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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演进

2020-02-14陶贤都贺子坤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1期
关键词:解放日报延安时期

陶贤都 贺子坤

[摘 要] 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关键阶段。《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期间共产党兴办的重要报刊,在办报的过程中传播和践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化的进程,促使延安时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高潮。《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播和中国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桥梁、渠道作用,为党的新闻事业提供了宝贵经验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延安时期

[中图分类号]  G219.29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20)01—0008—06

Evolution of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Chinization in Yanan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from New China Daily to Liberation Daily

TAO Xiandu, HE Zikun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

Abstract:Yanan period is a key stage for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chinization. The new Chinese daily, Liberation Daily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ese newspapers, they spread and practiced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they promoted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and chinization in China . It appeared the climax of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chinization in Yanan period. During the period of Yanan , new Chinese daily, Liberation Daily played a bridge and channel role on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dissemination and chinization, which provided a solid theory foundation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party's journalism.

Key words: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chinization;New China Daily;Liberation Daily;Yanan period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我国的传播、接受和中国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长时期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形式。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不能忽略延安时期这个重要階段。就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而言,延安时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关键时期和重要历史节点。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对中国革命特殊时期的指称,从1935年10月毛泽东等人到达陕北直到1948年前往华北,这一时期称之为延安时期。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广泛传播,中国化这一命题在此时期正式被提出,因此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被较多的学人所关注,例如高九江、韩琳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中国化研究》一书中对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条件、发展历程、理论创新、科学经验、历史经验、现实启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1]另外,《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具有广泛影响的新闻媒介,将其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较多,《解放日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是关注的重要方面,例如,许冲在《〈解放日报〉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路径考察》一文中较详细地考察了《解放日报》作为延安时期的大众媒体通过多种手段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2]杨洪、李转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文中总结了《解放日报》的传播方式、传播内容、引导方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这一命题研究较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探究不应该缺失而应该予以必要的关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后创办了《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两份重要的报纸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舆论宣传重地和新思想、新政策的传播载体,这两份报纸的新闻传播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人寻求无产阶级党报工作规律的成果,同时在这两份报纸上也集中体现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成果。基于延安时期《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为重点对象的分析,考察两报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之间的互相关联,发掘两报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中的传承和发展作用,通过两报的变动梳理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具体、细微的演进轨迹,对于认识和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有着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一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载体的

《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反映与体现。”[4]6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中国本地新闻实践融合发展,于是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成果的不断出现,这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一代代新闻人的理论坚守与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从开始创办党报党刊起就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新闻报道的行动指南和准则,同时,在总结中国新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加以丰富和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地处陕北偏僻之处,局势相对稳定,有较多的精力进行新闻宣传工作,因此出版了多种报刊杂志。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根据地进行传播需要有平台和载体,而此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有众多的报刊出版,因缘际会使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可以借助众多的报刊渠道进行传播。延安地区当时出版的新闻报刊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共产党直接出版的党报党刊,是散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种子的主要力量和主要工具;另外一种是共产党领导下出版的群众性报刊,比较有影响力的有《中国工人》《中国妇女》等,这些刊物主要传播新文化新知识,反映延安地区的生产、学习情况,对于延安地区民众思想意识、文化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同时,这些刊物也在积极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播,只是传播的力度不及前者。一脉相承、先后创办的《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是延安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典型。

《新中华报》并非横空出世,而是有着历史渊源,其前身是1931年中央苏区瑞金的机关报《红色中华》。《红色中华》作为我们党创办的重要报纸经历了休刊、复刊和1937年改名为《新中华报》的多种变动,到1939年2月7日的时候《新中华报》进行改版,其地位也得到提升,成了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新中华报》并不像早期党的报刊一样大量刊登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论述,而是设置不同的新闻版块,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将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于其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在《新中华报》中并不多见,直接跟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文章有《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第11号),另外在《目前教育几個根本问题》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主义:“是否要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教育?肯定的回答:只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才能正确的指导中国目前民族解放运动,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正确的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才能够根据正确的分析得出正确的救亡政策。”[5]论述新闻工作的文章也在《新中华报》上有所刊登,例如,1939年8月22日刊登了新闻工作的理论论述文章《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1939年9月26日刊登了报社自身经验总结的文章《怎样写通讯》。通过《新中华报》刊登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党报理论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尚在实践中进行摸索,但是这些实践十分重要,成为了众多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新闻实践的指导方针和理论思考的来源。

