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新富农阶层的认知与诠释

2020-02-14赵海全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摘要] 新富農阶层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在革命根据地鼓励发展生产而出现的新阶层。作为阶级成分的新富农阶层，一方面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在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成功实践的表征;但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下应当“革命”的对象。作为客观存在的新富农，他们是通过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指导下，中共在坚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原则性的同时采取灵活性的方式，将政治坚定、经济贡献突出的新富农群体解释为革命的富农，最终实现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由质疑向认同的转变。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新富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 K26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0）01—0136—06

Cog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New

Rich Peasant Class by the CCP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ullscale War Against Japanese

ZHAO Haiquan

（College of Marxism，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102249，China）

Abstract：The new rich peasant class is a new class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Full-scale War Against Japanese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ncouraged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areas. On the one hand， the new rich peasant stratum， as a class component， is a symbol of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new democratic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nti-Japa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represented by the ShaanxiGansuNingxia Border Area.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lso the object of "revolution" under Marxist class division theory. As the new rich peasants who exist objectively， they are the productive experts who get rich through hard work.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Chinese Proletarian " and at the same time adopts a flexible way to interpret the new group of rich peasants with firm politics and outstanding economic contributions as the rich peasants of the revolution. Finall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rich peasant class inside and outside of the party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oubt to identification.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Fullscale War Against Japanese;new rich peasant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the newdemocratic economic theory

新富农阶层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中共对新富农阶层的认知萌芽于苏区时期 [1]，发展于全面抗战时期，调整于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后随着农业集体化的全面推行，新富农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有学者认为新富农阶层的最终消亡是“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后的必然”[2]。

中共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的全面讨论发端于全面抗战时期。一方面，以“吴满有”为典型代表的新富农阶层成为陕甘宁邊区等革命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这为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各界对新富农的认知始终处于将其同旧富农的比较之中。在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指导之下，新富农的“剥削属性”又使其成为中共“革命”的对象。中共党内外此种既需要又排斥的矛盾心理，也让新富农阶层受到学界的关注。从既有研究来看，研究者围绕全面抗战时期新富农阶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从历史维度探讨新富农群体的产生和发展 [3] 114-148;从制度变迁维度考察根据地时期中共的新富农政策 [4];以新富农问题为切入，分析中共农村经济政策的形成和演进 [5];也有研究者将新富农党员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转变的维度去思考中共如何化解新富农党员所引起的党内法规与中共鼓励生产政策之间的矛盾[2]。但什么才是引起中共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认知差异化的根源，中共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化解上述认知矛盾，最终实现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认识上的相对统一，仍存研究空间。

一差异化：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的认知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6]3在俄国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民众的阶级属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判断“敌人”与“朋友”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划分理论，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贫雇农等始终是中共信赖和依靠的对象。中共对富农阶层的讨论，自1927年后才逐渐开始。由于中共党内对富农阶级属性的认知长期难以统一，致使土地革命开始后中共富农政策频繁调整。中共对富农的态度，也在“革命的对象”与“联合的群体”之间徘徊。不同历史时期差异显著的富农政策是多重因素综合的结果。但可以肯定，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即便是富农政策最宽松的时期，富农阶层也并没有得到中共党内外“完全信任”。

全面抗战时期，以国共二次合作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也因此获得短暂的和平发展机会。但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在抗战策略转为消极抗日的同时，开始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1939年开始，自给自足的生产运动成为陕甘宁边区摆脱经济发展困境的首要方式。1942底，中共中央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由此拉开帷幕。边区经济环境得到改善的同时，部分民众的阶级成分也随之发生质变。大量中农及部分贫雇农因努力开展生产，拥有了更多的生产资料，以吴满有为代表的新富农阶层开始正式进入民众视野。

