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时序一进入腊月，宋朝街市上的年味就越来越浓了，家家户户开始用猪肉、羊肉、鱼肉腌制腊味，腊味不但可作年货，还可以储存到明年夏天：“腊月内可盐猪羊等肉，或作腊法鱼之类，过夏皆无损坏。”临安的富贵之家，遇到了下雪天气，还要“开筵饮宴，塑雪狮，装雪山，以会亲朋，浅斟低唱”;若是晴天，“则邀朋约友，夜游天街，观舞队以预赏元夕”——那些准备用于庆贺元宵的歌舞队，早已在大街上彩排开了。

市场迎来了节日消费的旺季：“街市尽卖撒佛花、韭黄、生菜、兰芽、勃荷、胡桃、泽州饧”等年货;商铺“竞售锦装、新历、诸般大小门神、桃符、钟馗、狻猊、虎头及金彩缕花、春帖幡胜之类，为市甚盛”;小贩沿街叫卖“锡打春幡胜、百事吉斛儿”等吉祥物，“以备元旦悬于门首，为新岁吉兆”，“又有市爆仗、成架烟火之类”。

许多商家还要制作过年礼品回馈老主顾。百货商店通常给老主顾送“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则印制“钟馗、财马、回头马”等年画，“馈与主顾”;药铺会做一些“屠苏袋”：小布袋装入中药材屠苏，再用五色线扎成“四金鱼同心结子”、“百事吉结子”，送到老顾客之第宅。宋朝人相信，将屠苏袋悬挂在门额上，可以“辟邪气”。

到了腊月廿四日，是宋代历法上的“交年”，家家户户不论贫富，都要准备“蔬食饧豆”祭灶，夜间“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所以白天街坊间市声鼎沸，到处都是叫卖“五色米食、花果、胶牙饧、箕豆”等祭灶用品的声音。市井中还有“迎傩”的祭神队伍，敲锣打鼓，向各户人家“乞求利市”。

添置年货，少不得要花销一大笔钱。对大户人家与中产之家来说，自然不成问题，但生活于城市底层的贫穷家庭，则恐怕应付不了过年的开销。不过，穷人也有穷人的办法：进入腊月之后，“街市有贫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型，敲锣击鼓，沿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傩之意也”。这是一项很有意思的习俗，“驱傩”只不过是这一习俗的形式与附加功能而已，更重要的功能是它给了城市贫民一个获得救济的机会，同时又不失体面。

如果碰上了雨雪天气，朝廷虑及“细民不易”，通常还会给都城的贫民发救济金，同时减免租住公屋的人家三日房租。临安有许多富户，也保持着一种非常独特而难得的慈善习惯：遇上大雪之日，这些富户会“沿门亲察孤苦艰难”的人家，“遇夜以碎金银或钱会（纸币）插于门缝，以周其苦”，或者“遣心腹人，以银凿成一两、半两，用纸裹，夜深拣贫家窗内或门缝内，送入济人”。受接济的人家第二天早晨起床，“展户得之，如自天降”，以为是老天爷突然显灵，却不知其实是哪位善心人发的慈悲。

除夜

腊月的最后一天，宋人谓之“除夜”。这一天，士庶“不论大小家，俱洒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神香花供物，以祈新岁之安”。这套习俗，至今在潮汕一带仍得以完整保留下来：过年前，家家户户都要洒扫门庭，叫做“扫除”;都要贴门神、春联、年画;都要在除夕这天祭拜祖先、社神、天地，这叫“团年”。

吃过年夜饭之后，宋朝的城市迎来了彻夜不眠的大年夜，“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孩子们跑到外面，绕街唱儿歌：“卖痴呆，千贯卖汝痴，万贯卖汝呆，见卖尽多送，要赊随我来。”这叫做“卖痴呆”，儿童以此相戏谑，也寄托人们希望来年变得聪明的意愿。南宋诗人范成大有一首趣味十足的小诗，描述吴中民间“卖痴呆”的习俗：“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小儿呼叫走长街，云有痴呆召人买。二物于人谁独无？就中吴侬仍有余;巷南巷北卖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栎翁块坐重帘下，独要买添令问价;儿云翁买不须钱，奉赊痴呆千百年。”近代广州仍有类似风俗，不过不是“卖痴呆”，而是“卖懒惰”。