随着中国共产党人办报实践的日益成熟和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新中华报》已经不能满足当时的形势需要而在1941年5月15停止出版和发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更加具有影响力的报纸《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整合了《新中华报》《今日中国》等报纸资源,“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贡献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个革命报纸”[6]。《解放日报》的创办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扩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传播平台和载体。

《解放日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一种形式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领袖的经历和他们的思想理论进行介绍,通过这种方式,使得民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具体化和形象化。例如,《解放日报》在1941年6月20日刊载了《马克思夫人燕尼》一文,文章中写到:“在这册呈现给马克思的书《忆马克思》里,一个重要地位是留给了他的亲爱伴侣,忠诚的助手,夫人燕尼的,就是这样的夫人以她丈夫的生活为生活,深邃的意识着马克思奉献全心身的事业的真实和伟大”[7],这样的叙述无形中增加了民众对领袖人物的了解,增强了领袖人物的吸引力,从而达到传播思想的目的。《解放日报》通过纪念日、周年纪念的方式来加强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例如在马克思诞生125周年纪念的时候,柯柏年在《解放日报》发表《马克思的科学态度》指出:“正因为马克思不以抽象概念代替具体研究,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所以他的学说才成为科学。”[8]温济泽发表《马克思的生平》一文对马克思的经历和贡献作了简要介绍,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科学的创始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救星。”[9]列宁是中国革命的导师,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继承人和发扬者,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解放日报》对他同样有所宣传,通过不间断刊载的方式发表了由高尔基撰写的回忆录《列宁》,加深了民众对列宁事迹的全面认识。另外一种方式是直接传播马克思主义文本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新闻观。从传播内容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是中国民众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直接材料和源泉,马克思主义文本对于中国革命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解放日报》有针对性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本以便中国共产党人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义。例如,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登载了《列宁论党报》,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10]。1942年5月14日登载《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时指出:“在目前,当我们正在整顿三风和讨论文艺上的若干问题时,这论文对我们富有极重大的意义。特译出全文,以供研讨。”[11]同年5月15日,刊登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一文,文章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进行论述,提到:“现实主义是除开细节底真实之外还要真实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12]

二 《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办报实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展开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13]要想使理论符合本国及本国人民需要,就必须经历理论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并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中国本土的思想理论,而是从西方土壤发源而来,因此,这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而进行中国化的问题,通过中国化才能真正对中国具体实际的新闻事业进行指导。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了,然而当时更多的是进行理论文本的翻译,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不够,这种状况到延安时期有所改变,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话中正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毛泽东在1938年10月所作的《论新阶段》报告中便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式提出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并非同步进行的,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时间较晚,但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活动时间却是早于延安时期,“十月革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4]6。

作为延安时期重要传播平台和载体的《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其对新闻理论的应用性探索与报道实践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充分体现。《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在新闻实践中以马克思新闻理论为指导,对于党性原则、新闻真实性原则等理论进行了很好的贯彻,与此同时,两报并非一成不变地搬用这些理论,而是在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具体的新闻实践活动丰富了这些理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认为党性原则对新闻事业来说最为重要,将党性原则作为根本原则,重视报刊政治斗争的作用。1895年,恩格斯在祝贺《工人报》变为日报出版时的信中论述了报纸的政治斗争作用,认为奥地利民主党党报改变成为日报出版,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对工人阶级和工人党来说是重要的一步,是“第一个阵地”[15]。从建党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极为重视报刊的党性问题,这可以从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布的规章中看出。党的报刊“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16],这是1921 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对中国共产党出版报刊的规定。1922 年中共“二大”有关文件规定“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17]。

