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五四”以来，女性作家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大多与“无私、牺牲、爱、受难等”意义联系在一起，但张爱玲的“传奇”颠覆了这一叙述，塑造出截然相反的母亲形象——偏执、自私、无知、病态，甚至是邪恶。这反映出了张爱玲对人生、家庭和爱情的悲观态度，同时也营造出一个始终苍凉的小说世界，这不仅是由于家庭氛围、性格造成的，也是那个独特的时代所导致的。

关键词：母女关系 “恶母”形象 异化 家庭因素

一直以来，母亲这一形象有着其他形象所不可比拟的身份特点，即最具社会兼容功能的亲缘符号，由此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社会、思想、女性主义等历史变化过程。但张爱玲书写荒凉，使母亲走下神坛，母亲不再是概念中的自我生命守护者，而大多是心理不健康或者病态的畸形形象。任何艺术都不仅仅是简单的技巧运用，而是隐含着对社会、人生的揭示与表现，这就解释了张爱玲如此异化母亲，不仅是本人的意识于文本上的投射，更是为了在这种异化的视野下寻找出路，通过透视人性弱点，使得自己本身的复杂情感得以释放。

一、“异化”母亲形象概括——爱中有恶，恶中有爱

张爱玲的“罪恶母亲”或是由于金钱腐蚀，或是由于社會地位和情欲的极端追求而将自身的不幸转嫁给子女，母爱异化甚至丧失，简单概括，这些母亲形象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一）金钱功利——《半生缘》《花凋》《封锁》

《半生缘》 中的顾太太是个在上孝顺婆婆，在下辛勤抚养子女的典型旧式妇人，但在关键时刻，她就充当了曼桢和曼璐生命悲剧中的重要一环。对待儿女，顾太太更像是在做一种投资，在钱的面前，她默许曼璐做舞女的决定，认为祝鸿才“他钱是没什么钱，像我们这一份人家的开销总还负担得起”a。同样是在“那八成新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叠”b的诱惑下，顾太太向沈世钧隐瞒了曼帧被囚禁的真相，导致了两人爱情的悲剧，所以顾太太是一位在金钱的诱惑下逐渐扭曲的母亲形象，甚至不惜以葬送两个女儿的幸福为代价。

另一个被金钱所异化的母亲形象就是短篇小说《花凋》 中的郑太太。她的婚姻不幸，便拿着女儿的婚事作为生活的唯一乐趣，这也是“她死灰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c，而且几个女儿的不幸也很难得到母亲的庇护，尤其是对待生病的郑川嫦，她怕拿出钱来给女儿治病会让丈夫知道自己藏私房钱的行为，所以不愿拿出钱，这直接导致了郑川嫦一寸一寸地死去，就连郑先生也不同意将钱全部用来给女儿治病，在这里亲情无疑不如金钱重要。

再一个看重金钱的母亲形象就是短篇小说《封锁》 中未曾正面出场的吴翠远的母亲。在翠远的口中她是哄够了她的一尘不染的好人，母亲培养女儿也是为了攀上贵族姻亲。

以上这些母亲均是在金钱和子女的幸福方面更加看重金钱，她们被异化的后果就是失去了母性，亲情被减弱，直接或者间接导致子女们的不幸。

（二）自私病态——《金锁记》《沉香屑 第一炉香》

张爱玲小说中最具罪恶形象的是《金锁记》 中的曹七巧，她对欲望内外的压制转变为对财欲和控制力的疯狂追求，同时构成了她从受害者到施虐者的转化。

七巧对儿子长白的婚事横加干预，拿着儿子儿媳夫妻之间的隐私当笑话给亲戚们讲，最后在精神上逼死了儿媳，同时还哄着长白吃鸦片，彻底粉碎了他的自我，将他变成一个废人。女儿长安原本可以有一个幸福的爱情，但曹七巧因为自己爱情有缺失，便要摧毁别人的幸福以达到内心的平衡。她因为看见长安恋爱的幸福模样而恶语相向：“这些年来，多少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就跳出姜家了，称了心愿了，在快活些，可别摆在脸上呀——真叫人寒心！”d这更像是对同性仇敌或者情敌之间的一种酸酸的报复。对于金钱和控制欲的狂热，曹七巧逐渐失去母性，进而彻底剥夺了一双儿女的自我和人生。

另一个罪恶母亲形象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 的梁太太。梁太太虽然不是葛薇龙的亲妈，但实际上作为姑妈的梁太太在文中扮演着养母的角色。她只是将葛薇龙当作为自己勾引男人的一枚棋子，一旦有男人上钩，梁太太会半路跳出来将男人抢走，满足自己的欲望。在这里没有亲情，梁太太只是让年轻貌美的葛薇龙帮助她吸引更多的男人，继续她的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已。

