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瑶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 汉中 723000)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汪曾祺作品热”,于二十年后的今天依旧余温不散,很难说这里面没有一种“贯穿”的东西在，这便是“通俗性”。笔者所言的“通俗性”并不是指“海派”小说追求的一种以占有市场、迎合读者为商业目标的通俗性。张赣生在《民国通俗小说论稿》中言:“所谓‘通俗’,本应有两层意思,一是通晓风俗,一是与世俗沟通。”[1]在这两个因素外,孔庆东还强调：“除了具有‘与世俗沟通’的创作精神外,还要加上‘浅显易懂’的审美品位和‘娱乐消遣功能’。”[2]因而汪曾祺新笔记小说所展示的“通俗性”是一种将“京派”的典雅与“海派”的世俗进行调和的中间值。此种风格特性一直浸透在汪曾祺的骨血里。就像法国学者布封所言，“风格即人”,汪氏自认为“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3]378。以他为创作先声的新笔记小说则带着这种“通俗性”席卷了80-90年代的文坛。

一、汪曾祺新笔记小说“通俗性”的体现

新笔记小说一经流行,就有学者评价道:“这些‘新笔记小说’作品取材广泛,几乎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有往日生活的旧影,更有现实生活的映照,而其中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居多。”[4]在汪曾祺后期的创作中,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成为其创作重点,它们展现着堪称“风俗画”般的日常生活场景。对于风俗画,汪曾祺是非常熟悉的。他爱看,不论是汉代的画像石刻、晋唐敦煌壁画中的《张义潮出巡图》、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货郎图》、清朝的《鬼趣图》、杨柳青和桃花坞的年画等传统风俗画,还是十七世纪荷兰学派的画、日本的浮世绘都是他感兴趣的。甚至他也爱看讲风俗的书,从《荆楚岁时记》到清人的《一岁货声》他都不时地翻翻。在汪曾祺这种以“风俗”为核心表现内容的小说中,被遮蔽已久的生活气息扑面袭来。风俗作为“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5]是一种社会传统,是“创造于民间,流行于民间的具有世代相袭的传承性事象(包括思想与行为)”。[6]如《受戒》中写“当和尚”被视为一种谋生职业,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大淖记事》里大淖人家洗完的衣服都要用浆块浆一浆,女人们以专“挑鲜货”(挑水淋淋的蔬果去卖)为生;《故里杂记》中李三打破前现代的“神的力量”的垄断,“营业”着土地祠;《故乡人》中讲兴建动工前有“破土”的习俗,“由金大力用铁锹挖起一块小土,铲得四方四正,用红纸包好,供在神像面前”,以求竣工的顺利;[7]238《珠子灯》里说:“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7]245《三姊妹出嫁》中有新奇的现象:“这地方不知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传统,剃头的多半也是吹鼓手(不是所有的剃头匠都是吹鼓手,也不是所有的吹鼓手都是剃头匠)。”[7]252《求雨》中昆明儿童因为旱季而自发组成求雨小队伍,“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圈,敲着不成节拍的、单调的小锣小鼓:冬冬当,冬冬当”[7]313，企图用稚嫩引起老天爷的怜惜而降雨;《陈四》中的“那真是万人空巷,倾城出观”的“赛城隍”和鲁迅笔下的绍兴赛会大异其趣;《戴车匠》中清明不流行踏青,倒是把重点放在吃上，“这里的风俗,清明那天吃螺蛳,家家如此,说是清明吃螺蛳,可以明目”;[8]16《收字纸的老人》中有姓白的老头专门“背着一个大竹筐,推门走进相熟的人家,到堂屋里把字纸倒在竹筐里,转身就走,并不惊动主人……他把这些字纸背到文昌阁去,烧掉”[8]17-18，这在现代社会已是几不可闻的;《如意楼得意楼》中称“扬州人早上皮包水(上茶馆),晚上水包皮(上澡堂子)”的生活习惯,滋润快活;《茶干》中追溯了扬州做酱菜的传统:“家家户户离不开酱园。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倒有三件和酱园有关:油、酱、醋。”[8]43汪氏在小说中注入的这些自自然然的风俗因素,使他的小说氤氲着浓厚的烟火气息,凝聚着朴素的美,充满前现代时期人们对“生”之向往的美丽图景。这些“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们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溶为一体”[3]296。对此,伽达默尔和汪曾祺显然有认知上的共通之处。“庆祝活动有着一定的表现方式,为此它有着我们叫做风俗习惯的固定形式。”[9]这些风俗维系着民族感情,将处于江湖四海的人们沟通联结起来,唤起对传统的“根”的认同。

