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恬欣

摘 要 在如今以技术为主导的传播时代，沉浸式出版具有特有的传播效果优势，而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又适宜于用沉浸式出版方式进行呈现，进而利于社会共识的培育。因此，弥合当今社会共识撕裂问题并形塑巩固社会共识，从技术视域运用好沉浸式出版则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通过人机交互与极具沉浸感的传播效果与有规划的出版传播计划，培育形塑民众关于历史与当下的良性集体记忆、价值理念、共同意识，进而形成稳固的良性社会共识。

关键词 技术视域；沉浸式出版；社会共识；建构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0）22-0114-04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空间党媒的社会共识话语研究”（编号：18BXW120）阶段性成果。

分析沉浸式出版则需先清楚什么是沉浸式传播，在我国学术界，“沉浸传播”概念最早由李沁提出。她认为当下的传媒语境已经进入“沉浸”的“泛众”传播时代[ 1 ]。从定义上而言，该传播方式能让受众达到沉浸（Flow）状态，主要特征是通过特定的传播手段，或者让用户实现物理空间、符号空间或信息空间的沉浸，或使得用户认知沉浸在特定的意识空间[ 2 ]。因此，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传播出版物皆可以归入沉浸式出版范畴。VR、AR、体感交互等是这种出版所采用的主要新技术。

与传统出版方式相比，颠覆性的新技术参与到整个出版过程是其典型特征，因此，在强调主题教育的当下可以用于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共识的建构，而社会转型、贫富分化与社交媒体普及皆是导致社会共识撕裂的因素。在近代以前，社会共识的形成巩固主要靠宗教、教育及公序良俗，在当今媒介化时代则是新闻传播出版事业所承担的主要任务。沉浸式出版具有弥合共识撕裂并形塑巩固及壮大社会共识的良好功用，但如何从社会共识内容叙事与技术呈现上利用好沉浸式出版来建构社会共识，则是当下与未来应努力的一个方向。

1 沉浸式出版的内涵及特征

沉浸式出版与传统出版的重要区别是新技术参与的颠覆性。如人机交互技术的参与就完全颠覆了以往的出版形式，新技术的全程性参与也决定了其是一种质变性的出版形式，因此，分析沉浸式出版离不开技术视域。

1.1 沉浸式出版的内涵

沉浸作为人类的一种心理状态早已存在，当投入到某一事物中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时即进入沉浸状态。人类在文本阅读时很容易进入这种状态，因此有学者认为“沉浸式”是印刷文本时代所特有的阅读状态[3]。作为一种理论，沉浸理论（flow theory）则由米哈里在1975年首次提出，他认为沉浸是指人们完全涉入某项活动时所感觉到的整体体验，他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心流体验”（flow experience）或“沉浸体验”[4]。与传统出版相比，沉浸式出版是以数字化技术为基础，同时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语音、体感等新兴技术的支撑下，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系统的交互设计，让用户快速产生生理和心理上的沉浸感，从而获得审美体验、情感体验、认知体验、价值体验的出版新模式[5]。可见，新技术主导是其显著特征，体现在出版实践上，主要是儿童读物方面发展最为突出，如AR有声读物《消失的世界》，再就是对于红色文化的传播上开始运用沉浸式出版。无论VR还是AR，追求沉浸式“阅读”体验是其共性，沉浸式出版利用上述技术创建虚拟现实与调动人的多种感官，达到从媒体之外进入到媒体之中的被浸润感觉，虽然虚拟现实强调的真实是“感受真实”“体验真实”，而不一定是“客观真实”[6]但这不影响对“真实再现场景”的真实感体验。当今技术下的沉浸式出版既是相关技术发展的方向之一，也将是人类未来“阅读”的重要偏好方式之一。

1.2 沉浸式出版的特征

与传统出版形式相比，沉浸式出版有三大独特性特征。

一是“场景呈现”。沉浸式出版利用新技术再造几乎可以“以虚拟而乱真”的场景，并通过佩戴相关设备实现人机交互，从而使接受者产生身入其境的感觉，似乎成为其中的一员并沉浸于其中。与以往出版形式相比，后者主要靠文字、图像以及影像来隔岸观花式呈现，既缺乏前沿高新技术的参与，也缺乏对接受者的“场景化拉入”，构建场景化是沉浸式出版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依托与基础。

二是多感官参与。对传统出版物的接受上，以前一般是一两个感官投入其中，主要追求某一种情绪进入其中，达到忘我的境界。沉浸式出版则不一样，是在技术主导下的多种感官参与，让接受者产生身在其中的感觉，从而使受到的记忆刺激与接受兴趣大大增强。如2017年出版的《肉与沙》这部影片不仅采用了VR技术，还以围墙、沙石、铁锈、破鞋等实体装置营造了真实的观影环境。

