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镛

1

我实在搞不懂大人们的想法。邻居们近来都在说：“张玉宝才是村里最男人的人，本事大着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就在上个月，他们说的是：“张玉宝废掉啦，以前多有本事的一个人，现在，焉不唧儿的窝囊废一个。”

他们说的张玉宝是我的三叔。让我想不明白的是，他们这颠去倒来的两个极端变化，前前后后相比也够快的，而且他们说张玉宝坏话时，见到我一点也不回避，照样议论纷纷，好像毫不在乎张玉宝是我三叔。

父亲和三叔，仿佛不是从一个娘胎里出来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曾经教过几年书，对别人说三道四的话在乎得很。他认为人家说三叔的那些坏话，是在戳祖先的脊梁骨，是非常丢脸的事情。三叔恰恰相反，无论别人咋说，就是把舌根都嚼烂了，他也毫不理会，仿佛说的不是他自己一样。

别人的议论，三叔不在乎也罢。可是，他作为一个男人，平时不干农活，是太过分了。我的爷爷奶奶过世后，我婶婶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什么委屈只有往我们家里跑，和我的父母诉说，数落三叔的不是。每次婶婶上我们家来后，父亲就会去骂三叔一通，“你简直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长，脸皮厚得比城墙拐拐加二十四个碓窝底底还厚！在土地上活着，却不种土地，简直是丢人现眼。”

但是，父亲的骂，不但没让三叔有所收敛，还让三叔与父亲有了隔阂。

三叔在以前，可是一个做事风风火火，讲话就像打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地响个不停的人。村子里的人虽然觉得我三叔不会为人，但是从心底还是佩服他的能力和本事。三叔自从在乡上开的小饭馆关了以后，回到村里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性子变得像头耕地的老黄牛，走路慢吞吞的。见人寡言又少语，整个人好像打不起精神来，除了带着还不满三岁的女儿，这里走走那里停停，就什么事也不做了。秋收过了，家家忙着犁田弄地，他却田不犁，地不挖，蹲在墙根角吸吸烟，晒晒太阳。有时蹲着，从地下捡一根稻草放在嘴里，也可以嚼上半天，仿佛他的生活就是为了磨光阴混日子。

那段日子，村里的人从心底对他产生了极大的鄙视。说各种难听的话，下各种定论。

“张玉宝现在的样子，根本就不像一个男人，连个婆娘都不如。”

“张玉宝窝囊到家了，连个婆娘家都管不住，他怎么可能还干得成其他的事情呢！”

“从今以后，量张玉宝再也尿不起三尺高的尿来了。”

村里的人甚至闲谈时，时常拿他来劝慰生活，说：“谁能风光一辈子？你看张玉宝，以前多么风光的一个人，现在像个瘟神一样，啥活都不干，让一个婆娘家出去捣鼓。”

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有人冷不丁地说：“不是他捣鼓不起，是他不想去捣鼓。”

“为啥不想呢！”

“不就是他媳妇给他生了一个‘赔钱货吗？”

人们仿佛恍然大悟，觉得十分在理。之后人们一谈论起我三叔来，就说“怪他媳妇给他生了一个‘赔钱货，才让他什么事情也不想做。”

这句话在村子里出现了广告效应，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最后，传到了我婶婶的耳朵里，她在这个家再也呆不下去了，她要离开这个家。我的父亲母亲强烈劝阻，说三叔不是那种人，别乱听人家瞎嚼舌根。事实上三叔也确实不是那种人，他很爱我妹妹的，我每天放学，从三叔家门口经过时，我都看见三叔随时抱着妹妹，舍不得离开身，一点都不是像村里人说的嫌弃她今后是一个“赔钱货”。

那一段时间，婶婶和三叔时常吵架，并且越吵越凶，在某天早晨，她真的离开了那个家。

婶婶去了城里。

婶婶一去足足有半年时间，一次也没有回来过。但她时常带钱回来给三叔，叫三叔多买点好吃的好穿的给女儿。

婶婶在村子里的妇女中，算得上外貌出众。婶婶才满三十岁，个子高挑，五官端正匀称，她那天生的红红的嘴唇，仿佛随时涂上了口红一样，特别是那双眼睛，光彩照人。婶婶的离开，村子里的人，又七嘴八舌说开了。

“张玉宝的媳妇出去当鸡婆了！”

“张玉宝的媳妇被一个外地人哄骗去了！”

“张玉宝的媳妇跑到城里重新嫁人去了！”

“张玉宝的媳妇在城里勾引到了一个有钱人。”

三叔终于坐不住了。

2

婶婶去城里给人家当保姆。

三叔带着我和妹妹，进了一趟城，去了婶婶当保姆的那户人家。那家的男人姓钱，人家确实有钱。

我们跟在婶婶的后面进了钱家的屋里，看见客厅大得可以打羽毛球，还有一架楼梯旋转着上去，两层的结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漂亮的屋子还像我们农村一样有楼梯，我就悄悄问婶婶。钱太太听了我悄悄问婶婶的话，“噗嗤”笑了说：“这叫复式楼。”我恍然大悟，难怪他家要请保姆，婶婶是去服侍楼。钱太太拿着一块毛巾“啪啪啪”扫了几下沙发，喊我三叔说，“来这里坐！”

实际上，沙发干净得一尘不染。这让我感到无地自容，因为三叔和我进城来，都是一身尘土。三叔没管那么多，拉着妹妹一屁股就坐在了沙发中间，而我只敢用半边屁股搭在沙发的边缘上，浑身不自在，老是觉得手找不着个放处。

钱家夫妇很年轻，带着一个大男孩。我觉得人家还是满客气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坐下，钱太太就把茶几上放着的糖果抓来往我和妹妹裤包里塞。妹妹不知是不好意思还是被吓着，一直往我三叔怀里钻，没有接。我站起来，满心欢喜把裤包用手拉开，装满了一裤包糖。我一抬头，婶婶正严肃地看着我摇了摇头，让我喜悦的心情一下就僵住了。我万分沮丧地把糖果又掏出来，放回茶几上。钱太太看见我这样做，一脸的不高兴，走过来把我掏出来的糖果，用扫沙发的毛巾，一下就抹到了垃圾桶里。

