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学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创新放在了各类规划任务的首位，强调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强调创新要坚持“四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这为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组织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指明了方向。“四个面向”相互交融、密不可分，共同组成科技创新的着力点。

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

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再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科技创新认识的不断深化。

科技创新是一个复合性的范畴，其中包含了科学、技术和创新三个概念。三个概念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又相互区别，价值导向有所不同。科学强调对规律的认识和发现;技术强调发明，注重有用性;创新强调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不仅仅强调技术的技术性，还要特别考虑技术的市场性和社会性，实现技术的技术性和市场性社会性統一。三者共同构成创新核心体系，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是创新的基础和源头。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实现价值。科技创新不仅仅是技术概念，一定程度上更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是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也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过去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命健康需要“两张皮”问题。

坚持“四个面向”，就要推动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就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同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和开放发展都需要科技创新的力量和解决方案。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命健康对科技创新成果有强烈的需求，涉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能源交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兴产业创造新需求，公共卫生和医药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能够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相比，我国发展还面临重大科技瓶颈，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创能力还有很大差距。一些战略性新兴领域，由于没有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源头供给的支撑引领，出现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局面。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是技术进步的先行官。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以问题为导向，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要解决卡脖子的问题，必须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11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讲到，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2019年11月21日，参观者在北京举行的2019 世界5G 大会上了解一款5G 机器人。

二战之后美国的科技从过去的实用主义走向更加注重长远和基础，使得美国成为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强国，实现科学与技术、产业和社会发展的结合。我国目前也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按照“十四五”规划建议，我国将进一步支持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培养更多更好的基础研究人才。

基础研究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公共投入。目前我国在基础研究投入方面还不足，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中基础研究占比刚超过6%，创新型国家普遍在15%以上，有的国家甚至高达30%左右。这是我国“十四五”时期要弥补的短板。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是大学和公益性的科研院所。但按照历史经验和未来科技发展趋势，企业也应该积极参与，特别是有条件的企业，例如我国的华为，正是由于多年的基础研究积累，才能在5G技术方面独占鳌头。

当前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的78%左右，但其中只有大概0.2%是用于基础研究，用于应用研究的也不到4%，95%以上都是投向了试验开发。技术创新型的中央企业和技术领先的民营企业，可以凭借自身的创新优势开展基础研究特别是应用基础研究，或者与大学科研院所、中小企业合作，协同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真正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和国家强的通道。因此，“十四五”期间，国家会进一步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对于从事和支持基础研究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关键核心技术掌控十分迫切，关系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关系到现代化目标能否顺利完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为我国进一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和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多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2019年达到了2.21万亿元，总量居世界第二位，研发投入的强度也达到了2.23%，超过了欧盟平均水平。在人才、体制机制、创新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长足进步。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报告》，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排名第14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国家创新指数报告》及相关创新指数年度报告，均显示我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正向“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目标迈进。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不同。一是要尊重市场规律，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补短板和锻长板并重，努力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科技创新局面;三是要坚持开放协同创新理念，集聚各方优势力量集中攻关。自主创新绝对不是关起门来一切从头开始的创新。

具体而言，“十四五”时期，国家会进一步强化和整合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国家实验室，整合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科研机构规划布局，建设跨学科、大协作、开放共享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协同创新平台，保障多主体协作、多学科交叉融合、多技術路线并行，形成高效强大的技术供给体系，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领域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努力突破一批关键通用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保障关键核心技术源头供给。

“十四五”时期，国家会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向企业集聚更多的创新资源，使企业成为创新要素集成、科技成果转化的生力军，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真正用源头创新夯实产业基础，支撑传统产业升级，引领新业态和新模式，催生新发展动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推动重大基础研究成果和原创成果转移转化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一环。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需要转移转化，需要与市场、社会和国家需要相结合，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有得转，这不仅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问题;二是有权转;三是愿意转，四是转得顺。目前我国在有权转和愿意转方面取得很大成绩，通过赋予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试点，转让和许可收益的很大比例给了科研人员，极大地调动了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积极性。但目前在有得转和转得顺方面仍然存在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是科技成果质量不高，需要进一步强化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四个面向”意识。问题之二是技术转移人才队伍和机构能力弱。问题之三是知识产权服务能力较为薄弱。问题之四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定价机制有待完善，需要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场机制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问题之五是企业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不够强。

解决这些问题，发挥政府职能作用至关重要。“十四五”期间，政府在补短板、强弱项方面的职能将进一步显现，公共财政资金支持前移，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支持科技创新。弥补市场短板，除了加大对基础原创性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力度之外，进一步创新支持方式，培育高水平研发公共平台，支持中试熟化平台建设。更重要的是将着力提高创新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外贸政策之间的融合性和协同性，充分发挥政策合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落地生根。

激发人才创新动力和活力

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构成。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驱动人才创新的背后是好的体制机制。

“十四五”时期，国家将进一步深化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协同推进科技与经济、教育、人才、社会保障等体制机制改革，提高改革的系统性和协同性。向用人主体放权，为人才松绑，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解决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统一起来，使各项改革朝着推动创新驱动发展聚焦发力。

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造就更多的世界顶尖科技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完善激发科技创新动力、活力和人才积极性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赋予科技人员更大的自主权，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大科研单位改革力度，赋予更大的自主权，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提高科技创新产出效率。深化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知识产权管理和运营能力，切实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创新价值。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