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鑫 张 磊

(1.云南警官学院，云南·昆明 650223；2.云南省第三女子监狱教育改造科，云南·昆明 650106)

一、问题的提出

女性涉毒类罪犯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最高人民法院从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 》自2017年1月1日颁布实施，对罪犯的减刑幅度、减刑间隔期、实际执行刑期及假释办理的条件等方面均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规定》的施行对此类罪犯带来较大的影响。在此状况下，她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到她们在狱内的改造状况，并对她们刑满释放后是否能够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也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发展，罪犯的道德问题和社会支持也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道德自古以来都是人类关注的主题，大量研究表明，个体对道德事件的感受及随之做出的判断影响人的行为。道德敏感性是指个体在道德生活和道德经验基础上经过一定时间形成的对道德事件的认识，即个体对道德价值和道德问题优先的反应趋势与解释能力，包含倾向性道德敏感和情境性道德敏感(1)罗艳红, 蔡太生, 李满林, 等. 成年罪犯的人格特征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对道德问题认识的敏感度。郑敏指出，正因为道德意识淡薄，人们才不断走上犯罪的道路(2)郑敏. 我国罪犯道德教育的现状与思考[D]. 南京: 南京林业大学, 2010.。张鑫调查发现，女性服刑人员道德敏感性偏低(3)张鑫. 女服刑人员道德敏感性的调查[J]. 云南警官学院学报, 2016 (4) :59-63.。刘毅的研究发现，罪犯的道德心理在许多方面都异于一般人群，当事件关系到自身切身利益时，罪犯更倾向于为自己辩护。可见，正因为放宽了对自身道德的要求，导致道德评判出现了问题才会做出更多不适当的行为。社会支持指来自个人之外的各种支持的总称，是与弱势群体的存在相伴随的社会行为。殷瑛的调查发现，在押毒品犯的社会支持处于中等水平(4)殷瑛. 在押毒品犯人格特质/社会支持对心理复原力的影响[D]. 江苏: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5.。李磊则发现，罪犯社会支持状况较差，罪犯客观支持分和主观支持分显著低于社区居民(5)李磊. 江苏省某监狱服刑人员社会支持相关因素分析[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3.。钟伟芳指出，青少年罪犯的社会支持水平显著低于一般青少年，社会支持水平低下也可能与青少年犯罪有一定的关系(6)钟伟芳, 刘洪. 家庭状况、社会支持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J]. 法制与社会, 2016 (15).。一般理解认为，之所以出现不道德行为，是因为社会支持系统出现了问题。Trevino提出社会支持是影响道德敏感性的要素之一，稳定的支持系统对道德情景中的判断和作出的行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Trevino提出在一定的道德情景和不同的角色作用下，社会支持系统和道德敏感性会存在复杂的关系(7)郑信军. 道德敏感性: 基于倾向与情境的视角[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2008.。谢敏叶的实证调查发现，社会支持会负向影响道德困境(8)谢敏叶, 任晓碧, 赵玲玲, 等. 护士社会支持对道德困境的影响研究[J]. 护理管理杂志, 2014 , 14 (11) :773-775.。齐雪峰指出，倡导建立有利于个体道德养成的良好社会支持系统，能促进个体道德发展(9)齐雪峰, 王丙琴. 社会支持与大学生道德发展的关系[J]. 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 25 (6) :82-84.。李桂梅从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两个方面来提供女性道德建设的支持(10)李桂梅, 李润芝. 论女性道德的社会支持系统[J]. 伦理学研究, 2016 (5) :113-118.。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大多数对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的关系研究都限于大学生群体和其他的社会群体，通过对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的中文文献的检索发现，没有相关研究。云南是全国在押犯大省，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女性涉毒类罪犯人数常年居高，本研究将云南监狱女性涉毒类罪犯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分析这一群体的社会支持和道德敏感性发展现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将丰富充实相关理论，为社会支持和道德敏感性的关系提供实证依据。通过调查分析社会支持和道德敏感性的发展现状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对女性涉毒类罪犯犯罪原因性问题进行调查分析，从而为对她们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改造，真正做到“一犯一策”提供理论依据。其次根据原因分析，引导罪犯逐步提升道德水平，从根源上去认识自己的犯罪原因性问题，对于她们认罪悔罪，降低重新犯罪率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有一定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

