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经街，丹东最有名气的一条街。早年，从火车站前起步，最大的商店、饭店，和文化宫、劳动宫、新华书店、旅店乃至八大局，都立在这条街上。在七经街和一纬路相交的地方，那时新建了一座黄色的小楼，门牌先是107号，后为118号，是《满族文学》的诞生地。自1978年五月，我开始在那座黄色小楼里当编辑，入门，上三楼，四十级台阶，一天天走来走去，走到了退休。

是新时期文学的潮涌，催生了《满族文学》的面世。算来，已经四十年了。

《满族文学》的前身，可以上溯至《鸭绿江》文艺报，甚至更远，可以追溯到《群众演唱》。

1974年，市文艺创作办公室成立，出版一份不定期的《群众演唱》，八开四版，以发表曲艺、小戏为主，兼发诗歌、歌曲。那时的办公地址在新华书店的三楼，董以信、路地、佟畴和韩文昌几位老师负责组稿、编辑，吴文泮是创作办公室主任，负责稿件终审。1974年至1978年初，《群众演唱》出版了十五期。1978年，我作为创作办公室的一员，转入恢复的市文联，同年五月，《鸭绿江》文艺报创刊，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因为沿续《群众演唱》的批号，《鸭绿江》文艺报的第1期，標为“总第16期”，注明为“内部材料”。本期的发刊辞《致读者、作者》，为路地老师所写。

一个刊物的出版，一定要有一个编辑部，可是，《鸭绿江》文艺报的发刊辞却标为“本刊编辑组”。为什么叫编辑组？因为上边觉得叫编辑部名头太大。是的，也许，叫编辑部，叫人想及部、委、办、局，那可都是县处级啊，在丹东这样的城市，是大单位，几个人编一个刊物，怎么可以叫部呢？编辑部的名头大，不好叫，那就叫编辑室吧，也不行，为什么不行，不记得了，只记得最后叫了编辑组。而且，那个编辑组，也没有正式的主编任命，路地老师只是不具名的主编。第一期《鸭绿江》文艺报出版，大家都很高兴，瞅着刊头“丹东市文联《鸭绿江》编辑组编”那一行字，我说，叫组挺好的，咱是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也是组，编辑组，比编辑部那个部可是大多了。大家都笑了。

《鸭绿江》文艺报以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及评论为主，偶发歌曲及曲艺，报头由作家姚翠萍先生题写。在文革之前，市文联曾出版过一本不定期的文学刊物《鸭绿江》，出了几期便停刊了。《鸭绿江》文艺报成为新时期丹东第一个文学阵地，用路地老师的话说，是一块“实验田”。

伴随着全国新时期文学大潮的涌动，丹东文学就在这一方实验田里起步，作为一个只有八开四版的文学报纸，《鸭绿江》文艺报在选稿上，有着某种前瞻性。1978年第二期的6月6日，《鸭绿江》文艺报发表了王中和的短篇小说《爆发》，题记是鲁迅先生的话：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作品主人公是一位人称“老镢头”的老贫农，因为反对“四人帮”破坏农村经济、毁坏儿子前途的罪行，宁愿坐牢，也要当面与首长作斗争的故事，沉重、悲壮、动人。此稿原来给了省里的《鸭绿江》，主编当时担心所谓暴露“阴暗面”的问题，退稿了。此文在《鸭绿江》文艺报发表时，路地老师以林中路的笔名同期配发了评论《〈爆发〉读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两个月后的的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上海《文汇报》发表，引起全国嘱目，“伤痕”一瞬间成了热词，自此，郑义的《枫》等一大批“伤痕文学”迅速席卷中国文坛， “伤痕文学”从而进入了中国文学史。就题旨和文字比较，我认为王中和的《爆发》比卢新华的《伤痕》优秀，我至今都能记起，中和写老镢头蹲在地上，雨浇着他，“仿佛春雨浇着一块漆黑的石头”，我为这样的句子赞叹不已。王中和兄像一只久久蛰伏的冬虫，早早感受到春的来临，早早开口说话。只是，说早了，超前了，从而，没有获得应有的共鸣。

