认识出现，通过解除“报禁”和“言禁”，恢复出版自由等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新闻自由思想，没有系统化的理论。当时，西方新闻自由思想、言论思想的译著很少，新闻自由思想主要靠报刊上的文章来进行传播。由于报纸的形式和篇幅很难将系统化的内容完整展现出来，导致新闻自由思想在理论化建设上取得的进步有限。正如梁启超先生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担忧一样：“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

（三）将其视为救国救民的工具

19世纪末，随着西学的引进，国内救国自强的呼声日渐强烈，一些有志之士抱着文化救国的理想，赋予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救亡图存的任务。在当时的维新派和很多知识分子的眼里，争取办报自由、言论自由等新闻自由思想，其实也是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新闻自由思想只是附属发展的思想之一。到1903年，清政府没落的事实已经昭然若揭，新闻自由又被革命派当作了推翻清政府的一种武器。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知识分子对新闻自由认识的深度和切入点不一样，但新闻自由思想在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始终都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工具或手段。

（四）认识到思想与经济的关系

在晚清时期，其实很多经验丰富的著名报人已经认识到要想实现真正的新闻自由，必须实现报馆的经济独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靠自由口号的宣传去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是远远不够的。

四、结语

虽然晚清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内容丰厚，但与其他思想相比，有关新闻自由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薄弱的。封建专制政权依然统治着近代中国，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的知识分子敢于褒贬清朝政府压制言论自由，呼吁解除“报禁”“言禁”，渴望新闻自由，相较于之前对新闻自由持质疑与顾虑的想法，无疑更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办报活动中来，全国报纸数量的增加从侧面证明了新闻自由思想已经开始走上实践之路。

生活在巨变社会之中的爱国知识分子把新闻自由视为变法图强、救国救民的工具，导致他们缺乏适宜的社会环境去潜心研究理论，新闻自由思想的零散与浅显也就无可避免。他们总是把学习到的西方新闻自由思想朝救亡图存的实践方面解读，这就使得那个时代的新闻自由思想带着深刻的实用主义印记。

注释：

①孙旭培.新闻学新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17.

②中国新闻学会编.新闻自由论集[C].上海:文汇出版社,1988:190-191.

③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5:346.

④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62.

⑤⑥夏东元 编.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9-45.

⑦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91.

⑧李华兴,吴嘉勋 编.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35.

⑨章太炎.章太炎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