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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工业调查及其经济统计意义

2020-02-14 05:53:10 《社会科学》 2020年1期

摘 要:近代上海的工业调查始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就是上海特别市社会局以及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等先后五次对上海工厂的调查,以及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的调查和稍后的中华国货指导所的调查。从各种调查统计材料来看,所揭示的一个基本点就是近代上海工业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几乎占到近代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尽管从统计的理论、组织实施、数据处理等方面而言,近代上海的工业调查统计都代表了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的最高水準,但后来的研究者在具体利用研究之前,还是有许多甄别、校核、修正、充实的工作要做。

关键词:工业调查;经济统计;近代上海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1-0171-08

作者简介:张忠民,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讲座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江西 南昌 330031)

探究和分析近代上海工业在近代中国工业体系和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上海工业在近代中国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这一比重包括工厂数量、工业资本、工人人数、工业技术设备的先进程度、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机制工业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及在此基础上体现的工业体系的完整性等等。而要了解这些,可观察、可依据的重要途径以及资料之一就是20世纪20年代起的历次上海工业调查。

一、1927年—1934年的五次工业调查

近代上海的工业调查始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的1927年。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首先就是近代中国著名统计学家刘大钧所说的,“民国十七年以来,上海工业全体之调查共有五次”①。

1927年秋,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成立后,即开始对上海工厂进行调查。1928年秋上海特别市农工商局改称上海特别市社会局,“调查方克竣事”。当时,据上海市社会局估计“上海工厂约计大小不下二千”,社会局最初通过工商出版物及电话簿等,得到的工厂数约为700余家,以后又通过同业公会以及水电公司调查、报章摘录等,共获得工厂名录1781家。之后,以 “不论规模,不分国别,凡属新式工业,俱在调查之列。调查项目凡二十项”的调查方法,将被调查工厂分为7个区,将调查表及说明寄达各厂,要求在规定的时限内寄回。从1927年10月至1928年8月,上海市社会局先后发出调查表及说明信函共计3879份,实际回收1500份,也就是说实际调查到的工厂为1500家,占最初掌握名单工厂总数(1781家)的84.2%。近代上海工业的这一首次调查,“其进行之艰,费时之长,填写之草率,与统计之困难,实出意料之外”。1930年,上海市社会局将此调查成果,以《上海之工业》为题,刊行出版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绪言,第1、3、4-5页。。所列统计表有《上海工业分类表》、《上海各种工业资本分配比较表》、《上海各种工业资本分级表》、《上海历年开设厂数表》、《上海各种工业工人人数比较表》、《上海各种工业工作时数比较表》、《上海各种工业最高最低平均工银表》,以及工厂原动力类别及数量图等。

1928年,上海市社会局再次对上海工业进行了调查。调查所得工厂总数为1593家,估计各工厂总数为2326家,工人总数285700人。对调查工厂分类采取的是国际劳工局十六大类分类法。调查结果由上海市社会局劳工科以《上海特别市工资和工作时间》发表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46-47、344页。。此后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1937年,上海工业又先后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工业调查。

1930年底中国经济学社成立后,1931年5月,由太平洋国际学会出资,中国经济学社成立研究委员会,与上海市社会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实业部、交通大学研究所等机构,联合组成“上海工业调查联合事务所”,进行了第三次上海工业调查。调查以上海市社会局所存工厂名单为基础,辅之以电话簿、行名录及同业公会名单,对上海应用原动力或有工人10人以上的新式或半新式工厂 “逐区详查,逐厂填写”。具体方法是将上海市划为八区,每个参加单位负责两个区,各派调查员两人,先将统一的调查表式分送至各厂,一星期后再由调查员分途收回。“调查材料,多直接采自各厂簿籍。”“未填者催填,遗漏之厂,随时填补。各表由联合事务所派员审查,有疑问者,加以复查校正,方成定本。” 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序二。整个调查自1931年5月起,到1931年10月,共查得工厂1600余家。之后又陆续进行补查,最后截至1932年1月底,共计收取调查表1887张。“未往调查者,除外厂及停工厂家外,大都纯粹手工制造,而又范围狭隘,规模未具之厂也。”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3页。上海市社会局在1933年出版了《上海之机制工业》一书,该书“所用统计,均以此1887家为准”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3页。但在该书的图表中,“上海市历年厂数”一表记载的至1931年的历年工厂数为1882家;“上海市各种工业资本组织类别实数”一表中,总计的工厂数为1883家。与前述1887家均有微小出入。该次工业调查的范围,据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所称,“系以工厂应用原动力,或使用工人十人以上为标准。”当时调查的工厂“虽超过二千工厂,然因审查时,发见其又不及上定之标准这,或其调查时间距开始调查之时相去太远者,故曾加以剔除。”(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7页。)所以,刘大钧在《上海工业化研究》一书中,所用的调查工厂数为1672家,与上海市社会局的《上海之机制工业》所称的1887家,或1882家、1883家均有些许差异。。在这1887家工厂中,合乎《工厂法》标准的工厂,即使用动力及工人人数在30人以上的工厂为705家上海市社会局编:《上海之机制工业》,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7页。。中国统计经济研究所在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研究后,于1933年7月出版了英文本的《上海工业化初次报告》,采用工厂数量为1666家。1940年,刘大钧出版《上海工业化研究》时,所采用该次调查的工厂数为1672家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自序,第1、350页。。

