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中医界的护城之盾

2020-02-12

世纪人物 2020年2期

关键词：西医

邓铁涛老中医在104岁高龄驾鹤西去了，相比邓老，我们是中医界小辈中的小辈，按说，是没资格追念邓老的。

我们既不是他的弟子，又不是他的徒孙，写了，显得我们有攀亲带故的嫌疑。

可是要不写呢，请诸位登陆“知乎”，看看某些人网上对邓老的谩骂，

倒要一棍子将邓老功绩抹杀才如意。

值此邓老千古之时，网上居然还有这么多不合时宜的刺耳声音，实在让人问不知不爽。所以，我们一定要写。

不动笔去写写这位老先生，倒显得我们这些中医后生麻木不仁；不动笔去写写这位中医界的护城之盾，倒显得我们这些后生对这个行业没了最后一丝的热爱和执着；不写写这位老先生，倒让一群无耻西医越发群魔乱舞。

01

在当代，活着的或者死去的老中医里，堪称泰斗级别的非常多，可是能担当“护城干将”之称号的，却非邓老一人莫属。

这绝非溢美之词，凡中医界的同行，但凡知道点近代史，但凡对中医过去一百年沧桑风雨路有一点基本的了解，你就會就知道邓老先生是如何凭一生努力，为我们这些执业的中医挡掉了无穷非难、刁难、责难、欺压，创造一个良好的执业环境。

所以，我觉得他是中医界的护城之盾，接下来，我们一起从更细微的历史深处，看看他一生为中医的努力。

02

1916年农历十月十一，邓铁涛出生了。祖父邓耀潮给他取名：锡才。

锡，在中国古代汉语里，通赐，即上天赐予的才子。

邓锡才的祖父是药行的股东，经营中药事业多年。而他的父亲邓梦觉，却比经营中药更进一步，做了中医。

在邓锡才很小的时候，便看到父亲给人治病。那时他才9岁，广州流行干霍乱，得病者腹痛如绞，想呕吐但吐不出来。父亲给病人开王孟英的蚕矢汤，只一剂药的疗程，便豁然痊愈，曾有一段时间，邓家诊所求治者盈门。

除了干霍乱，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流行缠喉风，现在看来是腭扁桃体肿大，症状是喉咙红肿热痛，甚至肿到不能语言、吞咽困难的地步，这在清朝、民国时代算是急性热性病。

一次，香港一个病患患此病专程来广州就诊，邓梦觉开的是《重楼玉钥》中的金钥匙方，成分包括火硝、冰片、雄黄、硼砂等，这些药呈粉末状，父亲开完药，小邓锡才就负责用竹管给病人吹喉。药粉吹到喉咙里，喉咙里就流出许多痰液，肿胀也慢慢缩小。仅仅两天功夫，此病告愈。

而最让小邓锡才开眼的是，一个教师黄某的妻子生完孩子后，肚子剧烈疼痛，当时找西医打吗啡止痛。当时全国西医才1万人，药剂又贵，可吗啡仅仅止疼两三个小时，过了这段时间又开始翻天覆地的疼痛。

不得已，黄老师找到邓梦觉，邓梦觉开的《金匮要略》中的枳实芍药散，一剂药后疼痛显著减轻，两剂药后腹痛彻底止住。黄老师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特地制作了一个大匾额，直接找工人安在了邓家诊所所在的街道上方，上书：中医邓梦觉。人来人往，都瞧得见这几个烫金大字，人人都觉出这几个字的荣耀之光。

小邓锡才暗暗立志：自己以后也要做父亲这样救世济人的医生。

03

16岁那年，邓锡才初中即将毕业。

按照家人当时的设想，一开始并不想让邓锡才学中医。

因为就在3年前，也就是1929年，国民政府刚刚通过了以留日西医余云岫为主导、国府大员汪精卫支持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个提案中将中医贬做旧医，主张逐步废除中医，要求年青的中医必须接受5年西医学习，发给执照，才能继续行医。如果没有执照的，就责令停止开业。而且这个法案还规定，禁止中医办学校，禁止中医做任何形式的宣传。

尽管这个法案最后由于中医界的据理力争并没有实行，但它给中医界造成的冲击却非常大，邓锡才的家人隐隐感觉到，国民政府并不支持中医，在中国这种官本位的思想统治下，政府官员的漠视基本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僵死和严冬。

当时影响更坏的一件事是，前些年梁启超在协和看肾病结果被误诊，临死之际，却对西医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对给自己造成损害的医生表现出宽容原本是好事，可没想到梁先生最后却临门一脚，反而对根本没参加本次诊治的中医给与了一顿痛骂...