除夕之夜，怎能没有鞭炮之声、烟花之色？宋代时，火药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节日庆典，人们利用火药制成响亮的炮仗、璀璨的烟花，在节日里燃放，图个热闹与喜庆。除夕夜，宫禁之内，炮竹最响，“禁中爆竹山呼，闻于街巷”。皇室使用的炮仗不但响亮，造型也非常华丽，制成人物、果子的样子，甚至做成屏风，“外画钟馗捕鬼之类，内藏药线”，点燃后可连响百余声。民间市井，也是灯烛烟花“红映霄汉;爆竹鼓吹之声，喧阗彻夜”。

元日

正月初一，新年伊始，宋人谓之“元旦”、“元日”，俗呼为“新年”。后世引入西洋历法，为与阳历1月1日元旦相区分，才改称为“春节”。

农历元旦这天，朝廷要举行盛大、隆重的大朝会。一大早，皇帝起身上朝，先虔诚上香，“为苍生祈百谷于上穹”。随后，皇帝给太后拜年：“元正启祚，万物惟新。伏惟皇太后陛下，膺时纳佑，与天同休。”太后回皇帝：“履新之祐，与皇帝同之。”然后文武百官向皇帝拜年：“元正令节，不胜大庆，谨上千万岁寿。”皇帝答诸大臣：“履新之吉，与公等同之。”

大宋与大辽建立有平等的邦交关系，每年元旦，两国都要互派“贺正旦使”，入朝相贺。西夏、高丽、交趾、回纥、于阗、真腊、大理、三佛齐等属国，此时也都派遣了使臣来到东京，祝贺大宋元旦。在大朝会上拜贺皇帝之后，这些外国使臣被安排到使馆休息，第二天（即正月初二）在各使馆赐国宴;第三日，请到玉津园参加礼仪性的射箭比赛，朝廷会选出“能射武臣伴射”，在射箭比赛中表现出色的伴射武臣，不但可以得到皇帝的丰厚赏赐，而且“京师市井儿遮路争献口号，观者如堵”，热情丝毫不减今日的粉丝们对待为国争光的体育明星。

民间更是热闹。在东京开封，从马行、潘楼街、州东宋门外、州西梁门外、州北封丘门外，以及州南一带，到处都是彩棚，销售“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抹、靴鞋”与各种好玩的小商品，“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在临安杭州，市民“不论贫富，游玩琳宫梵宇，竟日不绝。家家饮宴，笑语喧哗，此杭城风俗，畴昔侈靡之习，至今不改也”。

按照惯例，宋朝政府会宣布：春节期间，蠲免公租屋的三日房租。又放开赌禁三天，即正月初一、初二、初三这三天，市民尽可纵情赌博。许多商家也以博彩、抽奖的方式销售商品：中奖了可以低于市价的价格获得某个商品，抽不中则需以高于市价的价钱买下该商品。到了夜晚，贵家仕女也结伴出来逛街，进入赌场看人们赌博，到夜店饮宴，“惯习成风，不相笑讶”。即使是贫困市民，过年了，也要穿上“新洁衣服，把酒相酬”。

拜年也是相沿已久的习俗。“士夫皆交相贺，细民男女亦皆鲜衣，往来拜节。”宋朝出现了一种比较有意思的拜年方式——送贺卡。许多士大夫由于应酬太多，分身乏术，无法一一登门向友朋、亲戚、同僚拜年，便委派家人手持自己的“名刺”（名片）前往拜贺。一些富贵人家，因为前来投刺贺年的人多了，便在大门口挂一个红纸袋，上书“接福”二字，接收各方投刺，类似于信箱。

这些拜年帖，通常由梅花箋纸裁成，二寸宽，三寸长，上面写着受贺人姓名、贺词、落款。由于遣人投帖比亲自登门拜年更为便捷，所以宋代士大夫群体很流行投帖拜年，“俗以为常”。当然也有人很不喜欢这种拜年方式，认为这样拜年没有诚意，比如司马光就坚持不投拜年帖：“不诚之事，不可为也。”这位生活严谨的老夫子给人拜年，必亲自登门。但投帖拜年的习俗也流传了下来，盛行于明清时期。今天许多人逢年过节会给朋友寄送贺卡，可从宋朝的拜年帖找到渊源。

这些习俗与传统，千百年来，塑造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寄托了中国人的美好愿望，构建了中国人的礼俗秩序，也生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如果传统与习俗不受尊重，而是被刻意消灭，则中国何以为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