1931年的上海工厂调查距1928年的调查仅隔四年。1928年的工厂调查数为1500家,包括了外商工业,而且外商工业的资本总额远在本国工业之上。1931年的工厂调查数为1887家,全部为本国工业,列入的标准是使用动力或工人在十人以上。尽管在工厂数量的规模上还一时难以比较,但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的工业分类有了很大的变化。较之于1928年的工厂调查将工业分为八大门类,每门类再分为四五类或八九类;1931年的调查根据国际劳工局統一的工业分类,将上海工业行业分为了十六大类。1928年和1931年上海工业分类详见下表:

将1931年的十六大类与1928年的八大门类相比较可以看出,增加的门类有家具制造业、冶炼工业、动力工业、橡革工业等。其中家具制造业是从原来的木材制造业和金属制品业的门类中析分出来的。从1928年到1933年,上海工厂调查中的工业分类从八门类到十六门类,所体现的不只是工业分类理论和方法的完善,同时也是上海工业体系演化的标志。

1931年的上海工业调查后不久,1933年4月至1934年10月,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开始对华中、华北14省,120余县市,以及华南3省进行大规模的工业调查,对调查资料的整理工作直至1935年5月结束,前后历时2年2个月。调查未到省份仅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青海,以及日本占领下之东北四省。该次调查原计划是要获得以县市为单位的地方工业概况、地方工业分业概况,以及合乎工厂法之工厂调查表。调查的方法是“到处皆逐厂查填,共得合於标准之工厂一千二百零六家,每厂查填组织、资本、厂地面积、动力机、作业机、原料、产品、工人、工资等共一百七十一项目,故其普遍性及精密性皆远过以前所有之工业统计”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3页。。

在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原订的调查计划中,对上海工业的调查并未列入其中。只是准备在编制最终的调查报告时,将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1931年对上海工业的调查资料编制入内。但是当调查正式开始之后,考虑到“事实上,上海两年以来变迁甚多,故仍经重行调查,计查得合格工厂一千二百二十九家,较华中华北十四省合格工厂之总数尤多”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4-5页。。在调查中,因各种原因,兵工厂、电灯厂、造币厂、电影制片厂未列入上海工业调查之列。此外,调查过程中,也“有一二厂推诿不即填表,经各员往返多次,仍无结果,有调查时适逢工作停歇,无人负责报告者”等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10页。。“此次调查全国十七省,共得合格之工厂二千四百三十五家,而上海一市占一千二百二十九家。”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一编,第9-10页。在刘大钧《近代上海工业化研究》中,刘大钧称该次调查所得“上海所有之及格工厂为一一八六家”刘大钧:《近代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7页。。与《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中所述略有不同。最终列入《中国工业调查报告》的全国工厂总计为16大类2435家,其中上海1229家,这也就是1928年之后上海第四次较为全面的工业调查。

