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祝平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南郑州 450002）

河南“三山一滩”地区主要是指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和黄河滩区等深度贫困连片地区。目前，河南省打赢扶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就是彻底改变“三山一滩”地区的贫困落后面貌，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此，河南省要坚持问题导向，对准病根精确制导，以“一对一”的结对精准帮扶为主要抓手，彻底摆脱以往的走形式、搞样子的花架子，真正让全省亿万人民特别是贫困群体能够早日脱贫。

河南“三山一滩”地区要实现乡村振兴，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工作任务。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是要在扶贫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脱贫效果等方面落实精准措施，坚决打赢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攻坚战。

1 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一个坚持针对贫困问题的精准帮扶活动，旨在消灭贫困，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实施精准帮扶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扶真贫，真帮扶，使贫困人群真脱贫，走致富路。

1.1 历史上的贫困问题贫困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早在现代智人为生存奔波之际，解决和改善饮食、居住等基本生活条件就一直是努力实现的目标。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无论是北京的山顶洞人居住地，还是在发现壁画的欧洲法国岩洞和匈牙利的塔塔[1]，从其穴居山洞的情形来看，贫穷和窘迫的状态可见一斑，这在近代以来的历次考古发现中有多处明显的证据。在古代中国，传说中的有巢氏开始利用木本树干和草本枝叶建造房子，房子的出现是古代华夏人解决住宿条件贫困问题的最早实践；神农氏尝百草则是从解决疾病这一困扰先民生活的问题入手，试图找到医治病痛的灵丹妙药，由此发展而来的医疗扶贫也是当今扶贫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这一历史时期的贫困是普遍存在的，主要是由客观世界所引起的。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基本满足后，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分配的不均衡导致了贫富差距的加大，由此出现了奴隶的普遍贫困和奴隶主的相对富裕。奴隶社会的出现则使得贫困问题从普遍性变成了阶级性，从客观存在的贫困变成了客观性问题贫困与主观式问题贫困共存的局面，这一时期的贫困问题是以统治者的主观因素导致为主。在奴隶社会，一方面奴隶主骄奢淫逸，过着酒池肉林的奢靡生活；另一方面，穷苦大众因为生产资料、劳动工具和人身自由都被奴隶主所控制，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摆脱贫困的希望和迹象。

到了封建社会，王公贵族一方面通过“井田制”等手段解放了奴隶的生产束缚，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贫困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土地紧紧地将农民束缚在他们周围，为他们提供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各种服务。但因为在封建制度下，长期固化的阶级对立，导致了封建领主们只是注重巩固自身的地位，而对改进生产力的热情不高，科学技术长期停滞不前，贫困问题仍然是下层民众的最大生计问题。日常情况下老百姓的收成仅能果腹，维持基本的生存，一旦到了灾荒年景，就不得不外出逃荒讨生活，而那些不愿坐以待毙的灾民就会揭竿而起，打出“均田地”“不纳粮”的旗号。说到底这是贫困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的恶果，正如杜甫诗句所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困问题在大唐盛世就已经这样明显，更何况其他没有彪炳史册的时代。而那个听闻百姓饿死竟然发出“何不食肉靡”之感慨的皇帝，更是统治阶级对贫困问题没有足够重视的明证。此外，“满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年年苦恨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等诗句都深刻揭示了封建社会的贫困主要来自于阶级压迫和财富分配不均。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问题，但随着工业生产特别是化工产业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受到了水污染、大气污染、气候变暖等威胁，各种经济政治的不平等，都将贫困深深地刻在产业工人和小农生产者身上。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烧杀抢夺，广大亚非拉国家的贫困问题成了一个世界性难题。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始终将解决人民的贫困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东西方对贫困问题有着很大的文化差异。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富贵于我若浮云”，提出了安贫乐道的思想。当然孔子认为的贫穷不是真正的缺衣少穿，而是对“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生活的赞赏，引导人们不去追求奢华浪费的生活。孟子则从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的做法，认为这样就可以“黎民不饥不寒”，并最终解决贫困。列子借愚公之口说出了“人定胜天”的道理，体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立志改变贫困面貌的精神。可以说，安贫乐道思想、民本思想和人定胜天的思想是中国人看待贫困问题的几个关键概念。

