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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老牌科技艺术盛会、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适逢40周年，以“出箱——数字革命的中年危机”（Out of the Box ： the Midlife Crisis of the Digital Revolution）为题，而这个历史时刻对中国而言，科技艺术正方兴未艾，一系列大型展览和活动此起彼伏。在这其中，在上海明当代美术馆展出的《脑洞：人工智能与艺术》（2019.11.7—2020.2.9）从规模到广度，都再次创造了纪录。它由邱志杰、龙星如策展，上海明当代美术馆与中央美术学院视觉艺术高精尖中心数据艺术与人工智能实验室主办，汇集了22位参展艺术家及其组合，他们是：aaajiao，Anna Ridler & Daria Jelonek，Christian“Mio” Loclair，陈抱阳，Doug Rosman，Gene Kogan， Jake Elwes，Albert Barqué-Duran、Mario，Klingemann、 Marc Marzenit，LarbitsSisters，Lauren McCarthy，Memo Akten，Matthew Plummer Fernandez，Jenna Sutela，Oscar Sharp、Ross Goodwin，Patrick Tresset，Sarah Meyohas，Silvio Lorusso、Sebastian Schmieg，施政，鄧菡彬、吴庭丞， Qosmo，Wayne McGregor，邱志杰、何晓冬。28件作品、3个月展期的呈现，探索“人工智能”如何渗入艺术创作观念、逻辑、具体工具和效应等层面，又如何重新关联到今日生活之“隐秘的脑回路”，以及沉浸在技术环境中的无意识。2019年11月6日的开幕日，上半场由策展人龙星如主持，部分参展艺术家Albert Barqué-Duran、Célia Bugniot、邓菡彬、LarbitsSisters、Sarah Meyohas参与，下半场由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主持，联合主办方上海科技大学创意与艺术学院执行院长杨旸、华为人工智能科学家汪军、中国对外文化集团副总经理王晨参与了开幕。

上半场

龙星如：非常有幸飞了这么多艺术家过来现场布展，不能浪费他们，要让大家有机会坐在艺术家旁边，听他们聊聊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Albert Barqué-Duran：我来自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的工作主要是莱里达大学的创意科技和数字艺术讲授，同时我自己也是一名艺术家和学者。

今天非常高兴能有机会给大家带来开幕表演——《我的人工缪斯》，这个表演在巴塞罗那的艺术节上演出过，同时也在世界进行了巡演。我们这个项目的目的就是希望人类艺术家的经典艺术和传统、和机器、和AI的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这次演出也得到了其他艺术家的支持。今天晚上给大家带来的表演有一点像是戏剧，一共有四幕，这四幕分别对应着计算机和算法，生成AI缪斯所需要经历的四个步骤，今天我们做的是一个探索的行为，我们想把传统的关于缪斯是给人以启发的女神的这样一个概念倒置过来，我想看看能不能通过人工的算法，以机器的方式生成一个缪斯。

今天表演的另外一个步骤就是对我们输入进去的数据作出一个评价，因为我们要用算法来探索人的身体，所以我们输入给算法的数据集就是我们认为能够帮助机器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数据集，那么什么样的数据集是最适合的呢？我们认为是一些人体的图片和影像，那整个表演我觉得就是对于这种输入的影像的一种评论。因为输入是如此，所以AI所生成出来的人体的图像全部都是白人的女性，也就是说它的生成反映了社会当中的一些偏见。这就意味着当我们输入数据的时候，选择的时候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输入进去的是什么偏见，机器生成的就是什么偏见。