《鸭绿江》文艺报不仅有识有胆发表《爆发》这样的小说，也勇于开展文学批评。1978年六期，发表了张甲田的短篇小说《婚礼上的花圈》，在小说中，送、受花圈的双方，都是被文革扭曲的青年，作品一经发表，不但文艺界，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一期报纸供不应求。反响来自正反两面，一些人认为写得好，一些人认为不但写得不好，而且还有思想问题。说写得好的，认为小说冲破了文革的思想禁固;说写得不好有思想问题的，是因为揭露了社会的阴暗面，用现在的话说，不是“正能量”是“负能量”了。为此，编辑组组织了一场讨论，来稿二十余篇，在同年的六期发表了包泉万的《一篇严重歪曲生活的作品》和耕迹的《生活基础与虚构》，两篇评论，一否定一肯定，经纬分明。接着，在1979年第一期发表了阿笑的《可贵的尝试》和问冰、知迂的《也谈〈婚礼上的花圈〉》，同年第二期，又发了文光的《一篇歪曲作品的评论》和常铮、激文的《评论作品也要解放思想〉》。一篇短篇小说，跨年度发六篇评论，空前。关键是，发表不同评论的作者，都是丹东人，有的还是文友，不同的意见，并没有伤害感情，评论归评论，文友归文友。评的是作品，而不是人。以此，可见当时的文学环境。相比，今天的评论，已经失去了评论的初衷。

那时，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经发表，即引起热议，改革者乔光朴成了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形象。乔光朴，是一个小说中的人物，吴文泮笔下的王建树，则是我们身边的人物，他的报告文学《忍辱负重》，在1979年《鸭绿江》文艺报第一期发出，在丹东产生了很大影响，一个摘帽右派被选为生产队长，又搞重副轻农，所办工厂被贴封条，机器拆毁，妻子闹离婚，公社搞批判，却始终没趴下。报告文学发出的那几天，时常接到电话，有机关的工厂的，也有街道的，电话里都是一个事，要那一期《鸭绿江》文艺报。同年，《忍辱负重》发表于省作协《鸭绿江》杂志六月号。

在重要的历史变革面前，小小的《鸭绿江》文艺报，没有缺席。

作为《满族文学》前身，《鸭绿江》文艺报是丹东作者的第一级台阶，丹东的很多作者的处女作，都是在那上面发表的。这一点，对丹东文学界，算是一个偏得，我接触的一些作者，只要谈起当年，多会温情地提起那份小小的《鸭绿江》文艺报。

1978年，《鸭绿江》文艺报出版八期，1979年出版十三期，1980年，在编辑《鸭绿江》文学报的同时，筹备改刊《杜鹃》，《鸭绿江》文学报出版五期停刊，三年计出版二十六期（总41期）。同年十月，《杜鹃》文学双月刊内部试刊二期，由已故画家马岳先生题写刊名。

《杜鹃》试刊期间，即向省出版总署申请公开发行。公开发行，既国内外发行，公开发行没有获准，只批为国内发行，期刊登记证为108号。1981年一期刊物起始用茅盾先生题写的刊名。自此，丹东有了一份国内发行的文学刊物。1985年，刊物改为月刊，1986年恢复双月刊，自第四期《杜鹃》易名《满族文学》，由国内发行改为可以在国内外发行的刊物，启功先生题写刊名，1987年，刊物改为月刊。其时，有了“创收”一词，当时，本溪的《辽东文学》因刊发通俗文学作品，据说发行量达到十万甚至更大，创收颇丰。在这样的形势下，文联也希望《满族文学》能够走上创收之路。当时，编辑部的部分编辑有不同想法，认为通俗文学有悖办刊方向，而且，即使搞通俗文学，也不一定就能赚到钱。当然，潮流所向，领导决定，改是一定的了。1988年至1989年，刊物单月正常发稿，双月改发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的双月，从内容到封面，都以吸人眼球为目的。通俗了两年，好像没有创收多少，那么，1990年始停发通俗文学，刊物恢复双月刊，至今。

《满族文学》是丹东的名片，也是全国满族同胞的名片，其影响力，作为一个当年的编辑，我不好自卖自夸，但这本刊物，在省内乃至全国，确有一定的影响，不说别的，当时的辽宁省文學院同学，都以能在《满族文学》上发表作品为荣。