抽取云南省某女子监狱的罪犯进行研究，通过分层整群抽样，分别抽取女性涉毒类罪犯进行团体实测，共发放问卷1312份，收回1292份，问卷回收率为98.47%，有效问卷为1274份，有效率为97.1%。其中5年以下有期徒刑(含5年)20人(1.6%)，5-10年有期徒刑(含10年)40人(3.1%)，10-15年有期徒刑(不含15年)60人(4.7%)，15年及以上有期徒刑103人(8.1%)，无期徒刑523人(41.1%)，死刑缓期二年执行528人(41.4%)；文盲315人(24.7%)，小学430人(33.8%)，初中390人(30.6%)，高中或中专及以上139人(10.9%)；已服刑时间1年以下36人(2.8%)，1-5年385人(30.2%)，6-10年677人(53.1%)，11年以上176人(13.8%)；未婚358人(28.1%)，已婚539人(42.3%)，离异244人(19.2%)，丧偶133人(10.4%)。

(二)研究工具

1.倾向性道德敏感问卷(DMSQ)(11)郑信军. 道德敏感性: 基于倾向与情境的视角[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2008.

郑信军在2008年对该问卷进行编制，通过道德主题、角色卷入和道德敏感性内涵特征这三个维度对倾向性道德敏感性进行构建，其中的五个因子分别是移情内疾、惩罚倾向、移情烦扰、觉察频率和共感想象。问卷采用6点记分，0分表示“从不”，1-5分表示从“极少”到“总是”的逐级递进。问卷信度在0.7以上，效度高于0.55。

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12)肖水源.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 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 4(2): 98-100.

肖水源在1986年编制了该量表，并进行了专业的标准化的修正，修正后的评定问卷一共有十个项目，涉及到三个维度：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以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分量表与总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r=0.72和r=0.84之间，总量表与3个分量表中的a系数为：0.896、0.849、0.825、0.833。

(三)施测程序与数据处理

通过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抽取被试进行团体实测。在测试时，将被试按照受教育水平分成初中及以上和小学及以下两类，初中及以上群体根据主试要求进行团体施测，时间控制在30分钟之内；小学及以下群体由主试通过主试将题目和选项读给被试，然后由被试听懂题目后，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时间控制在60分钟之内，所有问卷当场收回。回收的问卷统一编号，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检查并录入，并由专门人员进行数据核对。在进行数据的分析时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差异分析、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达到对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的现状及其两者的关系有较深入的了解。

三、研究结果

(一)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的一般特征

经统计分析发现(表1)，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中的移情内疚与移情烦扰维度都大于理论中值3分，这表明她们在面对事件中的不道德情况表现出愧疚，并容易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且处于不安的状态。道德敏感性中惩罚倾向、觉察频率，共感想象这三个维度都小于3，尤其是觉察频率平均分只有1.59分，说明女性涉毒类罪犯很少能感受到自己遭遇的或者发生的不道德事件。社会支持得分高低依次为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客观支持。

表1 女性涉毒类罪犯的道德敏感性和社会支持的现状 (n=1274)

注：*表示显著水平P<0.05，**表示P<0.01， ***表示P<0.001，下同。

(二)部分人口学变量在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上的差异比较

1.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在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表2)，受教育水平在道德敏感性上只有移情内疚和觉察频率有显著差异，其他变量差异都不明显；在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有显著差异。LSD两两比较发现，移情内疚得分，文盲小于其他群体，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得分高于小学，总体遵循学历越低，移情内疚得分越高；觉察频率得分，文盲、小学学历高于初中、高中或中专及以上群体。客观支持维度，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初中、文盲和小学之间均有显著差异，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得分最高，文盲和小学得分最低。支持利用度维度，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初中、文盲之间均有显著差异，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得分最高，小学得分最低；高中或中专及以上与小学有显著差异，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得分高于小学学历群体。

