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浙學的源头可追溯到古越文化甚至是浙江地域的史前文化。但作为一种有特色的学术形态，浙学应以王充为源，而成型于北宋，兴盛于南宋，发展于明清，转型于近现代。浙学的内涵，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别。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典型地体现在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五个命题中，浙学精神对当代浙江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仍具指导意义。阳明学是明清浙学的主体。阳明心学是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根本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其道德理性、人文关怀、力行实践、多元包容的精神对当代修身立德、齐家立业、治国理政仍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 浙学内涵;浙学精神;王阳明;良知心学

[中图分类号]  B248[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0）01—0014—07

An outline of the “Zhe Philosophical

Study” and “Yangming Philosophy”

WU Gu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ngzhou 310025，China）

Abstract：The origin of the Zhe Philosophical Study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Guyue Culture or even the prehistoric culture in the region of Zhejiang. However， as a unique academic form， it takes Wang Chong as its founder， which was shaped during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became prosperous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n further developed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until now it is transformed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ontents of the Zhe Philosophical Study can be distinguished by its specific， and general meanings， as well as any concept in between.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Zhe Philosophical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as “peopleoriented， to seek the truth， be critical， compatible and creative”. It is typically reflected in the 5 concepts of “Truthseeking and criticism of falsehood” by Wang Chong， “advocating both righteousness and interest” by Ye Shi，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by Wang Yangming，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 and national affairs” by Huang Zongxi， and “tolerance and compatibility” by Cai Yuanpei， which still serves  as a guidance in the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Zhejiang. The main body of Zhe Philosophical Stud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s Yangming Study. Yang Ming's philosophy is based on "conscience" as its ontology， and "to achieve conscience" as its fundamental approach，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s its practical 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of political ethics to its people. The virtue morality， humanistic care， practice， the spirit of pluralism and tolerance still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selfcultivation， moral integrity， and governance of individual families as well as the country.

Key words： connotation of the Zhe Philosophical Study; spirit of the Zhe Philosophical Study; Wang Yangmin; Conscience Ontology

浙学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思想内涵、充满实践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之一。阳明学又是明清浙学的主体，也是在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起到主导性作用的思想形态。对浙学与阳明学的思想内涵、基本精神、传承脉络及当代价值的正确解读，不仅对建设文化浙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治理模式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 “浙学”的文化渊源与演变大势

考察浙学的来龙去脉，就不能不系统考察浙江历史文化发展的背景与脉络。从地域文化的形成历史与特点看，浙江在古代属于吴越文化地区。吴越自古以来就关系密切。据《越绝书·纪策考》所记伍子胥之言云：“吴越为邻，同俗并土。”[1]29同书《范伯》篇所记范蠡之言也云：“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1]33这说明吴越地区的文化联系历来非常密切，这也是人们经常合称“吴越”的历史原因。

但严格地说，“吴越文化”是有吴文化与越文化的各自传承与特色的。“吴文化”主要指苏南上海地区的文化传承，“越文化”主要指浙江地区的文化传承。在越文化区，有5万年前的“建德人”文化，有距今8000年以上的跨湖桥文化（在今杭州市萧山区境内）、有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在今浙江余姚市境内），有距今4000至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在今浙江嘉兴境内）和良渚文化（在今浙江余杭境内），以及在当时绝对先进的制陶、制玉工艺和石器、骨器、木器、竹器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干栏式建筑模式，向全世界宣告了浙江地区史前文明历史的悠久与发达。而在上古文明史上，浙江以其古越国、汉会稽郡、五代吴越国的辉煌历史著称于世。这一切，为浙江人文精神传统的形成及代表该传统的“浙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依据。也可以说，浙江的文明历史正是浙学的源头活水。例如，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双鸟舁日”象牙雕刻图案可以解读为浙江先民的“天人合一”观念，良渚文化遗址的“羽冠、人面、兽身”三位一体玉琮雕刻图案也可以视为先民“万物一体”观念的象征。再如，我们可以从古越国勾践君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兴越灭吴、称霸中原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以民为本、因势待时、艰苦奋斗、开拓创业的人文精神，可以从吴越国的历史中提炼出和平发展、多元包容的人文精神。

