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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抄

2020-02-14 05:50:47 《西藏文学》 2020年1期

黄德海

半年前,一位朋友跟我说,我某篇两三千字的文章写得不错,可惜太短,论证也不周密,建议我改用论文的形式再写一遍,把文章中的好意思完整表达出来。前段时间稍有空闲,我就把那篇小文章拿出来改,改好后却发现,虽然篇幅增加了,论证也似乎严密了点儿,可对我自己的认识提高并没有任何帮助,甚至,因为要迁就论文的格式和特点,其中有几句我觉得非常必要的话不得不删除。这发现让我陡然一惊——是不是在严格意义上,每篇文章只有一种最适合的方式(当然未必是作者找到的那种)?一旦文章改作,格于新形式,原先不漏不余的表述方式必然遭到破坏?

朱熹有一次对弟子说:“寻常读书只为胸中偶有所见,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于口。恐其遗忘,故不得已而笔之于书。若读书先有立说之心,则此一念已外驰矣,若何而有味耶?”这不禁让我揣测,是否我们称为文章的这个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局限?兴致勃勃写一篇文章,有时候可能并非为了认知真相,而是“以己意敷演立说”,甚者“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称赏而已”。这或许就是章学诚发现的问题:“周秦诸子之学,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以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

话绕得有些远了,其实我只是想说,因为上面的一惊,我去翻看这两年为或不为写文章记下的笔记,发现居然忘记了很多当时触动很大的话,还把其中不少重要的话误以为是自己想出来的。这样一来,我就很想把这些笔记整理一点儿出来,不是写什么文章,只略加规整,用札记的形式,回忆或再次思考有些话为什么触动了我,现下是否还有作用。当然,这些首先是抄下来给自己看的,因命之为“备忘抄”。

多年之前,因为遇到种种困境,我经师友提示意识到,“古之学者为己”应该毫不犹豫地置诸座右。或许是因为潜意识的重视,凡是看到与此有关的话,都会不自觉地记下来。其中时时回想起来的,是維特根斯坦的话:“就改善你自己好了,那是你能为改善世界所做的一切。”

偶然看到威斯敏斯特教堂无名墓碑上的文字,觉得跟维特根斯坦的话如出一辙:“年轻时我梦想改变世界。成熟后,我发现不能改变世界,便将目光缩短,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进入暮年,发现无法改变国家,我的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家庭,但这也不可能。行将就木,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自己,我才有可能改变家庭、国家甚至世界。”

真要比较起来,维特根斯坦说得更为清晰果决,没有丝毫幻想色彩(改善你自己并非改善世界的充要条件,甚至连可能也不承诺,只是说如果有改变世界的可能,改变自己是一个人能做的一切),但对每个可能需要经历漫长一生的人来说,威斯敏斯特教堂墓碑上的话或许有广泛的借鉴意义,因为几乎把“为人”的各个阶段都讲到了。何况,鉴于碑文与教堂和死亡相关,这段话大概可以延伸出更为特殊的意义。

相似的话在书中往往可见,有时表现得更为神秘幽眇,比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说:“不是神决定你们的命运,是你们自己选择命运……美德任人自取。每个人将来有多少美德,全看他对它重视到什么程度。过错由选择者自己负责,与神无涉。”或者伊玛目·冉巴尼的《书信集》里写:“一旦目光长期盯着外在事物,即使在自身中观看几眼那是不会有成就的,最好还是把目光从外在彻底收回。”无论使用了怎样不同的概念,也不管牵扯到的诸神是什么样子,在这些话里,那个“为己”的核心,始终没变。

每个人的“为己”都可能遭到双向的阻碍,既构成自身向上的环境障碍,也可能因不够为己而成为自身障碍,比如权力、财富、虚荣。也或者如勒庞《乌合之众》描述的那样,是跟上面一切都相关的名声:“名望的特点就是阻止我们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让我们的判断力彻底麻木。群众就像个人一样,总是需要对一切事情有现成的意见。这些意见的普遍性与它们是对是错全无关系,它们只受制于名望。”