在崇尚个人奋斗的西方，则认为贫困与否取决于人的勤奋或懒惰、学问的高深或浅薄、家世的显赫或渺小。比如，古希腊的柏拉图认为，贫困的问题在于国家的治理和个人的受教育程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人成长的锻造石和助推器。一个正义的人无论陷入贫困、疾病，还是遭到别的什么不幸，最后都将证明，由于这些不幸对他（无论活着的时候还是死后）都是好事[2]。法国20世纪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西方社会尤其是法国的贫困问题在于家庭教育，个人的家庭出身决定了这个人所处的位置和将来所能达到的高度，而且这种贫困地位是无法摆脱的。布尔迪厄借助人们关心的表象文化，从日常的吃、穿、读、看等生活、学习、娱乐着手，进而探讨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不同阶级至今存在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是法国贫富差距的文化现实，每当起初最贫困的群体，为了占有到那时为止一直被社会等级中刚好在他们上面或者赛跑中刚好在他们前边位置的群体所拥有的财产或头衔而进行的尝试，几乎在所有层次上都被处于更有利位置的群体为保持其财产和头衔的稀缺和卓越所付出的努力大致抵消，似乎可看到同样的相似变换的发展过程[3]。布尔迪厄在《区分》中的贫困思想学说还体现在受教育者在读大学的专业选择上。在法国的不同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受教育者，平民家庭的孩子多选择文科和理科，工人阶级的孩子多选择建筑和工程，大资产阶级的孩子多选择商科、经济、管理等专业。即便是同一个阶层内部，因为性别不同，男生多选择理科，女生多选择文科。总之，在布尔迪厄认为，尽管贫困的原因不同，但贫困的表现、导致的行为和结果都是一样的，贫困人口为了更好地生存发展，往往斤斤计较于每一件小事，从而放弃了更大的机会和更高的格局，从而陷入了贫困陷阱。

1.2 历史上的扶贫行为扶贫是一种“损有余补不足”的行为，使得财富和劳动成果不是顺着市场逻辑和丛林法则的轨迹运行，而是出于民本和活人的思想流动。因此，扶贫活动向来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因为贫困的原因和表现不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扶贫活动也是各有特色，扶贫实施者的目的和手段也就不尽相同。在古代中国，扶贫出于大同社会的共同理想，主要有官方的开仓赈粮和皇帝的大赦天下，西方则有企业办慈善和教会的布施。

在先秦，扶贫的方式主要是吸引或者命令贫困地区的人民异地搬迁脱贫。比如，孔子认为要“为政以德”“既来之则安之”，扶贫的目的就是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吸引更多的人来投奔。这种思想发展到战国时期，变成了如何使老百姓来得更多，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比如，梁惠王在问计于孟子时就曾以“河内凶”为话题，探讨过如何“使民加多”，而不在乎人多了之后有没有更多的物资保障，能否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在梁惠王看来，扶贫只是手段，目的是让更多的其他诸侯国的臣民来到魏国，好为他发动战争提供充足的兵源。他在乎的只是魏国的国力是否强势，魏国的土地面积是否增加，魏国是否能在和其他诸侯国的较量战争中取胜。至于那些人到来之后最终是否摆脱了贫困，甚至是生是死，他并不十分在乎。秦国人显然更在乎实际成效，不在乎提建议的人是否真为秦国好。于是，在卫国人商鞅的指导下，秦国吸取了其他诸侯国的经验教训，从产业振兴的角度奖励耕战，实施了“徕民政策”，吸引了东方六国的大量转移劳动力，从而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人力基础。对秦国而言，扶贫不是目的，产业振兴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性目的，但在采取的措施中，却在产业振兴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问题。特别是启用了韩国人郑国修建了当时闻名遐迩的水利工程——人工运河郑国渠，使得关中平原得以便利灌溉，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地的贫困问题。

