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依

叶迟写《少年》《少女》创作谈，受到了我的稍许逼迫。这一越俎代庖的行为还要从我尚未收到小说试读时说起——

猝不及防地，叶迟问我能不能聊聊他的短篇小辑，我立刻感叹好久没见他的动静，同时反问他，为什么不写一个中篇。

一个答案由叶迟给出：写短篇特别锻炼人。

叶迟推崇的短篇的“锻炼”，与《少年》《少女》中的奇想和特殊叙事保持一致，熟悉的平常世界复魅为陌生的异质感受，文体及其文学模式经由非静止的相关时空呈现出短篇小说生命力的理论测绘。

另一个答案则由读者的阅读体验自然显现：两个彼此关联又完全独立的互文性短篇，其文学性和表现张力远超那个想象中的可被确切粘合的中篇故事。

无论是以少女心事多方牵引的《少年》，还是凭借少年追逐而被迫清醒的《少女》，尽管借用着彼此的人物和故事，却诉说着时空转换中的不同心境。时空叠加出与之关联的无限头绪，一方面使时空本身成为永不消亡的探讨区块，另一方面也昭示在这一穿梭的不确定性中探寻“爱”的必要，此即，以倏忽明灭的不可捉摸去接近某种不对称的爱的真相。因而在创作谈中，作者慷慨地续写故事，同时回溯性地强调着两部独立短篇的互文性与超文本特质。

超文本与互文性

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谈论那些在电脑显示器等电子设备呈现的超文本以及与之相关的主要内容，而是属意向其中一个重要特质致意：超文本凭借其包含的可链接其他字段或文档的超链接，实现了从当前阅读位置直接切换到超链接所指向的文字——这种非线性的结构在人的思维和所有知识之间创建了新的关系，而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正是其公认的灵感来源之一。若将《少年》《少女》视作互为超链接的两个文本，其彼此的故事时间相应不存在任何的统一性和绝对性，从而叠加出时空的多重乃至无限。这一文本的特殊叙事因子，为作者就“爱”的主题进行反复描摹、阐释和评述提供跨时空的并置平面，小说所展现的日常，排除对毫无缺陷的理想家庭的文学想象，而是与“家家都有难念的经”的生活真实同构，小说人物与现实中的绝大多数青年一样，终将学会如何与原生家庭或多或少的缺陷及伤痛共处，并在这一过程中接纳迷茫困惑的自我，获得对“爱”的理解和去“爱”的能力，通向重要的成长母题。由此，《少年》《少女》保留着敞开的阅读体验，无限的时空想象勾连读者各自真切的回忆，既不受作者思维的影响，也能获得选择、比较乃至补充、延续的机会。

彼时《小径分岔的花园》之于超文本，类似《麦琪的礼物》之于《少年》《少女》，《麦琪的礼物》成为叶迟灵感的枢纽，亦是其短篇小说的形式可能和实验性探索的具象化关节。两部小说中，由于学校组织国庆表演，班级演出名篇《麦琪的礼物》，在故事中将时空割裂为舞台上的演出场域和舞台下的观众场域，而观众和演出的天然联系又从观演行为的纽带扩充至生活中纷繁人物的复杂关联，既拆解着文本的深层结构又以无序、非整体性和不确定性探讨着人物的情感和情怀走向——小说关于“爱”，人物“谈论恋爱”，却未曾在“谈恋爱”，作者借用《麦琪的礼物》却经由表演的情节设置促成巨大的反差，看似对称的两个故事绝非尽在任何人的掌握中，偶然性与随意性及其本身的不均等性，让青年们无所适从……在他们所倾心呼唤的主题上，我们看到那个被超链接的“礼物”的反复出场，它不仅是项链，也是橘子的气味，不仅是被扔掉的彩色包裹，也是偶然丢失的珍贵蝴蝶，而“爱”与“礼物”如何產生关联？经由不被觉察的日常赠予、不明来源而被错爱的蝴蝶项链、正式却被轻视厌恶的生日包裹，作者展现着自身认知的“爱”的辩证定义，“到底什么是爱呢？接受是爱，那么拒绝是不是也是爱？喜欢是爱的话，那么不喜欢也同样是爱吧？”作者从《麦琪的礼物》之爱情观反观当下“爱情”现状，小说中类似理想主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英雄主义的爱情力量总是与小说中的那个与现实一致的内部真实角力于方方面面。

