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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居民出境旅游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以北京市为例

2020-02-23王公为

关键词:出境目的地居民

王公为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70)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放开公民自费出境旅游以来,民众出境旅游持续快速增长[1]。近年来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中国仍然是世界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消费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1.55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3.3%。随着中国出境旅游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在贸易平衡、国际化布局、文化输出、话语权提升等方面的多重属性不断凸显[2]。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如何相机引导并且利用出境旅游的作用推动出境旅游持续健康发展,是学术研究和行政主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文献综述

中国出境旅游的市场规模和发展速度,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境内外学者对中国出境旅游市场概况、空间布局、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研究[3]。包富华、陈瑛探讨了2004年至2014年中国出境旅游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4],金玉实分析了中国大陆游客赴日本旅游活动的空间格局[5],阮文奇、张舒宁、郑向敏对中国游客赴泰国旅游流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理进行了研究[6],姚梦汝、陈焱明、周桢津等人探讨了中国与东盟十一个国家的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重心轨迹演变[7],包富华基于位序规模理论分析了中国内地出境旅游的规模差异和位序规模分布特征[8],刘锐、齐先文以2005年至2015年赴新加坡的游客为例探讨了中国居民出境旅游行为演化情况[9]。

现有研究的不足在于:

第一,多数研究以中国出境旅游总体作为研究对象,忽视了个别省份的特点和地区之间的差异,研究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盖化性。

第二,现有研究时间跨度较短,大多集中在2000年以后,忽视了2000年以前中国出境旅游的表现,并未准确刻画中国出境旅游的阶段性特征。

第三,现有研究大多将“出境游客”视为广义概念,以多种出行动机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因公出境,也包括因私出境;既涉及狭义旅游范畴的观光休闲,也囊括广义旅游范畴的商务会议等行为。这种做法将大量非旅游动机的出行纳入研究范畴,研究结论可能有失偏颇。

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北京作为研究对象,基于1994年至2019年北京旅行社组织出境游人数数据,探讨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对科学认识中国中心城市居民出游行为变化的特征、方向、规律,掌握中国出境旅游目的地的演化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中国出境旅游政策制定、以旅游交往带动沿线交流合作、目的地的旅游营销推广具有显著的参考和借鉴意义[10]。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北京旅行社组织出境游的人数作为衡量北京出境旅游发展水平的代理变量,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真实情况。出境旅游人数数据来自《北京旅游统计便览1995—2019》,其中缺失2010年、2011年、2017年的数据,以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网站的统计信息数据库的数据进行补充,二者原始数据来源相同,可以保证数据的一致性、完整性、可靠性。

2009年之前的《北京旅游统计便览》仅公布各年度北京赴前十位目的地的出境游人数统计,本研究出于标准统一和分析连续性的考虑,后续分析研究均以各年度前十位目的地为研究对象。赴前十位目的地的出境旅游人数占出境旅游总数的各年度平均值为91.3%,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够较好地保证研究效度。

(二)研究方法

1.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地理集中度指标

地理集中度是测度研究对象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11],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G为旅游目的地的地理集中指数,xi为第i个目的地的游客数量,T为前十位目的地出境旅游人数之和。G 值越接近100,出境旅游目的地分布越集中,地域集聚性越强;G 值越小,出境旅游目的地越分散。

2.集中率指数

集中率指数是衡量旅游流集聚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常用规模最大的前n位(一般是1、3、5等)地区所占份额进行衡量,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CRn为前n个旅游目的地旅游者人数占比,Di是赴第i个目的地的出境旅游人数占比,i代表每年北京赴各地出境旅游人数按降序排列后的位数值;n 代表选择目的地的数量。

3.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衡量旅游流分布集中程度的常用指标,采用此系数衡量各年度北京出境旅游者在各旅游目的地的分布情况,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Gy代表基尼系数;n代表目的地数量,n=10;i代表各年度各旅游目的地的出境旅游人数按升序排列后的位序值;fi代表第i年赴各目的地出境旅游人数与当年出境旅游总数的比值。基尼系数值介于0到1之间。基尼系数越接近0,代表赴各目的地的出境旅游流分布越均匀;基尼系数越接近1,代表赴各目的地的出境旅游流的差异越悬殊[12]。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若基尼系数超过0.4,表示赴各目的地的出境旅游规模差距较为悬殊。

4.变异系数

采用变异系数衡量出境旅游流在时间或空间维度的相对均衡度,计算公式为:

