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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边界及其机制

2020-02-14杜林致陈雨欣齐红梅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关键词:主观幸福感金钱

杜林致 陈雨欣 齐红梅

[摘 要] 对国内外有关金钱与幸福感关系实证研究成果的文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金钱和主观幸福感(SWB)的关系是一条呈边际递减趋势的曲线;金钱和幸福感之间有显著但微弱的相关;收入增加并不能保证幸福感的增加;影响个体幸福感的主要是个人的金钱欲望和社会比较(收入排名,社会地位排名)、物质主义、适应水平、品味能力以及消费方式等;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资源,有时可以起到社会支持作用(如镇痛效应),可以影响人的自尊水平,但也会增加对他人的排斥感,减少助人行为。

[关键词] 金钱;金钱心理;主观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B8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0)01—0127—09

Boundary and Mechanism

of Money's Influenc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s

DU Linzhi1, CHEN Yuxin1, QI Hongmei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2.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Party School of the Chengguan District, Lanzhou 730030, China)

Abstract:By analyzing the literature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y and happiness at home and abroad, we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e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is a curve with a decreasing marginal tre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but weak correlation between money and SWB; increasing income does not guarantee an increase in happiness at the same time; thos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 individual SWB are money desire, social comparison (income ranking and social status ranking), materialism, adaptation, savoring ability and consumption pattern. Money may be a social resource, which sometimes possibly substitute for social support (e.g. helping reduce the pain and distress), and affect people's selfesteem, but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sense of rejection of others and reduce helping behaviors.

Key words: money; money psychology; subjective wellbeing

金錢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元素,是国家经济实力强弱的象征和个人财富多寡的标志。于国家而言,世界各地不管富裕或贫穷地区,经济发展都被放在首要位置。于个人而言,我们每个人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赚钱和花钱。研究金钱与幸福关系的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说:“经济问题只有在让人们更快乐的时候才重要。”可见,国家财富的积累和个人收入的增长只有在能保障和提升国民幸福感的前提下才更有意义。由此,人们自然会问,金钱能带来幸福吗?收入增加能够提升幸福感吗?

立足于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本文对金钱与幸福的关系进行深入剖析,试图揭示金钱与幸福关系的心理机制。本文讨论的问题包括:为什么金钱可以带来幸福?金钱对幸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为什么收入持续增长,人们并没有增加幸福感?金钱何时能使人们受益更多?这些分析不仅包括国家社会层面,也涵盖了具体个体差异的讨论,以使人们对金钱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性的看待,从而树立正确的金钱价值观。

一 金钱能带来幸福吗

对于金钱,人们一直抱着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有许多生活俗语表达的意思是“金钱是万恶之源”;另一方面,许多人仍然把注意力集中在取得物质上的成功[1],把积累金钱和物质财富作为基本的生活目标。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随着对幸福进行实证研究的兴起,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对金钱和幸福的关系进行阐述。本文将分别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对这一关系进行总结。

(一)国家层面分析

从国家层面对国民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涉及的问题包括:发达国家的人比不发达国家的人普遍幸福吗?富裕的社会条件(而不是个人环境)是否会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

Inglehart和Klingemann分析了大量国家的SWB数据发现,国家财富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是明显的,尽管在政治稳定和文化规范等附加因素的作用下存在差异。[2]同样,Schyns也发现,国民收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了个人SWB。[3]金钱对发达国家的幸福感影响较小,对较贫困的国家或地区幸福感影响更大。[4]

Diener等通过回顾有关收入和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文献,发现四个可重复的结论:第一,国家财富与SWB平均报告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相关性。第二,在国家内部,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性大多很小,尽管这些相关性在贫穷国家似乎更大,穷人不快乐的风险要高得多。第三,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伴随着主观幸福感的小幅上升,而个人收入的增长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第四,那些把物质目標看得比其他价值更重要的人往往不那么快乐,除非他们很富有。因此,当更多的钱被富裕的个人获得时,他们的物质欲望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从长期来看,当更多的钱被富裕的个人获得时,收入似乎不会增加多少。这些研究对此提出的理论解释是:第一,收入提高主观幸福感前提是它能帮助人们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第二,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人们收入所能满足的物质欲望的多少。此外,高主观幸福感可能会增加人们获得高收入的机会。[5]