我觉得好可惜，心里责怪着婶婶。钱家人出手大方，是她不识好人心。我们临走时，钱太太走进一个房间里，收了几口袋衣服出来，说让我们带到乡下去穿，衣服都很新，散出一种城里有钱人的香味。当着我们的面，拿出一沓新钱，数得哗哗响，说是婶婶的工钱。最后，多抽了二十塊钱，说当给娃娃的见面礼。没想到，衣服和多余的钱，都被婶婶一一谢绝。婶婶说：“他们一天灰头灰脑的，这么光鲜的衣服拿去他们穿不出来，你家留着穿。钱我也不能多要，讲好一个月是多少，我就只能接多少。”

那一刻，我心里不仅责怪婶婶，而且恨她。她阻止了我喜欢的糖果，又阻止了人家送的衣服，连白得的钱都不要。钱家人在给衣服的时候都说了，有的衣服我可以穿的，她为什么不让我们带走呢！后来我长大才明白，我的婶婶是活得多么体面的女人。

三叔进城回来后，彻底地变了个人。他每天都会带着女儿，坐在我们村子旁的水沟边发呆。那条水沟里生长着一些荷花，不知为啥长得那么好，荷叶像磨盘一样又大又肥，绿油油的，开花的时候很漂亮，有红荷花，有白荷花。村里的人们见他这样，又说：“张玉宝就是要死在花里，他婆娘不在家，只有来看荷花想入非非了。”

我三叔每天去水沟边，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突然有一天，他完全忘记了和我父亲说过的断绝往来的话，领着我的妹妹来到我们家里。他把妹妹交给我母亲，请我母亲带一段时间，他也离开家了。

3

三叔去了湖南。

半年后，他回来了。表面上天生的慢德性没有改掉，走路照样慢吞吞的，像个瘟神。但是，他内心里早已有无数的马蹄声响起，成为了一个多么广阔的疆场了。他开始挨家挨户地去串门子，他的目的是想邀约一些人，参与他想干的事情。

村民从他的交谈中，知道他在湖南帮人养黄鳝。谁也没有想到，他去的目的，不是打工，是为了学习养黄鳝的技术。让人们更没有想到的是，他要把我们村子后面的那个水塘子承包过来，有近三十亩的面积，还准备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扩大一倍。然后，愿意养殖黄鳝的人家，就凑上一股，拿钱来买黄鳝的种苗。

我想起我们在城里钱家吃的那顿饭，就是吃我们经常在田埂洞里捉来的黄鳝。我认为就是那顿饭，让三叔有了想发财的决定。捉黄鳝是三叔最拿手的活计，只要把黄鳝从洞里捅出来，不管它有多滑溜，总是逃不过三叔的手指。我妹妹还没有出生时，三叔经常带着我去捉黄鳝，只要一见到黄鳝，他一个中指就把黄鳝夹了拿在手里，溜都溜不脱。

我父亲听说三叔要承包水塘子，极力反对。因为他认为那个水塘子不可能赚钱。他跑去和我三叔说：“你脖子上到底长着的是一个冬瓜还是一颗脑袋呀！还怕没有过前车之鉴？杀猪匠那么有本钱的人家，承包了到最后都没有赚到钱，你算得了老几？”

三叔用鼻子“哼”了一下表示回应。我父亲指着他的鼻子说：“你就是喜欢钻牛角尖。”这是我父亲做教师时的口头禅。可是，三叔对我父亲说的话不仅置之不理，还伤了他几句，“我做的事情關你啥屁事，我要发财还得看你愿不愿意？你以为你在逢年过节时提一块猪肉给我就认为自己是一个救世主？”

我父亲被三叔的话噎得喉咙一动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生着闷气回家。三叔承包水塘的事情，不光是我父亲认为一点都不靠谱，其他人也认为是件荒唐事。水塘属于村委会管理，也就是说是公有的，除了村里的人去那里洗衣服洗猪菜，就什么作用也没发挥过。但是，那又怎样呢，它照样是公家的，即便浪费也要让它浪费着，如果谁想要盘活它，不让它就这样浪费着，那就得去承包。而要承包，光是承包费都得好几万块钱，再说投资了进去，一年下来赚不到钱不说，还要倒贴黄瓜二两。

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人人都说：“那水塘子分明就像百年的歪脖子树——定型了，他张玉宝还有本事把它掰直？”

4

三叔一如既往。他并没有因为别人的猜测，怀疑和议论纷纷就退却，也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劝阻，而存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犹豫。父亲其实心里应该明白，我三叔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根筋，死心眼，他看准了的事情，别说是我父亲的劝导，就是用九头牛也别想把他拉回来。

谁都想发财。所以，在这件事情上，用他们的话说，我三叔像个干事的样子了。但是，他们也还在犹犹豫豫，万一整不成了咋办？万一水塘的承包费高了咋办？我三叔倒是果断得很，他拍着胸口去向他们保证说：“水塘子我一个人承包下来，承包费不用大家来分摊，只需要出买鳝鱼的钱就行。”

三叔的话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他们也认定我三叔这次肯定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但是，三叔说的话，他们仔细一想，认为还是有问题。这么爽快，使他们产生另外的担忧，就是谁也不清楚到底这件事情，最后能不能干成？因为他们清楚得很，现在水塘子的承包费，少说也要个三两万块钱。

他们聚在一起相互议论，“村东头的杀猪匠承包来养鱼的时候，承包费在前年的价格都是一万五千块了，你说他一万五千块钱承包来最后都亏掉，直到现在，听说他的承包费还有一半欠在账上！最后水塘子又被村委会收回去。”

“是的，是的。再说了，现在要拿出这么大的一笔钱，如果张玉宝一个人拿出来有点不太可能。”

“即便他拿出承包费来又怎样？鳝鱼钱还不是要大家出。如果事情做不了，稍不小心还跟着陷进去，把本也搭进去就一点都划不来。”

人们一边虔诚地希望他能在这件事情上成功，一边又在暗地里坚信，他实际上是弄不好的，说他连生活都过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们又想到万一成功了，还真就发了财。光这点诱惑，又让人犹豫不决。所以，三叔在和他们作保证的时候，每户当家的几乎说着同一句话，“等我们想想再说。”

最后，他们都在私底下商量，“如果这个温吞吞的人确实把水塘子承包了，真的不让我们出一分钱的话，我们就跟着他干。”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过于闲了也闷得让人发慌。”