邓菡彬：我的作品是《动作情绪测谎仪》，这是在龙星如老师的组织下，和一位程序员朋友吴庭丞今年刚刚做出来的，陆续参加了一些展览，包括9月份的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观众都会问：真的能看到大家的情绪吗？这到底是基于什么逻辑呢？因为我自己是演员也是戏剧导演，我觉得表演艺术最难的部分就是表演中是否走心。有没有走心？这是没有标准的。导演和演员之间吵架也常常因为这一点。我觉得你没有走心。我觉得我走心了。这是一个永远扯皮抬杠的过程。那么怎么样能给它一个衡量呢？我的老师、著名的美国戏剧导演理查·谢克纳，他从印度找来了一个方法，发展成现在大家熟知的“味匣子”训练，把人的基本情绪分成九种，八种常情再加一个平静。这是很好的表演训练方法，但在中国水土不服。中国演员喜欢抬杠（笑），他们比较信服导演给他们的舞台调度、剧本分析这些东西，但是对于内心情绪如何如何，不一定愿意相信导演的判断。那么演员自己很难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于是，我们就想到这个方法，做出这个人工智能。就像这次展览的主题概念，“人工智能是决策工具还是创造力工具？”它像镜子一样，站在这个镜子前面，如果你希望观众认为你很开心、但其实此时你很忧伤，那么镜子就会揭露你的谎言。（笑）也许以后的表演考试可以用它来做决策工具。但我们也觉得它可能是触发艺术家新的创作的一个源泉，当你面前有这个镜子，就像一个舞蹈演员自己的腿踢到哪里自己是能看到的——现在我的情绪是怎样，镜子也能看到，这反过来会对人造成影响。几轮展览下来，我们发现，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当情绪可以被当场判断，大家会生成一种新的情绪流。所以有可能会激发一种新的感性创造。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有可能是：让我们更敢于去犯错。过去，表演会更依赖于技术，希望通过表演技术来卡点，但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不是说去约束我们，反而是更可能让我们的潜意识、现在还不能去描述的一些东西放飞起来。

再补充一句，现在很多人工智能开发者是尝试用面部表情来识别情绪，而我们这个作品的特点是通过身体的一些细微的动作和节奏来识别。在奥地利林茨展览的时候，我们胜过了一些同类的产品或者说作品，因为对于一个演员来说，太容易用面部表情去骗AI了——我并没有很开心，但是我可以作出很开心的表情来。但是通过身体的位移去识别，与此更相关的是你的潜意识，你希望别人认为你是开心的，但是其实不开心，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有一些微微的节奏的变化，这会向我们的AI“罗莎”出卖你。

Sarah Meyohas：我平时主要在伦敦和纽约工作，我的艺术作品是有玫瑰瓣的那个，它有两个灵感来源，一个来源是贝尔实验室大楼，当时我进去拍摄的地方。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被人们称作当代信息技术的发源地，许多IT方面的理论、电子摄像的原理以及激光这些技术都是在贝尔大楼实验室里面发明出来的。所以在美国，它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受人尊敬的地方。同时它的设计也非常有特点，充满当代艺术气息。当然现在你走进去会发现里面的空间非常大，很多墙面都是脱离的。当时贝尔是一个垄断公司，有很多资金，所以有能力建一栋这样的大楼。另外一个启发的来源就是玫瑰花瓣。因为人的欲望、需求，所以我们将玫瑰培育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玫瑰种植产业本身已经是一个特别大的产业，而且，对于我们人类来说也象征了爱和美。

我们这个项目中一共有16个人，我们将一万朵玫瑰花瓣摘下来，进行拍照和摄影，形成这一万朵玫瑰花瓣的数据集。一共拍了十万张照片，最开始只是想创造一个很大、里面都是花瓣的数据集，有一条巨型蟒蛇在一堆花瓣上面爬行。然后我还让这16个人每个人挑出觉得每朵花上最美的花瓣拿来压平和保留。这样就能留下一个实体和一个主观的物件。拿到这十万张照片之后，我们就把它输入到AI当中，让它生成新的花瓣的图像，再用这些新的花瓣的图像形成动画。从一个实体的东西变成一个纯数字纯数据的数据库，所以说我的这个作品是对于AI、对于动画，以及对于美的思考。