2012年,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报告显示,排名幸福榜前4位的分别是: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而这4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也居于全球前 15 位。可见,国民人均收入与国民的幸福指数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国民幸福感和该国经济发展轨迹之间并非同步,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程度呈现一一对应关系。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约翰·赫利韦尔(John Helliwell)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等研究发现,更多的收入和金钱所产生的幸福感比我们所期望的少很多。伊斯特林汇集了自二战以来对19个国家(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进行的人类幸福调查,发现收入和幸福在一个国家内某一特定时间是正相关的,但在一个国家的时间序列研究中,高收入并没有系统地伴随着更大的幸福。比如,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美国人均收入由6000美元升至16000美元,但美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上升,而一直徘徊在与岁月平行的曲线上。[6]日本的情况也与此相似。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30年,日本GDP快速跃居世界前列,但是这一时期日本人的幸福感并未随之上升,这一现象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或幸福悖论。英国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Oswald)收集西方国家有关公民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自杀等调查数据,把它们与经济增长数据放在一起,对比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业绩是否能带来额外的幸福感问题。研究发现,尽管国民幸福感会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上升的幅度非常非常小,小到让人难以觉察的程度;更富裕的国家有更高的自杀率;人们感觉不开心的最主要源泉是失业。由此,他总结说:“在一个已经富裕的国家,把目标瞄准到经济增长的政策,其价值或许是很低的。”[7]

“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同样存在。从1991 至 2009 年,我国GDP每年的增长率都在7.6%以上。然而,“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 3 次调查,中国人1990 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 标度),1995 年上升到7.08,到 2001 年却下降到 6.60。2009 年 12 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 10 年前快乐了。”“CCTV 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8]

Farid 和Lazarus以发展中国家埃及为例,讨论主观幸福感(SWB)的重要预测因素,这些因素与解释发展中国家个人的幸福感相关。研究发现,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经济正义、自由、人权、社会资本和人口密度等因素,有助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主观幸福感以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9]

Wang 和Murnighan进行了两个独立但密切相关的研究。第一个研究样本调查了27个国家的个人收入报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对不道德行为的认可程度;第二个研究样本调查了55个国家的腐败与民众总体主观幸福感(幸福)之间的关系。对27762名在职专业人员的数据分析表明,尽管报告的主观幸福感与他们对不道德行为的认可呈负相关,但收入与他们对不道德行为的认可呈正相关。此外,高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尤为明显。分析还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发展等国家层面的因素后,腐败与一个国家的幸福感呈负相关。这些发现表明,主观幸福感可能导致更多的道德、更少的腐败行为,而对不道德、腐败行为的容忍可能导致更少的集体幸福和主观幸福感。[10]

经济波动对幸福感也有一定的影响。Headey等人对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匈牙利和荷兰五个国家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幸福受经济环境的影响要比之前认为的大得多。[11]更有趣的是,国家层面的经济变化数据暂时支持前景理论,预测经济损失对幸福的影响大于收益。至少在短期内,经济衰退可能会降低SWB。

在国家层面分析中,我们发现发达国家普遍幸福感更高,当然富裕国家除了物质条件以外,还有其他和幸福感相关的条件如自由和民主。从时间纵向发展来看,除了关注绝对收入增长,相对收入和经济波动也同样重要。

(二)个人层面分析

收入越高,幸福就越大吗?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或许是的。有许多证据表明,金钱确实能使我们更快乐。根据传统经济学,钱可以买到幸福,因为它可以被用来交换那些可以增加个人效用的商品。因此,人们认为金钱和幸福是有直接关系的。[12]Easterlin对美国人口调查的数据得出在高收入群体中,非常快乐的比例几乎是低收入群体的两倍。[6]富裕的人比同一社会中那些不富裕的人更幸福[13],并且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随着人们收入或财富的增加而变弱,呈现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为了确定SWB收入的关系路径,研究者发现在控制了教育、婚姻、失业、职业、年龄等变量后,金钱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依然显著[14][15]。这些发现表明,收入与SWB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而这并非由许多其他变量造成的。

不过,心理学家发现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显著却微弱,通常在0.15-0.30之间[5][16]。如果以幸福满意度为纵轴,金钱收入为横轴,两轴相交的起点为零,即当一个人身无分文时,幸福满意度接近于零。当人们的手中有了钱,幸福满意度会随之提升,坐标上的曲线会快速上升,但当人们拥有的钱足以保障日常生活的开销后,坐标轴上的曲线就会变成一条水平线,无论横轴上的金钱数额增加多少,纵轴上的幸福满意度都不会上升,这被称为“金钱的边际效应递减”(如图1所示)。相关研究也证明,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的回报率正在下降[17],超过这一水平,幸福几乎没有增长[18]或只有小幅增长[19]。另外诸如性别、婚姻和年龄等变量似乎缓和了金钱和SWB的关系[20][21]。