从学术发展的脉络而言，作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浙学”的理论源头，可以从东汉的王充王充（约公元27—98），字仲任，浙江上虞人。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著有《论衡》84篇传世。其思想特色是“疾虚妄、定真是”，以“实事疾妄”为著作宗旨。其“文为世用”“实事疾妄”“德力具足”等思想主张，为后世浙学学者所继承与发扬。参见吴光：《王充学说的根本特点——实事疾妄》，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6期。算起。我于1993年在永康举行的陈亮研讨会发言中提出“王充是浙学开山祖”的观点，被一些学者接受和阐发。但也有人不同意拙见，认为王充“讥圣反儒，世目之为异教”，岂足以传承浙学！其实，这是不解王充《论衡》之故。盖《论衡》虽有《问孔》《刺孟》诸篇，但王充并不“讥圣反儒”，相反，他是“尊圣崇儒”的。王充在《论衡》中处处以孔子为“圣人”。例如，《命禄篇》称“孔子圣人，孟子贤者，诲人安道，不失是非”[2]9，《定贤篇》也说“孔子，圣人也” [2]420。其《问孔篇》只是批评“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2]135，王充评论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孔子，圣人也。”[2]135这哪里是非圣，只是实话实说而已！难道在思想解放的当今，还有人认为圣人所言“句句是真理”、批评不得吗？至于断言王充“反儒”，也是厚诬古人。据《后汉书·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按：太学是当时最高学府，班彪是东汉著名史学家和古文经学家，一个“乡里称孝”又受名师教诲的太学弟子，会是“反儒”学者吗？况且《论衡·非韩篇》明确批评了韩非“贵耕战而贱儒生”[2]149的主张是“弃礼义求饮食也”[2]149，指出“国之所以存者礼义也，民无礼义，倾国危主”[2]151，进而主张“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2]151，这不正是儒家“德治”“礼治”主张吗？与“讥圣反儒”毫不沾边！而我之所以以王充为浙学开山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王充是浙江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建立了系统的哲学理论、形成了兼融儒道法思想体系的学者，其《论衡》一书以“实事疾妄”为学术宗旨，浸透了崇实黜虚、以民为本、经世致用、开拓创新的人文精神，而这正是后起的宋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浙学”学者一脉相承的基本精神，也是浙学的特点所在。

然而，王充的思想虽然有引领风尚的作用，但王充所处时代并没有形成人才济济的“浙学”学派。“浙学”的初步成型是在“学统四起”的北宋“庆历之

际”，其始有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安定先生胡瑗讲学于浙江湖州，形成安定湖学，其继有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于庆历年间讲学于明州（今宁波鄞州区），号称庆历五先生。另有王开祖、林石、丁昌期 “皇祐三先生”，以及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等组成的“永嘉九先生”，可以说是浙学初创的草昧时代。

浙学的成熟时期是永嘉、永康、金华、四明之学异军突起的南宋时代。

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功利之学与陈亮所代表的永康事功之学，凸显了浙学承认功利、讲求事功的思想特色，而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婺学与以杨简、袁燮为代表的四明心学则分别传承了中原文献之学和江西陆学的精神传统。到了明代中后期，以王阳明为宗主的姚江学派不仅遍及两浙，而且风靡全国，确立了以“良知”为本体、“致良知”为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理想的良知心学体系。而在明清之际，刘宗周（蕺山）的诚意慎独之学独树一帜，形成了涵盖两浙的蕺山学派;其弟子黄宗羲接踵而起，力倡重视经世实践的“力行”实学，开创了具有民主启蒙性质和实学特征的浙东经史学派，从而使“浙学”升华到足以主导中国思想潮流的地位，成为推动近代思想解放和民主革命运动的思想大旗。

总之，自南宋以来，浙学内部虽然学派林立，宗旨各异，但其主流则是以“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为根本精神的浙东经史之学。这便是“浙学”孕育成型、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

二 历代学者的“浙学”论述

过去，在论及浙江学术文化时，学者们谈得较多的是“浙东学派”与“浙东学术”等概念，而忽略了起源更早的“浙学”之说。而“浙学”概念实际上比“浙东学派”的概念要早出现四百多年。“浙学”概念最早是由朱熹提出的，而“浙东学派”概念始见于黄宗羲的著作。

（一）朱熹论“浙学”：“浙学专言功利”

朱熹是从负面角度把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的学术当做“浙学”严加批评的。他说：“江西之学（指陆象山之学）只是禅，浙学（指永嘉永康之学）却专言功利……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3]2967尽管朱熹的批评相当片面，但他最早提出“浙学”概念之功却不能抹煞。