LarbitsSisters： 我来自LarbitsSister艺术组合，我们的作品在展览中展出，是个很大的机器，它做的事情就是在制造钱。我们的艺术品创造出了一种虚拟货币，能够通过网上的机器人，将价值捕捉回来。现在我们个人都在数据当中创造价值，但是这些价值往往被一些大企业大公司所利用。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网上设立一个机器人，进行自己的推广宣传，这个机器人是经过语言识别训练的，可以根据你的宣传要求寻找一些关键词，比如其他用户发出了关键词，如果找到跟你的主题匹配的，就邀请这个人参与到这个倡议和运动当中。将价值从大企业的手上夺回来，具体的方法就是每个人给这个大企业发一份电子的明信片，這上面会有一句话：请把你创造的这个价值还给我们。

Célia Bugniot：我叫Célia，主要工作在德国的柏林，非常抱歉我们的工作室成员没有全部到来。我们工作室这次展出两件艺术品，一是《自恋者》，另一个叫作《回声》。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就是从独特的角度看待新科技，我们想通过科技了解人类并且创造诗歌。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思考意识这个东西，只有人类才有对自我的感知，对“我”的意识。就比如我现在坐在这里面对着大家，能够描述出我的感受。人的这种能力是非常神奇的，我只要几句话就能够描述清楚自己当下所处的这种环境。随着AI的发展，计算机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只要有正确的算法，输入一定的图像和信息，计算机同样给得出这样的描述。这是非常神奇的，这就意味着计算机可以做到人类能够做到的事情。那么我们思考，我们怎样能够确定机器的能力呢？我们应该给算法看什么东西呢？我们决定给算法看一些艺术作品，但是我们希望用算法来探讨自我这个概念，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以描述的东西。在座的各位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描述自己的话，肯定是很难的，包括我自己也是，比如我是艺术家，或者我是法国籍的，现在在中国，任何一句话都不足以充分地描述我这个人。自我是什么呢？自我是自我叙事的一个重心，我们可以对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描述，是我所有描述的一个重心、一个核心。我们第一个展品，叫作《自恋者》，就是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它是由一个机器和一个镜子组成，能够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影像，并且描述自己看到的东西，有的时候它生成的语句是非常搞笑的，有的时候是非常有诗意的。有时机器会说：我是一个放满书的书架;有的时候会说：我是一堆电子原件被摆在桌上，所以说这个“自恋者”它背后的理念就是通过叙事来探索自我。

另外一个我们想要谈论的主题是人类的创造力，这是人类的一个特点。人类的创造力就是能够提取环境中的一些东西，然后把它变成一个更有意思的东西。纵观人类的各大文明，人会运用自己的创造力来创造出能够反映人本身的一种东西。很多的艺术作品，从古到今，都是反映的人本身，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机器本身看到人的创造力。那么具体的这种研究对象呢，就是上身像——这在西方文化当中是常常被使用的，反映一个人形象的艺术形式。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神经网络，往里面输入了一万个不同的上身像的形象。希望我们创造出来的模型去理解这个塑像背后的精华，利用神经网络去找出一个抽象的核心。同时我们让神经网络看了这五万个塑像之后，创造出潜在空间，找出各种塑像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让它学会“塑像”的概念，并且在这个空间中探索。如果大家看这个大屏幕的话，就看得到它探索出来的各种结果，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像是在不断变化，它探索出来之后，又会转变成另外一个。我们在其中还提取了两个特别有意思的生成形象，做成实体的塑像。

龙星如：这个展览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AI或人工智能这个词从媒体想象当中具象化到一个更漫长的链条，它涉及到贝尔实验室的历史，涉及到人工智能里面所有人类劳动的标注，也涉及到它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场景。同时，艺术家有没有可能在遵守算法规则的前提下保有他自己的敏锐和直觉，这是作为策展人希望展览能够讲出来的。