外在的东西并非不重要,甚至非常重要,可一旦忘记切身,这一切都极其可能反回来吞噬自己。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位才华出众的哲学研究者聊天,他非常自信地说,哲学最终是复杂的思维游戏,只有那些足够聪明的人才能领会,跟有用无用无关,也跟信不信无关,否则就会落入世俗权力的陷阱。我大惊失色,心虚地问道:“如果我们说的自己都不信(相信不相信,不是信仰不信仰),那这套复杂的东西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后来意识到,幸亏我因为知识储备不足没有质疑对方的说法,否则可能会陷入相对主义(或绝对主义)的雄辩陷阱。有用和无用、信和疑之间的问题,原本就无法说服对方。学而为己并无推广的可能,差不多只能在局限范围内安顿自己的身心或跟少数朋友商量。即便一个人部分克服了权力、财富、虚荣、名声等的影响,仍然会有更高层级的外在阻碍“为己”的可能,在这条道路上,几乎没有一劳永逸可言。

尽管困难重重,一些人还是会由于为己带来的安顿时刻而付出该有的努力,抵达破除部分障碍而来的某些特殊时刻——那些不依赖于外在的内在时刻,如里尔克笔下的罗丹:“或许正因为他的发展是在不断的寂静中进行的,当大众为了他而争辩,或反对他的作品的时候,他后来才能有那么坚定的态度去应付一切。因为众人开始怀疑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丝毫怀疑了。他什么都置诸度外了。他的命运已经不依赖众人的赞许或咒骂了;当人家以为可以用讥诮和仇视来践踏他时,他已经坚定不移了。”

人一旦意识到自己性情中的问题,很容易忍不住加以辩解,就像吃痛的人会不经意回护自己的伤处。回护的动作做得多了,渐渐地就会形成习惯。比如像我这种性躁的人,就时时想着克服这一问题,并不停地抄下提示耐心的话来告诫自己——抄得多,正是因为变得少。

俞正燮《癸巳存稿》云:“高欢与长史薛琡言,使其子洋治乱丝,洋拔刀斩之曰,乱者必斩。夫违命不治丝,独非乱乎?其意盖仿齐君王后以椎解环,不知环破即解,乱丝斩之仍不治也。《汉书·龚遂传》云,臣闻治乱臣犹治乱丝,不可急也,缓之然后可治。”世事无限纷繁,企图一刀而决,往往会因颟顸鲁莽而坏事。这是对事的耐心。

阿城说民间剪纸,“往往形扭曲了,而意识没有扭曲。造型上的扭曲,成为一种幽默,一种心智。艺术中有妄想表现类型,例如现代绘画中的超现实主义,但在中国民间剪纸艺术中还没见到。现实对老百姓再残酷,再不合情理,但情绪在民间剪纸艺术中不转化为妄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力?”不轻易把极端情绪转化为妄想,却能涵容幽默与心智,这是艺术的耐心。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东科克III》:“我对我的灵魂说,别作声,耐心等待但不要寄予希望,/因为希望会变成对虚妄的希望;/耐心等待但不要怀有爱,/因为爱恋会变成对虚妄的爱恋;纵然犹有信心,/但是信心、爱和希望都在等待之中。/耐心等待但不要思索,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思索:/这样黑暗必将变得光明,静止也将变成舞蹈。”等待但并不抱有必然成就的希望,等待而不陷入对美好的虚妄期待,这是灵魂的耐心。

其实想清楚了,就差不多会认同章太炎书写的一副对联:“性躁皆因经历少,心平只为折磨多。”或者听得进徐梵澄的劝告:“凡事一定要从容做来,一定急不得。”缺乏耐心而又不愿承认,往往会在遇到问题时抱怨不休,这就是为什么常见的情形“多是唠叨诉怨长”。

《明史》载,“(夏)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测其际”。“或问元吉,量可学乎。曰:‘吾幼时,有犯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则无可忍矣。”缺乏耐心如我,其实原本没什么对治的良方,要有所改进,弄不好就要加上意志,用耐心来克服没有耐心。

当然了,意志也没有那么可信,不过总归可以试试——不试,又怎么能知道是否有效呢?我在唐诺的书中看到一句话,觉得或许提示了一种可能:“人的意志力通常是一年生的草木,总是禁不起季节偷换会凋谢枯萎,你得想办法抢在意志力消失之前,让它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才行,并小心在颠沛造次和休假时刻别破坏它。”

是《五灯会元》里的故事——(香严智闲)屡乞沩山说破,山曰:“我若说似汝,汝已后骂我去。我说底是我底,终不干汝事。”师遂将平昔所看文字烧却。曰:“此生不学佛法也,且作个长行粥饭僧,免役心神。”乃泣辞沩山,直过南阳睹忠国师遗迹,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抛瓦砾,击竹作声,忽然省悟。遽归沐浴焚香,遥礼沩山。赞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当时若为我说破,何有今日之事?”