如果说，《鸭绿江》文艺报是《满族文学》的前身，那么，《杜鹃》文学讲习所，便是《满族文学》的投影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如后来的经商大潮一样汹涌，就有了一个段子：隔墙扔一块砖头，砸到的不是一个文学青年，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文学，成为时尚，省作协的《鸭绿江》率先办起了文学讲习所，受其影响，《杜鹃》编辑部于1983年创办了《杜鹃》函授讲习所，这是省内第二家文学讲习所。启事发出后，全国文学青年踊跃报名，记得一个内蒙古的作者，竟然忽视了“函授”二字，直接背着行李来到编辑部。

以《杜鹃》增刊的形式，于同年4月20日出版了《文学之友》一期。刊名是王中和兄题写的。刊首寄语中明确提出办所的宗旨，首先是向广大文学青年传授写作知识，期待经过三五年，从中成长起一批作者，造就一批文学新军。在第一期《文学之友》上，专门公布了《教师守则》，计六条：

一、执行教学任务。要严肃、认真、尽职尽责，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不断总结经验，努力完成教学任务。

二、建立学员档案。学员档案是学员写作和思想情况的记录，应认真填写，并及时分析学员的写作和思想状况，因材施教。

三、认真及时处理学员来稿。可供《杜鹃》及增刊选用的，填写提稿签交教务处，供教务处签发后，通知学员。不够发表水平的作品，要提出修改意见或优缺点，并有针对性传授一些文学创作的基础知识。对学员提出的问题要予以答复，需要教务处作批复的应及时转递。所有稿件的批复及问题解答等件，一律交教务处寄发，以便检查教学质量。退稿一般不得超过二十天。

四、对农村学员要多给予些照顾，稿件、信件尽先处理，复信要详细、明白。

五、教师直接受教务处领导，必须及时向教务处汇报教学情况，接受教务处的监督、检查。有事或外出不能及时执教，须向教务处请假，以免贻误学员。

六、为人师表。必须讲究社会公德，端正作风，对学员一视同仁，不得以任何借口搞不正之风。

我不厌其烦地抄下《教师守则》，是想为当时的文学精神留下一点影子，如今想来，当年的人当年的事，都在眼前。

首届学员千余人，共聘请了九位教师，每位教师都有编号，从001号排到009号，依次分别为张甲田、路地、贺业安、王中和、张涛、李鸿璧、李述宽、刘崇仁、佟畴。后，随着学员队伍的扩大，又聘请了多位教师，我能记得的有张素娥、李恒茂等，其他教师的名字，记不清了。抱歉！

第一期《文学之友》，发表短篇小说五篇，八位诗作者的九首诗，对应教师号，每位作者都注明学号。五篇小说，有三篇文后附评点，两人次诗歌后面附评点。当时，路地老师特别强调评点一定要写好，短则二百字，长则三五百字，每位老师在提交学员作品的时候，都要在文后附上评点，路地老师不但会看老师提上去的稿子，也一定要看评点，对于评点的角度、语言简洁与否，他都会再做一次评点。有的评点，还会重回提稿老师的手中，重新改或是写。可以说，办《文学之友》，一点也不比办正刊轻松。王中和兄对学员的态度，更是特别认真，他给学员的回信，有的达到一千多字，甚至比来稿都要长。当然，好老师也有掉链子的时候，某周一上班，编辑部几个人都来了，可是，王中和兄没来，往家里打电话，没人接。好在，又过了一会儿，他来了，所有人的评点都交了，就等他的了，可是，他却没写，怎么没写，原来，这老兄看球赛，只编了稿子，把评点的事忘了。可是，你忘了不行啊，当天要下稿进厂啊。没办法，编辑部的几个人就只好帮他写几个。