语言作为内容的载体,是展示内容的橱窗,不同的橱窗表现了不同的审美维度。在罗兰·巴特看来:“语言结构的水平线与风格的垂直性共同构成了作家的一种天性,因为他并不偏选任何一方。”[10]具有“通俗抒情气质”的汪曾祺在内容上表现“风俗画”,其在语言上依旧贴近人物生活环境,浅显易懂又不失文学性。正如学者钟本康所说:“新笔记小说的语言,讲究质朴自然,浑然天成,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同时又重视时代性,富有节奏感、色彩感,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体现和结晶。”[11]在汪曾祺的作品里首先体现在对生活化语言的运用,尤其是对方言的吸收与糅合。他一生驻留过高邮、昆明、上海、武汉、进贤、张家口、北京。在《矮纸集》题记中,汪曾祺自言:“以作品所写到的地方背景,也就是我生活过的地方分组。编完了,发现我写的最多的还是我的故乡高邮,其次是昆明和张家口。我在上海住过近两年,只留下一篇《星期天》。在武汉住过一年,一篇也没有留下。作品的产生与写作的环境是分不开的。”[12]370因而在小说中,四处散逸着方言。以高邮为背景的《受戒》《岁寒三友》中随地可见的扬州方言:“格铮铮的”(形容衣服平展没有褶皱)、“咭咭呱呱”(形容人是话痨,爱说话)、“妈吔”(表示吃惊的感叹词,意同“天哪”)、“偏过了”(表示吃过饭);而在《塞下人物记》《七里茶坊》这两篇以张家口为背景的小说中,就有“保留了许多宋元古语”的张家口方言:“百不咋”(无所谓、没关系)、“甜吃”(与口味咸相对,表示淡吃)、“你啦”(表示第二人称的尊称“您”)、“甭”(不要);在以上海为背景的《星期天》一文中,方言词汇出现得更多:对“蛮”(相当于普通话中的“挺”)字的使用,如“蛮写意”“蛮适意”(表示很惬意满足和快乐)“蛮难讲的”(很难讲得清)“蛮漂亮”(挺漂亮)、“必要把”(一定要)、“油氽”(油煎)、“小开”(小老板、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有一号”(小有名气)、“肉痛”(因为无端的花钱破费而感到心疼可惜)、“辰光”(时间)、“瘾头”(浓厚的兴趣、不雅的欲望)、“派派用场”(让某种人或事发挥作用)、“呒不啥”(没有什么)、“谢谢侬”(谢谢你)、“晏一歇”(晚一点的时候)、“难讲的”(事理无法做出判断,表示一种感叹)等。这些方言词汇的使用,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其次,汪曾祺多使用短句,读起来朗朗上口,轻快活泼,极具音乐美。如在《寂寞和温暖》中,他写到：“雪化了,茵陈蒿在乌黑的地里绿了,羊角葱露了嘴了,稻田的冻土翻了,葡萄出了窖子,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这个农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7]127用一系列诸如“化”“绿”“露”“翻”“出”“接”“育”“插”等精炼的动词使画面呈现一种蒙太奇感,时间在画面的切换中如水流淌起来,沈沅的一年在农作物的四季变化中过来了，且“了”字结尾具有一种山歌民谣式的韵律感。在《鉴赏家》中,写叶三按季节卖水果:“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棒打萝卜’,摔在地下就裂开了。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白得像一团雪,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樱桃,红的像珊瑚,白的像玛瑙。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河间府的鸭梨、莱阳的半斤酥,还有一种叫做‘黄金坠子’的香气扑人个儿不大的甜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卖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卖山药(粗如小儿臂)、卖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7]276-277整个这段都用短句,用词的明丽使展现的画面具有了绘画美。这和汪曾祺早年积累的美术功底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喜欢画,对写小说,也有点好处。……一个是,可以锻炼对于形体、颜色、‘神气’的敏感。我以为,一篇小说,总得有点画意。”[3]198这幅“时令蔬果图”体现了汪氏对色彩、形体的敏感,尽管用词通俗,却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意趣，在世俗生活中渲染出一种朴素的审美趣味。