吴满有本是一个逃难到延安的贫困灾民，因1935年冬天闹了革命，分得地主大约七十多垧土地。经过八个年头的不懈努力，吴满有拥有了一个六十五亩地的农场，还有四十只羊，四条牛，一匹马，四个蜂房，若干只鸡。他把储蓄起来的几千元钱投资在一个农民零售合作社中。[7]64-65他被视为“经过土地革命地区受到革命好处的农民典型”。1942年，吴满有更是获得边区政府嘉奖，成为边区各行各业180余位劳动英雄中获得此项殊荣的第一人。[8]

为发动更多群众积极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之中，《解放日报》从1942年到1943年连续15个月对吴满有进行报道，并于1943年1月11日发表社论，号召边区全体农民“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9]。毋庸置疑，中共在边区的生产动员是成功的。“人们用着狂热来参与生产运动。这种狂热就是最乐观的提倡者也都意想不到的。”[7]68边区也因此涌现出大量吴满有式的劳动模范亦或是劳动生产中的积极分子。1943年和1944年，仅参加边区级劳动英雄大会的劳动英雄、先进模范就分别多达185人和476人。[10]478

新富农阶层，是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推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而出现的新阶级成分。尽管从人数上来看，新富农占比并不高，但却对促进边区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劳动模范申长林为例，1939年至1943年五年中，除1939年仅占47%外，其余年份每年负担的公粮均占全村负担总数的50%以上，1940年和1941年更是超过了60%，其中1940年达到62%。[11]然而，经济上的突出贡献并未使新富农阶层在政治上获得党内外的广泛认同。

之于中共，新富农问题出现后，党内并未很快形成统一认知，部分同志对新富农党员存在排斥态度，甚至将新富农党员视为党内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1939年11月，高岗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指出：“边区内部商业资本和富农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反映到党内就是开始发生着资本主义的思想;小部分党员和个别的干部开始发生着阶级地位的蜕化。应当及时地克服党内开始生长着的资本主义思想，同时对于在阶级地位上开始发生蜕化的党员和干部，应当加紧教育他们，并在组织上分别采取谨慎妥当的处置。”[12]384谢觉哉也曾于1940年6月4日和18日在《新中华报》上连续撰文两篇，批判党内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他指出：“这种资本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是毫不相容的，它是一种剥削者的思想，这些现象是使党脱离群众的现象，它将破坏着党与群众的联系，它会使党的上下级工作不能密切联系，使党的决议变成一纸空文。”[13]他还明确表示：“资本主义思想已见之行为的，那即是异己分子，不能在党内。”[14]党内也确实出现部分党员在“资本主义思想”的作用之下，加上外部环境的影响、阶级敌人的引诱等因素，主动要求退党。[15]526

民众则表现出对新富农经济的不解。农民赵长远就曾于1943年2月2日致信《解放日报》编辑部提出质疑：边区号召的“肯劳动、会经营、会计划、公民模范”的“吴满有方向”，是农民方向还是富农方向？ [16]

客观来看，对新富农阶层认同的阻力主要来自中共党内。然而，随着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不断深入，中共发现“发展生产”成为当时动员民众的最主要动力之一。有相当一部分民众对于“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事情，他们就没有兴趣”，而劳动模范则成为边区民众心中的“英雄”[17]83-84。1942年，张闻天在对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调查时发现：生产能力的好坏成为影响党员在民众心中威信的重要因素，那些生产积极、生活向上的党员受到群众的称许，“贪吃懒做”“不务正业”的人则被群众看不起。[17]84韩文潮也指出：“生产不好”是引起党员“不起作用、威信不高”的关键。即便积极投身党的工作的党员，若不能挤出时间去努力生产，则依旧是威信不高，作用不大。只有那些兼顾生产与党的工作的党员，才能够很好地发挥模范作用。[18]