“就当拿来做一回实验，我们在心里划算过，大家都只出购买黄鳝的钱，要是赚钱了就很好，万一真的亏了，也是张玉宝一个人亏得最多。不怕不怕，光是养殖的本钱分摊下来，一家人也没有摊到多少。”

“再说了，那个水塘子能不能承包下来还是两回事，村长不是说了，谁要承包，都得有个底线的，哪个认得村长要的底线是多少呀？要是再冒出一个单独想承包的人来，价码不是又会往上涨吗？”

他们意见相对有了一致，决定跟着我三叔干这件事情。每个人又开始七嘴八舌发话了。

有人说，“管它涨不涨的，只要张玉宝能把塘子承包了，就是好事情。”

有人说，“对对对，如果他能承包，硬着头皮我们都跟着他干。”

有人說，“如果真能承包下来，不是硬着头皮干了，那我们就从中捡了一个大便宜了。”

有人说，“那我们不但要同意，还要怂恿着他去承包。”

他们怀揣着各自的想法。有人为了哗众取宠;有人为了看我三叔办事出洋相;有人打心底里觉得，如果这样温吞吞的人都还能把事情干大，那真是铁树开花马长角，公鸡会下蛋了;有人是真心想从心里发财，能有便宜可占。说白了，人人都心怀鬼胎。

但不管怎样，他们现在向着一个目标在靠拢。这个目标就是希望我三叔把水塘承包了下来。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满足各自心里的欲望，好奇，和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的某种心理。

一星期后。他们约在一起，急着主动来找我三叔。

他们找到我三叔的时候，人人都充满着激情，众口一词说“同意”。还带着讨好的话：“你的想法太了不起了，大家举双手赞成，我们个个都答应了。这样的事情，也只有你这样名符其实的男子汉才拿得下来。”

他们的拥护和对我三叔表现出来的崇拜样子，照理说，我三叔一定高兴坏了。因为他开始最担心的问题是怕调不起人们参与养殖的积极性来，现在好了，他们个个看上去都热血沸腾，激情高涨。但是，我三叔表现出来的神情，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激动不已。他甚至什么反应都没有，仿佛整个事件不是他发动的，一点也不关他什么事一样。他又和之前一样，温吞吞的，寡言又少语，仿佛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性格，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好半天才从嘴里吐出来一个字，“行。”

三叔的这个回答，给人感觉轻飘飘的。这像给激情高涨的村里人泼了一瓢冷水，心里感到失望和沮丧！

5

老师和我们讲过，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传说中的杜宇降临在这个地方，创造了农牧渔猎的发展，得以北跨长江，入住蜀中。我们这里有一个千顷池，一千年以前，在云南境内，除了滇池和洱海外，千顷池就是最大的湖泊了，由八仙海、正海、永乐海和胡芦口四个海子组成，大得不得了，有千顷的面积。但是后来，水干了，变成了无数的田野，又长出了无数的村庄。

我们村庄就坐落在千顷池的位置上。可能是因为土壤和水质的原因，听老辈人说，这里的水虽然干了千年，但是，这块土地上自古以来，鱼儿成群结队。在离我们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渔洞水库，出口处那些抢水的鱼，曾经密密麻麻，多得不得了，像乌云掉在水里。黄鳝也是多得要命，在河岸的两边，随处都可以捉到。

也就是说，千年以来，我们这里不缺少黄鳝。他们说以前的人，力气都大得很，可以肩挑两三百斤。说得更神的是，放牛经过麦地，怕牛踩坏麦子，直接把牛抱着过麦地。这样的大力士，就是常吃黄鳝的缘故。尽管现在黄鳝没有人们传说的那样多，吃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但是，对于黄鳝的肉质，谁都喜爱，黄鳝的肉厚，又细又嫩，又没刺，味道鲜得没得说。所以，我三叔提议养殖黄鳝的事，大家都清楚，黄鳝这种东西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不养殖，在田野里都捉得到，要是养殖也不是要费多大的力气。只是他们很怀疑，我三叔拿什么来承包水塘子。他们永远也没有想到，我三叔干的事情，会让他们把眼珠子都惊得凸了出来。

那天，一大群人密密麻麻地集中在村委会门口，外村的人也有。

我们村的人，有的是真希望我三叔能把塘子承包下来，谁不想发财呢？而有的人，确实只是为了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他们想看我三叔出洋相，因为外村的人来，肯定是想来承包水塘的。如果那些人参与夺标，承包价说不清楚就会是啥子样了。

有人在背后议论纷纷说：“肯定是村长设的局，他故意把外面的人请来跟着夺标！”

有人否定说：“不是不是，万一他喊来把价格涨上去了，人家本来又是不愿意承包的，到时候承包价一高，没人夺了，到头来钱拿不到手里，他不就成了野鸡下蛋空欢喜啦？”

有人说：“不要咸吃萝卜淡操心了，花落谁家，肯定掌握在村长手里的。”

又有人说：“不一定不一定还真不一定。”

人人都在七嘴八舌的猜测，但有一点不是猜测，那就是想看三叔的笑话的人。他们说：“看张玉宝有什么本事了，只要他有本事承包得下来，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跟着他干。”

站在旁边的人听到议论，伸过头来搭腔说：“看了看了，看最后会是啥结果了，现在说东道西起个鸟用？事情还没开始之前，谁都没本事知道啥结果，包括村长。”

他们站在下面正议论着，村长提着一个开水杯从办公室走出来了。村长走到二楼走廊上的围栏边，停了下来，把开水杯往围栏墙上一放，面对着下面的人群，猛地吸了一口气，“咳”的一声，下面的人全都立即鸦雀无声，又立即抬起头来看向村长。村长的样子好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似的，衣服披在肩上，袖子却还在空着。他伸手扯了扯披在肩上的衣服衣领说，“我们村的死水塘子，有人想把它盘活了。”

下面有人回应了一声：“哦！”

“有人承包就说明这是好事情嘛！”

“哦！”

“但是，我们的承包时间一次性最低签三年！”

“哟？”

“还有外村的人也有想承包的。”

“哟？”

“当然，我们不管是本村还是外村，都一视同仁，承包价都一样！反正我们一碗水端平！不偏袒哪一个。”

“哦！”

