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玉雪

著有《瘟疫论》的明末名医吴又可在电影《大明劫》中的形象。在他眼中，没有医圣，没有大明，有的只是真实存在的病症，和亟待拯救的病人。

有人说，灾难是一面照妖镜。在当下这个难熬的疫情时期，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我们看尽了人生百态、人性博弈，看到了不同人做出了不同选择。在众多关于瘟疫和疾病蔓延的电影中，导演王竞的《大明劫》是让我最为感同身受的一部作品。

电影《大明劫》讲述的是明末名医吴又可和明末名将孙传庭一起联手，将治病和救国并置起来，又因为道不同终于走向陌路。整部影片采用阴郁的冷色调，风雨飘摇的王朝，肆虐的瘟疫，他们尽力挣扎，秉承着自己的“道”，卻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下被倾轧。

电影叙事的背景是近四百年前，哀鸿遍野的明朝末年，旱灾、瘟疫和战争是同时出现的。

异常寒冷的气候频繁引发“水旱灾——饥荒——瘟疫”的恶性循环，尤以崇祯朝最烈。

崇祯十三年（1640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是瘟疫在华北毁灭性席卷的五年，“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1642年，李自成攻打开封，大明江山危在旦夕。

此时的大明王朝，就如同一个病入膏肓的患者。“末世”与“瘟疫”，正是呈现人性最好的舞台。而孙传庭和吴又可，要喂大明王朝和灾难下的民众吃下最后一剂虎狼之药。

表面上看，此二人的身份，貌似毫无关联。但冥冥中，他们存在着某种相似的点。影片开场，便揭示了此二人同为社会“反叛者”的处事风格。

吴又可曾是宫廷御医，因厌恶体制内的种种钻营不堪，无法实现自己的医道理想，宁愿流落江湖四处游医，却又因经常违背传统理论，好用虎狼之药，被怕担责任的官僚取消行医资格。

孙传庭面对的困境，则比吴又可还更艰难。他曾是战功赫赫的名将，如今却身在狱中，等候发落。皇帝从狱中请出孙传庭，委以大任，命其扭转局势。到了开封，等待孙传庭的是什么呢——各地将领非但不听指挥，甚至还割下百姓的人头，当战功上报。士兵粮仓耗尽，守粮官却监守自盗，米袋里装的，尽是沙尘。

孙传庭下令向地方豪绅征粮，这些对百姓强抢豪取的人却争先恐后向孙传庭大肆送礼。

“大明若是亡了，你们给我孙传庭有什么用？”孙传庭此时的悲愤质问饱含悲凉，“投笔从戎十几年，我到底为谁而战？为谁？”

此时，军中出现疫情，出于经验，吴又可判断“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口鼻相互传染。而药局提领赵川，则因没从医书上见过传染病，而只认为这只是普通的伤寒。吴又可据理力争“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却被一句“狂妄忤逆”怼了回去，还被吊销了军医资格。

他又去劝说军队长官向外界宣布瘟疫将至，应做好隔离防范，得到的却是我们并不陌生的“净在这里危言耸听，如此一来岂不军心大乱！”这里的情节不得不让人想起了李文亮医生收到的那封官方“训诫”。百味杂陈。

没多久，疫情彻底暴发，逐渐蔓延到周围营地，“不死于病，乃死于医”。赵川自己也被瘟疫传染，死在了军营里。孙传庭力主请回吴又可，委以大任。两个同样处在边缘处境的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一个，用虎狼之药治疫;一个，用雷霆手段治军。

整个治疗过程，吴又可完全打破传统，在他眼中，没有医圣，没有大明，有的只是真实存在的病症，和亟待拯救的病人。终于，治疗初见成效。孙传庭设宴，大肆赞扬了吴又可的功绩。然而转眼间，孙传庭却为了大局，一把火烧死了所有染病的士兵。

你看——医生们竭尽全力，但最终能够决定命运的，依然还是某种不可抗力。

大军开拔前夕，吴又可拒绝了孙传庭的随军请求，选择独自离去。“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这是吴又可留给孙传庭的话。

电影中有一段孙传庭和吴又可的对话，谈及国运，吴引用《黄帝内经》：“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谈及历朝历代始兴终衰，皆是因为重驭世之术，轻经世之道。而大明王朝积弊已久，非一味猛药可以解除。”

孙传庭未必不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作为官僚系统的一分子，他的身份就是原罪。明朝的灭亡，并非毁于外敌，而是源自内部。孙传庭知道王朝气数已尽，李自成之所以能够形成气候，是因为百姓无路可走，民不聊生，这其中的原因积重难返，却又不得不奋力一搏，最终战死，马革裹尸，无处话凄凉。

孙传庭的救国之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他屠杀患病士兵，为的是他心中的“大局”。但，乱世之中的杀伐决断怎么做都是错，个人即使有再大的能力也很难力挽狂澜。而个人的命运往往和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这是一个电影的经典叙事，也是一出一再上演的悲剧。

在加缪的经典小说《鼠疫》中，主人公里厄与大陆此端的吴又可不谋而合。他们不信仰宗教，也不想成为英雄。他们唯一尊重的，是生命本身。

鲜活的个人总是要面对僵化的组织，个人的生命价值总是需要和集体的利益进行衡量，脆弱的人性必须经受残酷的打压……加缪的倾向是不太赞成过于理想化的高调，无论是追求英雄主义、爱情至上还是宗教信仰，能够在一种边缘处境中坚持履行职责和做人的义务、尊严与同情，其实也就是一个英雄。

总有一些权威人士，似乎更看重某种生命之外的东西。

电影结尾，吴又可归隐苏州，过上了渔樵耕读的生活。桌案前，吴又可写完了领先世界的医学名著《瘟疫论》。吴又可站在窗口，仿佛回想起了与孙传庭并肩战斗的那段旅途。

现实也许总是残酷，也许总是存在不公正。

但，真正的英雄，依然能活在历史之中。正因有了为我们拉响警报的“吹哨人”，替我们抵抗灾祸的先行者，为我们具体寻求方法的实干家，人类文明才得以延续……

面对风雨飘摇的王朝和肆虐的瘟疫，明末名将孙传庭和明末名医吴又可尽力挣扎，秉承着自己的“道”，却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下被倾轧。

荐影

《血疫》：挺立在敌人和公民之间的“吹哨人”

2019年的美剧《血疫》改编自同名非虚构作品，以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雷斯顿事件”为原型，成功塑造了几位美国式“吹哨人”形象。该剧的高光时刻就是主人公南希吹响警告的“哨声”之时，她对官僚系统的上司们说：“我们不能因为害怕决策而袖手旁观，什么也不能做，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可能摧毁一座城市的敌人，而各位将挺立在敌人和门外的公民之间。”

《传染病》： 瘟疫下的世态人心

索德伯格的《传染病》不乏与现实对应的桥段：无良网络写手假装自己被一种叫做“连翘”的药物治好了疫病，以此哄抬药价，从中牟利。第二天，愤怒的人们砸了药店抢夺“连翘”，最终却因此丧命，始作俑者却钻了法律的空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

这部电影，用时间线的方式，提醒我们一场疫情所带来的摧枯拉朽般的改变，没有把重点放在大自然对人类的警示，关注的却是人心的深不可测。

《流感》：瘟疫下的权力运作机制

韩国电影《流感》以瘟疫作为一种隐喻，揭示的是政治的暴力，在面对灾难的时候，制度往往会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这是一部平民英雄抗击暴政的故事，电影的主创之所以有这样的故事灵感，与韩国的历史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