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览 杨恺钧 副教授（、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无锡 4 、河海大学商学院 南京 0098）

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现状和问题

（一）跨境电商综试区发展现状

在2015年3月国家在杭州首次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基础上，基于电商发展基础较好、进出口发展潜力较大、东中西兼顾的原则，国务院先后又于2016年1月在宁波、天津、上海等12个城市，以及2018年8月在北京、呼和浩特、沈阳等22个城市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将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不断扩容，由沿海向内陆扩展，范围覆盖26个省市区，使之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开放、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在此基础上，国务院又赋予各跨境电商综试区包括但不限于贸易便利化、流程简化、信息共享、通关一体化等一系列有利于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红利，成为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有力促进了我国跨境电商的跨越式发展。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如图1所示），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从2014年的4.2万亿元，迅速增长到2018年末的9.1万亿元，短短五年时间实现了跨境电商交易额的翻番，而第二批12个试点城市跨境电商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又是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另据相关研究机构预测，得益于我国前后批准的三批跨境电商35个试点城市强劲的增长动力，2019年我国跨境电商交易额将会达到10.8万亿元。

从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细分发展来看，其发展势头亦是可圈可点。深圳是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引领者，在综试区内先行先试落地“直购进口、网购保税进口、特殊监管区域出口、全球中心仓”等措施，促进跨境电商的迅猛发展，2018年深圳实现电商交易额27642.7亿元，占全国8.7%。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达到603.3亿美元，在深圳海关备案的跨境电商企业超过500家，进出口跨境电商产品近10万种。同处于珠三角的广州利用其发达的交通和完美的区位优势，试点“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推动广州跨境电商快速发展，2017年实现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额227.7亿元，2018年超过300亿元，跨境电商竞争力不断增强。宁波利用宁波港全球第一大港和跨境电商综试区的优势，通过模式下的口岸环境优化，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模式和海关监管模式，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量和交易额的快速增长，仅在2017年“双十一”当天，就实现跨境电商进口交易量和交易额分别为601万单和9.7亿元，均位居全国第一，在综试区范围内跨境电商试点企业已超过700家。郑州则利用中部跨境物品集散中心的有利条件，对周围电商企业产生“虹吸效应”，使得跨境电商在中部集聚，2017年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69.06亿美元，2018年迅速增长至86.4亿美元，同比增长25.1%。上海通过自贸区税收政策激励，包括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股权激励、融资租赁出口退税、进口环节增值税、选择性征税等，鼓励跨境电商发展，2017年实现跨境电商进口订单1643.7万单，实现金额36亿元，同比增长超过40%，2018年进出口跨境电商发展势头更为迅猛，金额超过50亿元。成都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试点城市，2017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达到50亿元，同比增长117%，2018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超过110亿元，同比2017年增长120%。苏州跨境电商综试区主要以B2B出口业务为重点，通过提供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模式，鼓励本地制造业企业和传统外贸企业通过B2B平台促进出口，2017年出口规模突破10亿美元，率先实现全程电子化线上综合服务，将海关、国检、人行等宏观数据全部打通，促进了跨境电商发展的便利化。重庆通过直购进口模式，实现跨境电商订单量1500多万单，进出口贸易达33亿元，青岛2018年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到10.8亿元，合肥、大连等同是第二批跨境电商综试区城市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样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图1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情况（2014-2019）