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的研究表明,假设一个员工月薪为1万美元,当他得到额外的1万美元时,就会感觉更快乐。但是,如果一个员工月薪为10万美元,那他就需要额外得到10万美元,才能感觉到同样的快乐。所以,如果要把一个人從“厌倦”状态转变到“非常快乐”状态,需要花费的代价是150万美元。

Veenhoven和Diener、Oishi报告说,特殊群体如大学生样本的收入与SWB的关联性不高,因为学生的生活方式及其精英地位通常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免受贫困的影响[22][23]。由此可见,收入的影响是有背景的,取决于我们所研究受访者的生活环境。这些发现表明,金钱对SWB的影响因个人的生活环境、角色和价值观而不同。

Nattavudh Powdthavee认为,以前的研究发现收入对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然而,生活满意度中的收入内生性问题却鲜有人涉及。他们利用英国家庭面板调查数据集,采用单方程和联立方程处理收入内生性的两个来源:未观察到的异质性和忽略的时变因素偏差,以此估计收入对幸福感的因果影响。他们发现,收入工具化和考虑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这两种因素,会导致估计的收入效应几乎是实际收入的两倍。该研究结果表明,以往研究可能低估了非均质性,说明了内生性的各种来源的方向都是负的。这与以下假设相一致:收入存在显著的衰减偏差,收入通常与我们的模型中有时无法完全控制的其他因素(如工作时间和相对收入)相关。虽然估计的收入在绝对值上可能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与忽略任何一个内生性来源的模型相比,其对幸福感的相对重要性并没有显著提高。如果对未观察到的异质性、遗漏的时变变量不进行纠偏,将大大高估政府或法院法官判给个人的赔偿金。因此,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应着眼于控制内生性的两个来源,以确定影响幸福感的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实际价值。[24]

Tang等提出了金钱智力(Monetary Intelligence)理论,用来说明高金钱智商对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他们假设,为了获得高收入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金钱聪明者必须成为优秀管理者并抑制其金钱崇拜动机。他们收集了来自六大洲32个地缘政治实体的6586名管理者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支持了该假设。研究发现,在控制人均GDP和收入条件下,金钱聪明者能充分发挥其审慎的智力优势,同时兼顾履职(加强工作行为管理)和满足情感(减低金钱崇拜动机)两方面的需求,达到认知上的协调,这对高收入满意度的影响胜过生活满意度的影响。GDP与生活满意度而非收入满意度相联系,但工资与这二者都有关。与人们的直觉相反,GDP和收入都与“金钱带来幸福”的论调无关;高GDP国家的管理人员其生活满意度大于收入满意度,而低GDP国家则与此相反[25]。

因此,在个人层面关于金钱和幸福的关系不能简单而论。总体上来看,金钱和SWB具有显著却微弱的关系,但是在研究这种关系时既要考虑个体固有差异,又要考虑其所处的环境。

二 金钱与幸福关系的心理机制

(一)为什么金钱可以带来幸福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可以合理解释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马斯洛认为,人的需要从低到高可以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求(如空气、水、食物等)首先出现,必须在人继续前进并开始关注更高的需要之前得到满足,接下来是安全保障需要。在这两个基本层次得到满足之后,需要按以下顺序出现:爱(归属和朋友)、自尊(尊重他人和自尊)、自我实现(发挥潜能和扩展能力)。当金钱被用来帮助满足基本需要时,与幸福的关系最强烈,如Diener 和BiswasDiener总结之前研究得出结论:收入提高主观幸福感的前提是它能帮助人们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5]事实上过去的研究已经证明,金钱与贫困人口的幸福关系最为密切。[19]这与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相契合。

但是,马斯洛也提出,需要满足感是以等级的方式发展的,从最基本的身体需要开始,向心理需要发展。如果资金使用得当,它可以满足某些更高层次的需要(特别是安全和社会需要)。因此,用于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资金应该与富裕的幸福联系在一起。Diener等人调查询问了《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的100人,最后有49名富有的受访者报告了主观幸福感的平均水平,作者发现非常富有群体的平均幸福感水平略高于其他群体,与同地区的对照组相比,当两组人提到的幸福的主要来源被编码为马斯洛需要时,富有的那组人更常提到自尊和自我实现,而较少提到生理和安全需要。 最终结果验证这样一个假设:金钱可以帮助满足人们的需要,如果使用得当,金钱可以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拥有更多金钱的人更快乐,因为他们是为更高层次的需要而工作。[26]