下半场

邱志杰：我在中央美术学院高精尖视觉艺术中心做了EAST科技艺术教育国际研讨会，就是Education art science technology，同时在这个高精尖框架下呢，又有一个数据艺术类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然后汪老师的实验室叫“人工智能与数据艺术实验室”，非常巧。而上海科技大学这么一个硬核的科技学校，好像是对标加州理工的、培养未来科技领导人的学校，为什么要来设立一个创意艺术学院呢？以及我们对外文化集团汪总举办了规模非常大的在北京海淀的亚洲数字展。看来，这是一个趋势、一个潮流。而且科技艺术的这个潮流在AI这个板块上面突破特别快。非常多的作品不由自主地向这个领域来倾斜，过去的那些录像艺术、声音艺术、媒体艺术都开始有这方面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林茨电子艺术节上，以前那些传统的电子音乐的奖项今年直接改成人工智能音乐奖项。这看起来是个大趋势。我们先请杨院长讲一下上科大在创意艺术学院方面的想法。

杨旸：谢谢邱院长，我来自上海科技大学，我们学校的同学都是典型的张江男、张江女，我自己也是做通讯网络的，做IT的。刚才Sarah提到的贝尔实验室就是我们心目中的胜地，没想到她在贝尔实验室撒玫瑰花瓣，让我们很惊讶。（笑）我们为什么要建这样一个学院，是因为李政道先生和吴冠中先生在2001年就提出科技和艺术要充分结合，在科学和艺术的最顶峰，科技和艺术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这个学院里主要做这么几件事，我们提供一些非常开脑洞的人文艺术的教育，比如我们教理工科的学生唱黄梅戏和京剧，教他们管风琴，教他们画画，教他们舞蹈……理工科的学生有先天的不足，所以他们的作品都非常地有趣。（笑）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肯定让你们这些文科的学生笑掉大牙。但是也欢迎你们过来，因为我们的抗打击能力很强，邱老师明天就去，因为他觉得上海太压抑，他和龙老师这两天太忙，所以他需要去找点乐子。（笑）

然后第二呢，我们在教学方面做了很多科研，主要想走科技和艺术跨界的这个路线。汪老师的实验室叫“阿依达”，是一个非常美的爱情故事，汪老师看了这个故事之后，流了很多眼泪，然后就决定他的这个实验室叫作阿依达。我们有一位艺术家画了一幅阿依达的作品，挂在汪老师的实验室。然后第二个实验室呢，是做3D打印和设计结合，听起来是一个完全科技类型的实验室，但实际上要把很多科技和艺术的元素融入到3D打印当中去，所以非常希望艺术家朋友们能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我们还有一些实验室是想要走到艺术和科技的交叉边缘，我们想把游戏啊、编程啊、新型的创作结合起来，同学们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因为上科大的同学都是典型的理工男理工女，打游戏特别厉害。

邱志杰：我们明年11月会来明当代美术馆做游戏展。

杨旸：那我让同学们都准备好，把打游戏的技能都发挥出来。我们第三个方面呢，是做国际的合作和国内的合作，非常希望把艺术家和科技工作者放在一起，看他们能产生什么样的火花或者灾难，特别是把他们特别西方式思维的学生和我们完全东方式思维的学生放在一起看看會怎样。所以我们今年暑假做了这样一个活动，效果很震撼。（笑）

邱志杰：很有意思。我们在中央美院做科技艺术推进的时候，发觉企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现在中国的企业非常有创新能力，除了技术能力之外，他们一看到艺术家，眼睛就发绿光，就很兴奋。比如我身后这个作品就是我和京东人工智能合作的。今年也有展出微软的作品，是微软研究院帮忙一起做的。正好今天有一位华为实验室的科学家。华为这样的公司和艺术之间能发生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想象吗？