稿子编过了，评点写过了，所有的稿子，都要交给佟畴老师画版。画版是一个繁琐而须耐心的活计，自我到编辑部以来，从《群众演唱》到《文学之友》，从《杜鹃》到《满族文学》，都是他画版。后来，吴春有调到编辑部，吴春有心细，版画得特别仔细、舒展。《文学之友》是《满族文学》之外的又一个刊物，而且每月一期，遇到两本刊物都要编稿、下稿、校对，编辑部的几个人，星期天就要加班，那时没有饭店和盒饭的奢侈，只记得一个夏日，大家都在流着汗忙碌，张素娥下楼去买回几支雪糕，算是一个奖赏了。

《文学之友》，没有单独的封面，刊名、目录和头题作品的开篇，都挤在首页上。每月一期，十六开十六页。偶有两月合一，后来，学员多了，陆续增加到十六开三十二页、四十八页。那一份小小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学员的欢迎，每天寄来的稿件，至少百余件。每年都在《中国青年报》《中国农民报》发招生广告。1984年9月，曾到上海《文学报》交流经验。中国大陆，除了西藏之外，每一个省和自治区，都有我们的学员。

像许多文学刊物一样，《文学之友》主要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之外，还开辟了文学讲座、学员信箱等栏目，文学讲座除教师讲授一些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还发表诸如高晓声等一些著名作家的创作谈;学员信箱是学员和讲习所的绿色通道，及时沟通学员与讲习所的联系。函授学员在《文学之友》发表作品，像正刊一样付给稿费，标准比正刊低一些。《满族文学》先后为学员开辟了“学员之页”“处女地”专栏，后易名为“春催杜鹃”。每一年，都要评选优秀学员和优秀作品，颁发证书，对获得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作品，分别给予百元、六十元和三十元奖金。现在看来，百来元几十元的奖金，可能觉得不多，要知道，在办讲习所的那个年代，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路地老师，工资也就六十几元，我的工资才四十二元。

《文学之友》，还刊登广告，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征友、征婚广告，除了年龄、身高、工作、联系方式等信息，最常见的用语是本人“热爱文学”或是“喜欢读书”。如今，假如征婚，若是某个本人自称喜欢文学或是喜欢读书，怕是让人见笑了。

《杜鹃》函授讲习所自1983年首届招生，学员数量逐届增长，1988年，第六届学员数量增长更多，达四千五百多名。六届过后，1989年始，第七届讲习所上交由市文联主办，讲习所更名为《杜鹃》文学创作函授讲习所，《文学之友》更名为《杜鹃》，使用“辽宁省期刊登记证（LE第005号）”。1991年，使用“辽丹内登字（1991）第0053号”。

在文联主办讲习所的两年中，学员开始减少，1991年，文联把《杜鹃》讲习所归交编辑部主办。编辑部重新主办讲习所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文学渐归于正常，商业浪潮开始兴起，学员逐年减少，有了一个新段子：隔墙扔一个砖头，砸中的那个人，不是总经理，就是总经理助理。

1995年的第十三届后，讲习所停办。

《杜鹃》文学创作函授讲习所，正式出版学员刊物历十三年，最多的年份，学员达到四千五百多人，有的学员，参加一次或两次便不再参加了，有的学员，至始至终，从一届参加到十三届，记得讲习所停办的启事发出后，仍然有学员报名，仍然有作者来电希望办下去。历时十三年，共有多少人次学员参加，没有准确的统计，保守估计，有三万左右人次。通过学习，一些学员成为了各地省市的作协会员，一些学员，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诗人。好多年后，某个场合偶遇到当年的学员，对方总要说起参加讲习所的往事，或者开个玩笑，自称为黄埔某期。

不用屈指，《满族文学》走过了四十年的长途，回眸或是不回眸，都不敢相信。当年师长辈的老师，从《群众演唱》到《鸭绿江》文艺报，从《杜鹃》到《满族文学》，已有多位去世了，仅仅是《满族文学》，就有王中和兄、佟畴老师和路地老师三位主编，先后成了从前，如今想来，恍然如梦。就在此刻，当我坐在电脑前点击键盘，当年的人和事，仿佛就在昨天。然而，四十年過去了。

《满族文学》的前身和投影，是上一辈的师长们一点一滴努力的结晶。老话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以我的愚钝，竟得以和他们一起工作在《满族文学》，工作在《满族文学》及其前身与投影中，并在《满族文学》退休，此生有幸矣！

（作者曾任《满族文学》主编）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