公式中,CV代表变异系数,S代表标准差,xˉ代表样本均值,xi代表样本值。

三、北京市居民出境旅游的时空演化特征

(一)基于时间维度的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演化分析

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规模整体呈现增长趋势,从1994年的1.04万人次增长至2019年的484.52万人次;2016年以后出境旅游人数持续回落,2019年比2016年累计下降15.80%。北京居民出境旅游增长率波动性较大,前期增长率较高,后期有所降低,整体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规模年度分布及变化趋势,见图1。

我们从2008年至2019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季度分布来看,北京居民在秋季(9月、10月、11月)出境人数相对较多,均值为104.95 万人次,此后依次为冬季(12 月、1 月、2 月)、夏季(6 月、7 月、8 月)、春季(3 月、4月、5月),均值分别为85.53万人次、83.58万人次、77.69万人次。

此外,从各年度季度分布的变异系数来看,变异系数在逐渐减小,表明出境旅游的季度分布日趋均衡。

2008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季度分布,见图2。

(二)基于空间维度的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演化分析

本研究采用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空间分布特征。

欧美国家的仓储物流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已有成熟稳定的市场体系,新兴的许多企业也会在一个相对高工业水平的基础上起步,所以欧美的自动化仓储设备往往科技感更强,水平也更高。但中国市场由于起步时间晚,发展历程都相对较短,所以对于自动化设备的需求与欧美市场有着一定的差别,如果是生硬的照搬照抄,那在中国市场的发展恐怕只能是死路一条,因此,首先要取得市场的认可,才是发展的关键,而最好的方式便是能切实解决中国市场需求。

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地理集中度演化,如图3所示。

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地理集中度呈逐渐降低的趋势。其中,最大值出现在1994年,G值为56.07,最小值出现在2011 年,G 值为33.00。此后,G 值略有提高,2019 年为39.12。由此表明,1994 年至2019年期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目的地选择逐渐离散化。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集中率指数和基尼系数等指标分析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演化情况。

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分布,见表1。

表1 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分布

1994年至2009年,香港地区一直是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首位目的地。2010年后,北京赴日本、泰国、韩国的出境旅游发展迅速,各国间断性地取代香港地区成为首位目的地。1994年至2009年,首位目的地游客数量占比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1994 年的首位目的地占比为47.44%,2019 年的首位目的地占比为19.73%,2010年的首位目的地占比最小,仅为16.43%。1994年至2009年,北京居民各年度出境旅游的基尼系数整体逐渐减小,反映出目的地选择的分散化倾向。1994年至1999年的基尼系数均大于0.6,出境旅游目的地集中度很高;2000年至2009年,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主要居于0.3至0.5之间,出境旅游目的地仍然较为集中;2010年后,基尼系数在0.1至0.4之间,出境旅游目的地分布逐渐离散。

从目的地区域分布来看,1994年至199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均在亚洲范围内,主要在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东南亚地区;2000年以后,对亚洲之外目的地的出境旅游逐渐发展,2019年亚洲之外目的地出境游占比35.78%。

(三)北京居民出境游的阶段性分析

中国主要出境游目的地开放时间不同,本研究截取不同时间段对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1994 年至1999 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主要集中在亚洲范围内,以香港地区、澳门地区、东南亚为主。我们根据均值进行排序,此间北京居民出境游主要目的地(国家或地区)依次为:香港地区、泰国、澳门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其中,北京居民赴澳门地区旅游的人数增速较快,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出境游的人数仍然较少。

1994年至199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空间分布,见表2。

表2 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空间分布(1994年至1999年) 单位:人次

2000年至2009年,香港地区和泰国仍然是北京居民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北京居民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后续开放的目的地发展迅速,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北京居民赴日本旅游的年均增长率达120.18%。北京居民赴新加坡、澳门地区、马来西亚等目的地旅游发展相对滞后。

表3 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空间分布(2000年至2009年) 单位:人次

2010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空间分布,见表4。

表4 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空间分布(2010年至2019年) 单位:人次

2010 年至2019 年,北京居民赴日本、泰国、韩国旅游保持持续发展势头,赴日本、泰国、韩国旅游累计出游人数分别达5889204 万人次、5862555 万人次、4038159 万人次,位列三甲。北京居民赴法国、意大利、德国的出境游起步较晚,但是出境游人数保持持续增长,分列第四位、第五位、第七位,成为亚洲之外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北京居民赴香港地区旅游自2013 年开始逐年衰退,年均增长率为-4.68%,累计增长率为-42.08%,下降至第六位。北京居民赴新加坡、台湾地区、澳门地区、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的出境旅游波动性较大,分列第八至第十二位。