（三）传统世俗——《倾城之恋》《半生缘》

世间还有一种母亲的爱是以自己为出发点的，以张爱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为豪，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e。这就像《半生缘》 中沈世钧的母亲和石翠芝的母亲，她们明显是爱子女的，但视子女为不具独立人格的所有物，她们根本没有考虑世钧和翠芝的真实需要。沈太太无疑是爱儿子，但她还是瞒着世钧将曼桢寄来的信当即烧光。不仅是顾太太，世钧的母亲在两人的感情悲剧中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另一个典型世俗传统的母亲就是《倾城之恋》 中白流苏的母亲。小说的开头部分，白流苏的母亲听到了儿子和儿媳对白流苏的恶言，但她避重就轻地让流苏宽容点，而且还劝她“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理，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f。这简直不像亲母说的话，倒像是让流苏走进命运深渊的推手。

二、“罪恶母亲”异化的缘由探讨

（一）母亲角色的童年缺失

按照米兰昆德拉曾道：“我们应当明确一点，所有时代的所有小说都关注自我这个谜。”既然小说关注“自我的谜团”，那么探讨“罪恶母亲”形成的原因，我们必须追溯张爱玲的生平事迹，尤其是童年时期，因为作家的早年心态往往会决定他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和认知。

在散文《天才梦》 中，黄逸梵作为母亲可以说出“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g，可见张爱玲和母亲之间关系的不健全。结合黄逸梵的生平来看，她自己本身就是受害者，既受到高压教育又被迫嫁给张家生了孩子，所以一个本来就缺爱的女子是难以向别人付出无私的爱的，长时间的隔阂，生活上的压迫，钱的问题最终慢慢地消磨掉母女之间的情感。张爱玲也曾写道：“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向她伸手要钱，为她的坏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毁了我的爱。”

因为作家的体验，特别是童年时代对爱的体验，会影响人格发展，所以儿时张爱玲对于母爱的这种怀疑和失望会滋生一种叛逆情绪，直接或者间接地投射到作品中，我们不能否认其中可能会有其母黄逸梵的身影。

张爱玲写的母亲都是极端的，她完全冲破了传统意义上赋予母亲的神圣感，并在这种深度异化的层次写出了人性弱点，探讨了人类可能甚至正在发现却不被人所知晓的一种母爱类型，但张爱玲能够冲破这种人性悲剧，到达一种心灵的解放，把人生的经历放大，变得贴近现实，从而具有了审美意义。

（二）社会历史因素

中国历来就以男權文化为主导，在男性掌控的阴影下女性只有附属地位。一方面女性在阶级的夹缝中难免会感受到身份地位的差别，一方面女性会有性别上的压迫和歧视。母亲角色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历史地位，所以在这种文化的抑制下产生出病态母亲也不足为怪。在男权社会中挣扎的女性，她们会不断地通过向男权文化做出妥协以取得自己想要的东西，目的是得到生活的保障。例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首先是她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被哥哥嫂嫂“嫁”入姜家，这里面就有着“长兄如父”的传统伦理文化的压制；其次是因为丈夫的不健全，她为了生存，不得不压抑住自己的正常需求，并且在追求姜季泽遭到拒绝之后，便将目光转向了可以维持她生存下去的并且不会背叛她的唯一的东西——金钱，她将它紧紧地抱在怀里，以致曹七巧最终被金钱所禁锢住，埋葬了自己和子女的一生。

所以像这些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她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无法离开男性而创造只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在自我认知和外界压迫下，她们难以有着健康的心理，并且可能在这种过程中，心理渐渐变得扭曲。而张爱玲恰恰揭示出这种时代社会环境会有可能形成一种冷漠的母爱。

三、结语

我们都知道，文学乃是“人学”，张爱玲所塑造的罪恶母亲，一方面是她人生体验的外化，一方面是对压迫女性的社会的控诉，但是我们依旧能通过阅读张爱玲的文学作品，透过分析罪恶母亲而得出现世教训，从而树立正确的婚姻道德观念。

ab张爱玲：《半生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页，第207页。

c 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df张爱玲：《倾城之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53页，第163页。

eg张爱玲：《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03页，第2页。

参考文献：

[1] 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2] 赵慧平.批评的视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4]陈 子善.私语张爱玲[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5.

[5]王 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

作 者： 孙雪迎，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