“我们已经研究决定，这次承包一定是在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上来进行。村委会研究，派我做代表当着全村人的面签订，很透明，没有大家猜测的行私舞弊，但前提是谁出的价钱高，我们就承包给谁！从现在开始，三年最低承包费是三万，有谁想要的就举个手站出来。”

村长的话说到这里，人们眼睛就无意识去寻找我三叔。三叔站在一个角落里，很多人都没看见。有人就问：“张玉宝呢，张玉宝呢！是不是打退堂鼓了，咋这时还不见他忙着出来举个手！”

人们正在用眼睛寻找着，嘴里叽里呱啦的时候，有一个外村人举手从人群中走出来了。他站在了第一排说：“我承包，三万就三万！”

村长笑眯眯地看着举手的人说：“好，爽快！”

人们把目光移到了举手说话的人身上，发出一声“啊？”

这时，又举起了一只手，又有一个外村人从人群里走出去说：“我出三万五！”

人群里又发出一声“啊？”

村长喝了一口茶，脸上布满笑容，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没有人再接着举手了。村长又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高声问道：“还有没有人要承包的？”

有人听着村长的问话，看看周围，没有人举手了，丧气地说：“看嘛！看嘛！咋个样！肯定承包不成，村长早就设计好的了，张玉宝难道还出得起更比这个高的价吗？”

但还是有人不甘心，一边在找我三叔，一边骂道：“张玉宝呢，咋不见出来，这时来当缩头乌龟啦！”

我三叔还是没有举手出来。

有人已经泄气了说：“他是冷水发面没什么长进的人，你们就别指望他了！”

有人又接过话说：“这是棋盘里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他挨家挨户拍着胸口给我们保证过的哩！”

“那咋不见他举手呢？”

“他怎么敢举手？张玉宝是矮子想登天，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他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来呀！别说三万五，就是村上规定的底线三万块他也拿不出来。”

“究竟还有没有人要承包？”村长放开嗓子已经问了第三遍了。看他的神情，准备拿给出三万五的那个人了。

有人开始发怒破口大骂了，“张玉宝是拿我们当猴耍了玩的吗？”

正当一些人在群情激愤，怒气冲天，村长正要准备说话的时候，我三叔慢吞吞地从人群里走出来了。他直接走上了村委会的二楼上，雄赳赳像村长一样面对着下面的人群，举起右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说，“我出六万！”

下面发出了“哇？”的一片声音。他们眼珠子都惊得凸出来了。连台上的村长都惊讶得端着刚要送到嘴边的开水杯，僵在了那里，看着我三叔。

好一会，下面的人群才发出一阵骚动。

“他怕是疯掉了！”

“他成心想坑我们！”

“坑啥子嘛！反正他说了，承包费不要我们承担一分钱的。”

“那他咋出这么多钱呢，肯定是他婆娘进城卖着钱了。”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说：“不知道真相之前先别瞎说，你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万一人家真就有那么多钱呢！他能把承包费一个人承担掉，如果赚钱我们不就是赚净钱啦？”

我父亲也在场。他听了我三叔给出的价，差点气到憋气，恨不得上去扇我三叔几个耳光，但他也沒有办法，只得站在下面跺脚。有人看我父亲干着急，讥讽道：“你们虽然是亲兄弟，但现在是各家管各户的，关你屁事，张玉宝硬要干这事，你还管得到吗？”

我父亲气得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一边骂着三叔，一边拉着我的手，塞了两块钱给我说：“你赶紧回家去在供桌柜抽屉里，找出你婶婶做工那家的电话号码，跑街上去找电话打给你婶婶。让她无论如何都回来一趟，就说你妹妹生急病了。”

我从前面钻出人群，在一片嘈杂声中，我听见村长有些激动又有些慌张地扯开嗓子问，“还有没有人想承包，如果没得，我们就承包给张玉宝了。”

下面的人鸦雀无声。没人再举手了，连最开始举手的那两个人，都从前面钻进了人堆里。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失望，而是一脸笑容的看着村长喊话的样子。

村长停歇了一会。他果断地说：“那我就代表村委会这么定了，水塘就承包给了张玉宝。”

站在下面的人，有的面无表情，有的像是自己捡了一个金元宝似的高兴万分。有的在感叹：“真是帽子底下看不出人来！”

有人议论着开始离去，仿佛一场戏就这样结束了。这时，我三叔说：“各位乡邻，请大家慢一步走，为我作一个证，以后的三年，村委会把水塘子承包给了我，我把三年的承包费一次性付清。”

下面的人听到最后一句话，太出人意料了。他们几乎是同时转过了头，整齐地发出了一声“哇？”，再次地把眼睛鼓得很大。

谁都不相信我三叔有那么多的钱，他们私下议论说：“六万块呀，那么多的钱，又不是树叶子，随随便便就摞一堆来了！”

打死也让人们想不到的是，我三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来一张纸，扬在手中说，“这就是六万块钱。”

下面的人群发出了“哗！”的一阵嘲笑。

“啊嘁！”村长响亮地打了一个喷嚏。这个喷嚏像一面破锣被敲响，在人群嘈杂的下面。我都清楚地听见。村长打过喷嚏之后，顿时脸色煞白，哑口无言。

我三叔说：“到2000年3月8日为止，村公所在我开馆子期间，到我饭馆里吃饭累计六万元，这是给我打的欠条，上面还盖有村公所的公章。”

下面的人“哇！哇哇！哇哇哇！”村民们惊得张大嘴巴发出了一声感叹，“天呐！”人们不熟悉以前的村公所内幕，只熟悉那时叫村公所还不叫村委会，当时的村长还是站在现在村委会楼上的这个村长。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十多年前，一个村公所吃馆子就欠了六万块呀！

村长还准备说什么，但下面的人群骂骂咧咧散开了。

6

我最终没有去打电话给婶婶。

婶婶回家来了。只是，婶婶回来的时候，我三叔和村里的很多人，已经雄赳赳地在干他们的事业了。他们干得热火朝天，每个人都仿佛看到了前途一片光明，撸起袖子甩开膀子，把原有水塘里的淤泥，全部清除掉。然后，在里面又挖出了一个又一个“工”字形的小塘子。挖好后，又用砂浆水泥拌了糊起来。那些参与了三叔喂养鳝鱼的人家，把周围的稻田也让了出来，与水塘合围在一块，也在中间挖出一个又一个“工”字形的小塘子。