二趋同化：新富农与旧富农

新富农出现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党内外对新富农的认知始终处在与封建富农的混同和比较之中。实际上，在农民赵长远对“吴满有方向”提出疑问前，中共党内已经意识到新富农与封建富农存在差异。1939年，李维汉就曾明确指出：“边区内部有两部分富农：一部分是封建社会的遗产。另一部分是民主政权下新产生的富农。”新富农被视为土地革命成果的获益者，“是帮助民主政权的” 。但同时，李维汉也提醒人们警惕：“富农是一个日渐强大的剥削阶级，富农的利益是与广大劳动群众相矛盾的。”[19]不难发现，在中共对新旧富农差异作出系统区分前，中共党内外对二者认知上存在趋同化倾向。这是中共富农阶级属性界定理论变迁、富农划分标准的不确定以及中共多变的富农政策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下的结果。

首先，富农阶级属性理论架构有个变迁过程。富农阶级属性的界定是中共选择对其采取何种政策的基础。土地革命开始前后，中共党内外围绕富农阶层属于农民、农村资产阶级、农村小资产阶级、小地主亦或是半地主的争论不断。较早关注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毛泽东同志，1926年撰文分析农民中各阶级时认为：当时中国农村中可分为“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者、游民”等八个阶级。尽管文中没有提及富农，但可将富农归为小地主。毛泽东认为，他们“颇有反抗性，然又怕‘共产，故对于现代革命取了矛盾的态度”[20]。1927年3月，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调研后指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类农民经济地位的差异，使得他们“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此时，富农被视为农民的一部分。在毛泽东看来，富农对农民协会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6]19-20。随着苏联经验对中共决策的影响加大，列宁论著中提及的富农属于农村资产阶级的观点在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中得到肯定。决议明确提出：富农属于“农村资产阶级”[21]415。不久，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改变了此前对富农属于农村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富农阶级“兼有半封建半地主的剥削”。[22]428至此，中共对富农阶层阶级属性的讨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始终在“农民阶级—农村资产阶级—半封建性半地主 [23]的理论构架下展开。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对吸收富农入党始终 “保持警惕”。富农一度被视为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社会出身不好的分子（地主、士绅、商人、富农、土匪、兵皮、阴阳、巫神等）[24]149-150。边区为巩固党组织，对党员进行审查时，富农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尽管新富农党员之中，一部分是原有贫雇农、中农阶层的党员，因生产积极变为新富农。另一部分则是作为积极分子被吸纳入党的劳动模范。但是，中共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使得新富农党员在党内难免会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经济上，新旧富农占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数量较多。在贫雇农平均主义思想的作用下，新旧富农很容易混为一谈，一并作为革命的对象被打击。也正因为如此，富农只会成为无产阶级限制、中立、联合或革命的对象，无法成为革命的依靠力量。

其次，“雇佣劳动”成为判定富农的标签。自1898年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富农”概念后 [25]249，哪些人属于富农，始终缺乏一个权威解释。列宁等在实践中曾试图对富农的区分标准作出界定，但最终也很难形成定论。20世纪20年代，富农概念传入中国后，中共党内也受此影响，长期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标准。中共六大召开前夕，在由布哈林主持的中共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王若飞就提出：“富农是这样的私有者，他除耕种自己的土地外，还靠雇工耕种额外的土地。”[26]48中共六大上，形成了“拥有多余金钱或粮食贮备，此外还雇用工人耕地的，这样的农民可定为富农”[26]416的观点。1933年毛泽东指出：“富农自己参加劳动，但经常地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的一部或大部。富农的剥削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6]128部分地区更是直接将剝削关系作为划分富农阶级的原则。富农被认为“兼封建和资本主义两种方式的剥削。（1）有多余的土地招客户或请长工;（2）有钱放高利贷来盘剥穷人”[27]802。

由此来看，财产多寡、雇佣劳动、剥削关系等成为判定富农阶层的主要依据。但是从基层实践的角度来看，剥削关系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是否存在雇佣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在很多人心中成为界定富农的标志。新富农出现后，其自身从事生产的同时，也会雇佣他人进行劳动。在一般民众眼中，新旧富农之间并未有明显差别。中共号召开展“吴满有运动”时，赵长远的疑问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其看来，吴满有的经济兼有自己劳动与雇佣劳动的性质，这是典型的“富农方向”[16]。