表2 受教育水平在道德敏感性和社会支持上的差异分析(n=1274)

续 表

①文盲②小学③初中④高中或中专及以上F两两比较(LSD)主观支持12.44±1.8112.43±1.8512.59±1.9112.73±1.971.265客观支持6.66±2.156.75±2.287.26±2.408.37±2.6621.126∗∗∗④>③>①②支持利用度7.17±1.837.33±1.707.54±1.717.98±1.967.714∗∗∗④>③>①, ④>②

2.已服刑时间

已服刑时间在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上的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表3)，道德敏感性无显著差异，社会支持中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有显著差异，主观支持无显著差异。LSD两两比较，主观支持维度，6-10年的群体与1-5年、11年及以上有显著差异，6-10年的群体主观支持得分高于1-5年、11年及以上的群体；支持利用度维度，1-5年与1年以下、6-10年的群体有显著差异，1-5年支持利用度得分高于1年以下、6-10年的群体。

表3 已服刑时间在道德敏感性和社会支持上的差异分析(n=1274)

(三)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根据皮尔逊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表4)，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二者存在一定的关系，相关在︱0.029-0.183︱之间，其中移情内疚、移情烦扰、共感想象与社会支持三维度为正相关，除支持利用度与移情烦扰、共感想象相关不显著外，其他均为显著正相关；惩罚倾向、觉察频率与社会支持三维度为负相关，除惩罚倾向与客观支持相关不显著外，其他均为显著负相关。

表4 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的皮尔逊相关矩阵

四、分析与讨论

(一)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的发展特征分析

女性涉毒类罪犯在道德敏感性中移情内疚和移情烦扰两个量表都高于均分3分，表明研究对象容易受到不道德事件的影响长时间处于难过不安的情绪状态。其余三个维度得分都小于均分3分。女性涉毒类罪犯很少能感受到自己遭遇的或者发生的不道德事件。与郑信军的研究结果一致(13)郑信军, 岑国桢. 基于无结构问题的道德敏感性的测评初探[J]. 应用心理学, 2008, 14 (4): 343-349.，女性涉毒类罪犯的道德敏感性主要内容是区分道德和非道德，道德事件的判断会受情景因素的影响，她们在非道德事件出现频率过多的情景中进行道德判断，觉察频率会降低，但对非道德事件的内疚和负性情绪会增加。相对而言，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评判能力不足，特别是当自己身处道德事件时，很难有清晰理智的评判，从而影响后续的思维决定和行为。她们很多人并不认为涉毒类犯罪具有社会危害，而只是当作生意来看待，这也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性问题。社会支持得分依次为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和客观支持。与庞荣的研究一致，社会支持水平较低。进一步的后期访谈中发现，本研究中家庭经济困难的罪犯比例较高，家庭经济状况窘迫，使她们缺乏经济上的支持。再者，云南地处边疆省份，山区交通不便利，家人不能经常探监，每月的亲情电话拨打次数有限，罪犯中文化程度较低者居多，平时与家人书信联系也较少，长此以往，因罪犯与家属感情交流较少，缺乏了情感上的支持。女性涉毒类罪犯一般把稳定的婚姻家庭看作是改造的最强大动力，但她们在服刑期间很多会面临婚姻的危机，婚姻一旦破裂，将会给她们带来沉重的打击，从而失去改造目标和方向。而作为母亲，十余年的改造生活，使得她们失去了监护孩子成长的机会，加上部分女犯离异后孩子无人照管，夫妻双方均在服刑的情况，这部分服刑人员子女处于辍学、无人照管的情况。作为人女，她们无法照顾父母，当父母病重、去世时，她们情绪波动相当明显，出现较为严重的愧疚自责的心理。婚姻破裂、家庭发生变故，社会支持系统的缺失，都会使她们缺乏来自家庭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部分罪犯因为轻信朋友，走上了贩毒的道路，她们人格较为偏执，“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监狱改造中表现有较高的心理防卫机制，认为民警是管理自己的，无形中将民警放在相对对立面看待，也很难与同改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关系，人际交往中较为敏感，狱内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不高，因此，女性涉毒类罪犯的社会支持水平相对于正常群体较低。