二、汪曾祺新笔记小说“通俗性”的文学渊源

作为一个短篇小说家,汪曾祺认为:“中国短篇小说有两个传统,一是唐传奇,一是宋以后的笔记,这两种东西写作的目的不一样,写作的态度不同,文风也各异。传奇原来是士人应举前作为‘行卷’投送达官,造成影响的。因此要在里面显示自己的文采,文笔大都铺张华丽,刻意求工。又因为要引起阅读者的兴趣,情节多曲折,富有戏剧性。笔记小说的作者命笔时不带这样功利的目的。他们的作品是写给朋友看的,茶后酒边,聊资谈助。有的甚至是写给自己看的,自己写着玩玩的……不太注意技巧。笔下清新活泼,自饶风致,不缺乏幽默感,也有说得很俏皮的话,则是作者性情的自然流露,不是做作出来的。”[12]39这段话中已经表露出他对笔记小说的欣赏。笔记小说的翘楚《世说新语》,因其“随手而记”的特点,故篇幅简短,或数行、或几语。这正是明清小品文所推崇备至的“兴之所至,信手拈来”之风。这股文风被汪曾祺内化吸收,并结合当代的文化语境付诸实践,以他和孙犁等作家为创作先声的“新笔记小说”正是此种实践的产物。他曾谈到对自己创作影响最深的几个人,其中“古人里是归有光”。归有光的散文成就之一就是将家庭生活琐事纳入散文题材中,善写妇女和小孩的情态,使散文内容更具包容性，从而增加了内容的丰富性。归氏的代表作《项脊轩志》即以淡笔写浓情,注重细节,描写生动,下笔凝练。归有光之后的晚明文人小品,以对生活世情的描绘见长,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充满人道主义温情。纵观汪氏的阅读史,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其一贯喜爱的“口味”。在西南联大读书时,他买过“值得纪念”的张岱的《陶庵梦忆》,“很名贵”的万有文库汤显祖评本《董解元西厢记》。在下放张家口沙岭子期间,他“激动的”买下《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汪曾祺也在《谈读杂书》中指出,《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之类的节令风物民俗的书籍，《岭表录异》《岭外代答》类的方志、游记，《昆虫记》《植物名实图考》《花镜》之类的讲草木虫鱼的科普书籍，《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类的内容庞杂的笔记等等是他常看的书籍。可见汪氏读书之杂,但这杂乱中隐现着一条线,即内容上的博文通俗。他读这些杂书不光是兴趣使然,更因为读杂书，“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第三,可以学习语言。……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3]364。他这样注重杂书的“有益性”离不开他所接受的儒家思想的影响。

汪曾祺自白:“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须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3]272接受儒家思想的原因是他喜欢孔子，孔子有个性、通人情、很有点诗人气质，故儒家在他看来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3]272。他从小就生活在有人情味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汪菊生,多才多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他会做各种灯。”[13]260汪父有着江南文人典型的文人情趣,却又爱好广泛,不受拘囿。待人上更“是个很随和的人”,有同情心,会免费帮人医治眼疾。爱孩子,喜欢和孩子玩,“我十几岁时就和他对座饮酒,一起抽烟”[13]104。汪父身上的这种如宋人笔记般 “不做作”的风致,具有强烈的人情味。汪氏的小说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含这种思想。在他80-90年代创作的小说中,《受戒》是典型。将这篇与1941年的《复仇》对照起来看,一个在俗世中泯灭尘缘,一个在佛教仪式的点缀下重返人世,这种人情味便浮现出来。人情味是俗世生活的底色,在这抹底色上荡漾着的“通俗性”是进入汪氏小说世界的秘钥。