对于那些最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的人而言,只有当金钱可以带来更高的社会地位时,才会意味着更多幸福,但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其他人也逐渐变得更为富有。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对比群组不同。例如,那些生活在伦敦较富裕地区的人,每年或许得挣至少20万英镑,才能确保自己的处境远远强于多数其他伦敦人——即使是这样的收入或许都不够。

(二)收入持续增长,人们为什么没有更幸福

按照需要层次理论,人们财富的积累会满足更高层次的需要,从而增加幸福感。然而Diener 和Biswas-Diener回顾以往收入和SWB数据指出,金钱和幸福之间不是简单的投入产出关系,会受到心理变量如欲望水平和社会比较来调节。[5]Crawford等人发现,过去收入对SWB的影响是由物质欲望所中介。社会比较对生活满意度有直接影响,一定程度上也会通过欲望来中介。研究发现,一旦人们拥有高收入(按目前的世界标准),财富的额外增长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很小,这意味着除了适度富裕之外的额外收入不再有助于满足重要的欲望和需要。[27]

Easterlin提出“相对收入”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社会财富的增加没有带来相对应的SWB的提高。相对标准理论基于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使用各种标准来评估他们的幸福感,例如他们过去是如何做的,其他人是如何做的,以及他们的目标。标准可能会随时间和个人的不同而变化,这取决于该个人的显著特点。[28]相对标准模型建立在欲望和比较的基础上,富裕国家和个人更幸福,因为他们拥有世界上每个人都想要的更多的商品;拥有更多权力的人(富人)会更快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不同,收入的增加并没有伴随着权力在不同的社会经济阶层之间更广泛地扩散(权势集团依然存在),因此幸福感没有增长。此外,收入持续增加不能很好解释SWB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欲望也在增加。Easterlin发现,收入增长并不带来幸福的增加,因为更多的收入使得我们的物质欲望发生变化,得到的越多,想要的也越多,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期望得到更多的物质财富。对更多钱的强烈渴望似乎也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5]因为如果一个人沉迷于金钱并高度重视金钱(the love of money),那么他可能会从金钱的角度来判断一切,收入与薪酬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呈现负相关。[29]我们不能期望物质欲望的上升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停下脚步,事实上,我们似乎永远不满足于水涨船高的物质欲望,除非当我们达到智慧成熟的年龄。

此外,金钱心理和物质主义也在收入和幸福感之间扮演重要的角色。研究发现,不同金钱心理类型的人在生活、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压力上具有差异性。杜林致等人以企业管理人员为对象,通过金钱心理问卷抽取出10个因子: 成功、非激励、预算、坏、挣钱、好、捐款、尊重、動力、公平,研究发现“预算”因子与员工工资满意度(与他人相比)和生活满意度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花钱精打细算,对自己的财务有较好控制能力的人生活满意度更高;“动力”和“公平”因子也能预测员工工资满意度,那些肯定金钱价值、努力赚钱、注重金钱公平价值感的人,在与同事或劳务市场员工工资进行比较时,满意度更高;[30]“坏”因子将金钱视为万恶之源,它与愤怒、生气和不高兴等消极工作情绪显著正相关,而“好”因子则相反。[31]物质主义者相信物质获得是快乐的最大源泉,但是高物质主义者在物质追求和自我需要满足之间却产生了一个循环怪圈——物质主义生活方式非但没有带来更高的幸福感还产生了更多的不满和消极情绪。[32]高物质主义者往往追求更高的物质目标,当物质愿望得不到满足时,就会产生较低的薪酬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33]即使在控制收入的情况下,物质主义和幸福感仍然呈负相关。[34]这是因为高物质主义者可能会增多社会比较,减弱同情心,降低内在动机,以及经历更多的冲突关系,这都会损害自身的幸福感[35]。