（二）明人论“浙学”——涵盖面扩及两浙各个学派

曾任浙江提学副使的刘鳞长编纂了《浙学宗传》一书，将宋明时代浙东、浙西的儒学流派都归入“浙学” 。《四库全书总目·浙学宗传提要》说：该书“采自宋迄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王阳明）为主，而援新安（朱熹）以入之” [4]561。其書立案44人，其中浙籍学者39人。显然，明代人眼中的“浙学”已经涵盖两浙。不仅限于心学，而是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陈叶事功学都包括在内。

（三）黄宗羲论“浙学”与“浙东学派”：区别对待

黄宗羲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浙东学派”一词。但黄宗羲所谓“浙东学派”，指的是浙东地区学术发展的脉络，即浙东学脉，而非现代意义的学派。该文高度评价了王阳明、刘宗周，称“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

但黄宗羲对浙学与浙东学派的概念使用是有所区别的。他所谓“浙东学派”是指宁波、绍兴地区的东浙学脉。所谓“浙学”则指南宋永嘉永康之学。《宋元学案·龙川学案》百家案语说：永嘉永康之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黜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亦遂为世所忌，以为此近于功利，俱目之为浙学”[5]333 。

黄宗羲为万斯大所写的《学礼质疑序》说：“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参考诸儒，必求其精粗一贯，本末兼该，凿然可举而措之，无徒与众说争长于黄池，则所以救浙学之弊，其在此夫！”[6]312

这一评论，说明黄宗羲和黄百家还是受了朱熹影响而认为南宋浙学“近于功利”的。

（四）全祖望论“浙学”：正面评价

全祖望属于梨洲后学，人称“梨洲私淑”。他对“浙学”概念作了明确界定，并给予肯定性评价。他所撰《宋元学案叙录》曾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的学术源流、特色和风格。如在《周许诸儒学案叙录》称“浙学之盛，实始于此（指北宋永嘉九先生）”，在《北山四先生学案叙录》称赞金华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浙学之中兴”，在《东发学案叙录》将四明朱学传人黄震归入“浙学”之列，赞其“足以报先正拳拳浙学之意”。尤其是其《士刘诸儒学案叙录》称：

庆历之际，学统四起：齐鲁则有士建中、刘颜夹辅泰山而兴;浙东则有明州杨、杜五子、永嘉之儒志、经行二子，浙西则有杭之吴存仁，皆与安定湖学相应;闽中又有……关中……蜀有……筚路蓝缕，用启山林，皆序录者所不当遗。[5]252

这些资料说明三点：第一，全氏所说的“浙学”既包括了“浙东之学”，也包括了“浙西之学”;第二，他认为“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学术渊源，都与宋初大儒胡安定在浙西湖州讲学时形成的“湖学”相呼应。看来全祖望是将安定“湖学”归入“浙学”的;第三，“浙学”在当时地位，堪与齐鲁之学、闽学、关学、蜀学相媲美，而且蔚为一大学统，对于宋元学风有开创、启迪之功。

（五）章学诚论“浙学”：区分浙东、浙西之学

乾嘉时浙东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论述了“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异同，并分析其学术渊源。他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抵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7]51-52

在章学诚看来，“浙东之学”与“浙西之学”的渊源与学风虽然不同，但都是儒家之学，其根本之道并行不悖、互相兼容。从章氏所述浙东之学的源流与特色来看，浙东学术的主流是从南宋四明学派、中经明代姚江阳明学派到明清之际的蕺山-梨洲学派，其特色是“宗陆而不悖于朱”。

（六）近现代学者论浙东学派与浙学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王阳明、黄梨洲、黄宗炎、万斯大、万斯同、章学诚、章太炎为线索探讨“浙东学派”和“浙东史学”，称“梨洲学问影响后来最大者在他的史学”。近代史学家何炳松、陈训慈等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浙东学派溯源》《清代浙东之史学》加强了 “浙东史学”的印象，于是在近人谢国桢、杜维运等著作中皆称“浙东学派”“浙东史学派”。

三 “浙学”的内涵、精神与当代价值

（一）“浙学”的内涵

2004年我首次明确提出了浙学内涵的狭义、中义、广义之分。我指出：

狭义的“浙学”（或称“小浙学”）概念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金华地区以陈傅良、叶适、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经史之学;

中义的“浙学”概念是指渊源于东汉、酝酿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包括东汉王充的“实事疾妄”之学，两宋金华、永嘉、永康事功之学，四明心学以及明代阳明心学、蕺山慎独之学和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为代表的清代浙东经史之学。

广义的“浙学”概念即“大浙学”概念，指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传统与人文传统。“大浙学”涵盖儒、佛、道，经、史、文、地、科，既包括浙东之学，也包括浙西之学。但其主流仍是浙东经史之学。[8]147