三是“人机交互”。这种人机交互同时具有“身体拉入”的感受，沉浸式出版及其传播上更加突出技术与人的结合。互联网、VR、AR、人机交互等技术推动下的沉浸形式与体验与过去的“沉浸”截然不同，简而言之，其差别是从“想象式”到“具身式”，从“心理沉浸”到“身心沉浸”，后者主要体现为技术为主导，通过技术手段达到“身入场景”与“身心俱化”之感，传统的沉浸式阅读则主要体现为情感主导，表现为“身在其外，心在其中”之态。从效果而言，后者可以再造还原“真实现场、人物、故事”，并能把人“拉进去”，在虚拟的真实世界里“身心俱化”，而传统的沉浸式阅读不能再造“真實现场”，亦不能把人“拉入”虚拟的真实世界之中，进一步而言，后者可以轻易使沉浸状态大众化，前者只能是小众化的群体在偶尔的阶段才能做到，常被称为阅读的高级境界。

2 技术视域下两者关联及前者对后者的功用

沉浸式出版及其传播技术由于其人机交互性与“身心拉入”的技术优势，则很容易实现传播上的强效果，加之革命与历史题材适宜于这一出版方式，因此，运用好沉浸式出版技术对于巩固、塑形、扩大社会共识具有强大的功用。

2.1 两者的相互联系

社会共识是“在一定的时代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的个人所共享的一系列信念、价值观念和规范。”[7]社会共识的形成离不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自觉与集体记忆，而媒体是建构二者的重要中介。“集体记忆依赖媒介、图像或各种集体活动来保存、强化或重温。”[8]集体记忆是形成共同意识与社会共识的基石，具有亨利·鲁索（Henry Rousso）所认为的支持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及其他认同等功能，以及哈布瓦赫所认为的维持群体稳定完整的功能。因此，在当今媒介化时代，应该充分利用沉浸式出版来形成集体记忆与凝聚社会共识，其通过仿真式的历史再现与“身入其境”，把接受对象带入身心沉浸的状态，从而改变新闻宣传上长期存在的弱传播效果现状。

从二者关系而言，沉浸式出版与社会共识的关系主要有二：

一是两者目的与任务相同。作为当下与未来的重要出版形式，其出版内容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要求并遵守相应的规范，也要承担起当下主题出版的任务，而当下建构与巩固的社会共识也是当下主题出版的主要内容，如对重大会议、重大工作、重大活动、重大节庆日以及主旋律下的重大历史事件与经典文化的主题出版，其目的也是壮大主流舆论，形成全社会团结一心的社会共识。

二是沉浸式出版可以极大地助推社会共识的形成与巩固。沉浸式出版“身入其境”与“再造现实场景”的技术特性一方面很适合对宏大主题与场景进行再现，改变以前对之再现上的费时费力与成本的高消耗，一方面易于让接受者在这种场景中快速进入情感共鸣。

从沉浸式出版对社会共识的塑形建构来看，由于沉浸式出版属于刚出现的新技术，本身處在发展完善阶段，因而在现实使用拓展上亦处于起步阶段。如今，一些科技馆、展览馆、博物馆、纪念馆等有非严格意义上的沉浸式出版形式，从而让参观者有一定程度上的沉浸式体验，再就是已在探索的“图书+VR眼镜”式出版，以及针对课程、实训的专业级客户端应用等，这类出版形式接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沉浸式出版，而利用沉浸式出版系统性针对性地对社会共识进行建构塑形的做法还处于萌芽阶段，因此，应该利用这一出版形式进行社会共识的塑形巩固与壮大。

2.2 技术视域下沉浸式出版对社会共识建构与塑形的功用

一是沉浸式出版适合社会共识内容上的呈现并能做到相得益彰。在社会共识建构内容上，一方面是保留传统的社会共识，一方面是塑形巩固壮大当下的社会共识，也即主流价值观下的社会共识，这就需要理论与实践上对相关思想及著作进行广泛有效地传播。传统出版时代，做好上述两方面的宣传传播相对任务艰巨，而沉浸式出版把接受者“拉入”的身在现场感以及人的多种感官立体互动参与的真实体验感，特别适合宏大主题下的事件、活动或人物的宣传传播，只要掌握好叙事技巧与“真实再现”的角度，良好的传播效果很容易达到。传统的新闻出版则难以做到新闻现场还原，重大会议、重大活动、历史人物与事件也不具备技术上的“真实还原”能力，而沉浸式出版可以用于历史事件、人物、现场的“真实还原”以及接受上的人机交互式体验。反之，沉浸式出版在这方面的优势能增强党和政府对沉浸式出版的重视，利用这一出版形式助推社会共识塑形巩固与壮大，以及帮助实现主题出版的目标与任务，从而从国家层面增加对沉浸式出版这一形式的资金投入与研发支持。

二是沉浸式出版的技术特性对社会共识的建构更有效。这一功用是上述功用的延续，沉浸式出版“真实再现”、“身入其境”以及人机交互的技术优势能增强接受上的真实感与感染力，使接受者快速进入“身入其境”与“身心俱化”状态，这是传统出版方式难以达到的效果。尼古拉·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曾预言：“虚拟现实能使人造事物像真实事物一样逼真，甚至比真实事物还要逼真。”[9]该话反过来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可以利用技术艺术化地再造更逼真的“现实”，可以在逼真上加入更具感染力的内容与叙事技巧，其传播效果自然能更好。因为传播技术总是经由与人类身体的感官接合，才能与社会、文化发生关联[ 1 0 ]。而新技术为主导的沉浸式出版及其传播方式，能快速强化对相关出版主题的集体记忆进而促进社会共识。