就在上述调查接近尾声之时,1934年上海市社会局再次对上海工业进行了简单调查。调查范围为凡使用动力之工厂,而不论其工人数多少;凡用机器帮助制造而以人力为动力者,使用工人在5人以上者。“其目的在遍及上海所有之工厂,无论其规模大小,及本国人或外国人所经营。调查之项目则力求其简单,只以八项为限。”刘大钧:《近代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8页。即厂名、地址、经理、姓名、资本额、动力种类、产品种类、工人人数以及备注。调查所得大小工厂共计5418家,其中报告资本额的工厂仅2540家,报告工人数的工厂仅3893家。故刘大钧认为,此次调查“范围既广,而重复之处又在所不免,故所得工厂虽有五四一八家,并不足表示上海工业,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来,有如此大量之增加也”刘大钧:《近代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8页。。马寅初也认为,“一九三四年上海市政府社会局调查大小工厂共有五四一八家,其中不免有重复者……其中或有只合手工业,尚不可称工厂者,由中国经济学社调查,大约不出四○○○家,其中用发动机器,平时雇用工人在十人以上者,只有二七五○家,倘照工厂法之规定计算,其数必更少”马寅初:《中国之工业化》,《银行周报》第21卷,第7号,1937年第7期。。而刘大钧在《中国工业报告》中的另一种相似的说法是,“上海大小工厂根据各方面材料,共有4000家左右,除规模甚大之厂外,其余是否合格,不能预知。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二十年度调查之工厂两千家,经一二八战事,改组迁移及停闭者甚多,而新设者亦复不少”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7页。。调查结果由上海市社会局以《上海市工厂名录》刊印刘大钧:《近代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364页。。

总的来说,就前述先后五次上海工厂调查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上海工业若以工厂数量而论,其进展是明显的另据金城银行上海总行调查科1939年3月编印的《事变后之上海工业》称,“据前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之调查,民国二十六年(1937)六月全市工厂五千五百二十五家中,厂址设在特一区者计一千三百七十九家,设在特二区者计三百四十三家,设在闸北者计一千一百八十二家,设在南市者计二千二百九十五家,设在乡区者计三百二十六家。”(金城银行上海总行调查科编印:《事变后之上海工业》,例言,1939年3月)。此如《中国工业调查报告》所言,“民国十八年(1929)市社会局调查本市之外工厂总数,大小共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同时估计另有五六百家,其厂名厂址皆无可查考。二十年(1931)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调查填表之中国工厂,共二千余家,其中合於工厂法者,六百七十六家,实业部估计合法工厂总数,亦大略相同。今年(1933)研究所调查上海工厂总数,共及四千家,其中合於工厂法者,一千二百二十九家,市社会局之简单普查总数亦在四千家左右,是足见两年以来,大厂增加恰及一倍,大小共增约二千家,则本市工业,似尚在发展过程之中”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三编,第10-11页。。

上述五次上海工业统计调查,最集中的利用成果为刘大钧在1937年完成、1940年出版的《上海工业调查》。对五次调查结果的价值以及互比性,刘大钧曾给以这样的评述:“民国十七、十八及二十三年之调查包含中外工厂在内,且不以固定之标准为调查之范围,故与民国二十年及二十二年之结果不能直接比较。前三年度之结果彼此应有比较之可能,但因分类方法不同,而其调查范围究竟是否一样,亦无以断定。故虽有不同之处,不能遂谓工业本身有变化也。民国十七年之调查尤与其他各种调查不易比较,因其他数次总类分类方法系根据国际劳工局之办法,而十七年度则不然。”刘大钧:《近代上海工业化研究》,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8页。在这样的认识下,刘大钧将1928、1929、1931、1933年四年的调查统计材料制成《第一表》;将1929、1931、1933、1934年的调查统计制成《第二表》;而将皆由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主持的1931、1933年两年调查统计的材料制成《第三表》。并主要依据《第三表》的材料,对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上海工业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类分析。1931年和1933年上海工业调查概况如下:

在上表所列的数据中,1933年调查所得的工厂数量较之于1931年明显要少,原因在于调查工厂的标准有所提高。但即使如此,1933年调查的工厂资本以及工人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有增加;更重要的是1932年1186家工厂的工业生产总值较之于1930年1672家工厂的生产总值还增长了26.9%。这似乎可以说明近代上海工业在1930年代初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快速增长与上升的发展时期有学者认为,近代上海工业自19世纪末开始较快增长,1895—1911年上海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6%,1911~1925年上升到12.05%,1925~1936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大致为6.53%。参见徐新吾、黄汉民《上海近代工业主要行业的概况与统计》,《上海研究论从》第10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二、工商部及国货指导所的调查

