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本加

摘 要：吐蕃金银器分为容器、礼品、饰件等多种类型，主要用途有表明身份、犒赏有功者、使节交聘等。造型优美而简洁的吐蕃金银器在制作工艺和风格等方面与同时代的粟特和唐代金银器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吐蕃本土特色。

关键词：金器;银器;吐蕃;文物

1 背景

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与中亚地区和唐王朝之间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诸多联系。吐蕃在这种跨区域的交往互动过程中，深受这些地区的影响，借鉴和运用了其他民族高超的制造工艺，同时也形成了独具自身特色的制作技艺。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谢弗教授在其撰写的著作《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对吐蕃金银器赞叹道：“虽然伊朗很可能是打制金器工艺的最早的发源地，而唐朝工匠制作的金器的图案中，有许多最初也必定是受到了伊朗金器的启发，但是在对唐朝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各国的工匠中，吐蕃人占有重要的地位。吐蕃的金器以其美观、珍奇以及精良的工艺著称于世，在吐蕃献给唐朝的土贡和礼品的有关记载中，一次又一次地列举了吐蕃的大型的金制品。吐蕃的金饰工艺是中世纪的一大奇迹。”这本书中还提到“吐蕃可以说就是一个黄金之国，九世纪时，吐蕃赞普住在一顶奢华的大帐之中，帐内装饰着用黄金制作的虎豹和其他的爬行动物的形象”。本文结合一些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对吐蕃金银器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和主张，错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 文献中记载的吐蕃金银器

很多藏文文献中记载了有关吐蕃金银器的情况。相传由吐蕃大相禄东赞撰写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墓志中就不乏一些有关吐蕃金银器方面的记载，如“墓中埋有世间大量的奇珍异宝，分三次而埋葬，墓葬的中间部分埋有吐蕃神武赞普之朝服以及是镶嵌着各种珍宝的王冠”。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和乌兰县文体旅游广电局联合对乌兰泉沟吐蕃时期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墓葬后室的坑壁上一处秘藏的暗格内发现了一件吐蕃时期的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图1），王冠前后各有一对翼龙，两侧各有一对凤凰，后侧护颈有双狮，王冠周身镶嵌着各种宝石，冠前檐缀以珍珠冕旒。这也证明了吐蕃皇室墓葬有埋葬皇冠的习俗。

大约成书于14世纪到15世纪的藏文文献《五部遗教》，虽属于伏藏文献，但其内容还是保存了很多原始材料，有史学方面的研究价值。其最为重要的是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吐蕃帝陵的布局和随葬品以及吐蕃各地的庙宇中珍藏的宝藏，其中就有很多关于吐蕃金银器方面的记载。例如，埋葬在雍布拉康（yum bu bla sgang）东侧山脉下的王陵中有“吐蕃赞普董日松赞（stong ri srong btsan）御用玛瑙杯、马头形银制酒瓶三件、吐蕃赞普德如南雄赞（lde'u ru nam gzhung btsan）御用碟盘无数、御用银制碟盘七十七件、铜质器皿六十件”等;吐蕃赞普仲念德茹（'brong gnyan lde ru）的王陵中有“铜质器皿四件、银制器皿四件、御用银制器皿二十件、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御用小型银制器皿十件、装满金子的银制宝瓶四件”等;大昭寺珍藏的宝物中有“镶嵌各种宝石的赞普御用银制器皿七件、御用大型银盘七件、驼首形银制酒壶三件，鸭首形银制酒壶十件”等;昌珠寺珍藏的宝物中有“御用器皿无数件、吐蕃赞普达茹念泽（stag ri gnyan gzigs）和吐蕃赞普南茹松赞（gnam ri srong btsan）御用器皿无数件、御用大型银盘四十二件、银瓶二十件、镶嵌各种宝石的青铜瓶四十件、铜质器皿无数件”等。成书时间较早的藏文史籍《巴协》中也有一些关于吐蕃金银器方面的记载，有吐蕃赞普御用金瓶、御用鸟形银瓶、金碗、银碗等的记录。

除了以上这些藏文文献之外，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献中也有一些关于吐蕃金银器方面的记载。例如，P.T.0016号①卷本描述了一种带有鹅或者鸭纹的金器;P.T.1060和P.T.1068号卷本记载有金制的鸟，可能是一种器皿或饰件;P.T.1047号卷本记载有金盘和银碗;P.T.1040和P.T.1285号卷本记载有金制马鞍的情况;P.T.1071和P.T.1089号卷本记载有金字告身和银字告身的情况;P.T.1082号卷本记载有制作各种黄金器皿的工匠;P.T.1287号卷本记载有吐蕃赞普御用金剑的情况。