(三)为什么对于穷人来说,金钱和幸福的关系更密切

康明斯(Cummins)回顾了先前的研究,根据SWB的自我平衡理论(Homeostatic Theory)提出了SWB的模型(见图2)[36-38]。

自我平衡理论认为,SWB是在一个由个性决定的狭窄范围内。外向性和神经质这两个人格维度决定了个体的SWB范围,对环境的体验会影响这个系统,但是它的影响会被两组缓冲区减弱:内部缓冲包括感知控制、自尊和乐观的信念;外部缓冲包括各种资源,例如个人援助,可以改善潜在负面事件的影响。收入通过对内外部缓冲系统作用来影响SWB。收入有权直接促进每一种缓冲,收入与控制[39]、自尊[40]和乐观[41]有着积极的关系;收入也通过提高外部资源的可用性来发挥作用。穷人更容易受到贫穷直接和间接后果的影响。直接影响来自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这增加了疾病和残疾的可能性。间接影响来自于相对缺乏内部和外部资源来应对不利环境。因此,低收入使得SWB的平衡系统更容易失败,因为其所需的内外部资源无法保持和购买,而富人可以不断优化自我平衡系统从而保障自己的幸福不减少。基于该理论和模型,康明斯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穷人比富人的SWB要低;第二,对于穷人来说,收入与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最强;第三,作者进一步推测,收入影响SWB的水平有一个上限,即收入和幸福的关系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显著。自我平衡理论突出了人格的重要性,同时提出环境的影响,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内外部联动的系统,但是康明斯在其研究中侧重生活满意度,忽视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并且也没有明确如何确定收入上限。

(四)为什么有些富人没有更幸福

为什么有些富人没有更快乐?那些好运的人(中彩票大獎)会更幸福吗?适应水平理论对此提供了解释。适应水平理论认为,人们对当前刺激水平的判断取决于这种刺激是否超过或低于他们历史习惯的刺激水平,其判断标准一是对比,二是习惯。与巅峰体验形成对比会减少普通快乐的影响,而习惯化最终会降低金钱或好运带来的新快乐的价值。在对英格兰足球池赢家的研究中,Smith和Razzell发现,幸运的个人报告了更高的幸福水平。[42]Gardner和Oswald发现,那些因中奖或继承而经济生活变得光明的人中,SWB有所增加,约7.5万美元的意外之财使得SWB上升0.1至0.3。[43]然而在Brickman的研究中,比较了22名彩票中奖者、22名普通对照组和29名瘫痪事故受害者,发现彩票中奖者并不比对照组更快乐,从一系列日常活动中获得的快乐明显更少。幸福是相对的,在短期内,一个极端好运(财富)的冲击会被一个对比效应削弱,这个对比效应减少了在平凡事件中发现的快乐,而在长期内则是一个习惯化的过程,侵蚀了好运(财富)本身的影响。[44]Quoidbach等人的研究也证明,金钱削弱了人们品味日常积极情绪和经历的能力。此外,财富对个人品味能力(savoring ability)的负面影响削弱了金钱对幸福的正面影响。该研究证实了一个被广泛接受但之前未经检验的信念,即获得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削弱人们从生活的小乐趣中获得快乐的能力。[45]

(五)为什么人们期望金钱能带来幸福

社会资源理论从新的角度质疑为什么人们期望金钱会带来幸福。金钱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幸福感,它的作用是帮助实现自主的目标。金钱不是一个快乐的给予者,而是一个无约束的目标追求的促进者。Vohs、Mead和Goode研究表明,金钱的概念激活了自给自足的感觉,这种思想不太可能提供或请求帮助。[46]这一发现的一个可能暗示是,金钱提供了一种自信的感觉,即问题可以解决,需求可以得到满足,而这种自信反过来又使人们不太可能关心别人的认可。另外,金钱可以减轻生活的痛苦。即使金钱不能使人更快乐,但它似乎也能使人更少不快乐。[47]周欣悦、沃斯和鲍迈斯特2009年通过6个实验证明金钱的象征意义:金钱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和保护感;金钱导致社会地位的提升;金钱概念的启动降低了个体的社会疼痛感和生理疼痛感;金钱能够激发人们的信心、力量和效能感。[48]因此,金钱有助于摆脱痛苦,促进一种强大的感觉,而不是通过诱导快乐或任何其他的幸福感。从根本上讲,钱是用来做事情的,金钱的力量在于其工具般的品质,金钱使人们能够操纵社会系统,给他们想要的东西,不管他们是否喜欢。[49]幸福不是金钱的目的,金钱并不能消除生活中必须做的事情,即使它使做这些事情更容易。但是,金钱是一种资源,它使得其拥有者能够解决问题并避免痛苦。社会资源理论强调了金钱的心理和社会意义,而不是它的实际用途和功能。

总之,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资源运作,赋予人们一种广泛而强烈的能够处理问题和满足需要的感觉。在面临威胁和逆境的时候,资源的价值比其他时候更高[50],大概是因为资源提高了人们的整体应对能力。获得或拥有资源可以减少痛苦;相反,失去资源会使人更脆弱,这会加剧痛苦。[48]