(二)部分人口学变量在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上的差异分析

差异分析发现，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群体移情内疚和觉察频率有显著差异，总体遵循学历越低，移情内疚得分越高；文盲、小学学历觉察频率得分高于初中、高中或中专及以上群体。郑信军等人(14)郑信军, 岑国桢. 道德敏感性的研究现状和展望[J]. 心理科学进展, 2007, 15 (1): 108-115.受教育水平也对影响着道德敏感性的发展的研究结果一致。道德敏感性的发展随着年龄和学历上升呈向上发展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在学校中接受的道德教育越多，面对问题会通过现象看本质，看待问题相对较为客观全面，多角度从道德评判角度去思考问题，所以受教育程度与道德敏感性有一定的关系。不同受教育水平的群体在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维度得分有显著差异，高中或中专及以上客观支持得分最高，文盲和小学客观支持得分最低。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支持利用度得分最高，小学支持利用度得分最低；高中或中专及以上支持利用度得分高于小学学历群体。总体遵循“学历越高、社会支持得分越高”的规律。相比学历较低群体，学历越高，就越能发掘到自己可以利用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人处世交往的能力相对就越高，相对而言得到的社会支持就越多。

已服刑时间在道德敏感性无显著差异。可见，不管已服刑时间长短，她们的道德敏感性都未发生明显变化。在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有显著差异，服刑6-10年的群体主观支持得分高于1-5年、11年及以上的群体；服刑1-5年支持利用度得分高于1年以下、6-10年的群体。服刑6-10年是罪犯情绪相对稳定期，她们对监狱的教育改造生活已基本适应，与家人、民警、同改的关系相对较稳定，而1-5年尚处于适应阶段，11年以上群体普遍处于服刑时间较长，心理较为疲惫焦躁的状态，因而，服刑6-10年的群体主观支持得分较高。而服刑1-5年正处于适应阶段，与家人的联系相对较多，她们需要了解教育改造生活，需要家庭、监狱民警、同改的支持，因而对支持利用度较高。

(三)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的关系分析

皮尔逊相关分析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与社会支持二者存在一定的关系，移情内疚、移情烦扰、共感想象与社会支持三维度为正相关；惩罚倾向、觉察频率与社会支持三维度为负相关。移情内疚主要测量个体作为观察者或犯过者时，在没有或无能采取道德行动而导致他人不利后果的内疚感受。移情烦扰主要测量个体作为观察者或犯过者时受不道德事件或行为困扰而较长时间表现出负性情绪。共感想象主要测量个体作为观察者在共感基础上对(不)道德事件或行为前因后果的联想或想象。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情绪启动就越频繁，她们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就越反省，对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就越内疚，就会较长时间地出现自责等负性情绪。惩罚倾向主要测量个体作为受害者或观察者时对不道德行为的惩罚意愿。觉察频率主要测量个体作为受害者或观察者时客观觉察或主观体验到(不)道德事件或行为的数量。其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她们感受到的社会对她们不道德行为的理解与包容就越多。同理，社会支持越多，她们对自身不道德行为的觉察越少。女性涉毒类罪犯若从道德层面较多去反思给社会及家人带来的危害，就会更深层次的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而不是认为自己的犯罪是社会问题或者是被人所骗或者是时运不济。只有从深层次认识到犯罪的原因，当她们重新走入社会的时候，才会自觉抵御再犯罪的诱惑，从而降低重新犯罪率。

五、建议与对策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女性涉毒类罪犯道德敏感性和社会支持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索犯罪原因性问题。因导致犯罪的原因复杂多样，本文并尝试从心理学生态系统观的视野下从监狱、家庭、社会角度探讨建议和对策。