除了刘大钧所称的五次工业调查之外,20世纪30年代有关上海工业的调查至少还有二次。即1930年国民政府工商部的调查,以及稍后的中华国货指导所的调查。

国民政府工商部的调查系由工商部遵照1929年6月17日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意在“改善工人生活,改良工作制度”的决议所实施。整项调查“拟订调查实施计划,编制调查表册,训练调查人员”。实际调查工作从1930年4月份开始,历时4个月便告竣,调查工厂共计1975家。最终发表的调查统计报告书共分5册,分别为总报告、工业工人人数工资及工时统计表、历年工资统计表、工会概况统计表、工厂概况统计表。分别记载了江浙区、皖赣区、两湖区、鲁冀热区、东三省区、粤桂区、闽滇区共计1975家被调查工厂的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的有关统计资料工商部编印:《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 》,工商部1930年,总报告卷首、第1、8页。调查结果为工商部编《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 》,工商部1930年编印。。该调查将工业分为13类,分别是纺织、饮食、交通、化学、建筑、器具、衣服、教育、机械、公用、美术、杂品、其他工商部编:《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 》,第十表,分类工厂比较表,工商部1930年出版。。由于“三十个工人以下之工厂概未调查,故所得概数,与该地实际之总数或有区别。”据该调查的统计,在被调查的全国七大区34个城市1975家工厂中,上海占了837家工商部编:《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 》总报告,第九表,成立工厂年份统计表,工商部1930年出版。,占全部调查工厂总数的42.3%。工业工人共计1204396人,其中上海一地即有362894人,所占比例为30.1%。其他工人在10万以上的城市仅有广州239365人、汉口169992人工商部编印:《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总报告,第一表,工业工人人数统计表,工商部1930年。 。

值得注意的是,该调查统计报告书虽有“(四)《工厂概况统计表》”,同时在总报告中也列有第十一表“工厂概况统计表”,内中统计有各地工厂的资本、工人人数、原动力以及每年出品总值,但据其第四册凡例所称,如“工人总数:有数厂无法调查,故付缺如”。故而在“工厂概况统计表”中,上海工厂资本为222411452元,工人总数211265人,每年出品总值100415273元。其工人总数较前引总报告第一表“工业工人人数统计表”中的统计数字有明显出入。其他城市的工厂工人,如汉口工人下降到了24860人,广州更是只有8540人工商部编:《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调查统计报告书 》(四),《工厂概况统计表》凡例、工厂概况统计表,工商部1930年出版。。其数据的可信、可靠程度如此,与此项调查的目的以及进行的仓促有很大关联。工商部的此项调查,其目的是要了解全国各省市、各行业工人的薪资收入以及生活水平,并不是工业普查意义上的工业及工厂调查。因此所得工厂数量及规模、分布,尚难以反映工业发展总貌,其数据的处理也难免存在粗糙以及仓促之处。故而刘大钧认为,此项“调查全国工人生活及工业生产,但仅查得三十三城市,且偏重工人生活方面,而工业本身则仅查二三项目”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经济统计研究所1937年版,第一编,第1页。。

中华国货指导所对上海国货工厂的调查,到1933年前已经调查有大小工厂600余家。后因调查力量不足,暂时停顿。而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因数年来上海工业的新发展,也拟对上海工业“重行调查”。于是就联合中华国货指导所,自1933年冬至1934年3月,合作对上海1400余家国货工厂重启调查,其中合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对近代工厂之定义(使用原动力并有工人30人以上)的工厂为1036家。1934年5月统计表初成后,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又派调查员继续工作,同年5月至10月,又陆续查得合格工厂100余家中国经济研究所、中华国货指导所合编:《上海国货工厂调查录》(非卖品),1934年,弁言,第1、133页。。此项上海国货工厂调查,调查者本希望能够穷尽应该调查的工厂。调查开始时即将上海划分为7个调查区,在依据各种参考资料收集工厂目录及地址后,由调查员“按路觅厂”,希望毋有遗漏。但在正式调查时,所到之处“闭歇或搬迁者,既属不少,而牌号仍在,内无工厂,或一厂而两名者,或经理更换而仍写旧姓名者,间亦有之”。此外,“调查时,有多数厂家虽经本所调查员查到,但或以经理外去,无人主持,或以时间匆促,不及查填,均经留表一份,由各厂自行填寄”。此后,收到者固属不少,但未填寄者“亦所在有之”。故而最后的调查结果,“漏查之厂,恐亦不免”中国经济研究所、中华国货指导所合编:《上海国货工厂调查录》(非卖品),1934年,例言,第1-2页。。调查工厂分类以国际劳工局十六大类分类法进行,大类以下的细类划分则按本国工业实际状况而定。调查内容一是厂名、地址、设立状况等最基本的数据;二是有关工厂规模的工人数量、资本金额、企业组织形式等情况;三是原料、产品、设备、动力等生产情况的数据;四是产品单位价格、产品销售额、产品商标等工厂营业方面的情况。由于是国货指导所参与的调查,因此还特别列有原料中国货占比以及使用国货原料困难程度的调查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华国货指导所同制:《国货工厂调查表》,中国经济研究所、中华国货指导所合编:《上海国货工厂调查录》(非卖品),1934年,插页。。所调查工厂最后总计达到近1600余家,其中合乎工厂法标准的工厂先是1036家,以后又增加169家,总共达到1205家。均按16大类、95个行业,分别列出每个行业的工厂数量、资本、工人、产值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中华国货指导所合编:《上海国货工厂调查录》(非卖品),1934年,例言,第1-2页。中华国货指导所1932年还印行了《上海之小工业》,该书以倡导国货为目的,以各方委托调查资料为基础,罗列介绍了上海小型国货工厂达134个行业之多。该书认为“小工业者,乃工业化之必由途径,为立国之必要基础,在中国目前情形之下,最为合适,最有提倡之价值”(何躬行编:《上海之小工业》,中国国货指导所1932年,第2页)。。