汪军：我先讲艺术和AI融合，待会儿再讲华为。（笑）我本身是做机器学习的，AI是工业界最早喊出来的，60年代，有人开始叫AI这个领域，研究完了之后发现什么也搞不定，就跑掉了。第二次又有神经网络起来了，70年代左右，又有一拨人过来，也搞不定，又跑掉了。2006年以后，效果好了，大家确实是看到各个地方起了作用了，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做AI的，因为AI可以申请到研究资金。艺术和科学是两座大山，艺术这个山，是目前AI还没有攻克的。那么从科学研究领域来讲的话，AI可不可以创造艺术，这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严肃的科学问题。

那么什么是艺术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定义，这个讲不清楚的。在我看来，艺术是在探讨人类，我的焦虑，我的表达方式……大家开始找各种各样的媒介。那么为什么AI火呢，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媒介去画，那么这些媒介都用完了，怎么办，艺术家会想到用AI来做，所以说AI给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用AI去做艺术是有积极意义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艺术的探讨和艺术的创作，或者科学的研究来说，我刚刚听到几位艺术家考虑的问题和我们考虑的问题一样，比如有一位艺术家在考虑自我是什么。我在学校是做强化学习的，围棋里面有个算法叫强化学习，这种强化学习叫智能体，我就是跟我的博士生在讲怎样把自我放到数学表达式里面，但是这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从科学前沿来讲，如果我们能解决了我是什么，就能解决用AI去做艺术了。因为你只有了解了“我”，你才能够表达你自己。我觉得这些艺术家做的作品很多使用AI的工具，但是还是表面的。比如这位做导演的艺术家，他只是从表面看到人的行为、情绪，但是AI不能真正看到你内在的情绪。什么情况下机器能理解你的情感呢，是在直接有了意识的情况下。那么意识是个什么东西呢，现在还没有一个科学的定义。

我给大家讲个很搞笑的事情，如果90年代，你是个科学家，你想研究意识，那你就丢掉饭碗了。因为你想申请研究资金就很困难。那时候，我跟其他老师聊起最近在干吗，我说在考虑机器意识的问题，他说你应该快退休的时候再考虑这个问题。（笑）我想，有AI和艺术家真正能够放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机器意识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谈一下在华为的体验吧，华为诺亚实验室就是AI驱动的一个公司，里面最核心的研究机构叫作诺亚实验室，专门研究AI的。我是他们那个决策方向的首席科学家，我做的事情就是能够让机器代替人做决策。我们现在人工智能应用的东西，我叫“模式识别”，比如人脸识别啊，人脸的分类啊，情感分析啊，它都是运用数据的规律把它识别出来，是数据到知识的一个映射。那为什么大家都说神经网络呢，因为神经网络对映射有一个最好的数据描述。通过神经网络就可以干这件事。但是人的决策是特别复杂的，他要反馈到数据当中，数据再变化，就形成一个反馈的回路。但是这个回路是很稀缺的。我做的工作里面有个数学表达式的回路，就可以用机器决策把它做出来。其实有很多对人的大脑的研究里面，所以我们做很多机器决策的问题，可以去做无人车的驾驶，我们华为这边有2000多位工程师在做无人驾驶这个项目，但是非常低调。我们在做的就是给无人车做大脑，“强化学习”功能。华为做手机有九十多间工厂，同时运转，现在我们可以根据数据来决策、每间工厂的生产任务。所以现在对于AI的使用从互联网，硬件的，线下的……就会造成新一轮的革命。我感觉我们国内的大企业还没有想明白和艺术关系这件事，中国不缺工程师，但是缺好的艺术家。

邱志杰：最近两年看起来我们对外文化集团大量地介入科技艺术的活动，包括我们今年做的威尼斯中国馆，也是强调数据艺术，好像改变了我们以前对外文化传播的那种方式。

王晨：我是想说呢，中国艺术的创造力这么大，艺术需求这么大，也希望大家把好的艺术带来。刚才看到这么多优秀的国内外艺术家，科技的、人工智能加艺术的这些新型艺术家们来到这里，我觉得特别好。上海这几天是进口博览会，有点儿交通瘫痪，今天之后会有无数展览，邱老师呢，算是开了个头。

