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敏

绘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当我们大量投入时间和精力从事这一创造性劳动时，常常觉得虚无和迷惘，好似走在一条荒芜人烟的旷野之路上，我们的创作价值何在？“我们满头大汗不断向前向上，一路上充满了磨难和恐惧，究其原因却晦涩不明。每当清除了路上的障碍，到达了一个阶段后，一只隐藏的黑手又会设下新的障碍；这条道路似乎总是障碍重重，屡遭破坏。但是终归会有一些人前来救援，这些人与我们没什么两样，只是具备了一种神秘的力量——洞察力。”这是最近读到一段话，来自俄国画家瓦西里·康定斯基（ВасилийКандинский，1866年12月4日—1944年12月13日），他还说“艺术所从属的精神生活是产生艺术的最强大动力之一。进步的精神生活是一种复杂明确且易于界定的向前向上的运动”。看来使我们不断在此路上独行的动力源泉之一是出于对某种精神生活的热爱。这种精神生活的统一性质是以真实为根基的。我们不可能以一路畅行无阻高歌猛进的状态获得它，只有不断察觉，不断自醒，不断苦练，不断战胜，我们才能得到一点点精神生活的成果，我们将所获的成果转化成视觉可见的作品，这饱含着精神成果的作品才可算得上是“艺术品”。

舒曼说：“给人类心灵深处带来光明是艺术家的使命。”实际上，具备这种情调的画作能够加深和涤荡观众的情感。不管怎么说，这样的艺术作品都能使灵魂免受粗俗的侵扰，也能校正灵魂，就如同音叉能够校准乐器的声音一样。

我们从最早的学院生活开始，就跟艺术语言打交道，线条、色彩、造型、构成、形式……反反复复不断锤炼艺术语言的同时，不断认识自我，用文化滋养自我，渴望成就自我的面貌，在生涩的创作中反观自我，在现实中锤炼自我，永无止境地努力使自己所具有的艺术语言与自我的精神和谐匹配，同时不断推动语言和自我从低层向高层攀登。这一过程何其真实！

2007年，当我的一幅《路过黑色扶梯》在全国展览中获奖时，我还在学院里读书，硕士研究生二年级，当时所具有的视野是全开放式的，那些具有“神秘洞察力的救援者”们所带来的鼓舞是巨大的。随后2008年畢业，我在题为《“从美的观念和装饰的观念出发”——解读爱德华·维亚尔纳比时期的油画形式语言》的硕士论文书写过程中全面获益，也为我的艺术语言的形成打下根基：简化的色彩，讲究节奏的构成，任意的透视与空间处理，以视觉审美为主要诉求的价值方向等。形式和色彩成为我架构画面的主要手段。我在画面中主观得使线条在曲直、刚柔、粗细、长短、深浅上相互印证，并使色块在面积、疏密、平皱、明暗、位置等因素上相得益彰、相互加强。当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时，由于对比程度的差异，形成了不同强度的对比变化和排列上的次序，我懂得避免对比关系强度相同而出现的画面秩序的紊乱。我认为绘画作品应该是有序的，无论是形的组合还是色的铺排，都有其内在的理由，勃纳尔认为“色和形一样有严格的逻辑”。艺术作品绝非激情廉价发泄的产物，绝非偶然也绝不可能是混乱，它们承载着画家感性的同时受控于画家的经验与专业本能，收放自如，控制有度。所以我的画作也许也会饱含情绪，但它的呈现方式总是偏向理性的，同时绝不可以是“难看的”。而我与爱德华·维亚尔温柔多思的气质虽有几分相似，却并不完全贴合，通过“模糊”来追求“含蓄与内敛”的这一纳比派制造神秘感的法宝被我摒弃了，我莫名渴望更坦白更直接地表达，任何暧昧不明的东西都令我不爽。这一点在后来的实践中曾经十分极端地演练过。

2013年，我的一幅《清洁之城》在全国油画展中获奖，也获得了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颁发的文艺创作单项成果奖。我反观自己在风景题材创作中越来越多地渗透个人的精神追求元素，越来越多地关注自我，表述自我，开始也许是无意识的，后来我在处理形式和色彩时更加主观。我相信，艺术作品会通过作用于人们的眼睛最终作用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在同样的时代中，我们的精神为外境所困顿或污染，如果仅仅是发现了，体会到了，再仅仅原样地表现在作品中，我认为那是不够的，我们的精神必须战胜外境中负面因素的同时，吸纳外境中正能量为营养，使精神像出淤泥的莲花一般清洁而美好，超越世俗，自此，画画就成为一种不断斗争又不断升华的自我清洁的修养过程。

在作品《清洁之城》系列中，希腊风景只是一样借题，极致简化的色彩，似乎是戒除过多的物欲，去了火气去了俗气，统一的月白色调中对比出高低错落、大小互置、冷暖呼应的形体与色彩，微对比，节奏起伏细致丰富，简洁却耐读，可谓“精而造疏，简而意足”。透过风景的表象传达出对天地人心和谐安宁的理想之境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