作为延安第一份机关报的《新中华报》在新闻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灵活运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报道的内容来看,《新中华报》聚焦于党的工作和任务来进行报道内容的选取,将报道的重点和主要内容集中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绩和边区的成就。从《新中华报》具体的新闻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在报纸中得到了重视和广泛的传播。《新中华报》传达了边区民众的精神和呼声,揭露了抗战中出现的汉奸和投降派,发挥了战斗作用。《解放日报》在新闻实践中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党性原则并贯彻党性原则于办报过程中。《解放日报》1941年的发刊词对报纸的党性原则作了论述,将报纸的使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紧密联系起来。但是在《解放日报》后来的實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与报刊党性原则相偏离的现象,比较典型的就是《解放日报》出版初期不顾当时延安边区建设的需求在报道内容上以较大的篇幅刊登国内外通讯社的消息,而对边区的情况关注较少,形成了重外轻内的偏差,“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18]。发现这一问题后,《解放日报》及时采取措施,实施改版进行纠偏。经过改版后的一系列措施,新闻报道的党性原则在《解放日报》得到了强化,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党报理论更加契合中国新闻报道的具体实际。经过改版,马克主义党报理论不断发展和成熟,党报理论贯彻到了报纸的方方面面,报纸成为了党报和人民的报纸。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从开始就将新闻真实性作为新闻报道的核心和基本原则,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于新闻真实性这一原则的高度重视。在新闻真实性方面,《解放日报》有过深刻的教训。《解放日报》曾刊登新闻报道陕西鄜县“现在每家妇女都在摇着纺纱车”[19],后来调查的结果却是鄜县县城内竟然没有纺纱车,真实情况与报道的内容截然不同。这则虚假报道的揭露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报社进行了自我批评和深刻的检查,从思想上认识到了在新闻实践上必须要践行新闻真实基本原则的重要性。1945年3月23日《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再次指出了新闻失实报道的危害,“如果报道失实,读报的人就会在工作中走错路,有时甚至发生极坏的影响”[20]。

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认为报刊能反映社会局势,联系人民群众,传达党的思想,“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21]。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都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的重要社会运动。整风运动对纯洁党内思想、加强党的团结和凝聚党的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大生产运动则促进了边区生产的发展,丰富了军民的物质生活。对于这两大由共产党领导进行的运动,《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报刊,积极配合党的任务,充分发挥了其权威性的优势,对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政策进行及时的传达,同时发挥报纸的动员作用,推动了运动的进行,体现出了《解放日报》作为党报所发挥的喉舌功能。

延安时期,《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探索出了符合中国当时实际的新闻传播理念和办报方针。

三 《解放日报》对《新中华报》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演进轨迹

《解放日报》《新中华报》不是割裂的、毫无关联的两份报刊,而是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传承关系,因此,通过两报在不同阶段的变动分析,可以清晰地从动态上把握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演进轨迹。从宏观的角度上对《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两报变动状况进行考察,可以按照报刊的变动将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进程分为三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并非是截然分开的,只不过是重点有所不同。

1.《新中华报》旧版时期以鼓动为主的办报方针向新版时期以宣传为主的方针转变

作为继承了《红色中华》基因而来的《新中华报》,毫无疑问会受到《红色中华》的影响,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红色中华》的办报方针对《新中华报》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新中华报》在延安时期的发展情况,《新中华报》分为两阶段:旧版时期和新版时期,所谓旧版时期是从《新中华报》创立的1937年1月29日至1938年12月25日,而《新中华报》的新版时期是从1939年2月7日至1941年5月15日。之所以分《新中华报》为两个时期,是因为这两个时期报刊在版面、内容、编辑方针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同样,在这两个时期,《新中华报》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实践方面也存在着差别。