我最钦佩的,是香严一把火烧掉所读书的果决,有一股刚烈的挺拔之气。我想说的是,虽然悟不悟不是凡人可以想象,但不妨把上面的故事看做耐心之一种。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人往往会迫不及待地希望外界提前确认自己是否具有某种过人的天赋,或者能有权威人士预言自己能否在某个领域取得成功。弄不好,这恰恰是永远无法成功的标志。

我在朱天文书里看到的故事,或许可以回应上面的问题——日本女画家小仓游龟,曾问她的老师安田韧彦,她学画到底有没有才能,是否遐想而已?安田正在作画,闻言搁笔,回头怒喝她:“你入我门来一共画过几幅画,来问这个?成功不成功是画到死后别人说的话!”

毛姆《人性的枷锁》写到过,菲利普在巴黎学画,因目睹女同学死于饥贫,心下不安,便去问老师:“请您诚实地告诉我,我有没有画画的天赋?”老师看过他的画之后,跟他说:“要是你想听我的忠告,我得说,拿出点勇气来,当机立断,找些别的行当碰碰运气吧。”然后,或许是为了让这断然的说法有点儿缓冲的余地,就又补充道:“如果我年轻时,有人能告诉我这句话,我愿意以现在的一切来换。”

尽管有些不情愿,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上面两位老师说出了某种事实。并且,即便已经拥有或者被确认有天赋,好的老师仍然不会提前给出必然成功的保证。在一次讲课中,布洛克发现了一位极有写作潜力的学生,她的天赋和经验都足以支持她写下去,可这个学生说,“如果她的文学前途没有保证,就不想浪费时间在写作上”。布洛克虽然告诉了她是多么优秀,却由此觉得,她“永远不会达到自己的目标,因为她缺乏那种非达到目标不可的决心”。“在创作成功之前,几乎每个人都得经历一段非常崎岖的道路。如果还没动笔写,她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努力最终会付之东流,又怎么指望她走到那段崎岖道路时,面对挫折和失望,还能站起来?”

那么,在学习是否能够成功这件事上,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呢?我想来想去,完全想不出办法,似乎任何可能的答案都会变成敷衍,甚至会给学习者造成不必要的成功幻觉。没什么好办法,就借冯内古特的一个故事来结束吧:“我曾经问过画家悉德·所罗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区分一幅作品的好坏……在这个问题上他给了一个我所能想到的最好的答案,他说:‘看过一百万张画,你就不会再出错了。”

曾在某处读过一则寓言——蝎子要过河,找青蛙帮忙,青蛙不干:“你会蛰我的。”“不会的,我蛰你我自己也完蛋啊。”青蛙想了想,同意了。游到中间,蝎子蛰了青蛙。下沉的时候青蛙问:“为什么?现在你也死了。”“我不知道,我只是忍不住。”这寓言真有经过世事者的锐利,锐利到尽管你觉得绝望,却几乎没有办法置疑。

说实在的,我很长一段时间怕看到这类直率的真话,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像“人性的曲木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每看到一次就觉得对人世失去一点温暖的幻想,也对笨拙的自己能否好好走进这样的世界持严重怀疑态度。我当然知道,这不是因为说者的问题,而是我不能承受太多真实所致。与此同时,我也渐渐认识到,这大概就是人间世的基本情形,无论你怎样惊惧,都不得不学着跟这些事实相处。

慢慢看得多了,也就偶尔能意识到,这些乍看起来令人绝望的话,其实有时反而会对人形成帮助。冯班《钝吟杂录》中有一个说法:“小人至恶,然其所为,可以情理揣量。必有不利,彼亦不为也。惟愚人为不可知。愚者自以为智,其恶往往出人意外,不可不防也。先兄每戒人勿近愚人,吾始謂不然,及更事多,然后信之。不惟愚人,老而耄(昏)者,亦不可近。”意识到这一点,是不是起码可以有助于我们远离愚人和“老而耄者”,不致因自己精神的柔弱落入二者无意挖出的陷阱?