(六)如何让金钱增加人们的幸福感

最近十多年来关于消费与幸福感的文章,将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从收入转到支出的视角,并且尝试对金钱和SWB的关系给出一个新的解释。尽管近几十年来大部分人实际收入大幅增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的幸福水平基本保持平稳。对于这一违反直觉的发现,最有趣的解释之一是,人们常常把他们增加的财富投入到那些几乎不能带来持久幸福的追求中,比如购买昂贵的消费品。Dunn和Aknin在Science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人们如何花钱至少和他们挣多少钱一样重要。具体来说,把钱花在别人身上可能比花在自己身上对幸福有更积极的影响。[51]通过调查和实验的检验,这种亲社会支出(prosocial spending)虽然较少,却显著地给被试带来幸福的体验。[52]亲社会支出显著预测幸福感,并且亲社会性所带来的“温情效应(warm glow)”在儿时就存在。[53]该结论在跨文化研究中也得到支持,Aknin等人(2013)调查了136个国家的慈善捐赠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在其中120个国家给予与幸福之间都存在着积极显著的关系(控制收入和其他人口统计变量)。[54]

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心理学家丹尼尔·卡纳曼(Daniel Kahneman)表示,之所以说幸福与收入的关系较为松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有证据表明,一般而言,更富有的人往往用更多时间从事不会带来更大幸福感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紧张及压力程度略高——例如工作、育儿和购物。相比之下,收入较低的人往往把更多时间花在幸福感十足的事情上,例如与朋友社交以及休息和看电视等其他娱乐活动。

Dunn等人进一步指出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很弱,这可能源于人们花钱的方式,并在实证研究中提出8条原则,旨在帮助消费者用他们的钱获得更多的幸福。这8条原则分别是:1)购买更多的体验和更少的物质商品;2)把自己的钱用于造福他人,而不是自己;3)买很多小的快乐而不是更少的大快乐;4)避免延长保修期和其他形式的高价保险;5)延迟消费;6)考虑他们购买的周边特征可能如何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7)避免攀比;8)密切关注他人的幸福。[55]消费者心理学和市场研究表明,心理适应理论也可以应用于消费,因为在产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构成了一种自我表达形式。基于此,Matz等人在一项使用7.6万多份银行交易记录的研究中,提出当消费与消费者个性相匹配的商品和服务时,消费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幸福感,并通过实验进一步验证了因果关系。[56]这项研究为促进消费和幸福,提供了更加个性化的建议。

消费心理学家证明,正确的消费形式确实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最新的实证研究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个性化的意见。然而,有些学者批评到:消费确实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但是至今仍然没有证据能够推翻金钱和幸福之间薄弱的关系,学术界不应该鼓励消费来提高幸福感,否则只会让人们忽略一些对幸福而言更重要的东西。[57,58]

(七)其他影响因素

Christopher等提出了“收入排名(rank)假说”,即人们从收入分配中占据更高等级的排名获得效用,而不是从绝对收入或相对的参考工资水平来获得幸福感。例如,人们可能会关心在比较中,他们是第二高收入的人,还是第八高收入的人(包括年龄和资格水平相似的同事、邻居、大学朋友等等),收入的排名位置与该收入相对于平均值的位置高度相关。根据收入排名假说,金钱与幸福之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增加收入不一定提高了排名,因此可能没有增加幸福。他们使用来自12000名英国成年人的数据,对该假说进行验证。他们的研究发现,个人收入的排名位置可以预测总体生活满意度,而绝对收入和参考收入没有影响。此外,个体对向上比较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向下比较。根据等级假设,收入和效用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有排名位置得到了提升,个人收入的增加才会增加他或她的效用,与此同时,减少了排名下降的人的效用。[59]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不能提高所有人的幸福感。

Lindsay Richards在考虑到社会联系和“弱关系”时指出,社会联系被定义为一种“弹性资源”,它对主观幸福感具有缓冲作用,被社会孤立的人才会从经济状况良好中获益最多。[60]Cheung和 Lucas假設收入对不同年龄层的人可能意味不同,采用多层次的建模技术测试得出收入和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对中年个体(30-50岁)最为强烈。[61]Furnham和 Murphy在澳大利亚完成一项(N=3285)关于金钱信仰和行为的问卷调查,对不同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那些把金钱与权力和自由联系在一起的人往往对生活的许多方面(财务、朋友、家庭生活)不那么满意;而把金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的人对自己的财务和健康更满意;那些视金钱为爱的人在生活的大部分方面都很幸福,尤其是家庭生活。[62]

因此,对于不同年龄段、不同社会地位、不同金钱态度的人来,金钱对其意义都是不同的。金钱和幸福感的关系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其关系是微弱却显著,复杂在可能的影响因素太多,至今仍在不断探讨中。