家长说完情况，让邓锡才自己决定未来的人生方向。

几天后，邓锡才告诉家人，自己报考了广东中医专门学校，他报的专业是中医，成绩马上要出来了...

邓的祖父立马跑到学校榜前，看到邓锡才的名字排在全校第九名上。一时又喜又忧。喜的是自己的孙子成绩优等，成绩名列前茅，忧的是这个行业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关于未来的就业及社会地位恐难保证。

04

5年学校时光倏忽而过。

1937年8月，邓锡才毕业了。

一毕业，这个行业的耻辱就开始萦绕在他的身边：就在他毕业的当年，南京国民政府饬令中医学校一律改名，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改为广东中医药学社。

学校与学社，尽管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学校，乃政府承认的学历，就算你学历再低，可社会承认；而学社，则意味着政府不认可你、不管你学了几年，出去了无人承认，你的层级更低下。

这就好比你辛辛苦苦念了7年研究生，最后一看，却是高中学历。

一时间，关于中医的未来，关于自身的出路，萦绕在每一个中医学子的心头。

邓锡才望着毕业证书上“广东中医药学社”的印鉴，他攥紧了拳头，胸膺一口气促使他站起身子，收拾行囊离了宿舍，临出校园，他将毕业证书送回教务处。

年轻的他并没有找学校领导理论，因为他知道，学院的老师辛勤教学，毫无保留的奉献，他们柔弱，对抗不了强大的政府，使坏的，是国民政府里那些得势的西医！

既然政府不肯承认我们，我们又何必承认这个政府。邓锡才以拒领毕业证书的行动，昭示了他为中医而战的决心。

经过这件事之后，受尽歧视的邓锡才把自己的名字改做邓铁涛，他仿佛在提醒自己，自己的内心一定要像钢铁那样坚硬，不要因为别人不认可自己就妄自菲薄，自己的心，要做钢铁一般坚硬的波涛，任凭外界环境多么糟糕，要有冲决它的意志...

05

越是在被人瞧不起、被别人非议的时候，越需要铁一般涌动的波涛。

从这个愿望立下的那一刻，邓铁涛就全身心的投入到中医事业当中，那时他才二十出头。打击与困难，也开始一连串的向这个年青人走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了8月，日军飞机轰炸广州。邓铁涛与父亲从广州避祸香港。

在香港的这段时间，父亲邓梦觉托关系，在香港芝兰堂坐堂应诊。而邓铁涛却联合3个同学，创办了一所简陋的中医夜校。

他为这个夜校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南国新中医学院。

你国民政府不是不让中医称学院嘛！那就偏偏取给你看。

斗志昂扬的邓铁涛以近乎执拗的方式开创中医新天地。尽管他取名学院，可应者了了，平时只有几个学生去听课，最多的时候也只有7个人。

夜幕下，當喧嚣的城市开始进入梦乡的时候，邓铁涛和他那些学生们还在昏暗的灯光下挑灯夜战。

曾有合伙人说，干脆不要办校了吧，就这么几个人，不值得。

可邓铁涛不这样认为，来学中医的都是一份珍贵的火种，怎么可以随便放弃。就这样，尽管只有几个学生，却让邓铁涛付出了整整3年的时光，3年时间，足以从根基上培养一名好中医。

在香港的这段时间，他更加认清了国民党政权的软弱与反动。给中医使绊子，在民族大义面前只能算做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日军四处侵凌、国难当头的时候，国民政府却一撤再撤，这算哪门子合法政权？