婶婶这次回家来，给我买了一件崭新的衣服，一包糖。我欢天喜地。我想起了进城那次，一裤包的糖，最后被钱太太用毛巾抹了丢在垃圾桶里。

“要是有人反悔，断绝与他家的红白喜事丧事的人情来往和帮忙。”

众人都说，“好，光这三条也够了，谁反悔了我们就照着执行。”

似乎有了这样的保障措施，人人心里就感到踏实了。

8

我们老师在课堂上，还给我们讲过，乌蒙腹地曾经辉煌得很，非常了不起。不但历史久远，商业又繁荣。文化自不必说，云南文化的三大发祥地，这里就是其中之一。它虽然地处偏僻的乌蒙山峡谷里，很早以前与朝廷就有着直接的联系，对朝廷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朱明王朝定都南京时，采办“皇木”的主要地区在我们这里。北京故宫的修建，也是大规模的从我们这里来采办“皇木”，还有那时属于昭通管辖的会泽的斑铜，都送往北京。

但是，后来因为大山的阻隔，交通的闭塞，我们这里在中国的大地上，就变得边远和落后了。一个地方落后，一个村也就不用说可能会发展好到哪里去了。不说与京城，就是与省城昆明，或者是我们当地县城的地理位置来说，我们这里虽然不属于山区，也属于半山区。我们村所在的位置，唯一有利的是，有一条河流，常年水流不断，在河流的两旁，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坝子，出产稻谷，有着鱼米之乡的称誉。

我三叔就是利用了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干起了他最喜欢的行当，养黄鳝。现在，他们养殖黄鳝的塘子，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整，已经投入使用了。

有事实摆在了眼前，我三叔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了村子里最有威望的人。即便他现在走路，或者干什么事情照样不那么利索，还是温吞吞的，说话也吞吞吐吐。但是，人人对他都有足够的耐心，在他们的心里就是气度不凡。因为他们仿佛看见了未来密密麻麻的黄鳝在游动，仿佛看见了白花花的票子装进了自己的腰包，仿佛看见了生活前景一片美好。仿佛好日子从此就从天上掉下来了，从地里冒出来了，从风中吹来，从阳光中变来，从水塘子里窜了出来。

曾经在我三叔当包工头之前，他们对我父亲十分尊重。因为我父亲教过几年书，识字多，很多人家要给当兵的儿子或者远在他乡读书的亲人写封信，他们会拿着两个鸡蛋来请我父亲代笔。谁家遇上婚丧嫁娶的事情挂礼，也要恭恭敬敬地來请我父亲去记账，在桌子上吃饭谁都要把我父亲推在座上宾的位置上。自从我三叔承包了水塘子那天开始，因为我父亲的极力阻止，他们对我父亲变得不屑一顾了。我父亲的威望，在他们心里逐渐地丧失。

他们对他两弟兄的看法，就此出现了一个大逆转，恰好调了一个方向。现在他们奉为座上宾的人，是我的三叔。背地里，也是无比赞扬。他们说：“张玉宝这个人了不起，看上去温吞吞的，实际是一个外弱内强的人啊！”

“像张玉宝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

“张玉宝才是名符其实干大事的人。”

“张玉宝是一个用脑袋做事的人，他身体里住着一个诸葛亮。”

“张玉宝比村长都厉害，要是让他当个村支书也一点问题都没有。”

“全村的男人都抵不上张玉宝一个人。”

无数好听的美好的漂亮的话，他们都放在了我三叔身上。总之，他们以前对我三叔所有的火药味，现在全都变成了烟花爆竹，炸响和飘散在了我们村子的上空。因为对我三叔的敬佩，曾经让他们说得一文不值的我婶婶，这次回到家里来，就没有了之前的那些风言风语，也再没有一个人猜测我婶婶在城里干什么，更没有一个人信口雌黄地乱嚼舌根。并且，突然之间，我婶婶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女神。

他们当面背地都在赞美我婶婶：“张玉宝的媳妇去了城里回来后，皮肤变得更加白了，头发也变得像村背后山泉淌下的那一帘瀑布了（她的头发又黑又粗，齐整整地披在背后），眼睛变得又大又亮了。”

“张玉宝的媳妇看上去就是一脸的富贵相，菩萨的心肠。”

“张玉宝的老婆长得越来越漂亮了，不管往哪里一站，雄赳赳气昂昂。如果不领着娃儿，人家还以为她还是一个黄花闺女呢。”

“张玉宝的老婆笑起来的时候，脸上像花朵一样。”有人说像水沟边的红荷花，有人说像白荷花。

“像张玉宝的老婆这样高挑的身段，别说是在农村，就是在城市的大街上走着，人家也要回头多看几眼。”

“反正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老太太见了都要发呆。”

有人说得更夸张的是，“张玉宝的老婆看上去就是一脸的喜色，病人见了都不用去看医生了。”

我婶婶在村子里，就像一个尊贵的客人一样，仿佛她是从大地方来的，不管是谁，遇到我婶婶都客气得很。他们和我婶婶打招呼都是比着娃儿，亲切地喊“他婶婶，屋里来坐。”

“他三嫂，家里吃饭嘛！”

还有捧红踏黑的人，见到我婶婶的那种亲切劲更是不得了，让人听了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三妹呀，你哪时回来的啊？回来了也不来我们家坐坐啊，你看你看，好久都没见你了，哪天有时间么上我家来玩玩嘛！我们一家人随时在说起你，想你得很啊！”指着我的妹妹，“哟！你家的小千金聪明又伶俐，皮肤白生生的，眼珠黑黝黝的，小脑瓜子灵活活的，长大后一定只在电视里见得着她了啊！”因为我跟在婶婶身后，连我也一同得到了夸奖，她们喊我都是喊婶婶给我起的小名，“常宝也懂事得很，又有礼貌又听话又机灵，特别是带妹妹带得好得很呀，像个大人似的！”

9

从风景来说，我们这里算得上山清水秀。人们虽贫穷，但和谐，平安，幸福，谁家出去出工或者外出办事，从来不用锁门，一天到黑回到家，东西一样不会少去，连根稻草都不会丢失。在以前，外乡人都把我们这个村叫做幸福村，平安村。