(一)监狱层面

监狱应该继续加大对教育改造的投入力度，提升教育的针对性，首先应切实提高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水平，选取结合罪犯实际接受能力的教学内容，运用灵活的教学方式，让罪犯参与到课堂教学活动中来，让教育内容能入心入脑，通过日积月累的教育，真正提升罪犯的思想觉悟和法制观念和文化素质，让罪犯能明辨是非，提升道德水平。其次，因在情景训练中更易提升道德水平和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在训练中所习得的技能也更容易迁移到生活中来。监狱应有针对性的组织以道德素养和人际交往能力提升为主题的团体辅导活动，让罪犯在模拟情景活动中进行角色扮演，道德评判，交往训练、谈论感悟，不断觉察自我，深挖自身的犯罪原因性问题，逐步提升道德水准及人际交往能力。第三，结合禁毒日、艾滋病防治日等教育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罪犯深刻认识到毒品的社会危害及犯罪的危害。第四，做好心理健康教育与亲情帮教、社会帮教工作的有益结合，例如在每年的春节、母亲节、中秋节等帮教活动中融入心理团体辅导的元素，让罪犯在进行亲情帮教的同时切实感受到自身社会支持系统的存在，寻找到自身向上的力量，将对家属的愧疚之情转化为前行的动力。第五，将监区文化活动与心理健康活动相结合，如组织心理剧展演，让她们在寓教于乐的文体活动中觉察到自身犯罪原因性问题及改造中出现的心理问题，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第六，民警要多觉察罪犯的情绪变化，在教育中多倾听，了解理解罪犯的心理感受和处境需求，对罪犯改造中取得的成绩和进步及时肯定，在遇到一些改造事件的时候更要多一些理解，让她们感受到被支持、被理解，从而激发改造动力。第七，民警应进一步提升执法及教育管理水平，每月及时带罪犯拨打亲情电话，保证罪犯享有会见、通信等方面的权利，做到罪犯遇到需特殊拨打亲情电话时能及时拨打，让她们充分感受到与家人沟通渠道的顺畅。第八，监狱还应重视与罪犯家属的沟通，当罪犯出现较大的狱内改造事件、家庭变故罪犯出现一定的心理危机的时候，要把握好契机与家属形成合力，让家属多给予罪犯正能量的影响，对罪犯进行鼓励，让罪犯感受到家庭对她们的不离不弃的支持，寻找到生命的意义及可以利用的社会支持系统，顺利度过危机。家属亲情会见时，民警也应与家属沟通交流罪犯改造情况，取得家属的理解和配合。

(二)家庭层面

经数据分析及访谈，很多女性罪犯走上犯罪的道路与较为复杂的成长经历和家庭关系有很大的关联性。一方面，家庭应重视子女的受教育状况，父母有义务让子女完成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而且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让孩子在教育方面受益。另一方面，应重视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义利观的培养，面对大是大非时孩子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不是为金钱或义气铤而走险。对于罪犯家属，应充分发挥亲情感召的力量，多给与罪犯正能量的影响，对罪犯进行鼓励，让罪犯感受到家庭对她们的不离不弃，才能帮助她们明确改造目的方向，增强改造动力。

(三)国家层面

此次研究发现，大多数女性涉毒类罪犯不仅缺乏文化素质，更加道德水准的缺失及对毒品犯罪的危害认识不到位。国家应加大法律法规、禁毒教育的宣传力度，让公民认识到毒品的危害性，营造人人争做守法公民的社会氛围。政府还应该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全面落实帮教制度及社区矫正制度。政府还应该加强舆论引导，构建和谐社会及和谐家庭，通过社区等途径加强对问题家庭的关注度。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注重社会公德，爱国教育和道德规范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引导公民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

综上所述，进一步了解了女性涉毒类犯罪的原因性问题，加强对罪犯的道德教育，通过不同的教育方法让她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促进其心理健康发展，顺利度过改造生活，才能在刑满释放时顺利回归社会，成为守法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