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弘阳

翻开尘封的史册我们会发现：几千年来，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致命的病毒时常在折磨着人类，并引起整个人类社会的恐慌和混乱。病毒摧残了曾经辉煌的古罗马文明、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许多国家的毁灭，都与病毒相关联。

在人类历史上，死于病毒的人数，远高于死于战争或其他天灾人祸的人口总数。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从不曾停息，并始终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

埃博拉：来自非洲的恐惧

在这次抗击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斗争中，人们会注意到，不少驰援武汉的医生参加过抗击埃博拉病毒的斗争。

埃博拉（Ebola virus），又译作伊波拉病毒，一种十分罕见的病毒，1976年在苏丹南部和刚果（金）（旧称扎伊尔）的埃博拉河地区发现它的存在后，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埃博拉”由此而得名。

埃博拉病毒是一种能引起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产生埃博拉出血热的烈性传染病病毒，其引起的埃博拉出血热（EBHF）是当今世界上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感染者症状与同为纤维病毒科的马尔堡病毒极为相似，包括恶心、呕吐、腹泻、肤色改变、全身酸痛、体内出血、体外出血、发烧等。死亡率在50%至90%之间，致死原因主要为中风、心肌梗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发性器官衰竭。

埃博拉病毒，生物安全等级为4级（艾滋病为3级，SARS为3级，级数越大防护越严格）。病毒潜伏期可达2至21天，但通常只有5天至10天。

埃博拉因其致命性强而被考虑作为生物武器，但由于病毒孵化期短，很可能在先杀死一部分人之后无法大规模传播。因此有些病毒研究者希望通过结合天花病毒，制造出一种传播范围大、杀伤力强的病毒，作为恐怖袭击武器。

1992年，日本的奥姆真理教领袖麻原彰晃曾带领40名成员赴刚果（金），希望获得此病毒，作为大屠杀工具，但最后并未成功。

当地时间2014 年10 月10 日，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运尸队将感染埃博拉死亡的尸体运去火化，亲人悲痛欲绝。在利比里亚，火化尸体不符合当地传统文化。

目前，已确定埃博拉病毒分4个亚型，即埃博拉-扎伊尔型（EBO-Zaire）、埃博拉-苏丹型（EBO-Sudan）、埃博拉-莱斯顿型（EBO-R） 和埃博拉-科特迪瓦型（EBO-CI）。其中，扎伊尔埃博拉毒有高达90%的致死率，1976年苏丹埃博拉的平均死亡率为53%。

中国对遭受埃博拉病毒肆虐的非洲国家给予了无私援助。

2014年9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宣布，为支持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帮助疫区周边国家加强防疫能力建设，支持有关国际地区组织在抗疫斗争中继续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中国政府决定在此前提供两批援助的基础上，再次向上述三国提供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紧急现汇、粮食和物资援助，向世界卫生组织和非盟各提供200万美元现汇援助。

埃博拉的恐怖之处在于：尽管医学家们绞尽脑汁，作过许多探索，但埃博拉病毒的真实“身份”，至今仍为不解之谜。没有人知道埃博拉病毒在每次大爆发后潜伏在何处，也没有人知道每一次埃博拉疫情大规模爆发时，第一个受害者是从哪里感染到这种病毒的。用一位医生的话来说，感染上埃博拉的人会在你面前“融化”掉，唯一的阻止病毒蔓延的方法就是把已经感染的病人完全隔离开来。

上海甲肝：31万人感染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政府应急管理水平的提升，人们抵抗疾病的能力有了几何数级的飞跃。但这并不意味着病毒就远离了国人，除了2003年的非典，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甲肝感染事件，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救治效果，至今在中国传染病史占有重要地位。

1988年1月16日和17日，上海市黄浦区传染病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杨廉奎、刘小庆两位医师向《解放日报》记者费智平反映：据不完全统计，至17日下午3时许，两家医院已发现20余名因食毛蚶而患甲型肝炎的病人。这20多名已被初步诊断为甲型肝炎的患者，是在1987年12月上旬和中旬食用毛蚶的，都曾腹泻，年龄大都在20至40岁之间。

敏锐感受到一丝不寻常的记者，立即询问了上海市卫生局防疫处，对方表示：虽然目前还不能最后断定这批受污染的毛蚶中是否含有甲型肝炎的病毒，但是这两家医院所反映的情况应当引起卫生部門和广大市民的关注，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

在1月18日《解放日报》登出的这篇只有453个字的短消息里，记者费智平写道：“甲型性肝炎病毒平均潜伏期为30天左右，以发病前5天和到发病后一周内传染性最强。因此，曾经食用过毛蚶的市民，如果发现自己有厌食、恶心、发热、尿赤等症状，应及时上医院诊治，确诊后应住院隔离治疗休息。另外，本市食品、饮食部门也要加强卫生管理。”这也是1988年甲肝爆发之年，《解放日报》的第一篇相关报道。

就在记者发出预警的同时，上海的甲肝患者数量已经开始呈几何级攀升。

1月21日起，肝炎疫情从之前的一旬一报改为一日一报。到2月1日，甲肝病人的数量跳到了19000例。上海街头巷尾的情绪一下子紧张起来。

虽然对防疫有所准备，但后来谁也没有想到，接下去上海面临的挑战会那么严重。从1988年1月1日起到1988年5月13日（至此与往年同期发病持平），上海市暴发流行的甲型肝炎，一共发病310746例。这次甲肝发病来势之猛、发病之集中、覆盖面之广，为国内外医学史上所罕见。

和每一次疫情一样，医护人员冲到了抗击疾病的第一线。后来的统计显示，当时全市10多万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多人扑到了防治肝炎的第一线。