上述观点在学界引起了积极反响，不仅有《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等报刊及人民网等多家网站转载，而且有政界、学界知名人士在讲话或文章中表示赞同并引用了我的“大浙学”观。[9]17

（二）浙学的基本精神

在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之后，“浙学”各派逐渐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浙江人文精神。从王充中经宋元明清到近代鲁迅、蔡元培、马一浮都认同并阐扬了这种精神。“浙学”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十个字，最典型地体现在王充、叶适、王阳明、黄宗羲、蔡元培的五个命题中：

1.王充的“实事疾妄”精神

“实事求是”名言最早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称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为班固手笔。其实在班固之前的王充（王充从学于班固之父班彪，二人谊属同门），已经在《论衡》的众多篇章中表达了这一思想。如《论衡·对作篇》：“《论衡》实事疾妄，无诽谤之辞。”[2]442所谓“实事疾妄”，就是实事求是、批判虚妄，体现了求实、批判精神。陈亮、叶

适、黄宗羲、龚自珍、章太炎、鲁迅继承发扬了这种精神。章太炎说王充“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10]22。

2.叶适的“崇义养利”思想

义利关系是历代思想家都要讨论的课题。董仲舒“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偏颇造成对儒家义利观的误解。叶适批评他“疏阔”，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叶适义利观的根本思想是“崇义以养利”，反对“以义抑利”而主张“以利和义”，实质上是一种“崇义谋利”的义利观。陈亮与朱熹激辩王霸义利之说，朱子称其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这种敢言功利的思想成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一大资源，也成为当代浙商创业的思想动力。

3.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

王阳明创立了以“良知”为德性本体、“致良知”为修养方法、“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的良知心学。他以“知行合一”为立言宗旨，以“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体现了重视力行实践的务实精神与“以民为本”的人文精神。

4.黄宗羲的“经世应务”思想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在浙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黄宗羲非常重视浙学“经世致用”的传统，提出了“经世应务”的思想主张。他提倡明经通史，认为“经术所以经世”“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世界上没有一种可以完全脱离实践、脱离政治的学术。学术固然应保持对政治的相对独立，但不等于它远离政治，不会影响政治。一位正直的学者必须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敢讲真话，关注现实。黄宗羲的“经世应务”思想正体现了浙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

5.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

浙学传统历来有一种多元包容、和齐同光的精神，如王充的“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论，王阳明的“折衷朱陆、会通佛老”思想，黄宗羲的“会众合一”主张，章学诚“道并行而不悖”的论述，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蔡元培当了北京大学校长，也从“浙学”吸取智慧，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形成了北京大学的优良校风，至今仍在传承发扬。

（三）浙学的当代价值

前述浙学的十个字、五句话，足以代表浙江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浙学”精神。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与“浙学”精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浙江的伟大实践中转化成为创业、创新的巨大物质力量，并逐步形成了富有创造力的当代浙江精神。

浙学的“实事疾妄”方法论，为我们当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浙学传统中既讲道义又敢言功利即“崇义谋利”的思想主张，成了浙江人文精神的一大资源，并成为当代浙江人“敢为天下先”、勇于开拓市场发展经济的持久动力。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对当前正在开展的全民道德教育、干部廉政教育和“三严三实”教育具有借鉴意义。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在多次讲话中强调与阐发了王阳明“知行合一”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如说：“知是基础、是前提，行是重点、是关键，必须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做到知行合一。”这是对知行辩证关系的精辟阐述。他在与贵州大学师生座谈时勉励大学生学习敬重王阳明，“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在与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勉励大学生“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一定意义上也得益于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和浙学传统的“兼容并包”精神。

综上所述，“浙学”作为一种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是构成中华文化大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在历史上促进了浙江与中国的文明进步，而且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它已经或正在成为中国走向世界、并在21世纪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文化资源。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大力弘扬“浙学”人文精神，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提供文化软实力。

四 阳明心学的内涵、结构

及其在浙学中的地位

（一）阳明良知心学的内涵定位

王阳明是中国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也是孔、孟、朱熹之后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儒家思想家与教育家。他一生有五大事功：一是平定了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四省交界地区的寇乱;二是平定了广西思恩、田州少数民族土司的武装叛乱;三是平定了明朝宁王朱宸濠的宗室叛乱;四是在平乱之后，奏请朝廷设立了福建平和县、广东和平县、江西崇义县三个新县，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进步;五是在大江南北聚徒讲学，创立了遍布全国的姚江学派（王门八派：浙中、江右、泰州、北方、楚中、粤闽、南中、黔中）。所以，王阳明被后世誉为“真三不朽”者。