《新中华报》创办的时候,日本已加紧了全面侵华的步伐,《新中华报》面临的局势与当初《红色中华》出版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抗日战争成为了当时的主要任务,局势的变化要求《新中华报》在传播内容等方面也要顺应局势的变化。《新中华报》创刊之初便以“鼓动”作为当时的办报任务。旧版时期的《新中华报》确立了自己的使命,即旨在鼓动全国各族人民加入到抗日战争中来,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期间《新中华报》注重标语口号的运用,通过这一简单形式达到“鼓动”的目的。如“全国青年动员起来!保卫平津!”“努力准备第二次胜利!”这些口号都显示出《新中华报》在旧版时期以“鼓动”为主。在经历了短暂的休刊后,1939年《新中华报》重新出版时发现报纸在新闻传播的时效性方面难以满足当时的新闻宣传需求,于是决定从2月7日起缩短报纸的出版周期,由原来每5天出版一期改为每3天出版一期,由此增强了报纸的时效性和指导作用。新版的《新中华报》在宣传的主要内容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成为了报纸的主要报道内容,同时新版《新中华报》在揭露、抨击国民党反共活动上同样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另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情况也是新版《新中华报》报道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新中华报》旧版、新版内容的变动的考察,发现最为明显的变动就是内容从鼓动为主转变为宣传为主,《新中华报》新版更为注重宣传,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统一战线”、增强群众的民族意识等,这也反映出《新中华报》在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实践上的变动,这种变化是与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的。

2.改版前《解放日报》对《新中华报》办报理念的沿袭

《解放日报》1942年改版前基本沿袭了《新中华报》的思想理念,在报道内容、办报方针等方面都与《新中华报》有着高度的相似性。

在《解放日报》改版之前,《解放日报》与《新中华报》都存在着忽视边区报道、注重国际报道的倾向。这种倾向性,可以从报纸的版面编排上明显体现出来。在《新中华报》很长一段时期的新闻宣传活动中,版面编排模式较为固定,报纸重视国际国内新闻,给予其较多的版面和重要位置,优势地位很明显,而边区相关的新闻则受到冷遇,一般位于第四版,且数量较少。继承《新中华报》使命而诞生的《解放日报》从创刊伊始,就对《新中华报》的办报方针有所贯彻,在内容的选择上重视国外和国内的消息。

《解放日报》在创办之初和《新中华报》一样,偏重于国际新闻,忽视国内、解放区的报道,“在创刊的前七个月里,它的社论有关国际部分的高达64.1%,而关于解放区的只占 16.6%,关于党的社论仅占1.8%”[22]142。内容重要性遵循国际—国内—边区—本市的设置,以外为重,使得《解放日报》在改版前一段时期内对党的方针、政策和主要工作宣传不力。

3.改版后《解放日报》完全党报思想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成熟

1942年改版前的《 解放日报》在办报理念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对党的媒体的特征和任务理解有偏差。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刊发文章对党报党性的重要性、党报对党的工作的重要性进行论述,指出党报“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23]。

改版后,《解放日报》的面目与之前相比出现了很大的改变,版面设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报纸的一版位置是报纸中最为重要的版面,这一版面给予了边区的消息,边区消息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改变了原来边区报道放在第四版的弱势局面;其他解放区的消息放到了二版,全国性和国际性的消息放到三、四版。《解放日报》改版以后,对于国际关系方面的评论大大减少,而对于中国当前时事的评论和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论则大幅增加,更契合中国实际情况。改版后,《解放日报》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群众性、组织性和战斗性的贯彻都得到提升。《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报纸,同时也应该是群众的报纸,“党报不仅是‘党的教科书,而且也是‘人民的教科书”[24]。改版前《解放日报》关于边区廣大人民群众生活的消息和关于群众的社论较少,对群众的呼声和需求有所忽视。改版后,《解放日报》经常刊登边区群众的呼声和需求,“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23],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总结改版工作的经验时,《解放日报》认为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就在于“全党办报”四个字[25]。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确立的全党办报思想,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的精髓,同时又在马克思主义党报思想的基础上有所发扬,更加符合中国革命形势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不是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不断变化的行为过程,这种变动,通过延安时期的《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新中华报》经历了新、旧时期的变动,又经历了停办再到在此基础上创立《解放日报》的变动。《解放日报》也并非保持不变的姿态,同样经历了改版前后的重大变动,从中也可以发现,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所走过的道路充满了曲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在《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中的指导性地位逐步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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