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　琴

[摘要]中国的劳动模范运动产生于中央苏区的公营企业之中，在延安时期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开展生产竞赛及评选劳动模范的经验。在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做法，在全国开展劳动生产竞赛，选拔劳动模范。中国劳动模范运动借鉴了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的一些经验，较为相似但也有不同，从中可以发现劳模运动在中国实践中的变迁性与规律性。

[关键词]苏联;中国;劳动模范

[作者简介]隆琴（1994-），女，汉族，四川内江人，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执政党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8031（2020）01-0015-02

在现有研究中，大多关注国内劳动模范的变化轨迹，较少关注中国劳动模范与苏联的关联，事实上中国开展劳动模范运动是对苏联经验的借鉴，劳动模范运动的运作历程也与苏联较为相似，因此本文梳理了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发展脉络，并对应中国劳动模范运动的发展历程，从劳动模范这一维度探析劳模运动在中国实践中的变迁性和规律性。

一、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概述。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在1935年兴起的群众性生产革新运动，运动的开展首先是通过树立斯达汉诺夫这一典型人物开始的，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后，国家急需改进技术，提高生产率增加产量以展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为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作准备，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现”了斯达汉诺夫，事实上这一典型人物是国家与社会共同促使其萌生的，典型人物产生后便需要对其形象进行包装，以使其符合国家意识形态并能促使当前中心任务的开展，斯达漢诺夫便成为了提高生产率、创造新纪录、打破技术定额的典型，为使这一典型人物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以实现国家的政治目的，则要向社会推广这一典型人物，将这一运动推广开来，形成全国范围的斯达汉诺夫运动，这样国家就将人民发动起来了，在这一运动中国家预期实现三重目的，首要是经济目的，各行各业涌现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改进了技术，提高了生产定额，促进了生产，使第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开展，这也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发起的缘由。其次是政治目的，国家在运动中选取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是符合国家意识形态的，并借之宣传国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以呈现出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昂的景象，加强了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最后是教育民众，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宣扬了“劳动光荣”的理念，让民众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是真心为人民服务的，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产生斯达汉诺夫，社会主义是优于资本主义的。但当斯达汉诺夫运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时，这一运动也就走向了尾声，斯达汉诺夫的人生际遇也随着运动的发展而起起伏伏，他因运动的开展由一名普通工人一跃成为国家典范，受到最高领导人的礼遇，伴随运动的消退他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国家政治风向的转变直接影响了其人生走向，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使其难以适应，最终死于精神病院。劳动模范这一具有政治性的称号一方面可以让当选者享受与之对应的荣誉与利益，但当政治风向转变之时他们的人生路径又会发生逆转，其个人利益与国家政治诉求紧密相连。

二、中国劳动模范运动概述。中国的劳动模范产生于30年代初期的中央苏区，在陕甘宁时期渐趋成熟，40年代在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吴满有运动和赵占魁运动标志着斯达汉诺夫运动在中国的落地。

1933年8月在中央苏区的公营企业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劳动模范，此时国民党正筹划着对中共进行第五次“围剿”，中共亟需充分调动人力物力资源以支持军事行动，为缓解中央苏区的经济压力，中共在苏区各厂矿企业中开展劳动竞赛，以比数量、质量及成本为评比内容，按时评选模范，表彰先进，对其中表现突出者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①这是中共开展劳动模范运动的初始阶段，运动的规模及影响力都十分有限。台湾作家余敏玲认为在中央苏区时期中共所评选出的劳动模范不是具有政治意义、配合经济生产的模范，而只是一般语意上的模范。②但笔者认为中央苏区的劳动模范已具有了一定的政治意义，并促进了生产。因为这时中共评选劳动模范基于中共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评选目的一是为促进生产，二是为教育群众改变劳动观念，核心是为巩固苏维埃政权。这是斯达汉诺夫运动入中国的初始阶段，但未发现斯达汉诺夫这样的典型人物，模范工人的影响力较弱，运动的政治性不突出。

在陕甘宁时期，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了劳动模范运动。以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运动初探期，中共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条例对劳动模范予以奖励和监督，但仍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广泛的开展，且未“发现”斯达汉诺夫式的典型人物;后一阶段是运动深入发展期。中共在边区如火如荼地发动了劳动模范运动，并“发现”了吴满有和赵占魁两位杰出劳模，斯达汉诺夫运动真正传入中国。