三 金钱与幸福感关系研究的启示

对于个人来说,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理解金钱和幸福感之间显著却微弱的关系。首先要肯定金钱的正面价值,金钱是一种社会资源,可以减少生理和心理痛苦;金钱也可以使人们感觉更强大自信,减少对外的依赖。但是人们应该明白,把重点放在获取财富上会对幸福产生反作用。追求财富既有快乐,也有危险。金钱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压力源,人们应该学会克制欲望,不要盲目比较。金钱和幸福的联系和其他影响幸福的因素比起来往往相形见绌,如人际关系、稳定就业、心理和身体健康,珍惜时间而不是金钱与更大的幸福有关。金钱是宝贵的,但我们不能因为追求它放弃了对自己而言更为珍贵的东西,比如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健康等。

对于组织来说,金钱和幸福感的微弱关系表明,薪资不再是激励员工的唯一手段。在一个生活富裕的经济体中,工作不应再被视作为了获得收入而必须忍受的事情,而应被视为一种本身具有潜在回报的经历。组织应适当地对员工工作环境和工作内容进行合理调整以提高员工幸福感,因为与不快乐的员工相比,快乐的员工是更好的组织公民。在工作中经历更多积极情绪的员工会有更好的表现和更高的组织公民水平。

最后,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是我国政府的目标,关于收入与幸福的实证研究对于公共政策也有一定启示。首先,金钱与幸福感呈微弱的正相关,并且该关系在较不富裕的群体和地区中更为密切,这意味着在这些地区社会福利更为重要,金钱的缓冲效应更为明显,因此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仍处于重要位置。当然,虽然经济进步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但它已不再是幸福的有力晴雨表,未来应该建立一套通过包括社会和环境质量在内的更全面的幸福感指标,定期、系统地评估国民幸福感为公共政策建言献策。

金钱和SWB的关系是复杂的,它受个人和环境等因素影响,不能简单而论。为了更好地理解金钱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解释视角,但这些理论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融合的。已有关于金钱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量聚焦于探索金钱和幸福之间关系的强弱,并试图解释其影响机制。今后的研究应该倾向于具体探讨金钱何时以及如何促进人们的幸福,促使人们更好地理解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幸福、追求幸福。

[参 考 文 献]

[1] Swift K. Financial success and the good life: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empirical studies in psychology?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5(2):191-199.

[2] Inglehart R, Klingemann H D. Genes, culture, democracy, and happiness[J].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2000: 165-183.

[3] Schyns P.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happiness: 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explored[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8, 43(1-2): 3-26.

[4] Frey B S, Stutzer A.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2): 402-435.

[5] Diener E, BiswasDiener R. Will money increase subjective well-being? [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2,57(2): 119-169.

[6] Easterlin R A.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M]//Nations and households in economic growth. Academic Press, 1974: 89-125.

[7] 馬克·安尼尔斯基.幸福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49-251.

[8] 张静.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N].企业导报,2013-03-30(04).

[9] Farid M, & Lazarus H.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ich and poor countrie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Development,27(10):1053-1065.

[10]Wang L and Keith Murnighan J K. Money, emotions, and ethics across individuals and countries[J]. J Bus Ethics,125:163-176.

[11]Headey B, Muffels R, Wooden M. Money does not buy happiness: or does it? A reassessment based on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wealth, income and consumpt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8, 87(1):65-82.

[12]Boyce C J, Brown G D A, Moore S C. Money and happiness: Rank of income, not income,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0, 21(4):471-475.

[13]Diener E. Subjective wellbeing[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4, 95(3): 542.

[14]Tomes N. Income distribution, happiness and satisfaction: A direct test of the 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 model[J].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1986, 7(4): 425-446.

[15]Marks G N, Fleming N. Influences and consequences of wellbeing among Australian young people: 1980–1995[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9, 46(3): 301-323.

[16]Kahneman D, Krueger A B, Schkade D, et al. Would you be happier if you were richer? A focusing illusion[J]. science, 2006, 312(5782): 1908-1910.

[17]Frey B S, Stutzer A.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2, 40(2): 402-435.

[18]Helliwell J F. How's life? Combining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variables to explain subjective wellbeing[J]. Economic modelling, 2003, 20(2): 331-360.

[19]Schyns P.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A crossnational and longitudinal study[M]. Delft, The Netherlands: Eburon, 2003.

[20]Pearlin L I, Johnson J S. Marital status, lifestrains and depression[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77: 704-715.

[21]Keith P M, Schafer R B. A comparison of depression among employed singleparent and married women[J].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82, 110(2): 239-247.