当然推动国家工程项目建设并不一定都会缓解贫困，不仅要让群众主动自发参与到工程建设中去，还要使当时在建的国家项目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秦始皇为了巩固王权统治，将燕、赵、秦等诸侯国原先各自修建的长城进行统一延伸和修缮，出发点当然也是为了保护当地百姓不受外来游牧民族匈奴的侵袭，但因为征戍徭役时制度规定得太过苛刻，最终导致不能如期赶到目的地就要被杀头的陈胜、吴广们举起了反秦的义旗。刘邦建立汉朝以后，汲取了秦二世而亡的暴政教训，采用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老百姓能够将时间和精力致力于农业生产，为之后有名的“文景之治”的出现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汉武帝则从排除匈奴边患，凿通西域，建立陆上丝绸之路，开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入手，通过“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民众的贫困问题。但又因为长年对匈奴用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使得新的贫困不断出现。

当国家处于战乱侵扰之时，统一稳定的政局也是扶贫的方式。东汉末年，先是张让等“十常侍”祸乱朝政，然后是外戚何进专权，最终导致了“黄巾军起义”和董卓之乱爆发，之后是群雄并起，广大民众处于兵荒马乱的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曹操顺应民意呼声，不仅在政治上“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义上统一了天下，而且在经济和农业生产上实行屯田制，极大地恢复了社会生产秩序，还在军事上通过官渡之战一举打败了袁绍的地方割据，最终统一了北方的黄河流域，消除了“饿殍遍野”“千里无鸡鸣”的普遍贫困现状。

但是，有时超前的扶贫行为也会引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隋炀帝杨广在位期间开通的通济渠、永济渠等大运河，可以说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民生工程，不仅有利于将江南富庶的物质生产便捷地运到中原都城，也有利于将全国各地的战备物资方便地运到东北前线，进而有利于解决高句丽的边疆挑衅。但是这种至今发挥效应的千里大运河，却由于过高的要求和严苛的条件，引起了李密等当时社会名流的反对，爆发了瓦岗寨起义等反隋农民起义军，为隋代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科举制度的产生，从社会阶层流动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扶贫政策的一大进步。对于平民知识分子来说，通过科举取士可以实现个人乃至家族的阶层跨越和扶贫问题的彻底解决，韩孟诗派的诗人们多是这样的代表，范进中举是科举改变贫困的反面典型。李白和杜甫则是依靠政府救济和科举取士之路未能走通的另外的典型。李白的干谒之路可以说是自求脱贫的另类形式，但这种方式只能解决一时之困，唯有李唐政权的帮助协调才是真正的扶贫。杜甫的屡试不第是其终身难以摆脱贫困的一个魔咒，而能帮助他暂时脱离困境的都是政府官员乃至李唐皇帝。

有的时代虽有官方的赈灾行为和暂时的扶贫政策，却因为扶贫实施者的贪污腐败而变得事与愿违。如果不是有包拯等“清官大老爷们”的出现，这样的扶贫往往是适得其反的。而一旦政府对贫困问题不管不问，拿不出得力举措进行真正扶贫，就会有“被迫逼上梁山”的江湖英雄来“替天行道，伸张正义，杀富济贫”。可见扶贫与否，以及政策出台是否切实可行，取得的效果是否利国利民，对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非常重要。

如果不能保证国家百姓不受外部势力和贫困威胁，这个国家政权也就离覆亡不远了。比如清代末年，老百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诱导下吸食鸦片，卓有见识的林则徐采取了虎门硝烟的做法，但是那些投降派裹挟着腐败的清政府打了两次鸦片战争，却使得老百姓在西方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贫穷。比如，在中华民国期间，蒋介石为了阻止日寇西侵，在郑州花园口掘开黄河大堤，虽然暂时阻挡了日军的进攻，却由此造成了黄淮地区大量平民百姓的贫困，特别是导致了1942年的大灾荒。