表1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指数测算时各指标权重系数

表2 12个试点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指数（2017-2018年）

表3 跨境电商城市发展排行榜

（二）综试区跨境电商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第二批1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城市的样本数据可以发现，像深圳虽然是跨境电商发展的领头羊，但同样也存在跨境电商企业跨境结算、付汇、结售汇等方面的难题，中小跨境电商企业的品牌效应和号召力不足，跨境电商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凸显。同为广东省的广州则存在跨境电商贸易服务不到位、制造业平台效应低下、跨境电商政策法规不够完善导致跨境电商消费纠纷争议较为突出。郑州虽然处于中部枢纽地位，但跨境物流发展不能满足跨境电商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郑州跨境电商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梗阻，相应的跨境电商人才和相关政策不足的问题也比较突出。上海区位优势明显，但缺乏一批功能性、平台型的龙头型跨境电商企业，自贸区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动能释放不足。成都和重庆在跨境电商服务商资源、人才资源上略显不足，跨境电商物流发展较为滞后。苏州则表现为跨境电商市场主体培育不足，跨境电商平台建设有待继续完善。合肥则存在较为明显的跨境电商市场培育主体不足和试点企业数量较少，跨境试点积极性不高现象。天津则缺乏将政策优势转化为跨境电商发展的行业优势，跨境电商企业的人才资源缺乏等问题仍有待解决。作为东北地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的大连则在跨境电商信息化技术应用方面仍较为滞后，企业触网敏感度不强，成熟庞大的跨境电商平台缺失，跨境电商企业的跨境流量渠道开发不足，跨境电商交易与其他综试区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显然，第二批跨境电商综试区从开始试点到目前，已经走过了3年多的时间，各个跨境电商综试区抓住试点机遇，充分挖掘自身区位优势功能，在跨境电商领域先行先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各个试点区域之间的发展却存在显著差异性，特别是在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政策支持、跨境电商人才、资源和环境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导致综试区之间跨境电商集聚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性，在未来的成长和发展方面必然会形成更大的差距。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测度及分析

为更好考察跨境电商综试区之间跨境电商发展的区域差异性，本文选取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额，数据来自各试点城市官方发布的数据）、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及各试点城市发布的相关数据整理得到）、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力度（以试点城市出台跨境电商发展相关文件数量予以近似衡量，数据来自于试点城市发改、商务以及市级层面发布的文件，需要说明的是，可能存在个别政策文件的遗漏，应该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国际快递业务量，数据来自国家邮政管理局统计的各城市国际快递数量）、跨境电商人才数量（每个试点地区电子商务从业人员，数据来自于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提供的各城市电商从业数量）、信息化水平（移动电话普及率，采用互联网用户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予以近似衡量）6个指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权重，如表1所示。

根据表1权重测算出第二批1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试点城市2017年和2018年跨境电商发展指数如表2所示。测算结果显示，第二批1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跨境电商发展指数最高的为深圳，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在所有试点城市中一枝独秀，跨境电商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快递业务量2017年和2018年稳居全国第二）及政府政策支持均要领先于其他试点城市，作为科创中心的深圳在信息化水平上领跑全国，小红书、菜鸟、大疆科技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在深圳落户，跨境电商品种超过10万。跨境电商发展指数排在第二的是广州，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规模2017年实现227.7亿元，2018年超过300亿元，规模在全国第二批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中名列前茅。宁波和上海紧随其后（2017年宁波为第三名，2018年上海为第三名），处于第二梯队，阿里巴巴天猫国际、京东全球购、网易考拉等国内外知名电商巨头入驻宁波，形成了以菜鸟网络、顺风速运、海航云商等知名物流企业为核心的现代化跨境仓储物流基地。上海利用其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便利优势，通过鼓励投资的政策和促进贸易的政策相结合，集聚了大量知名的跨境电商企业，发展势头迅猛。郑州排名第五，成都排名第六，重庆2017年排名第七（2018年排名第八），苏州2017年排名第八（2018年排名第七），天津排名第九，处于第三梯队，而合肥（排名第10）、青岛（排名第11）和大连（排名第12）处于第四梯队。

表4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区域差异性影响因素估计结果

从第二批跨境电商试点城市的跨境电商发展指数来看，区域之间跨境电商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深圳和广州处于第一梯队，地处珠三角，且同为一线城市，其跨境电商改革和开放的力度最强，在第二批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中起到引领示范作用。上海、宁波位于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增长的长三角区域，紧邻第一批跨境电商唯一的试点城市杭州，其跨境电商发展势头也异常迅猛，合肥、青岛和大连虽然作为跨境电商发展试点城市，但无论是跨境电商进出口交易规模，还是地方政府出台的跨境电商发展政策支持力度与珠三角的深圳和广州以及长三角的上海和宁波存在一定的差距。这表明跨境电商发展在试点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跨境电商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这一点也得到了其他研究的佐证。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从各个城市跨境电商发展的交易规模、成长空间、产业渗透、支撑环境和平台集聚五个维度研究，公布了2017年度我国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数据，见表3所示。