[22]Veenhoven R. How harmful is happiness? [J]. Psyccritiques, 1995, 40(4).

[23]Diener E, Oishi S. Money and happiness: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cross nations[J]. 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2000: 185-218.

[24]Nattavudh Powdthavee. How much does money really matter? Estimating the causal effects of income on happiness[J]. Empir Econ, 2010,39:77-92.

[25]Tang T L P, & Sutarso T. Falling or not falling into temptation? Multiple faces of temptation, monetary intelligence, and unethical intentions across gender[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3,116(3), 529-552.

[26]Diener E, Lucas R E. Explaining differences in societal levels of happiness: Relative standards, need fulfillment, culture, and evalu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0, 1(1): 41-78.

[27]Crawford E, Diener E, Oishi S, et al. Desires as a standard explaining income satisfaction[J].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2000.

[28]Campbell A, Converse P E, Rodgers W L.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Perceptions, evaluations, and satisfactions[M].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76.

[29]Tang L P. Income and quality of life: Does the love of money make a difference?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7, 72(4):375-393.

[30]杜林致, 許旭升, Tang T LP. 员工金钱心理特征及其与工作压力感关系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2): 65-69.

[31]杜林致.员工金钱心理特征及其与生活、工作满意度关系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8(4): 82-86.

[32]李原. 物质的追求能否带来快乐与幸福——物质主义价值观及其影响研究[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5(4): 7-12.

[33]廖江群,王垒.物质主义价值观、金钱态度与薪酬满意度的关系研究[J].应用心理学,2008(1):8-13.

[34]李静,郭永玉.物质主义及其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8(4):637-643.

[35]Kasser T, Ryan R M, Couchman C E, et al. Materialistic values: Their causes and consequences[J]. Psychology and consumer culture: The struggle for a good life in a materialistic world, 2004, 1(2): 11-28.

[36]Cummins R A. On the trail of the gold standard for life satisfact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5, 35(2): 179-200.

[37]Cummins R A. Personal incom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review[J].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0, 1(2):133-158.

[38]Cummins R A. The second approxim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life satisfactio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998, 43(3): 307-334.

[39]Lussier Y, Sabourin S, Turgeon C. Coping strategies as moderator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d marital adjustment[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997, 14(6): 777-791.

[40]Carpenter J S. Selfesteem and wellbeing among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and women in an agematched comparison group[J].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Oncology, 1998, 15(3-4): 59-80.

[41]Eckersley R. Portraits of youth: Understanding young peopl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future[J]. Futures, 1997, 29(3): 243-249.

[42]Smith S, Razzell P. The pools winners[M]. Caliban Books, 1975.

[43]Gardner J, Oswald A. Does money buy happiness? A longitudinal study using data on windfalls[M].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2001.

[44]Brickman P, Coates D, JanoffBulman R. 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8, 36(8): 917.

[45]Quoidbach J, Dunn E W, Petrides K V, et al. Money giveth, money taketh away: the dual effect of wealth on happiness. [J]. Psychol Sci, 2010, 21(6):759-763.

[46]Vohs K D, Mead N L, Goode M R.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money[J]. science, 2006, 314(5802): 1154-1156.

[47]Vohs K D, Baumeister R F. Whats the use of happiness? It cant buy you money[J]. 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 2011, 21(2):139-141.

[48]Zhou X, Vohs K D, Baumeister R F. The symbolic power of money: Reminders of money alter social distress and physical pain[J]. Psychol Sci, 2009, 20(6):700-706.

[58]杜林致,袁文莉,茹雪慧.企业员工薪酬公平感的中介作用:基于金钱崇拜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9(5):113-120.

[59]Christopher J B, Gordon D A B, and Simon C Moore. Money and happiness: Rank of income, not  income, affects life satisfaction[J]. Psychological Science,2010,21(4):471-475.

[60]Richards, Lindsay. For whom money matters less: Social connectedness as a resilience resource in the UK[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5(2):509-535.

[61]Cheung F, Lucas R E. When does money matter most? Examining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satisfaction over the life course[J]. Psychology and Aging, 2015, 30(1):120-135.

[62]Furnham A, & Murphy T A. Money types, money beliefs, and financial worries: An Australian study[J].Australian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8,20(7):1-7.

[收稿日期] 2019-05-30

[基金項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金钱崇拜的心理机制研究(14BSH079)

[作者简介] 杜林致(1966—),男,山西柳林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收稿日期] 2019-05-3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年金钱崇拜的心理机制研究(14BSH079)

[作者简介] 杜林致(1966—),男,山西柳林人,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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