三、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工业调查统计

20世纪40年代以后,关于上海工业的调查统计也有一些,如1948年出版的《上海工业概览》。该书认为,“上海的工业,不特可以代表中国的工业,其一切动态,且足以影响全国的工业”。据该书统计,“上海市各业工厂的厂数,在胜利时止全市约有4111家;其中旧厂约占274家。但据35年(1946)10月上海市社会局统计,全市登记过的工厂,共有三十七业,其中合乎工厂法的新式工厂,计有516家,不合乎工厂法的工厂,计有1058家,两共合计1574家。现经著者调查,全市工厂共有5409家至6000家。工人总数,在35年(1946)10月合乎工厂法的新式工厂,男工46076名,女工76564名,童工2292名,总计125729名。不合乎工厂法的工厂,男工7181名,女工4533名,童工2292名,总计14006名,两种合计60082人。36年8月全市参加工会的工人有527499人,其中产业293612人,职业233887人。产业的棉纺织工人135103人,占总数25%,占产业46%,职业的交通运输工人86203人”蒋乃镛编著:《上海工业概览》,学者书店1948年版,第1、2页。引文中“两种合计60082人”,原文如此,但似有讹误。若是指合乎、不合乎工厂法两种工厂工人的合计数,则应为139735人。 。

此外,据上海市社会局的工厂登记档案资料,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947年上海新设工厂的数量还是不少的。据该局统计,自1945年12月上海開始工厂登记,至该年底登记工厂共148家;1946年全年登记工厂740家;1947年1-6月,登记工厂1682家。总计1945年12月至1947年12月,经上海市社会局登记的工厂总数为3933家,其中国营工厂52家、民营工厂3881家,资本总额109913613.6万元,工人352165人上海市社会局:《上海市社会行政统计:民国三十四年九月至三十六年十二月底》,上海市社会局1948年编印,第18、21页。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上海市工厂登记(1945.12-1947.05)》,档案号:Q1-18-369。。

遗憾的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上海工业,尽管在1947年前后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和短暂的繁盛,但是在当时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不断加剧的严重通货膨胀的趋势下,任何经济调查、工业调查已经日益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上海的工业与上海的经济一样,已经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世纪性的历史转折。

四、经济统计意义

从上述历年的上海工业调查统计来看,各种调查数据、统计资料,所揭示的一个基本的共同点就是近代上海工业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就几乎占到近代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此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当年所言:“上海为中国工业化最发达之区,全国工业资本最大部分皆集中於此,故吾人欲明瞭中国工业化之程度,不必广为调查,只就上海区域详细调查,工业真相毕露,其余各地,不问可知。”马寅初:《中国之工业化》,《银行周报》第21卷,第7号。而就近代中国的工业统计而论,20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工业调查统计,其最重要的经济统计意义就在于,无论从调查统计的理论、调查的组织准备与实施,以及对统计数据的处理等等而言,无疑都代表了近代中国经济调查统计的最高水准。这不仅因为刘大钧以及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是当时中国最著名、最重要的专业经济统计及研究机构。更重要的是,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要量化分析和研究近代上海工业、近代中国工业,这样的总体性、系统性的调查统计资料,几乎仍然是同类资料中最值得研究者使用的研究 “大数据”。

当然,在利用和使用这些重要的调查统计数据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关注和思考与这些调查数据资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

第一是关于统计对象确定的标准问题。以工厂数量的统计为例,文中所述的历年工厂调查,每一次统计工厂数量时对工厂界定的标准是很不一样的。历次统计中所称的工厂,可以是《工厂法》中规定的标准所称的工厂,也可以是调查主体自己界定的使用员工10人以上的工厂,甚至是同业公会习惯法中所称的工厂。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必然导致纳入统计的工厂数量其可比性就不一致。这对于后来的研究者在使用这些数据资料时,特别是在以此为据,进行相关计量分析的对比研究或者是趋势分析时,尤其值得注意。