于是邓铁涛参加了一个叫做“文艺通讯社”的机构，这个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职能是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在学校时就博览群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所以此时便以“邓天漫”为笔名写了很多要求抗日的时政文章。

恰恰，有一名叫做“谭军”的青年，受了邓铁涛文章的影响，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在华南地区最大的抗日武装——东江纵队。

1941年，香港沦陷，邓铁涛只得重回广州。在广州，他找了一家药材店坐诊，而未曾想，谭军找到了他，想让他做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

原来，随着广州、香港的相继沦陷，广州的党组织只能被迫撤出城市，转移到偏远农村，而组织所需要的物资、情报却需要城市人员秘密收集，这个过程充满相当大的危险性。

邓铁涛一口答应下来。

谭军告诉他，做这个工作，有危险性，可能被抓受审甚至致死。

邓铁涛告诉他，自己是铁水融化的洪涛，什么都不怕，死也没关系。

于是，这个年青的文弱中医，肩上挑起了属于自己的一份民族责任。上面需要采购物资，邓铁涛便陪同在广州购买，买到后就放到自己家里，然后等待游击队队员派人来取。

若干年后，一位老党员回忆这段时光，曾在文章中写道：东江纵队司令部一位女同志交给我两个关系：一位是中医师邓铁涛，他在太平南路一家中药店替人看病抓药...另一位姓冯...我们将这两处作为联络点，因为看病和抓药更利于接头...

时过境迁，或许我们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已经无法体会如火的革命时光，但一想漆黑的夜里，在特务横行的旧社会替党办事，随时都有被黑枪瞄准的一刹，还是能感到一阵阵紧张。

一个年青的中医，能做到这点，能有不怕死的精神，这足以让我们后辈敬仰了。

06

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年，邓铁涛受到聘请，回到母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任教。

时光一晃而过十多年，自己在中医行业摸爬滚打了十多年，而今重回母校，想起拒领毕业证的那段青葱岁月，真是不胜感慨。

原本以为中医在新政权下会有好的出路，然而，对中医的错误言论继续传来：

1950年6月，中央主管卫生工作的领导在《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教学大纲草案》上批复：无需培养新中医。

邓铁涛一看这几个字，又是心头一震！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没想到换了新的政权，对中医的迫害却依旧继续。

十多年前，他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因为不受国家承认而饱受屈辱。现在，他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他需要负责的是成百上千的年青学生！他们的人生职业，怎可再次受到屈辱。

回想起小时候父亲两剂药止住孕妇产后腹痛远胜吗啡的案例、回想起自己这十多年治过的危急重症，邓铁涛有充分的信心说中医是一块和氏璧，然而，举国上下却无人识宝，不但无人识宝，还误作顽石，献宝的和氏还遭受砍腿砍手的悲惨命运...

万马齐喑究可哀。

此时的邓铁涛，拿出铁的洪涛的气势，虽千万人吾往矣！

34岁的邓铁涛顶着压力，据理力争。他翻阅无数卫生文件，写了《新中国需要新中医》一文，他指出，毛泽东主席在会议上提出的“团结新老中西各部份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指示是正确的，而当下的做法恰恰违背了本来的卫生路线。

与华南卫生当政者顶着来，需要一种舍身忘记的气魄。文章发出去，他迫切等待着上边的回应。是福是祸，难以预料。

幸运的是，毛泽东主席在后来意识到卫生部门在中医问题上的偏差并及时纠正，主席高屋建瓴一锤定音：中医对世界上的大贡献，中医是一项。

可喜的是60年后，毛泽东主席的预言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当美国好莱坞大片、当美国电子产品疯狂向中国输入时，中医人也可以将针灸止痛输出出去，可以说中医在文化输出上走在了前列，这算不算中医对中国的贡献？算不算中医对世界的贡献？那些整天对中医信心狂吠的走狗，你们又输出了什么？有一样拿得出手的拿出来让世人看看？！

07

邓铁涛深知，要想让中医绽放光彩，除了争取政府的支持外，更重要的是自身的专业深度。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