3 技术视域下沉浸式出版建构社会共识的具体策略

从新闻出版业视角而言，需要通过培育集体记忆、价值理念、正义观等来形成社会共识，集体记忆多是对历史与当下重大事件与活动的记忆，群体认同主要是建立在历史认同上，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历史观由其承载也由其衍生，因此，可以从三个方面着手，利用沉浸式出版的技术优势来再现场景、人物、故事，并把接受者“拉入场景”的互动之中。

3.1 对适合沉浸式出版的社会共识内容进行归类

要通过沉浸式出版来巩固扩大社会共识，首先需要厘清哪些内容属于社会共识范畴，再分析其中适合用沉浸式出版的内容。因此，应以社会共识的内涵与培育特征为基，结合沉浸式出版的技术特性梳理要呈现的内容，再从三个方面入手，宏观上对什么是当下的社会共识战略与整体内容进行框架式梳理，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例如，在内容上主要体现为文化自觉上的社会共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社会共识；中观上对适合沉浸式出版的相关素材进行归类总结，例如故事类与会议类素材最为适合，且具有受众接受上的主动性，为此，可以对党领导下的革命历史、革命故事以及相关会议等，结合沉浸式出版的特征进行归类，也可以从共时上，梳理不同地区的相关历史资料进行归类。微观上对具体的个案素材如何进行沉浸式出版进行技术上的归类总结，从而提高出版技术，做到从视觉、听觉、（类）触觉三个方面进行叙事技术上的考虑。

3.2 从沉浸式出版的技术特性入手，突出技术呈现的优势

梳理出社会共识需要培育形塑以及适合沉浸式出版呈现的内容后，即是如何技术呈现的问题了。沉浸式出版在技术上有三大特点：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人机交互与人工智能下的体感，在技术呈现上应该注重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在如今数字出版时代，存在着另一种沉浸式“阅读”偏向，为迎合当下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和阅读习惯，内容生产偏向碎片化、浅显化、视频化、游戏化、娱乐化，这类方式虽然也能让受众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但沉迷不是沉浸，也不是对沉浸式技术的运用。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利用沉浸式出版VR技术的沉浸，对符合良性集体记忆的主旋律历史事件历史故事、重大活动、重大会议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的故事化叙事等进行文本制作，让接受者身心浸染其中，进而受到强烈的情绪感染；利用交互技术特性使接受者“身临现场”之中，成为当事人中的一员，产生情感与身心沉浸状态下的互动，社会共识与集体记忆自然易于形成；利用构想技术特性使接受者在沉浸状态下体验历史与文化时，情感在互动状态下被充分调动触动中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在推己及人等想象中受到真正的情感触动与思想上深刻的认知。对于AR技术的运用理念也是如此，利用其三维注册技术让接受者体验全方位“身陷其境”的感受，利用虚拟现实融合显示技术模糊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边界，从而增强现实感，利用人机交互技术让接受者有进入真实世界的错觉。

3.3 充分利用相关技术，建构接受者、社会共识与沉浸式出版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在传播过程中，信息接受者是重要一环，传播文本的制作目的与是否有传播效果，接受者的心理状态是重要衡量指标，因此沉浸式出版的内容必须能满足接受者在信息、文化传承、娱乐上的需求，同时，传播方式还要为接受者所乐于接受。在主题出版如今是出版行业重要任务的当下，社会共识既是主题出版要达到的目的之一，也是实施主题出版的原因之一，而是否能达到目的，还是在于出版的内容是否能最大范围地入心入脑。沉浸式出版虽然有技术优势，但也要在内容、叙事与呈现方式上让接受者愿意沉浸其中，这就需要建构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的关键：一要在提供的出版内容上符合人性之本与事物的本质规律，使接受者认为入心入理，从而不产生本能的抵触心理。二是根据当今人们的接受习惯，多用故事化、情节化、互动化的叙事手法，做到接受者愿意接受沉浸式体验。三是内容提供上根据要传播的政治观、道德观、正义观要求，选取具有能用沉浸式技术呈现的最好表达角度。但在运用沉浸式出版建构全社会的社会共识，在呈现具有感染力的传播内容时，还要考虑技术、社会与传播规范等多方面的问题。

4 结语

在社会结构复杂与行业多样化的后工业时代，加之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建构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社会共识尤为必要，但社会共识又面临诸多撕裂的危险，正如孔汉思所言：“没有一种在伦理上的基本共识，社会迟早会面临混乱与极端化，个人迟早也会感到绝望。”[ 1 1 ]因此，应积极运用技术的力量建构巩固全社会的社会共识，而沉浸式出版不失为一种良好的建构路径与可以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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