除了藏文文献之外，记载吐蕃金银器最为丰富的应该是汉文的史籍。依据文献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吐蕃最早向唐朝进献的金银器可能是唐贞观十四年（640）吐蕃大相禄东赞向唐朝进献的重达千斤的金器。《旧唐书》中记载为“弄赞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白事”。

在新旧两唐书中记载吐蕃金银器的还有：唐开元十七年（729），吐蕃赞普向唐朝进献“金瓶一，金盘一，金碗一”，对唐朝金城公主又另献“金鹅盘、盏、杂器物等”;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吐蕃遣使贡献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帝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唐贞元十年（794），“先是吐蕃以金印赐南诏，韦皋因其旧而请之”;唐永贞元年（806），“吐蕃使论乞缕贡助山陵金银衣服”;唐长庆二年（822），唐使刘元鼎使“吐蕃贡牦牛、铸成银犀牛羊鹿各一”;唐长庆三年（823），吐蕃使节对唐朝进献了“金盎、银冶犀、鹿、贡牦牛”;唐大和五年（831），吐蕃对唐朝进献了“玉带、金皿、獭褐、牦牛尾、霞毡、马羊、橐它”。

除了新旧两唐书之外，《册府元龟》中也有大量关于吐蕃金银器的记载，典型的有：唐贞观二十年（646），吐蕃遣使节向唐朝进献高达七尺的金制鹅形酒壶，“其鹅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吐蕃遣使节向唐朝进献“金银珠宝十五种”;唐显庆二年（657），吐蕃又进献了一种奇异的金属制品，“吐蕃赞普遣使献金城，城上有狮子，象、驼、马、原羝等，并有人骑。并献金瓮、金颇罗等”;唐开元四年（716），吐蕃献“金盏、羚羊、衫段、青長毛毯各一，奉表以闻”;唐开元二十一年（733），吐蕃献“金铨、马瑙、胡瓶、羚羊、衫段、金银瓶盘器等”;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吐蕃遣使贡献方物，金银器玩数百事，皆形制奇异。帝令列于提象门外，以示百僚”;唐元和十二年（817），“吐蕃遣使乞髯献马十匹，玉腰带二条，金器十事”;唐太和元年（827），“吐蕃使论壮大热进国信金银器玉腰带及马等”。

除了文献中记载的吐蕃金银器之外，敦煌159窟中有吐蕃赞普手持银瓶的壁画，青海地区很多吐蕃时期墓葬的棺板画中也绘有大量的吐蕃金银器。

3 出土的吐蕃金银器

自古以来，金银器备受游牧民族的青睐，吐蕃也不例外。目前我们能见到的吐蕃金银器多数都出自吐蕃时期的墓葬群，而且集中出土于青海省都兰和乌兰两县以及格尔木地区的吐蕃大型墓葬群，也有一些个别的吐蕃金银器是私人珍藏或者是属于家族代传的珍宝。吐蕃时期的出土金银器虽然不多，但其制造工艺和品质都很精湛。通过正规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吐蕃金银器目前在国内已经很少，除了一些小型的金银器和饰件被各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之外，绝大多数器形完整、造型精良优美的吐蕃金银器通过不正规的手段和各种途径已流向海外，被很多欧美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典型的有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基金会（Pritzker Collection，Chicago）和瑞士阿贝格基金会（Abegg Stiftung）、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等机构，还有相当一部分吐蕃金银器被海外一些私人收藏家收藏。

出土的吐蕃金银器主要有生活用具、饰件、马具等类型。生活用具类型的吐蕃金银器有大小瓶子、碟盘、碗类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各类大型银制酒瓶和金制酒瓶，典型的有收藏于美国芝加哥普利兹克基金会（Pritzker Collection，Chicago）的吐蕃神鸟神兽纹嵌绿松石金瓶（图2）。金瓶高约50厘米，瓶身上饰有凤鸟纹、鸳鸯纹、狮纹、羊纹和有翼独角兽纹等，并镶嵌有绿松石，外形华丽精美，制作工艺精湛绝伦。此外还有狮纹神鹿纹鎏金制银盘、西藏拉萨大昭寺（gtsug lag khang）藏羊首形鎏金银制酒壶、克里弗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 Museum of Art）收藏的银制带把酒杯、瑞士苏黎世博物馆（Swiss National Museum）收藏的银制带把酒杯、纽约大都会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收藏的银制带把酒杯和金制高足杯等。