叶迟无意于经营小说情节上的浑圆自足，相反追求将情节放置为一种若有若无、背景式的互文性状态，以此显现心境、切中情怀。正如《少年》《少女》的意旨并非要讲述怀抱伤痛的青年们如何在“爱”的主题中经历误会、互舐伤口，而更多是要借助叙事来表现“世上所有的男孩女孩们”的内心世界，同时连接作者、你我和未来所有到访读者们的曲折、颤抖和律动。因此，叶迟的小说往往凝聚着浑然的情韵和氛围，跟随难以抑制的抒情的跃动来抵达对象世界和主体自我。更为重要的是，少年少女们在青少年时期内心经历的跌宕起伏和扣人心弦，那些想要奔逃却因年少还无法出走的困顿，这些全部的哀愁，一旦他们长大成人便会忘却，或倾向于选择忘却，而当时的抒情画面所描绘的个体通向自我的独特情思和绵长意绪，那些诗意盎然的情感结构，值得在小说的腔调中实现对生活的透视，与人物的精神世界紧紧相连，并造就小说时空由外向内又彼此叠加的“万水千山”，而这最大限度的留白，亦是完全敞开的可能。

叙事、行动与完成

“互文性”由法国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文本都建构得像是由无数引语组成的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除了前文所述关于时空、主题、情感、背景等文本镶嵌因子的互文性，单一的小说整体亦往往相互吸收、转换为彼此的阅读前提和先验期待。

《少女》中，表弟离家出走后归来，在与表哥“我”的对话中讲述了那天观众席中与汪海洋由爱情观的差异引发的争论和推搡，从而引出偶然参与张王飞送生日礼物的故事。在对话体中，表弟讲述故事，“我”以提问、猜测、评论不断插入，推进小说的叙事，并将隐匿着的作者时时带入。如果说行动是“爱”的充要条件，推汪海洋是行动，在红灯区动弹不得、丧失行动，同样也是行动，“0代表无，也代表无穷尽”，叶迟以少年的性启蒙直逼其对爱的认知，爱的“形式”为何，“0”等于“无”，有等于没有，得到等于失去，那么失去是否也是爱的形式，而不被爱可否也被确认为其中一例？《少年》中，张王飞的爱的形状已然在《少女》中借表弟之口转述揭晓——三角形，容易受伤。不同于对话体那般可随意调动叙事、建构情节、解构情绪乃至暗示另一篇小说情节的便利，叶迟在《少年》中完成着两部短篇小说意欲互相解密的文学设想和美学祈向：以彼此延续作为互相的回答，着重烘托小说的意旨，同时留下某种悬疑……爱的瞬息万变，直觉情感与关系经营的两难，张王飞一直在行动，却离少女愈发遥远，尽管在创作谈中作者延续以和解、相爱的结局，谁又能在如此的行动哲学中获得确知，得到会否突然等同于失去？

在这一点上，《少年》《少女》以哲学层面的思辨精神实现着文学内质上的极高完成度。终于，我们在惯常的“青春文学”边界地带发掘到全新的“少年性”及其表现手法，作家对自我意识、独特个性与身份认同的探寻，已然挣脱了青年作家普遍的焦虑情绪和急迫感，沉着践行着文学创作的主体精神。

文学创新的方向和动力，即如《少年》《少女》所映射的多重奇想与特质，既以浸入式的经验做正面强攻，对生活的理解也不因对独特和个性的过分坚持而放弃任何开阔的可能，即便是伦理叙事和心理表现，其时空感的无限也接续文学母题的深层超越，呼应着短篇小说艺术结构由简到繁、由平面到立体、由平行到交错的生动历史过程。而诚如叶迟所言，短篇小说“锻炼”人，如何在当下锻炼锻造短篇小说，并以此重新唤起人类为艺术地掌握世界做滴水穿石的努力，如果说我“逼迫”叶迟写作也是一种行动，我期待并相信这种行动终能贯穿同代人的文学理想，互持微火、互相点亮，延续为青年精神图谱的某种互文。

（责任编辑：丁小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