争取了好的外部环境，接下来要做的重中之重就是中医科研。

用成果说话，胜于千军万马的呐喊。

治疗阑尾炎，成为邓铁涛亲手抓的第一个课题。当时西医流行一句话：阑尾炎必须在24小时内手术切除。苏联的西医专家说的更绝：必须在12个小时内切除。

譬如余启顺翻译的《西塞尔内科学》311页中就明确写道：急性阑尾炎并无内科疗法。

邓铁涛对这句话十分反感，早在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中就描述了类似急性阑尾炎的肠痈证并施用大黄牡丹皮汤，而且历朝历代的医家都有应用成功的案例，就是十多年前的民国时期，还有应用成功的案例，怎么说阑尾炎没有内科疗法呢？

这明显是无知的一种表现，不知道而要硬說自己的理论正确，这种理论培养起来的西医，当然不会对中医有任何好感。

大概在西医看来，在古代，中国人要是得了阑尾炎，只有死路一条了，中医自然派不上用场。

邓铁涛查阅历朝历代文献，参考民国卫生期刊，对阑尾炎做了系统梳理，进贤曹颖甫先生、西医杨海锺的近年案例他也记录在案。

正赶巧，当时一位30岁的张姓男性病人得了阑尾炎，在博济医院确诊，医生说必须立即开刀，缓到下午则性命不保。张姓男子哪里有钱住院手术！遇到邓铁涛，邓按之右腹下角发热且有球形物，右脚蹬腿即痛不可忍，按方抓药，处以大黄牡丹皮汤。

开方容易，可难的是漫长的等待。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煎熬。

大黄12克芒硝9克开下去，病人第一晚痛没减轻。

第二天早上邓加大大黄15克芒硝为12克，再服下黑黄稀粪，疼痛开始减轻。

第三天第四天依照原方服用，疼痛逐步在减轻，一直到了第九天，病人安眠一夜、开始进食，直到第十五天，病人痊愈，劳动无碍。

这样的案例，邓铁涛一下子治愈5个，成功率100%。

当时西医治疗阑尾炎的原则是：禁用泻剂。叶·穆·塔列耶夫的《内科学》中关于阑尾炎的治疗项内写道：“ 采用保守疗法时，宜实行绝对安静，腹部放置冰囊，禁用灌肠、泻剂、鸦片剂，宜行绝对的饥饿疗法，仅许可一口一口地少量饮水。……”

而中医治疗本病，则主要是用大黄牡丹湯之类的泻剂。因为中医的理论是：“ 邪气”与“ 卫气”相干于肠内，加之遇热，血气蕴积结聚而成。所以，治疗之法必定要使邪有出路。

“邪”在于肠，它唯一而又最便捷的出路就是肛门，邪有出路，热积乃散，便不成脓而病可愈。而大黄牡丹湯正是合于这一理论的一张良方。

邓铁涛用实际行动戳穿了当时西医的“铁律”。

为什么西医便是绝对的权威？

为什么除了西医之外的其他医疗手段全是骗子？

自己明明无知还把别人当骗子，究竟谁才是真正的骗子？骗子掌握了话语权，便把一切异己打翻在地还给人盖上屈辱的印记，这算哪门子科学？

08

中医治疗急性病阑尾炎，只是邓老学术生涯的开始。他以实际案例昭告世人，你可以不用中医这个方法，但你不能侮辱它没有用。

除了下法，中医脾胃学说还有更加广阔的天地，在日后的漫长岁月里，邓铁涛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脾胃学说的探究中。

这些学说中，包括《黄帝内经》的脾胃架构、张仲景的脾旺不受邪论、李东垣的脾胃学说（又包涵内伤脾胃说、阴火论、升发脾阳说、甘温除热）、叶天士的胃阴学说、张子和的攻下学说等等。对应到现代西医疾病，涉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系统性红斑狼疮、肌肉萎缩、慢性肝炎、子宫脱垂、发热，中医的理论为解决这些疾病提供了借鉴。

真正让邓铁涛走上学术高地的，是他的中医脾胃学说指导下的重症肌无力。

重症肌无力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该病轻则眼睑闭合不能张开，重则不能抬头、不能咀嚼、运动障碍。甚至呼吸肌障碍导致呼吸困难，危及生命。

这个病以脾胃为核心，因为在中医理论中，肌肉归脾胃所主管。而同时又与其他四脏相关，比如眼球斜视涉及肝、呼吸障碍涉及肺、吞咽不下涉及肾...

