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芳（郑州西亚斯学院 郑州 451150）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未富先老的问题。近几年来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生育政策，如单独二孩政策、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刺激人口生育。在此背景下，我国微观家庭结构也发生了重要改变，一些家庭新生儿童数量开始增加，这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产生了深远影响。2019年以来，外部环境的不断恶化使得扩大内需、消费升级成为刺激经济增长新的路径选择。家庭是组成社会最微观的群体，因此，研究居民家庭结构以及其消费选择的变化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与现实价值。对此，本文以家庭金融数据库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家庭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指出，人们会在较长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年轻人与老年人所占比例大，则社会整体的消费倾向就较高。罗光强、谢卫卫（2013）在实证中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其指出随着年龄的提高，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也会显著增加；王聪、杜奕璇（2019）在实证中发现，在户主的不同生命周期中，其用于不同性质消费及负债的资金数量是不同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不同年龄阶段消费者会选择不同的消费模式。

然而，生命周期消费理论是从理性人的角度出发，其并未就家庭结构进行研究，事实上理性人在进行消费决策时更多的考虑的是家庭利益。梁土坤（2019）在研究中发现，生育政策的改变以及家庭幼儿数量的增加，会增加家庭用于儿童教育的消费；林晓珊（2018）指出，家庭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使得户主在消费决策中更倾向于养老型消费。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2：少年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家庭用于教育消费的规模。

H3：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增加家庭用于养老消费的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居民消费选择还有诸多因素。例如吴晓涵（2019）认为电子商务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使用会刺激居民消费，这一刺激作用对年轻消费群体更大。邱黎源（2018）指出消费信贷会改变居民的消费规模，信贷资金的进入会进一步平滑居民的消费曲线。何丽芬、王萌（2018）认为居民会通过主动承担负债来使得消费福利最大化。杨宝玉（2018）则指出收入差距的扩大不利于低收入者消费结构的升级。综合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学者虽然对影响居民消费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但基于家庭结构视角的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以家庭年龄结构变动为出发点，从而探究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消费选择之间的关系。

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CHFS）是我国重要的微观数据库之一，目前学者们基于此数据库得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林晓珊，2018；杨宝玉，2018）。因此，本文采用CHFS2011、2013、2015以及2017年的调查数据，来考察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消费选择之间的关系。在问卷设计上，该项目涵盖了被访者基本信息、资产与负债情况、保险以及收入支出情况，在消费项目上则涉及到普通日用品、奢侈品、住房消费、教育支出等。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在数据处理过程中，本文剔除了一些数据异常值，并以家庭消费数据为基础进行了1%的数据缩尾处理，最后得到有效样本量76391户。

表1以户主年龄为划分标准显示了我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表。数据显示，户主的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35岁以下的户主家庭消费规模相对较少，其更倾向于奢侈品及日常消费支出；35-60岁户主家庭消费规模最大，其教育、养老支出以及奢侈品支出规模较大，这一年龄段正是家庭收入水平最高的时期，因此其整体消费能力最强；60岁以上的家庭消费规模较小，主要是由于其收入的减少。家庭消费支出统计表的数据间接的支持了本文的H1，即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消费者会做出不同的消费选择。

表1 中国家庭消费支出统计情况表 单位（元）

表2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表3 家庭消费规模回归结果表

表4 家庭消费结构选择回归结果表

（二）变量与模型设计

本文选择OLS模型来研究人口结构变动以及家庭消费选择之间的关系，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y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即家庭的消费情况，其中既包括规模也涵盖结构因素；S表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家庭人口结构，既包括户主的年龄情况，也包括整个家庭的年龄情况，γi为年龄结构的估计参数；X为本文的控制变量，β为各个控制变量的拟合参数；ε为误差项。

考虑到生命周期理论中消费者不同年龄阶段会存在不同的消费行为，本文将户主年龄（age）以及户主年龄的平方（age2）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考察年龄对家庭消费选择的非线性影响。在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考察中，本文使用60岁以上人口与家庭总人口的比值来计算家庭老年人口比（old），考虑到子女需要接受教育这一特点，本文以22岁以下人口占比（young）来考察低年龄人群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在其他控制变量选择上，本文参考已有的研究结果（毕达，2019；唐琦等，2018），选择户主的性别（sex）、户主的受教育水平（edu）、互联网的使用情况（internet）、户口情况（city）、健康状况（health）、家庭收入情况（income）、工作状况（job）、负债情况（debt）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的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具体见表2。数据显示，我国户主的平均年龄在49岁，其中人口老年人口比在19%，而少儿抚养比在18%，其中户主中男性偏多且大多有工作。

实证分析

（一）户主年龄变动对家庭消费规模的影响

户主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家庭消费决策者。表3以家庭消费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了户主年龄变动以及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消费规模的影响。从总体来看，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庭消费规模存在明显的倒U型特征，其是一种典型的生命周期效应的反映，即随着年龄的增加，消费者会先增加消费，后降低消费。分年龄段来看，这种倒U型的生命周期效应在会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不断降低，这与本文的H1以及对居民消费规模的描述性统计事实相符合。这是由于在户主年轻时，其收入较低加之存在储蓄买房等的需要，因此其消费规模较低。而随着户主工作年限增加，其收入不断增多，加之维持家庭运转的消费需求日渐增多，因此其消费增加的幅度较大。而在进入老年之后，户主收入出现下降，其消费欲望也会逐渐降低。表3报告了家庭结构对消费规模的影响，然而大多数的回归系数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家庭消费总量影响有限。

（二）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对家消费选择的影响

表4以家庭各类消费支出规模为被解释变量进行OLS回归的结果。以奢侈品支出为例，户主年龄越大，其家庭用于奢侈品支出的规模就越大，但其只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家庭老年人口以及儿童的比例越大，家庭用于奢侈品消费的规模越小，这是因为奢侈品消费的主体是中青年，而老人及儿童对奢侈品的消费需求较小；以日用品消费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可以发现无论是户主年龄变量还是家庭人口结构变量均未通过统计上的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作为生活必需品，不同家庭在日用品支出上的差异较小；从家庭的教育性支出来看，户主年龄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家庭的教育性支出，这可能是因为年龄大的户主经济实力更强，其用于教育支出的规模也更大。此外儿童占比越大的家庭，其用于教育支出的规模就越大，这与本文的H2相符合；以家庭养老性支出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其用于养老支出的规模也会随之提高，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此外家庭老年人口抚养比越大，其用于养老性支出的就规模越大，这与本文的H3相吻合。

结论

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项目数据库的微观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基于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年龄结构与家庭消费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规模有着明显的倒U型关系，但与居民消费结构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家庭的养老支出，而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则会显著提高家庭的教育性支出。本次研究所得到的政策性启示如下：第一，面对逐渐变化的居民家庭结构，政府应当主动进行产业调整，大力发展教育及养老产业，以满足居民日益增加的教育及健康需求，从而通过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全体居民，进而以供给侧改革的手段实现居民消费升级的目的；第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企业应及时做出战略调整，积极投入资源发展养老、教育等行业，从而通过实现产品结构的合理化，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收益；第三，对于家庭而言，为了提高消费质量，其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增加家庭收入规模，同时在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下，消费者可通过适当借助金融工具调整其可支配收入，从而通过平滑消费曲线以实现家庭消费福利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