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辉

[摘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不仅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发展的理论基石和重要内容。其产生的思想根基是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论，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时代诉求是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积极把握和回应，同时它也批判继承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决胜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对其形成的逻辑基础进行再探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时代;初级阶段;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建设

[作者简介]魏辉（1991-），男，河南省正阳县人，天津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执政党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1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1-0019-0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①深刻认识中国国情和准确把握中国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党提出科学理论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就是当今中国一切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前提。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思想根基

党的十三大报告作出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重要论断，并指出了这一论断的两层含义：第一，中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这两点分别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性和定量分析，前者从质上明确了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打破了长此以往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种种困惑和质疑;后者则从量上明确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定位，正是毛泽东所讲的“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②。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明确提出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与之相关的概念，马克思提出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中也未曾涉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果真和社会形态的更替没有关系吗？或者不符合社會形态更替的一般规律吗？实则不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形态是关于社会运动的具体形式、发展阶段和不同质态的范畴，是同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或称结合体。由此可知，在社会形态更替中，生产力因素是决定性因素，起着关键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中，根据生产力水平发展的不同，可以将社会形态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的自然分工和自然经济阶段;第二，以机器为标志，以社会范围内的市场交换为基础的自发分工的市场经济阶段;第三，生产力进入到机器自动化体系，以社会自觉分工为前提的计划经济阶段。

近代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直接越过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形态，从表面上看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那这又该作何解释呢？事实上，社会形态按历史发展的顺序依次更替，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过程和一般规律，体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统一性，但是单单就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可能就大相径庭了，比如有些国家在一定时期由落后的社会形态发展为先进的社会形态，而有些国家甚至有多种社会形态特征同时出现等，这些则体现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多样性。正如列宁所言：“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③归根结底，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则根源于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和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相统一的过程，即一个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历史过程。

首先，合目的性，也就是人们的历史选择性。由于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他们可以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变革，选择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像列宁所言的那样，中国这一人口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来更多的特殊性，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事实上，从社会发展的动力观上讲，社会制度选择的合目的性这一原则是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及科技等因素起着一定作用所导致的，使社会制度的发展往往与社会形态的更替相错位而向前跨越的，正如列宁所言，“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④

其次，合规律性，社会形态的更替归根到底则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影响、作用的必然结果，而生产力因素则是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因素，从这个角度讲，社会形态的更替和发展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具有了规律特性。也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性，从最本质上决定了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必然性。由于生产力具有社会历史性，只能是随着人们的认知水平及实践能力的提高才会有所进步，因此，即便人们通过社会变革，选择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但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一定时期则是相对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历史选择只能顺应和把握这一客观规律，不能逾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界限，否则便会造成原有生产力的破坏或社会动荡。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大改造完成后进入了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但由于历史原因，尤其是没有找准社会发展的历史定位，没有搞清楚社会形态发展的一般与特殊之间的关系，以为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就能使生产力获得大幅度提高，这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正如多年后邓小平所言：“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⑤所谓的“不够格”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共产主义低级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阶段的“资格”，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进入马克思所讲的经典社会主义的水平，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也存在着许多不成熟、不完善的地方。总而言之，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断补齐自己的发展短板，达到真正搞社会主义的“资格”，而在此之前的发展阶段，这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或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实践基础

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则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伟大创新则是以广大人民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为现实基础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是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根本最基础的理论。历史已经证明，党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是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和对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深刻认识，具体而言：

（一）就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而言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主义制度历史的国家，自古以来则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商品经济虽在社会经济构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非常弱小，受着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排斥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极力打压，尤其是自明清以来，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强化和思想文化领域高压政策的加强，传统封建社会自身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则在艰难发展，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分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也摧残了中国自身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彻底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之路，随着入侵的加深，中国这一巨大的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不仅“迎合”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扩张，客观上也为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但这种发展的可能注定成为不了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物质经济基础，因此，和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病态发展是无法实现社会工业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无法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只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就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状况而言

事实表明，上个世纪中叶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这种过渡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经济等制度的过渡，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确立，而不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过渡，因为此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工业化水平还很低，远未达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三）就当今中国經济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而言

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充满了太多的疑惑和不解，邓小平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不仅解答了人们的疑惑，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在充分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对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作出了科学判断，并将这一科学论断付诸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随着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并为实践所证实。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贫困发生率下降到了百分之四以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等。但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远没有进入中等发达国家之列，就生产力水平而言，尽管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但更加突出的问题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⑥，质量和效益亟待提高，因此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没有改变，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基本的国情。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经验鉴戒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和教训。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在当时新生的政权不仅面临着在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同时更面临着新生政权如何巩固的问题。在内忧外患的状况下，苏俄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使苏维埃政府能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来支援革命战争，最终取得了三年内战的胜利，巩固了新生政权。但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它不能作为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或办法，为此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在农业方面，用粮食税代替了余粮收集制，在工业方面，国家经营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企业，允许国内外资本家经营国家无力经营的企业，在流通方面，允许自由贸易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表明，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共产党人开始从本国国情出发，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来促进生产，巩固工农联盟，使俄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令人遗憾的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过早去世，以至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未能突破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认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一定参考，正如1985年邓小平所言，“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⑦此外，斯大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对中国的探索起了很大的影响。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通过近三个五年计划逐步实现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的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在苏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问题，经济和政治的体制弊端逐渐开始成为制约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斯大林威望的确立和巩固，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的盲目崇拜已变得相当严重，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虽然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历届领导人曾试图改革，但终因没有找准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定位而采取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内小修小补的方式致使改革以失败告终，导致苏联解体，成为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大不可弥补的损失，并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不小的震撼。震撼之余是吸取教训，正是从国内外正反两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中才找准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方位，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从这个实际出发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那就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