第二是关于统计对象的涵盖范围问题。即使是在上述统计对象的标准确定之后,每一次统计是否将所有符合统计标准的研究对象都纳入调查统计的数据之中是值得考虑的。首先,在某一个时段或者某一个时点,同一标准下的统计对象到底有多少,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故而才有前文所述通过电话簿、行名录、走访等等来确定工厂数量的过程。其次是即使掌握了纳入统计的对象数量之后,是不是就能取得所有对象的统计数据,也并不尽然。再次就是外商工厂的问题。在前述历次工厂调查中,除了1928年的那次包含有外商工厂之外,此后的历次工厂调查都没有将外商工厂列入其中;即使是1928年的调查,被调查的外商工厂也仅仅是很有限的一部分。而我们知道,在近代上海工业企业中,外商工厂企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20-40年代上海的工业调查,基本上是一个上海华商工业的调查,而不是对包括西商、日商工业企业在内的整个上海工业的调查。由此而言,依据这一系统性调查统计数据能直接进行的研究和分析,包括量化研究在内,得出的结论和见解主要也就只能限于上海的华商工业。

第三是对于每一个进入调查统计的对象而言,它们是否能够提供调查统计中所有项目的数据资料也是值得注意的。前述历次调查,多的设计有20多个项目指标,少的也有8个项目指标。而在当时的调查过程中,并不是每个被调查工厂都能如数提供每个项目指标的数据,例如有的被调查工厂只能提供十来个项目的数据,有的只能提供六七个项目的数据等等。这就使得汇总后的数据,看起来似乎是所有调查对象的总和,但实际上每个项目的汇总数据皆有缺失和不全。后来的研究者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并且不加以补正和处理,其汇总的数据就很难说是代表所有统计对象的真实数据。至于调查中取得的统计数据究竟是被调查对象的真实数据,还是被调查对象为了应付调查而提供的估计数据或者是代用数据等等,就更加难以一一考据了。而所有这些问题,当后来的研究者在利用这些不可替代的数据资料时,都是不得不予以认真考虑和对待的。

第四是歷次调查统计的纵向比较问题。对于经济统计数据的研究价值而言,最重要的还不是通过其了解某一个时点的工业发展、经济发展状况,而是将这些不同时点的统计数据联系起来后,可以看出某些或长或短时段的发展趋势、特征、规律等。由此,对长趋势的计量研究而言,理想的统计数据最好是由同一调查统计部门,依据同样的调查统计口径和方法,在间隔年份相近的情况下累积的统计。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这些貌似前后连贯的历史统计数据,无论是调查机构、调查口径、调查方法等都有很大的不同,这就给利用这些数据资料进行趋势性分析带来了较大的“可比性”上的难度。如果我们的研究者认识不到这一点而不加处理地直接利用这些数据资料,很可能就会对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可靠性、科学性带来相应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对近代上海工业调查的经济统计意义的基本看法就是,尽管20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工业调查统计代表了近代中国经济统计的最高水准,但在对这些统计数据资料进行研究之前,首先要有一个对数据资料本身进行认真甄别、比较、校核的过程;其次是要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在已有统计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根据各种遗漏、缺失的条件,补正、修正、充实,还原一个较之于原始统计数据资料更接近历史实际的估计数据以及估计数据系列,并且在最后的研究结论中再进一步进行相应的说明和校正。而这种基于传统统计学、文献学、考据学方法得出的校正数据或校正数据系列,才是此后的计量经济学、计量史学利用模型进行研究的基础和基本出发点。

(责任编辑:陈炜祺)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survey of modern Shanghai bega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among which the most significant one was the survey of Shanghai factory conducted by Social Bureau of Shanghai special municipality and China Institute of economic statistics for five time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1930, and a later investigation by the China National Product Guide Institu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survey statistics and statistical materials, one of the basic similarities revealed is that modern Shanghai industry has accounted for almost half of modern Chinese industry since 1920s. Although in terms of statistical theory,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data processing, etc., the industrial survey and statistics of modern Shanghai all represent the highest level of modern China's economic statistics, later researchers still have a lot of screening, checking, revising and enriching work to do before making specific use of the research.

Keywords: the Industrial Survey; Economic Statistics; Modern Shang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