在这里，除了学校的部分老师外，一般就连陌生人都很少见到。他们说管我们村的乡镇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但担任过乡长的人一个也没来过我们这里，好像我们村不在乡长的管辖范围内一样。

这回真的是破天荒，乡长来我们村了。

乡长是护送人来的。

我们村来了一个年轻人。听说他曾经在农业厅当过专家，现在在省委办公厅，还当着个什么副职，操着一口昆明腔，鼻音很重。从来没有到过我们村的乡长，亲自陪着护送着这个人来。

我猜想，这个人的官肯定比我们乡长大得多。

有当官的来了，一直静悄悄死气沉沉的村子，突然变得热热闹闹起来。村长领着几个人跟着忙前忙后，连我们校长也来到跟前，在家没出去干农活的人们也从家里跑了出来，看这个从省城里来的人。

就热闹了一小阵子。当他们把一切事情安排妥帖后，乡长就离开我们村了，独独留下了那个年轻人。村长把年轻人安排在我们学校里住了下来。

想不到啊，这个从省城来的人，还不嫌弃我们这里贫穷，真就留了下来。他在我们村，呆了足足有两个星期。我每天上下学都会遇见他，有时是我们村长跟在他屁股后面，有时是我们语文老师。我们语文老师是一个女的，带一副眼镜，人长得虽然精精瘦瘦，但是看上去又清秀又好看，比我婶婶漂亮，特别是她的嘴巴最好看，我觉得比我婶婶的嘴唇漂亮多了。她在上我们语文课的时候，特别是教读课文时，我经常喜欢盯着她的嘴看而忘了读课文，以至于让我对阅读产生了障碍，朗读课文时总是读不顺溜。学习也直线下滑。放学时，我见她和省城来的这个人走在一起时，我就想方设法绕开。

这个从省城来的人，总是喜欢到处走走看看，仿佛我们这里实在稀奇得很似的！他喜欢找人聊天，但就是从不主动去找我们村长。他主动找的人，都是在田间地角干活那些。他对人很好，在他离开我们村庄的头一天，还给我买过一根棒棒糖。

那天我放学，正往家的方向走。我看见他从对面走过来，我不由自主拔腿就开始小跑起来。刚跑到他身边，他操着一口浓重的鼻音喊我，“小鬼，你在跑哪样嘛！” 然后伸出一只大手把我拦住，摸着我的头，然后问我，“小朋友，你们村养殖黄鳝有多长时间啦？”我便骄傲的和他吹起了我三叔，我说是我三叔带着我们村的一些人养殖的，我三叔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当过老板，包过工程，开过饭店，现在领着我们村的大部分人家养黄鳝，挖泥巴卖。他又摸摸我的头，在旁边的小商店买了一根棒棒糖给我，笑着说，“好好读书得了！”第二天，他就离开我们村庄了。我还蛮喜欢他的，因为我感觉他对我亲切得很，每次遇见我都会伸手在我头顶上摸摸，我开始希望他一直住在我们学校！

我三叔他们养殖的黄鳝，才半年的时间，还没见到什么收益。只是他们在周围建起了一些房子，又在周边的田野里以挖塘子的名义翻挖泥土。他们挖出来的泥土，带着白泥，黏性好，有一家砖瓦厂专门来订购。他们就不断地挖，不断地挖。也就才仅仅半年的时间，他们养殖的黄鳝都还没有出售，每家就开始分红了。他们分红的钱不是来自于养殖的黄鳝，而是来自于他们出售的泥巴。

半年来，他们挖出的泥巴就卖了五万多块钱。我三叔拿来平均分给入股的人家，每家人都欢天喜地。

10

如果以我们村的生活标准来看，三叔带领着参与养殖黄鳝的那些人家，每家人算是发了财了。他们越来越崇拜我三叔，把他说成是他们的致富带头人，谁家日子都过得乐乐呵呵！如果不是省城来的那个人买给我那根棒棒糖，我一直以为三叔家也和其他人家一样，婶婶和三叔应该和和睦睦过上好日子了。

我拿着棒棒糖，舍不得吃，就拿着去了三叔家，准备给妹妹，恰好看见婶婶在和三叔吵架。刚到门口，就听见婶婶说：“你们不要再以挖水塘的名义，把那些上好的肥田泥巴挖去卖掉了，你们只想着发财。你看看！周边的一大片田都被挖成水塘子了。”

我拿着棒棒糖走进三叔家，看见三叔把两只眼睛鼓得像牛眼睛一样大地对我婶婶吼了一句，“关你屁事！”他把手上捏着的烟屁股狠狠地丢在地下，用脚蹍了一下，气狠狠地走了出去。

关于这件事情，我婶婶又去了我们家，和我父亲说。当然，我父亲是一直反对这件事情。他去找我三叔说，“虽然这是分给我们的土地，但也是国家的，你这样做是违法的，万一国家不饶你，你咋个办？”

没想到我三叔一句话又把我父亲气得脸都青了起来。我三叔说：“我倒想看看，谁能拿我怎么着！”

我三叔就是一根筋，死心眼，老固执，总是听不进任何人的劝告。他照样带领着和他一起养黄鳝的人家，一如既往地挖泥巴，一如既往地卖泥巴。人人都兴致勃勃，正看到前景一片美好。他们养殖的黄鳝也非常喜人，半年时间，他们喂养的黄鳝就长得有电筒把那么粗。这惊人的速度让他们惊喜万分，却让我惊恐万分。

我记得几年前跟着三叔去田野里捉来的黄鳝，拿回来剐开，撒上盐，用一张瓜叶包了放在火上，烧了飘散出来的味道，闻着就香得让人自然地淌口水。但最粗的黄鳝，也就只有大人的拇指那样粗啊。像三叔他们养殖的这种黄鳝，我真的第一次看见，粗得有点吓人。

就在那一个星期里，恰好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身边的人和事》。我就想到三叔到过湖南专门去学过黄鳝的养殖技术，他们养殖的黄鳝，技术活全都是我三叔一个人在做。我就准备写我三叔，写他怎样养殖黄鳝。我就跑到池塘边的屋子里去问三叔：“黄鳝咋长得这么快这么粗？”