众志成城。到了2月23日，上海市甲型肝炎发病人数已明显下降，日发病人数比最高的日发病人数下降了80%以上。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湖北省的兄弟为上海“雪中送炭”。到2月27日，黄石市药材公司已先后派出16辆卡车送来价值近200万元的9种治疗甲型肝炎中成药支援上海。第一次派出的6辆满载药材的卡车行至安徽桐城县时因道路积雪，有两辆不慎倾翻，但其余车辆仍克服困难赶在春节前把药送到了上海。

尽管来势汹涌，但数据显示，在这次甲肝暴发流行期间，上海市直接死于暴发性肝炎的一共32例，上海的病死率为万分之一左右，明显低于往年，也低于国际上1%-1‰的病死率。

当年3月5日，上海市卫生防疫站对启东多批混合毛蚶的提取物进行甲型肝炎病毒RNA检测的结果终于出来，为阳性。从而再次证明：上海暴发流行的甲型肝炎确系食用带有甲肝病毒的启东毛蚶所致。

虽然罪魁祸首已经找到，但对于事件背后的反思没有停止。有媒体记者看到了传染病床紧张背后的问题，“这场甲肝暴发流行给了我们沉重的教训，也让我们获得了很多宝贵的启示和经验，对于上海改善公共卫生条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建立流行病预警机制、构建现代公共卫生安全体系等方面具有积极影响……从整体而言，甲肝的暴发，给上海的公共卫生体系敲响了警钟，也可以说，全体上海人民经受了一次考验和锻炼。”

鼠疫：夺命于无形的 “黑色杀手”

2019年11月12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2人经专家会诊，被诊断为肺鼠疫确诊病例。该两名患者由内蒙古当地救护车转至北京市朝阳区医疗机构治疗。

这一消息，引起人们强烈关注。此后几天，又有几名患者确诊，好在救治及时，患者痊愈，且未引起病毒传播。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

历史上鼠疫首次大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起源于中东。公元542年经埃及南部塞得港沿陆、海商路传至北非、欧洲。这次流行持续了五六十年，极盛期每天死亡万人，死亡总数近1亿人。在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因鼠疫而损失了1/4的人口，拜占庭帝国从此衰败。

人类历史上最悲惨也最恐怖的鼠疫，发生于中世纪的欧洲。1346年，西征的蒙古军队围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 （今乌克兰费奥多西亚），其间蒙古军中爆发鼠，致使鼠疫在城里传播开来。不久，卡法城就丧失了一大半人口。活下来的人惶恐不安地离开卡法逃亡，鼠疫也传播到西西里，继而是意大利，然后是整个欧洲大陆。

鼠疫带给欧洲的灾难是巨大的，在1351年第一拨鼠疫消退时，已有3000万欧洲人死亡。据估计原有6万居民的伦敦损失了3.5万人。莫斯科以南的斯摩棱斯克，仅幸存了5万人。在随后的300多年里，鼠疫在欧洲反复爆发，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才平息。

毛蚶曾经是上海人喜欢的美味，但是1988年以后，它就从上海人的餐桌消失了。

现在，鼠疫已十分罕见，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20世纪80年代，非洲、亚洲和南美洲每年都有发生鼠疫的报告。1996年印度爆发的鼠疫还成为世界的重大新闻。

天花：殖民者的种族灭绝 “武器”

天花是最早被人类文字记载的病毒性传染病，距今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历史。11世纪和12世纪，东征后回国的欧洲十字军骑士将天花传播到欧洲。据估计，当时天花几乎造成欧洲10%的居民死亡，1/5的人脸上留下麻点。

当欧洲殖民者在15世纪末踏上新大陆的时候，天花成为他们带给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一份特殊“礼物”。西班牙殖民者科尔特斯仅率300名士兵就轻易征服了拥有2500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帝国 （今墨西哥），靠的就是这种致命武器。殖民者登陆后，在很短时间内，使天花传遍了阿兹特克帝国全境，致使约300万印第安人丧命。10年内，帝国人口锐减到650万人，一个强大的帝国就此消亡。

北美殖民者做得更绝，他们蓄意把天花病人污染过的物品卖给印第安人，致使其整个部落的人全部死绝，土地和财产全部被白人殖民者占有。

1798年，英国医生詹纳首创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方法。直到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发起了消灭天花运动，这种祸害人类几千年的瘟疫才基本消灭。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瘟疫，既不是鼠疫也不是天花。而是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大流感。

1918年3月，美国堪萨斯州的一个步兵营爆發了流感。接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流行性感冒席卷了整个美国。当年4月初，病毒随着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军传到欧洲，半个多月后，传到中国和日本，进而感染了全世界。1918至1919年，全世界有2亿人口感染了流感。因有大批西班牙人死于该病，故将其命名为“ 西班牙流感”。这次大流感导致2500万-5000万人口丧命，仅美国一国死者就高达50万。

80年后，科学家通过研究埋葬在阿拉斯加永久冻土带下一具女尸的肺组织样本，成功复制了“西班牙流感 ”病毒8个基因的全序列排序。结果表明，1918年的大流感起因于禽流感病毒的一个变种。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人类战胜瘟疫的速度越来越快，能力也越来越强。1889年狂犬病疫苗问世，狂犬病被人类征服;1921年，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面世，结核病不再是绝症：1928年，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应用治疗;同年，一种预防百日咳的疫苗诞生;1944年，美国人发明了链霉素。

多种疫苗的研制成功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重大成果。

然而，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加剧和不良的生活方式，许多古老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又接踵出现，艾滋病、炭疽病、西罗尼病毒不断在人类社会制造大范围的恐慌和社会问题。面对如此复杂的微生物世界，人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