我觉得科学是对世界确定性的一种认知，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确定的，所以我们给出各种手段和工具，数学、物理……去给我们的世界一个确定性的表达。但是艺术是对于我们未来可能性的一种想象，刚才说我们不缺工程师，是因为我们在既有的技术之内可以学习得足够好，但是我们缺艺术家，是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不论是科学，还是艺术，都是我们表达对世界认知的一种方式，科学给艺术提供了更多的表达的手段，我觉得科学不仅仅给我们提供生活工具，更多的是提供生活状态，我们已经在被科技包围的生活当中了，尤其是在互联网这个时代，科技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科技也已经对我们的身体体征进行了改变。去年在央美做的一个新媒体展，主题叫“后生命”，我们的生命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先不说AI，生命已经开始从碳基向硅基转变，已经开始与机器合二为一了。如果我们人类所说的“永生”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期待的，可能你就剩一个大脑了，然后身上其他部位都是合金。今年出的大片《阿丽塔》就是这样。所以说当你创作的主题都发生变化了，那么你创造的一定是艺术加科技的东西，可能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意识。所以基于生命的主题，无论是碳基、硅基，或者碳硅合体的概念，整个的艺术形态都在发生变化。所以我想说艺术加科技一定是现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未来。

1965年威尼斯双年展成立中国馆，中国馆的展览一直是我们集团承办的。每次一开始招展，就开始挨骂。邱老师就特别幸运没有赶上我做这个联络人。（笑）去年开始就改变了之前的思路，我跟吴洪亮老师是策展人嘛，我希望做更多科技的东西，因为这种东西我们跟西方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的科技生活、数字生活，比他们要丰富得多，但痛苦也比他们多，我们拿一部手机都导不出纽约去。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去正解，去给现当代艺术家开辟一个相对自由度更高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弥足珍贵。我们未来可能还要做，包括还有游戏的事情，可能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最好的保障，我们不怕骂，骂了之后要能改。但是要记住孩子是需要表扬的。

邱志杰：我和龙星如作为策展人，我们一直面对一些纠结，AI这个事情，大众心中理解的人工智能，跟艺术家理解的人工智能，跟科学家理解的人工智能……可能这些概念都不一样，都存在着落差，或者说二十年前的所谓人工智能在今天可能已经成为基础设施，大家不再认为这有什么可讲的样子，这个概念可能一直在演变。星如特别注重展览的逻辑，这件作品和那件作品，这个组团和那个组团的作品，如何来形成今天世界上艺术家们使用AI的感受。但是我作为馆长，会特别关注观众的体验，可不可以翻译成一种可理解、感性的经验。这里面其实存在着一种张力，星如，你在选择这个作品的时候，或者构想这个展览的时候，你会去更多地考虑我们的创作逻辑，还是考虑是不是对你的观众更有效？这个是不是能够进入你的考虑里面？

龙星如：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太难了，因为我自己投身在这个领域当中，所以我很难把自己放置到这种状态当中去：假设任何的观众走到这个展览当中，他在这个情境中会发生什么。但我自己确实有一个很长的纠结过程，就是说我做这个展览，到底要实现的功能是普及人工智能还是什么。我们先不管人们对人工智能是否有一定程度上的认识，展现艺术家在做这个时候的更多可能性，这是个很大的决定。如果我跟大家讲人工智能做什么的话，那可能这个展览的思维方法就不一样了。但是我想这可能真的不是艺术家工作。

邱志杰：这个展览其实是在上海进口博览会期间五彩缤纷的、流动着资本色彩的艺术市场一个比较黑暗的“洞穴”——回头想一想艺术如何依然在思考，其实是像一个黑洞一样，比较晦涩的，阅读起来比较困难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展览不会是只有一次，还会有很多次，会更加深入到我们艺术和科技之间復杂的互动关系里来。

（责任编辑：李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