三叔见我很好奇，笑呵呵地和我说：“又不是野生，人工喂养，长这么快这么粗很正常啊！”

我问三叔：“用啥来喂养？”

三叔说：“说了你也不懂。”

我说：“我懂的，你说用啥喂养？”

三叔哈哈一笑说：“小兔崽子，避孕药你都懂噶？”

我百思不得其解，问三叔：“避孕药起什么作用？”

三叔说：“就是吃了不会怀孕，全都长肉在身上啊。”

我又问三叔：“是不是人吃了也不会怀孕吗？”

三叔看我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样子，就不耐烦地说：“小娃娃家懂个屁，滚一边去。”

我也就没敢再问三叔什么。回家后，我就写我三叔，他看上去是个温吞吞的人，实际上干什么都雄赳赳气昂昂。捉黄鳝厉害，如何做起了包工头，后来又开饭馆，再后来就开始养殖黄鳝和挖泥巴卖。为了要歌颂我三叔，我就写他吃水不忘挖井人，发财不忘乡亲，写他脑袋灵活，把黄鳝用避孕药养了有电筒把粗，带领村里的人们就地取材，像个魔术家，能把泥巴變成白花花的票子。

我母亲和父亲说：“也不能看着我三叔去坐牢啊！”母亲突然想起我婶婶，有些埋怨地说，“她怎么这样大的事情也不来我们家商量下咋办啊？她不是进城帮过城里人吗，看看给能想出点办法。走！我们上她家去。”

这次，我母亲叫上父亲主动去婶婶家。谁知他们去了，我婶婶不但一点都不在乎，还连连说：“活该！当初就和他说了多少次了，那些耕田不能乱整，他不听哩！他只认得钱，谁劝得住他呀！”婶婶说着还有一肚子的怨气。

我父亲说：“事情出了摆着，也不能不想办法嘛！你不是在城里帮人家当过保姆吗，听常宝说上次你帮的那个人也来了，要不你进城去找找人家，帮个忙，真要是坐牢了那咋整啊？”

婶婶正在洗手，洗好后用毛巾擦干，顺手把毛巾往系着的一根细绳子上一挂，把头迈向一边，不屑一顾地说：“坐就坐吧！我才不去低三下四地求人哦！”婶婶说话的态度不仅仅是抱怨话，真是一点不在乎的样子。她对父亲说，“你们别妄操这个心了，该咋个就咋个。”

父亲以为在这样的大事情上，婶婶说什么也会想办法，谁知她不但不想，还说些丧气的话。父亲很生气。他没再说什么，站起来就走出了婶婶家，一边走一边自个儿气愤地说：“这是哪档子事嘛，他是我兄弟，还不是你的男人。”

父亲回到家，把责任全都怪罪在我身上。他很坚信地认为，我三叔的事件是因为我而引发的。父亲恶狠狠地对我说：“你婶婶之所以不去找人想办法，也只是没有明说是你惹的祸，肯定是怪你把你三叔的事情写成作文，被你们老师看了后又告诉省城来的那个人。那个人又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上面，结果才来了那么多的人到我们村，铁定是查处你三叔的事件。”

我：“咋可能呢！那他们来了还不直接把我三叔抓了去？”

我的话惹恼了父亲。“你看你养了这个败家子。” 父亲坐在屋子里一边骂母亲，一边命令我跪下，问我：“你为啥要把你三叔用避孕药养黄鳝，卖泥巴的这个事捅出去。”

我跪在父亲面前，却表现出一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还一口咬定说：“是我三叔说的，我三叔不说我也认不得。我们老师从一年级开始教我们的时候就说过，小学生不能说谎，要诚实。写作文要写真人真事，不能胡编乱造，难道我要去对我们老师撒谎。”我本来还要说“我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但我父亲没等我说出这句话，他说了一句：“你还嘴硬！”“啪”的一声脆响，我的脸上挨了父亲重重的一记耳光。我张着嘴“哇哇哇”地大哭了起来。母亲在一旁不但没有安慰我，还说“打得好，不打你不会长记心。”

看着父亲又举起的右手，我哭着说：“我以后再也不敢说真话了！”

13

我以为父母亲打过骂过我之后，事情就平息了。让我没想到的是，头一天父亲打我的脸巴还在火辣辣地疼，第二天村子里的人，找不到我三叔，雄赳赳气昂昂地来找我了。

我正放午饭学回家，还在路上，我就看见了很多人浩浩荡荡地往我家走去。我不知我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我飞快地往家里跑，还没跑到家，我看见那些人一窝蜂地涌进了我家院子里。除了我们村的那个光棍是个中年人，其余的全都是一些老人，和一些拖儿带崽的妇女。

我气喘兮兮地跑到家，刚进院子，他们把我家院子都挤得水泄不通了。我抬眼一看，凡是跟着我三叔入股的人家都来了。我家院子里比那次村委会开群众大会承包水塘子的时候还喧嚣，孩子的哭声，妇女的骂声，老人的跺脚声，拐棍与地面的碰撞声。伴随着这些声音的，是从他们脚下翻滚起来的尘土味，是他们衣服上挥发出来的汗味，是哺乳的孩子身上的乳臭味，然后，是我家里的鸡在飞狗在跳。我听见那个光棍的声音最大，正在对我父亲喊叫：“快把常宝交出来，别让他躲在庙子里。”

在一片嘈杂声中，我用两只手护着耳朵，低着头正从人缝里钻着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人人义愤填膺吼了起来：“小杂种回来了！小杂种回来了！让他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在他们的责骂声中一下挤出了人群，我家院子里突然之间鸦雀无声，仿佛一个正在高速运转的发动机瞬间坏掉了一样。我突然明白，他们都跑到我家里来找我的麻烦了。这是一场黑云压顶的暴风骤雨，我想我是肯定无法躲避的了。但是，我还是想逃离他们的目光。我正想往门里一步跨进屋里去，却被我父亲一把抓了站着，明知故问那些人：“他放学回来了，你们要我交出他来干啥，有什么话好好说。”

那个光棍站了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这说得好的吗？我亲耳听见他把我们出卖掉，一个屁大点的娃娃，来断了我们的生活？”

那些老人、妇女都说：“对对对，这个小杂种作孽啊！断了我们的生活！”用手指着我父亲问，“你说咋办？咋办？”