最后，中共多变的富农政策，致使政策的基层执行失范。中共“八七”会议中，由于受到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将此前“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24]664的土地政策调整为“一切土地苏维埃公有”[28]139。其后果是，富农阶层同地主豪绅一起被视为革命的对象。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大会通过的《政治议决案》提出“联合小资产阶级富农反对一切反动势力”[28]393，认为农民运动的“主要敌人是豪绅地主……故意加紧反对富

农的斗争是不对的”[28]396。应当“反对半地主的富农”，吸收革命的富农，中立“摇动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富农。[28]441但是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致电中共指出：“这无论在什么条件之下联合富农是不对的。”[22]439-440这也成为中共富农政策由正确转向偏“左”的开端。原本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的决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强调：“无条件的反富农的路线是很错误的。” [22]282在收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共共产党书》后，中共对此决议案进行修改，要求“坚决的反对富农”[22]292。1930年李立三更是提出要消灭富农。尽管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开始对李立三极“左”的政策加以纠正，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再次提出“富农分坏田”政策，各地对富农的打击不断加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被迫长征的同时，也开始重新思考富农政策。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为起点，直至抗日战争结束，中共的富农政策由不断偏“左”转为逐渐宽松。1942年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更是提出要“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29]21。

不同历史时期，中共富农政策的调整动因不尽相同。对富农阶层阶级属性认知的变化、中共革命理论的发展、共产国际的影响、革命动员的需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等均可能成为引起中共改变富农政策的因素。但是政策的频繁调整，不仅使政策实践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容易造成基层民众对富农政策理解的偏差。例如，瑞金苏区多地曾出现“中农分中田、把中农当富农打、剥夺富裕中农的选举权等”[30]侵犯中农利益的问题。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则提出“以前反对富农，为什么现在又中立富农”“中立富农的具体政策怎样，和联合富农有什么不同”[27]826等疑问。上一个政策尚未完全落实，新的政策又传达下来。不同政策，孰对孰错？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流传着“过去一起都错了”“中央来了，一切都变了，地主亦要改变，或者富农与中农没有什么区别”等说法。豪绅地主及过去已经分配了土地的某些富农，企图曲解调整后的富农政策，要求翻案，拿回他们原来的土地牲畜财产。[27]830尽管新富农和封建富农存在差异，但这多表现为政治上的不同，而经济表现形式上大致相同，都未摆脱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雇佣劳动，以至于新富农阶层出现后，民众或已经麻木，简单地将其视为中共政策的又一次调整;或已经同封建富农发生混淆，无法理解其“新”之所在。

三革命化：兼顾政治属性

与阶级属性的诠释

全面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在中共的领导下，民众重新获得了向往美好生活的希望。发展生产成为民众实现美好生活方式的同时，也成为中共动员群众参与革命、提升中共组织凝聚力的重要纽带，以新富农为代表的劳动模范成为民众心中的英雄。但新富农的富农阶级属性，却同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和中共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相抵牾。一时间，中共党内外陷入对新富农阶层的认知差异之中。经济上，边区民众崇拜劳动英雄，部分民众却对新富农经济提出质疑。政治上，党员积极生产使其在民众之中威信提升，党内却要求反对资本主义思想。这直接导致新富农在边区的政治地位与其经济作用并不相称，也与当时联合富农的政策相冲突，如何解决上述矛盾成为中共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对新富农阶层进行政治上的肯定。1939年底，毛泽东在分析全面抗战时期中国革命的动力时指出：富农虽然带有半封建性，但仍属于农民的一部分。富农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无差别地对待富农和地主不可取，“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31]643。1941年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的《关于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明确指出：“相当大数量的新富农，这个阶层，据各地实际观察，他们对我们在政治上是赞助的。”[32]60在边区政权建设中，更是吸纳富农阶层参与进来。例如，“延安中区五乡征粮委员会27位委员中，党员只占9人，非党人士18人，其中有地主富农代表参加。” [32]61