三、汪曾祺新笔记小说“通俗性”的艺术价值

汪曾祺的新笔记小说将文化问题做“通俗化”的处理,使新笔记小说的文学表现具有了张力。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反思与探询为滥觞的新笔记小说尤为重视文化问题(包括人性问题、国家和历史问题),以及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提及的思想启蒙、文化人类学等问题。可以这样说,对文化问题的探询和对人性的描摹是80年代小说主要的审美特征。1985年左右流行的文化“寻根”热充分彰显了此种特征,这股热潮对“新笔记小说”的发展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化问题离不开不同的地域与群落。“新笔记小说”中展现的民俗文化(地方文化)——作为一种集体个性体现——是文学重新拾起在政治规训中丢失的个性化的一个非常适宜的过渡环节。汪曾祺将这种集体个性更加“通俗化”,使其作为一种共同文化财富得到普通阶层乃至底层人民的文化认同。在其他新笔记小说中,诸如阿成的《人间俗话》、张曰凯的《扇坟》、贾平凹的《太白山记》等新笔记小说中,更注重故事性、可读性,有不少作品还穿插着灵鬼怪异的民间传说,更注重叙事技巧层面。而汪曾祺的新笔记小说始终以通晓风俗为中心,较少注重叙事的技术性,这使他的小说自然地具有着一种面向大众、不做作的色彩,因而是新笔记小说中的一股清流。

这种具有“通俗性”的新笔记小说展示了汪曾祺创作上的日臻圆熟。与他上世纪40年代创作的“空灵”风格相比,其80年代的作品明显呈现出一种“通俗性”——渐趋平实。年轻时的汪曾祺更多的是受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追求一种形而上的“现代主义”手法。存在主义、意识流在他40年代的小说中俯拾皆是,如《醒来》,通篇是意识流的展现。在这一阶段,汪曾祺摹仿西方现代派的痕迹较重,只发表了零星几篇作品,甚至一度写不下去。80年代后,他将目光转向日常生活美学,回归民族传统,回到现实主义。开始发掘隐藏在世俗生活中的文学趣味,并以一种随和的态度赋予世俗生活和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以应有的尊严,小人物、“小儿女”成为叙述的主角。汪曾祺“对他们充满了温爱,充满了同情”[12]74，沉于人生常态的书写中。从《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开始,他在贫瘠久矣的现实生活中展现了失落很久的乡土民俗风情,还在文字中渗进了海派市井生活的百态,挖掘世俗庸常生活中的文学趣味。自成一家,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3]189这种“通俗性”的处理是成功的,汪曾祺在80年代走向创作的高峰。

此外,这种“通俗性”也体现了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汪曾祺想为他的读者们提供一种“文化休息”。他认为：“中国人经过长期的折腾,大家都很累,心情很浮躁,需要平静,需要安慰,需要一种较高文化层次的休息。”[12]234这恰好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期待,读者希望利用有限的阅读时间从文本中获得某种“益处”。汪曾祺的新笔记小说就提供了这样的平台,颇多的民俗人情描写,展现了生活美学。读者从文本获得的娱乐和消遣是有意味的,“文学在愉悦中让人性获得一种自由,进而让人依恋人生和热爱生命”,[14]16“引导人追求生命的意义与理想,塑造人类美好的心灵”。[14]18这是儒家思想的入世所在,人情味在其中弥漫,也是汪曾祺在今天依旧拥有

众多读者的关键所在。“通俗性”始终裹挟在人情味之中。但人们也要思考,当读者期待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时,这种“通俗性”的温情还能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