另外还可以设想的一层,是对世事和自我反应的洞察,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人事纠缠。司马光《涑水纪闻》载:“吕蒙正相公不喜记人过。初参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于帘内指之曰:‘是小子亦参政耶!蒙正佯为不闻而过之。其同列怒,令诘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罢朝,同列犹不能平,悔不穷问,蒙正曰:‘一知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因不如无知也,不问之何损?”吕蒙正并非完人,也会记仇,但他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吕蒙正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称得上相体,但可以知道的是,这样的处理方式不但给了对方機会,也给了自己精神上较为从容的空间。

另一个宰相的故事,是丙吉的:“吉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现代人看到这样的事,大概会觉得丙吉是故意装糊涂或有意做样子吧,但古人把这叫做知大体。

我们或许可以不必纠缠在这样的古今不同评价上,而是考虑人因不同的身位对问题的不同思考方式。《明史》邹元标传:“初,元标立朝,以方严见惮,晚节务为和易。或议其逊初仕时,元标笑曰:‘大臣与言官异。风裁(风纪)踔绝(卓绝),言官事也。大臣非大利害,即当护持国体,可如少年悻动(怒形于色)耶?”当然,只看一个人说的,并不能说明什么,还要听其言而观其行,邹元标后来在朝“不为危言激论,与物无猜(与世人无所争竞)”,可见其言行之一致,并非以和易博取名声也。

翻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有人抄写《齐民要术·种瓜》里的一段话,觉得好玩,就翻出全文来看:“瓜引蔓,皆沿茇上。茇多则瓜多,茇少则瓜少。茇多则蔓广,蔓广则歧多,歧多则饶子。其瓜会是歧头而生;无歧而花者,皆是浪花,终无瓜矣。”茇(bá)是草木的根,这里指谷子收割后留下的高茬。歧是瓜蔓分叉的地方。浪花是不结果实的花,也叫狂花或谎花。

瓜生长的时候,蔓遇到谷茬的阻碍,就沿着攀援而上或岔开去生长。谷茬多,瓜蔓就多,因而分叉就多。那些结果的花,都是分叉处开出来的,非分叉处开的花是浪花,不结果实。如果可以引申,是不是可以说,那些人世间必然会有的磕磕绊绊,是一种作为障碍的缘起,反而可能成就一个人开出歧头之花,结出丰饶的果实?

不过,这样的结果也并非必然,一个人遇到障碍的时候,最好不要期待必然的美好结局。东方志功有一幅版画,上题“花深处无行迹”,这是不是说,那些美好的所在,处处挂着“此路不通”的标志?在这里,大概需要河井继之助那样的勇力:“浮心最无用。死后入棺中,棺盖打铁钉,百尺深埋于地下,然后浮心去尽,乃生真心。此之谓地下百尺之心。”

这死尽偷心的决绝方式,大概最容易成事,不过也可能会给人过于激烈的印象,那就不妨如王阳明所说,并不期待什么必然的结果,却每时每刻暗暗提示自己深厚培育:“后生美质,须令晦养深厚……花之千叶者无实,为其英华太露耳。余尝与门人言:人家酿得好酒,须以泥封口,莫令丝毫泄露,藏之数年,则其味转佳,才泄露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人生之隐显出处,或语或默,恐怕并无一定之规,差不多只是一种不得已。我在某处看到一段话,觉得深邃从容,足以释我之疑,就顺手抄了下来:“古典哲人们并不对自己在实在过程中的作用抱任何幻想。他们知道,他们的参与式行动,就其范围而言,仅限于对个人生存与社会生存中的无序保持敏锐的警觉,准备好对神显事件做出回应,以及实际做出回应。他们既无法掌控启示运动本身,也无法掌控那些使他们能做出这种回应的历史条件;他们通过这种回应面对大众秩序施加的影响,并不会比对话式说服(经过文字著作的增强)达成的影响更深远。在这种近乎完美的现实主义中,唯一明显的瑕疵是,这些哲人终究还是愿意为社会设计各种秩序范式,尽管他们明知,这个社会在精神层面不会接受这些范式,而在历史层面注定要没落。”

有了上面这段话,我觉得这小小的备忘抄写可以结束了,因为不但说得严密,仔细思考起来还有某种危险的味道——或许正因为严密,才危险。我记起今年在都柏林的时候,看到三一学院的玻璃窗扇上,写着毕业于此的王尔德一句话,精警机智,显示出思想的某种本质,足以用来结尾了:An idea that is not dangerous is unworthy of being called an idea at all.

责任编辑:李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