其中一个老奶奶悲愤地说：“我家三辈人挤在那么一小间屋子里。现在你三叔把我家解救出来了，你又来害人？”

一个妇女说：“我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招惹着你家哪儿了？你一个小娃娃就一肚子的烂水，直接是头上生疮脚上出脓从头坏到底了。”

有个老人拿着一根打狗棍，指着我父亲说：“我家里的老母豬卖了，水牛也卖了，才凑够垫本的钱。现在我老伴几十年的哮喘病又发了，就等着赚钱来医病，这个钱你家得给我拿出来。”他又把打狗棍指着我说：“如果不拿，老子饶不了这个小杂毛，要断他的根。”

一个抱着奶娃娃的妇女说：“我家老人过世欠的债，正愁着等分红的钱来还账，这个钱你家拿来垫上。”

那个光棍赖皮地指着我父亲说：“现在我是躺下一条，站着一根，是小狗日的把我生活的路断掉了，我没得办法了，只有搬到你家来住了。从此以后，反正我活是你家的人，死是你家的鬼。”

还有一个带着孩子的妇女放声痛哭地指着我说：“你就是一个杀人犯啊！孩子他爹还住在医院里呀，是你把我家的财路断了，孩子他爹没钱医治，你就等于一步一步地把孩子他爹往死路上逼啊！”

……

他们无数的诉说和指责，无数的咒骂和抱怨。我承认，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他们面临的这样那样的困难，都是等火烧粑粑急不可待的事情。他们面对生活的困境，无可奈何。但是，他们也不能把所有的账都算到我头上啊，他们有本事咋不敢去问省城来的那个人呢。当然，我只敢这么想，面对他们的每一句质问，我不敢说话，更不敢顶嘴。我只是一个劲地哭，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抹。

一些老人还在说，张玉宝也不见了，这么好的一个人啊，带着他们致富，比亲人还亲。

是的，虽然我和我三叔才亲，但他是他们的恩人。别说他还带他们挣了钱，就是没挣钱，这么长时间来，如民间唱的，“黄鳝黄黄鳝黄，黄鳝死了肚皮黄。泥鳅见了哭一场，虽然不是亲兄弟，一起滚过烂泥塘。”

那一刻，不知是为他们还是为我自己，我只是哭，加油地哭。

此时，我婶婶来到我们家。她一进院子就大声地说：“你们有本事就别只会找一个小娃娃的麻烦，你们就没得责任啦，张玉宝要坐牢也有你们的责任。张玉宝真的坐牢了，我也饶不掉你们。”

我婶婶雄赳赳的神情和气昂昂的几句话，镇住了这些人，仿佛正在往上窜的一股火焰，被一盆水浇灭了。慢慢的，他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有的人自言自语地说着：“我们有啥责任！”的话走开了。

他们之中再没有一个人看着我婶婶顺眼了，更没有一个人对我婶婶客气或者夸奖，有人骂着我婶婶：“不要脸的破鞋，专门去卖那个的脏婆娘，连自己真正的男人都不管不顾。” 有人骂着：“小杂种难道是她生的野种，她这样顾他？”

他们说着骂着全都散完了。最后，剩下我婶婶站着。她看了我的父母亲一眼，也甩着手走了。

事情在我婶婶出现以后，终于平息了。

我从心底里感激婶婶。我的干娘啊！

可是，婶婶走了以后，我遭到了另一场冰雹的袭击。父亲把我吊在了我家门前的那棵歪脖子柳树上，一边打一边骂：“你就是人间的害人精，张家的败家子，成不得气候还只想害人的一个废物，害了村里的人不能发财，就连自家人也害。”我知道父亲一直反对他们干的事情，但是，他骂出来的话却像和他们站在一边似的。可能事情出了，他心疼和担忧的是我的三叔。父亲骂一句，我的身上，屁股，大腿或者小腿上，就会响亮地挨一鞭子。那种响声，就像敲打一扇破锣的响声一样，一点也不亚于当时我三叔承包到水塘子拿出欠条的时候，村长在闹哄哄的人群里打的“阿嘁”那个响亮的喷嚏。

我的哭声和喊叫声比那种破锣声大多了，把树叶都震得哗啦啦往下掉，父亲也没有停手。

我母亲在一旁哭着说：“别这样打了！”

我父亲鼓着血红的眼睛说：“你敢阻止，连你一起打。”我母亲只敢在一边当观众，不敢参与劝导了。我的喊声和哭声从大到小，到喊不动哭不动时，父亲的鞭子声和骂声还在啪啪啪地进行。

我婶婶如旋风般的跑来了。她一边跑一边喊我父亲：“别打他！别打他！”我婶婶跑到树下，紧紧揪住我父亲拿着的鞭子，母亲见婶婶拉着父亲手里的鞭子一把扯了丢开，才敢紧紧抱住父亲的腿，像蚂蟥一样叮着父亲不放，生怕父亲再去捡起鞭子打我。我婶婶气喘吁吁地挡在我父亲面前，仿佛是别人打了她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她回头心疼地看我一眼，雄赳赳气昂昂地面对我父亲质问道：“常宝的三叔他们干的事情迟早是要出事的，你咋把责任全都怪在一个娃娃身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们赚那种黑心钱也不是好事吧！你咋一点不分青红皂白，把孩子不当作人来打？”

面对我婶婶的质问，我父亲虽然好像还余怒未消。但是，他还是把我从歪脖子树上放了下来，一把将我抱了贴在胸口处。

我的身上全是被鞭子抽打的血痕，粗的像黄鳝细的像泥鳅，全都爬了叮在我身上。这个伤让我想起母亲说的“天上斑鸠地下泥鳅”的话，我不知要吃多少根黄鳝，才能补回我所受的伤？可是，三叔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去捉黄鳝给我烧了吃了。三叔不是人们说的像换了个人，现在是已经没了这个人。

那天，我站水塘边，塘子里的水安静，清亮，映照着周围雄赳赳气昂昂的高山。我把那篇作文撕得粉碎，然后，丢进了水塘，碎纸慢慢在水里飘散开，像蓝天上的朵朵白云。水塘边的小屋，门虚掩著。我轻轻推开门，看见婶婶像一堵墙背着门站着。我走进去，让我非常惊讶的是，三叔正蹲在墙根边，吃着饭，像个饿极了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