吐蕃墓葬中也出土了各类大小不一的各种金银饰件，主要有戒指、珠宝、耳饰等几种，典型的有西藏山南浪卡子县查加沟吐蕃古墓出土的金制戒指、青海都兰热水河南岸吐蕃墓葬出土的银质方形戒指、青海都兰热水河南岸吐蕃墓葬出土的银质圆形戒指。珠宝饰件的典型代表有青海都兰热水河南岸吐蕃墓葬出土的包金银三狮纹镶嵌绿松石。耳饰的典型代表有西藏山南浪卡子县查加沟吐蕃古墓出土的金制耳饰。

马具以及马饰类型的吐蕃金银器有芝加哥私人收藏的银制马鞍及马饰、出土的各种零星的马具以及饰件等。

4 遗传下来的吐蕃金器

从吐蕃时期一直流传到现在的金银器非常稀少。20世纪70年代初，D.L.斯奈格尔博士从伦敦的某位西藏贵族手中获得了一件家族世代流传下来的吐蕃银碗，这件银碗后来被一家日本的建筑公司购得，现收藏在东京古代东方博物馆（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银碗的内部饰有希腊风格的人物和葡萄藤，内底的中心位置饰有六条鱼，碗边饰有联珠纹，具有浓厚的希腊和大夏等地的风格。仔细观察这件银碗的制作技艺和风格，皆符合文献中记载的和出土的吐蕃金银器所共有的特征，但因目前限于资料方面的记载，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件银碗是输入品还是吐蕃本土工匠的仿制品。

另一件从吐蕃时期一直流传至今的金银器是大昭寺藏银制羊首形酒壶（图3）。这件银壶高约80厘米，壶身最大径约为40厘米，细长的瓶颈上接一个羊首，银壶上端开有圆口，酒壶内的液体可从瓶口中倒出。装满能装约35千克的青稞酒。酒壶的口缘饰有八曲纹，口沿的下方做成空心立体羊首，羊首后侧竖起两耳，羊首前端上下唇间衔有一个圆管形小流，羊首下为喇叭状的细颈，颈下部接球形瓶身。银壶的纹饰也很丰富多彩，口部的外饰有花瓣，颈部饰有联珠纹、叶纹、四瓣毬纹和弦纹组成的纹带。银壶中心的位置有鎏金图像，饰有单人反弹琵琶和成组人像各二组，反映了当时吐蕃人饮酒风俗的真实写照。对于这件银壶的来历也有很多不同的主张和见解，一部分人认为这件羊首形银制酒壶是宗喀巴大师从大昭寺地下掘出的伏藏圣物;有些人认为是吐蕃时期的酒壶，后期才转移到大昭寺。这件酒壶的颈部刻有藏文的铭文，但部分铭文已经磨灭，酒壶的铭文怀疑为后期所增刻。瑞士的著名藏学家艾米海勒（Amy Heller）博士认为，大昭寺藏的这件羊首形银制酒壶是吐蕃人运用和融合了不同地区的制作技艺和文化因素的代表性金器。

除了以上这两件是从吐蕃时期一直流传到现在的金银器之外，我们还可以从《五部遗教》的记载中得知大昭寺秘藏的宝物中也有驼首形银制酒壶和鸭首形银制酒壶的记载。

5 余论

随着吐蕃王朝越来越强盛，版图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张，吐蕃与中亚、西亚和南亚各国之间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和文化上的往来。这种频繁的往来必然会导致文化、技术的传播和交流，对吐蕃王朝的金银器制作技术和风格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吐蕃因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通过与外界的密切沟通，吸纳和运用了来自唐朝和中亚以及希腊和大夏等地的文化因素，并融合了上述地区金银器的制作技艺，从而产生了大量精巧的金银器制品，最后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制作技艺和风格。■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2]多吉杰博.五部遗教[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3]巴协.巴协汇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后晋）刘昫等编.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北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青海藏族研究会.都兰吐蕃文化全國学术论坛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8]阿米·海勒，杨清凡.拉萨大昭寺藏银瓶——吐蕃帝国（7世纪至9世纪）银器及服饰考察[C]//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藏学学刊（第3辑）——吐蕃与丝绸之路研究专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9]霍巍.青藏高原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