1986年，邓铁涛率领课题组投入该病研究当中。

经过5年临床实验，他们开发出强肌健力饮。这里面以健脾胃的黄芪、党参、白术、当归、陈皮、五爪龙、甘草等。并与西医的强的松做了对比：

强的松组的总有效率为91.5%。强肌健力饮组的总有效率为95.7%。经统计学处理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提示强肌健力饮与强的松一样，对重症肌无力有较好的疗效。

但是，强的松疗法有相当的副作用。许贤豪等报告[10]，约48%病人治疗开始时病情加重，其中86%需有人工呼吸器，33%患者呈柯兴体型，26%诱发白内障，18%体重增加，12%有糖尿病，12%高血压。丛志强等[11]报道，1%重症肌无力患者类固醇疗法可导致股骨头缺血性坏死。

强肌健力饮为主治疗重症肌无力，据我们临床观察，除个别有口干外，

未见有其它副作用。

1991年，该课题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鉴定。在鉴定委员会的7名成员中，中国协和医院神经科的许贤豪、广州呼吸病研究所钟南山都是西医界著名专家，他们肯定了中医中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效果。

该研究获得199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09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87岁高龄的邓老，在2003年非典中，为中医界争得了一个大机会。

这个机会，堪称中医界的触底反弹之机。

2003年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已经记不清有哪些事，可非典这两个字，却深深印进人们的脑海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管理法》规定，传染病必须交由传染病医院治疗。

这条条文很明确，其他医院无权接收传染病病人。而传染病医院中没有一家是中医。这也就是在说，有了传染病，从法律上来看，中医是禁止参加的。

你想上？对不起，不行！这是法律规定！

不过，这条法规在广东留了一个空子——倒不是法律开恩了，而是在非典最初，国际相关机构还没有最终研究出非典究竟属于什么。直到4月16日，日内瓦世卫组织才明确这属于一种SARS病毒。

既然先期没有规定，那么非典就被当做一般疾病收入各医院。

广东中医界，广东省中医院共收治112例SARS患者，除7例死亡外，105例治愈出院。邓铁涛老先生认为，死亡的病例中，主要原因是最初治疗时没有采取中医方法。而后期之所以有显著效果，则是广东省中医院中医思维的介入，而这些方子，是由邓老、任继学、焦树德、晃恩祥、路志正、陆广莘、颜德馨、周仲瑛教授等全国著名中医学家的具体指导。

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61例，病患全好了，零死亡、零转院、医护人员零感染。平均退热时间仅仅4天。

广州医学院一附院报告中西医结合治疗71例，中医采用分期分证论治。结果治愈70例（98.6%），死亡1例（1.4%），平均退热时间6天。无一例工作人员感染。

广东中医介入下的非典攻坚战，治疗效果良好，这点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特博士的好评：“中医药抗‘非典经验对在世界范围上升为常规治疗有非常大的帮助”。

可是，在北京，却是另一番天地。

北京在开始的那段日子里，拒绝中医参与非典治疗。

连当时原中国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吕炳奎的中医申请都毫无效果。北京对中医的排斥，相当令人匪夷所思。

时间持续到4月末，北京万人空巷，灰暗焦虑笼罩，人心惶惶。

这时候，远在广州的邓铁涛老先生看不下去了：中医效果在广东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北京却拒绝采纳？！这是把中医蔑视到什么程度！

上书！

反正这不是第一次上书了，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敢为中医上书中央领导，这次他直接把信上给了胡锦涛总书记。

信中说：

您亲临广州指挥非典型肺炎之战，亲民爱民的形象永远留在广州人民和全国人民心中。中医是一个武器库，应该在非典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