深圳、广州、宁波、郑州和上海跨境电商发展综合得分排在前列，合肥、天津和大连综合得分排名最后。这从侧面印证了本文从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力度、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人才数量以及跨境电商信息化水平6个维度测算得到的跨境电商发展指数具有较好的客观性，但相比较而言，本文测算得到的跨境电商发展指数之间的区域差异性要相对小一些，原因可能在于本文测算所采用的指标均为跨境电商发展的客观发生数据，而《2017年度中国出口跨境电商发展报告》所采用的维度，譬如成长空间、产业渗透等指标相对较为抽象，在指标衡量时容易出现较大的人为主观性，更容易使得结果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跨境电商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影响模型设定

为了更好分析第二批试点城市跨境电商发展之间的差异性来源（影响因素），本文进一步建立跨境电商不同维度因素与跨境电商发展指数之间的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fzzsit表示第i个试点城市t年的跨境电商发展指数，t为2017年和2018年，jygmit,jyptlit,zczcit,jcssit,rcit,xxhit分别为第i个试点城市t年的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力度、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人才数量以及跨境电商信息化水平维度数据（数据来源同前文，不同的是，实证研究时对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人才数量四个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controlit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影响跨境电商发展的试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采用GDP衡量）和收入水平（采用人均可支配收入衡量），数据来自于12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统计局网站。

（二）跨境电商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影响实证估计与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测算的各试点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指数，以及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力度、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人才数量以及跨境电商信息化水平数据，试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采用面板截面数据模型估计，得到跨境电商发展区域差异性影响因素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面板截面数据单位根检验，面板模型选择等均为基本步骤，鉴于篇幅，不再具体给出）。

表4估计结果显示，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力度、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人才数量以及跨境电商信息化水平对跨境电商发展指数的影响均表现为正向的影响，相比较而言，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快递交易量）、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强度最大，这与跨境电商发展指数测算所得到的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权重为0.2257）和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权重为0.2834）权重最大结论相一致。而现实中，深圳和广州的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处于领先地位，深圳更是一枝独秀，快递交易量广州排名第一，深圳排名第二，使得深圳和广州的跨境电商发展指数明显要比其他试点城市更高，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前文跨境电商发展指数测算的结论。地方政府对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是否出台了支持跨境电商发展的政策激励，以及政策支持数量的多少）是影响一个地方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海关通关便利化、跨境电商市场主体培育、跨境电商人才引进、跨境电商服务商资源、跨境电商结售汇、付汇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将直接决定一个地方跨境电商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而跨境电商发展的交易规模与交易平台量之间存在紧密相关，所以两者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强度也表现的较为相似，交易平台量每增长1%将会带动跨境电商发展指数提升0.1827个百分点，信息化水平是影响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信息化水平越高，跨境电商交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就越低，越能够帮助跨境电商企业降低交易成本，继而促进跨境电商的发展。显然，跨境电商发展的交易规模、交易平台数量、政府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境人才、信息化水平对跨境电商发展具有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在制定和引导跨境电商发展政策时需要高度重视，同时也需要重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也是影响跨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因素。

研究结论

文章基于2017年和2018年我国12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的样本数据，分析了试点城市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从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力度、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人才数量以及跨境电商信息化水平维度数据测算了各个试点城市跨境电商发展指数，并进一步采用面板截面数据就跨境电商发展的不同维度对试点地区跨境电商发展指数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国家跨境电商发展政策的支持下，第二批12个跨境电商综试区立足自身优势，先行先试，有力促进了我国跨境电商的快速发展，但各个跨境电商综试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异常显著，在跨境电商人才引进、跨境电商资源、跨境电商市场主体培育等方面存在一些共性和差异性。同时，试点城市之间跨境电商发展存在显著的差异性，深圳和广州处于第一梯队，宁波和上海紧随其后，处于第二梯队，郑州、成都、重庆、苏州和天津处于第三梯队，而合肥、青岛和大连处于第四梯队，且梯队之间的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跨境电商交易规模、跨境电商平台交易量、跨境电商政策支持力度、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人才数量以及跨境电商信息化水平六个因素对跨境电商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且跨境电商基础设施建设（跨境电商快递交易量）、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因素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影响强度最大，相应地表现为权重系数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