其次，从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两个维度剖析新旧富农阶层的差异。1943年3月15日，中央党务研究室以《解放日报》编辑部名义，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对“吴满有式的新富农”问题作出回应。经济上，并不否认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但认为这是边区经过反封建革命，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障碍后的革命必然产物。它与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和目前边区鼓励发展生产的经济政策相吻合。对富农的阶级属性认定为农村资产阶级。承认新富农经济存在剥削雇佣劳动，但认为这是进步的，是中国革命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是不可越过的。政治上，吴满有式的新富农是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他们拥护边区政府的法令和共产党的号召，多出公粮并认真工作。新富农与旧富农有本质区别，新富农是从得到革命利益而发展起来的革命的富农。同时，文中还对当时关于“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错误理解作出回应，并指出“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范围主要在党内，社会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是允许的。党内反对的是“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安于贫困，以贫困为光荣的糊涂思想的残余”。反对党员“政治上由无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对于党员的资本主义活动不应阻止。[16]中共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在民众与党内可预测、可接受的范围内，对新富农阶层给予肯定的解释。

最后，从实践效果来看，基本实现党内外对新富农阶层的认同。一方面，党内对于土地革命后再次出现富农经济有所预料。早在1933年张闻天就指出：“富农阶级虽被削弱但依然存在，而且在土地革命胜利之后，从广大农民群众中，会产生新的富农，这是毫不足怪的。”[33]359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指出：“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31]678谢觉哉的观念也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在边区耕者有其田的新土地关系下，边区农民小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产生资本主义，即新的富农经济。” [34]这也客观地反映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正确性。另一方面，随着大生产运动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劳动模范发展成为新富农。这些劳动英雄一方面成为广大群众学习的典范，同时发挥出群众与党联系的桥梁作用。[35]2151944年边区决定各分区发展党员问题时要将发现的积极分子吸收到党内，其中特别强调发展“生产中有创造性而又能为公的劳动英雄”[36]135。1945年，在经济发展较好的老区提出“发展新中农、贫农及新的富农入党” [37]225。正如李景波在1944年4月西北局办公厅关于组织问题座谈会上谈到的那样：边区的现实情况是新富农大多成了劳动英雄，他们对农村发展起很大作用。在邊区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情况下，限制新富农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将来找不到贫农那怎么办？”[36]147至此，新富农作为中共应当团结和发展的重要革命力量，逐渐在党内形成统一的认知。

四结语

胜利，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革命的理论指导着革命的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成功。中国革命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决定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同时，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既有理论作出灵活的调整。中共对新富农阶层的诠释便是很好的例证。中共以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民众高涨的生产热情在促进边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起民众自身阶级成分的客观变化。新富农阶层之所以作为问题而存在，其本质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实践结果与中共领导无产阶级革命长期遵循的阶级分析理论之间的冲突。中共以新富农的革命性（政治性）为突破口，在不否认其阶级属性的同时，突出其经济性，从而将新富农与封建富农彻底划分清楚，这同时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参考文献]

[1] 江明明.苏区新富农问题探析——从邓子恢给毛泽东的一封电报说起[J].苏区研究，2019（4）：101-111.

[2] 庞松，苏少之.历史转变中的新富农党员问题[J].中共党史研究，2007（1）：39-46.

[3] 罗朝晖.富农与新富农：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社会变迁的主角[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4] 苏少之.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时期的新富农政策[J].党的文献，2004（3）：67-73.

[5] 麦正锋.吴满有运动与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共农村经济政策[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4（2）：31-39.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美]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M].陶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8] 吴满有和吴家枣园[N].解放日报，1944-01-01（2）.

[9] 开展吴满有运动[N].解放日报，1943-01-11（1）.

[10]艾克思.延安记者[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1]模范党员和劳动英雄申长林同志[N].解放日报，1944-01-2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