(四)北京居民赴主要目的地出境游的位序演化

1.北京居民在亚洲旅游目的地位序演化

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游亚洲内目的地位序演化,见图4。

如图4 所示,香港地区在1994 年至2009 年、2011 年至2012 年期间均为北京居民出境游的首要旅游目的地,但是在2012年之后的排序逐渐下降,不再是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

泰国在北京居民出境游的位序较为稳定,在1994年至2000年、2003年至2006年、2011年至2012年均排在第二位,在2001年至2002年、2007年至2010年出现小幅下降,在2013年后在第一至第二位之间徘徊。

新加坡在1994 年至2000 年期间排在北京居民出境游的第三位至第四位,此后排序逐渐降低,2013 年之后排在第十位之外。

澳门地区的排序波动性较强,在1996年至1999年排在第三位,在2001年至2002年排在第二位,此后逐渐下降,在2008年之后排在第十位以外。

韩国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的第三位至第六位波动,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逐渐攀升,在2014年成为首位目的地,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在第三位至第四位徘徊。

日本自2000 年之后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逐渐上升,2010 年成为首位目的地,在2011 年下降至第十位,此后逐渐上升,并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一直居于首位。

马来西亚在1994年至1995年期间排在北京居民出境游的第四位,此后逐渐下降,并在2005年之后排在第十位以外,在2010年至2013年排位重新进入前十位,此后下降至第十位以外。

台湾地区自2009年开始,在北京居民出境游中最高排在第五位,波动性较强。

印度尼西亚1996 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中位居第六,此后成下降趋势,在2000 年退出前十位,在2016年后进入上升区间,在2018年至2019年间居于第六位。

菲律宾1994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中位居第七,此后呈逐渐下降趋势,并在2003年后排在第十位以外,2018年出现短暂反弹,居于第四位。

2.北京居民出境游亚洲之外旅游目的地位序演化

亚洲之外旅游目的地开放时间相对较晚,导致在2000年之后才逐渐出现在北京居民出境游目的地排序之中。

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游亚洲外目的地位序演化,见图5。

澳大利亚2000年至2009年期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的第五位至第七位波动,呈上升趋势,此后日渐下降,2009年后排序在第十位以外。

德国2004年、2005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排在第四位,此后逐渐下降,并在2012年、2013年排在第十位以外,2014年后逐渐回升,在第六位至第九位之间徘徊。

意大利2005年至2009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中居于第八位至第十位,此后逐渐进入上升区间,居于第四位至第八位。

法国2005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中居于第五位,此后整体呈上升趋势,成为北京居民出境游亚洲之外首选目的地。

瑞士2011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中居于第七位,此后呈波动状态,在第五位至第九位之间变化。

美国2014年在北京居民出境游排序中居于第十位,此后先升后降,在第七位至第十位之间震荡。

3.北京居民出境游主要目的地类型划分

我们根据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位序的变化,将主要出境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划分为上升型目的地(韩国、日本、意大利、法国)、衰退型目的地(香港地区、新加坡、澳门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平稳型目的地(泰国)、波动型目的地(台湾地区、德国、瑞士、美国)。

四、北京市居民出境旅游时空演化的原因

我们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的时空演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具体表现如下:

(一)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推动北京居民出境旅游发展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取得全面进步,北京等中心城市居民收入显著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大幅度增加,北京居民的出境旅游需求具备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出境旅游政策从严格控制、尝试性发展向有序发展转化,出境旅游者政策的宽松化和合理化也为北京出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支持和保障。

(二)闲暇时间的制度安排是出境游季度分布的重要约束条件

北京居民秋季和冬季的出境游人数比例约占全年出境游人数比例的28.68%和25.57%,高于夏季出境游人数比例的23.43%和春季出境游人数比例的22.31%,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季节闲暇时间分布的差异。秋季和冬季的“十一黄金周”和“春节黄金周”假期,七天的集中休假时间比较适合人们安排长距离出游,对出境旅游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人们在夏季和春季的闲暇时间以周末余暇和“小长假”为主,北京居民不具备长时段的集中休假时间,因此出境旅游人数相对较少。