1938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将矛头指向中共，边区的发展举步维艰，为缓解经济压力，边区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其中涌现出来的生产能手被选为劳动模范。伴随着相关条例的不断出台，劳动模范运动的开展渐趋成熟与完备，但这一时期中共发起劳模运动主要是基于经济原因，中共试图以劳模运动的形式将群众调动起来以完成经济任务。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于1942年12月在会上作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为克服边区经济困难应当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边区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③此后，陕甘宁的劳动模范运动更为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首先是在农业上“发现”了劳动英雄吴满有，后又在工业上“发现”了模范工人赵占魁。这一时期中共开展劳动模范运动已具有了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的特质。在边区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下，中共为刺激生产巩固政权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劳模运动，主动“发现”了吴满有和赵占魁两位典型代表，并对其进行塑造与推广，这与苏联斯达汉诺夫运动的开展极为相似，并且这一阶段中共开展劳模运动在经济和政治上皆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劳动模范是从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前者促进了经济生产，后者则满足了政治需要。毛泽东关于劳动模范作用的阐释亦成为劳动模范评选的重要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和教育社会，延续了革命时期的做法，在全国层面开展劳动模范运动。新中国首届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于1950年9月25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共表彰了464位全国劳动模范。

这一时期中共开展劳动模范运动有三个方面的考量，一是为了发展生产。通过奖励劳动模范激发群众的生产热情，促使更多的劳动模范涌现出来，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缓解经济困难。二是为了巩固政权。通过召开全国性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彰显新中国的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工人阶级是国家主人翁，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以获取群众的认可进而提升政权的合法性。三是为了教育群众。在旧中国，劳动曾被视为低贱的，劳动者的地位也是很低的，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新中国召开劳动模范运动，便教育了群众，提升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宣扬“劳动光荣”的理念。这一时期中共主要是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稳定经济是巩固政权的基础，因此需要劳动模范在政治与经济上发挥作用。

三、劳动模范运动在中国实践中的规律性与变迁性。中国的劳动模范运动源于苏联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在中央苏区第一次实践，在陕甘宁时期渐趋成熟并最终发展为全国性的劳动模范运动，从中可以发现劳动模范运动的规律性与差异性。

一方面是规律性。首先，劳动模范运动的开展是具有政治性的，发动者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评选劳动模范，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发动者皆是因为面临着现实的困境而发动劳动模范运动，试图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或推进政治运动，但核心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其次，劳动模范的形象是塑造出来的，运动发起者将劳动模范评选出来，并不是原封不动地对其宣传，而是要对其形象进行包装，再推广到群众中，要使其形象符合发起者当前的中心任务，要有利于当前目标的达成。斯达汉诺夫成为“提高生产率、创造新纪录、打破技术定额”的代表人物，吴满有、赵占魁成为“生产好、政治觉悟高、密切联系群众”的形象，新中国的劳动模范则强调其对新政权的拥护，对生产的贡献。最后，劳动模范承担着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国家通过选树劳动模范表达其对社会的政治要求，群众通过学习劳动模范迎合国家，劳动模范者则可以通过这一身份提升社会地位，获得经济利益并拥有升迁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变迁性。国家的经济基础、政治局势及社会背景皆会影响劳动模范运动的开展，因此中苏两国开展的劳动模范运动有所不同。一是两国经济基础不同。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基础较好，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发起斯达汉诺夫运动，此时苏联已积累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竞赛经验，并具备了新技术新工厂和新设备，因而指出斯达汉诺夫运动是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阶段，强调运动应与新技术相结合。中国在1949年以前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基础薄弱，虽然共产党力求像苏联一样发起轰轰烈烈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但现实的残酷制约了运动的发展，由此中共强调劳动模范的苦干精神与奉献精神，以刺激群众的生产热情。二是政治局势不同，苏联发起斯达汉诺夫运动是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国家准备条件，因此主张工人阶级的文化技术水准提高到工程师技术水准，以打破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性。而中国发起劳动模范运动主要为刺激生产，未提及消灭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性。三是社会背景不同。苏联苏维埃政权改善了工人的物质状况，丰富了其文化生活，提升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因此斯达汉诺夫运动能够迅速地散布到苏联各地，但中国当时很多人还不识字，阶级觉悟有待提高，运动的进展速度也更为缓慢。

[注释]

①中央苏区工人运动史征稿協作小组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人运动史[M].北京：改革出版社，1989：80.

②余敏玲.形塑“新人”：中共宣传与苏联经验[M].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267.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