王阳明的学说自成一家，影响超越明代而及于当代，风靡一时而传播中外。如果要给阳明学一个思想定位，则我认为：所谓阳明学，就是由王阳明所奠定、其弟子后学所传承发展，形成于明代中叶、兴盛于明末、转型于明清之际、开新于近现代的良知心学。这个良知心学以良知为德性本体，以致良知为修养方法，以知行合一为实践工夫，以明德亲民为政治应用，是富有人文精神的道德哲学。

（二）阳明心学的理论结构

学界以往对阳明学概括不一，基本上是三段论式，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其弊端是从哲学到哲学，重体轻用。我将阳明心学定位为“良知心学”，它由四大部分组成：即“良知”本体论、“致良知”方法论、“知行合一”实践论、“明德亲民”政治论。

1.“良知”本体论

学者通常以陆九渊的“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命题为“心本体论”。王阳明虽然多次肯定“心即理”， 但他进一步探索了“心之本体”的问题，他说：“‘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徳到‘至精至一处便是。”[11]25又说：“学是学存天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11]126“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11]181这是很明确地说明了“心之本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的观点。所以，王阳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心本体论，而是以“良知”为德性本体的“良知本体论”。

2.“致良知”的修养方法论

在王阳明看来，所谓“天理”就是内存于心的“良知”，认识事物的根本方法是“致良知”，就是用天理良心做标尺去衡量一切事物，这样就能认识事物的道理所在，这就叫“致良知”。

王阳明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12]182王阳明《咏良知》诗说：“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又说：“千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12]181说明致良知是阳明认识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阳明学的宗旨所在。

3.“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1]30“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 [11]161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四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 “知行合一”重在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第四，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只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所以，王阳明的良知心学，本质上是道德哲学。

4.“明德亲民”的民本政治論

这是王阳明良知心学在政治实践中的运用。王阳明一反程朱理学家提出的《大学》首句改本“在新民”之说，而坚持《大学》古本的“在亲民”之说。他指出：“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 [11]23-24王阳明“亲民”说的基本思想，是保民、爱民与富民，以民之好恶为好恶，主张为政者的根本之道，即是“明德亲民”。这显然是继承了孔孟“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传统而体现了王阳明良知学说的“民本”特质。

（三）阳明心学在“浙学”中的地位

阳明学形成于明代中期而兴盛于明末。一时之间，遍及于大江南北，形成了以“浙中王门”“江右王门”“泰州王门”为主体的王学八派。《明儒学案》所记整个明代的学术格局，其中属于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案占了一半，这标志着宋明儒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也标志着阳明学成为浙学发展的新阶段。在王门八派弟子中，以浙中王门的钱德洪、王畿最为著名。《钱德洪序》记阳明在绍兴讲学盛况，“四方来游者日进……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送往迎来月无虚日。” [11]155我们读《四库全书总目·浙学宗传提要》称该书“采自宋讫明两浙诸儒，录其言行，排纂成帙。大旨以姚江为主而援新安以入之”[4]561可知，姚江阳明学已是明代浙学的主流。阳明以后的浙学发展史，尽管朱子学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但其主流始终是阳明心学。例如刘宗周的蕺山学派，黄宗羲的浙东经史学派，乃至近现代的龚自珍、章太炎、蔡元培、马一浮等学术大师，都对王阳明的事功思想及学问人格有高度评价。而在当代，浙江学者对推动阳明学研究成为显学居功至伟，无论是在文献整理还是义理阐释方面，都起了开风气的带头作用。

五 阳明心学的真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一）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阳明心学的根本精神是什么？我说过，明代理学的根本精神在阳明，而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在“良知”。这个“良知”精神表现在如下四点：

第一是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是心之本体，是进入圣门的秘诀，是万物一体之仁。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良知”就是核心价值，就是道德自觉、文化自信。这正是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

第二是人文精神。阳明学的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王阳明解说《大学古本》所体现的亲民精神。因为朱熹《四书集注》中的《大学》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王阳明根据《大学古本》把“在新民”恢复为古本的“在亲民”。这个“亲民”就是孟子所说的“亲亲而仁民”，就是孔子所说的“安百姓”。这是一种以民为本的仁爱精神，充分体现了王阳明的人文精神。王阳明的亲民实践：治理庐陵，剿匪平乱，奏设平和、和平、崇义三个新县，充分体现了他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的亲民主义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