(三)距离是影响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

我们从不同时段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空间分布来看,前几位目的地均在亚洲,主要集中在香港地区、泰国、澳门地区、韩国、日本等,到亚洲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出游的游客数量仍然相对较少。主要原因在于:空间的邻近性和文化的相近性有利于帮助游客节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减少文化方面的适应成本和调适成本,降低心理感知距离。因此,北京居民更容易选择距离较近的亚洲国家作为出境旅游目的地,赴亚洲以外国家或地区的出境游人数仍然相对较少。

(四)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影响特定目的地游客数量波动性的直接原因

日本自2000年对北京开放出境游以来,北京的赴日出境游人数持续增长,2010年攀升至第十一位,但是在2011年下降至第十位,游客人数减少53.00%。这种断崖式下跌主要是因为2010年9月发生的“钓鱼岛事件”,中日关系遭遇严重危机。出于爱国和人身安全等因素考虑,大量游客放弃赴日旅游计划,2011年北京赴日出境游人数锐减。

此外,“萨德入韩”也印证了国家之间关系对出境旅游的重要影响。2017年伊始,随着萨德部署进程的加快,中国国内反对萨德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赴韩国游“人气不再”[13]。北京赴韩出境游人数从2016年的935479人次降至2017年的254202人次,下跌72.83%,游客转而选择日本、泰国、法国等目的地。

(五)目的地开放时间是导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阶段性特征的核心因素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早期坚持审慎、渐进的发展思路。从1983年开始,陆续对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或地区开放了出境旅游业务,这些国家或地区成为北京居民的早期出境旅游的主要目的地。我国1998年至2000年陆续开放了韩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出境业务,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大陆游客的旅游需求,韩国和日本成为北京居民中后期出境旅游的核心目的地。2003年以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出境旅游目的地陆续开放,增加了北京居民的出境选择,这些国家成为颇具发展潜力的海外目的地。由此可见,目的地开放时间的差异决定了不同时段旅游者可供选择的目的地组合,是北京居民出境旅游阶段性特征的核心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出境旅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旅游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游客旅游活动国际化的客观反映。

我们以北京为例,基于1994年至2019年旅行社组织出境游的人数数据,运用地理集中度、集中率指数、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年际变动指数等指标分析了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

首先,在年度分布方面,北京居民出境旅游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但是增长率逐渐下降;在月度分布方面,北京居民在秋季出境人数相对较多,此后依次为冬季、夏季、春季。

其次,在空间维度方面,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的地理集中度逐渐降低,目的地分布日益离散,逐渐从亚洲走向欧美目的地。

再次,北京居民出境旅游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和成长性特征:

第一,1994年至1999年,香港地区占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的支配地位,出境旅游主要发生在亚洲,以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为主要目的地。

第二,2000年至2009年,香港地区仍然是北京居民出境目的地的主要选择,但是重要性逐渐下降,北京居民赴日本、韩国出境游崛起,亚洲之外出境旅游需求逐渐发展。

第三,2010年以后,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方面,日本、泰国、韩国取代香港地区,北京居民赴欧洲等远距离目的地旅游发展迅速。

第四,我们根据1994年至2019年北京居民出境旅游目的地位序变化,将主要出境游目的地划分为四种类型。

(二)启示

我们通过以上研究,在北京以及中国出境旅游发展方面获得如下启示:

1.树立正确的出境旅游发展观念

出境旅游作为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是中国加强同世界各国经贸文化交往的重要渠道。在“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新时代发展的背景下,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中国出境旅游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意义,明确出境旅游在中国顶层设计中的地位,通过积极推动出境旅游发展,促进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和民众感情交流,不断优化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战略环境和氛围。

2.优化闲暇时间的制度安排

我们应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法定假日制度,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特点逐步实施灵活的公民带薪休假制度,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提供充足的时间保障,使游客出境旅游的时间分布更为合理。

3.营造良好的出境旅游环境

我们应当结合我国与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出境游双边协议的定期评估机制,主动引导出境游双边制度优化和升级,降低出入境门槛,给予公民出境旅游更多的便利,及时满足中国游客不断出现的新的出境旅游需求。中国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公民将出境旅游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公民的出境旅游活动提供更充分、更透明的决策信息环境和渠道。

4.加强出境游产品供给

传统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作为出境游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应当及时扩充目的地储备,通过优化和升级旅游产品,引导出境旅游流有序流动;同时,应当根据出境旅游者年龄、性别、消费等行为特征的变化,及时开发研学、康养、度假以及医疗保健等多种新型旅游产品,推动出境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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