西方国与国之间的扶贫方式要不得。如西班牙通过在新大陆拉丁美洲烧杀抢夺运回了大量的黄金白银，虽然暂时解决了王室的相对贫困，但是却不能解决下层百姓的贫困问题。英国的海外扩张也只是为了给女王的麾下增加臣民和殖民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英国平民的贫穷生活，但这样的时代也依然是狄更斯笔下“最坏的时代”。美国式的国际扶贫则更是隐蔽和阴险，表面上打着漂亮的旗号，背后却提出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条件，用着这样的手段，美国不仅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还得到了一般人察觉不到的实惠。而一旦被扶贫国家看穿美国的阴险暗黑嘴脸时，美国就干脆撕破脸皮，要么直接退出相应的国际组织，从而为自己不遵守国际秩序的做法找借口，要么就直接采取赤裸裸的侵略。

唯有社会主义中国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帮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扶贫，不附加任何不平等条约，是人类社会以来国与国之间帮扶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的扶贫是最具有发展方向的扶贫。在国内，先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一切资产收归国有，消灭了贫富差距；然后是为了解决城乡差异，开展了知识青年下农村的锻炼扶贫，尽管有不同的声音和论调，但是知青的确在客观上给当地农村带来了先进的生活理念。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开办集体企业，极大地推动了乡村改革开放的脚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取消了农业税，给农民以极大的松绑和自由，扶贫工作取得了突出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攻坚成为党和国家的重点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把打赢脱贫攻坚战作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

习近平同志的扶贫思想是新中国扶贫实践经验的结晶。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扶贫工作，在延安插队当知青时就身体力行帮助梁家河的村民建沼气池、办铁业社，为社调工作服务的地方栽知青林，为当地的脱贫致富带了好头。在正定任县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就深入农业生产一线了解民生、体察民情，征求多方意见，制定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规划，引进了大批专家带头人和能工巧匠，使得当地的扶贫工作走在了前列。在宁德任地委书记时，习近平同志不仅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贫困调查工作，还根据不同地区的贫困情况制定了相应的扶贫措施，有组织有计划地帮助当地群众“摆脱贫困”。这么多年的扶贫工作经历，既是他爱民为民的具体表现，也是铸就了他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深入贫困地区调研，要求把扶贫开发作为一项紧迫的战略性任务，就如何扶贫开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举措[4]。可以说，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扶贫经历和治国理政经验汇聚成了其扶贫思想的实践源泉。

1.3 精准扶贫的基本内涵精准扶贫是针对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面临生存、生活、生产和发展问题的精准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3日调研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论论断。虽然在此之前，有相应的精准扶贫实践，但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思想才逐渐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扶贫开发的“定海神针”，各地政府和贫困对象才在党中央的号召下结成了“一对一”的帮扶对象，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对策，就会根据这样的措施总结出什么样的扶贫模式，进而不断完善精准扶贫。近5 a来，精准扶贫思想在中国大地生根结果，使得中国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得以一步步地从梦想变成现实。在这个意义上说，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5]，是对几千年来古今中外扶贫方式经验教训批判总结的升华。雷明认为，精准扶贫包含了3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准，即对象要准，方法、工具要准；二是精，即专精，到位，职业化，看菜吃饭，对症下药，精准施策；三是精准，只准不精不是精准，只精不准也同样不是精准，只有实现了可持续，具备了可持续性，才称得上真正意义的精准实现[6]。正是有了坚持问题导向的“精准扶贫”思想，习近平乡村治理思想才更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正是有了精准扶贫的顺利推进和成效的不断出现，“三山一滩”地区的乡村振兴才有可能从规划落地见效。

目前，精准扶贫的政策已经逐步演化为金融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医疗扶贫、文化扶贫、技术扶贫等诸多项目领域内的一系列行之有效且有一定体系规范的扶贫政策。一般来说，金融扶贫主要是给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以资金支持，在其脱贫过程中给予其一定额度的贷款免息政策。教育扶贫主要是给贫困户和贫困对象教育资金支持，给予其在义务教育之外的“雨露计划”“国家助学金”和一定额度的免息贷款助学额度。产业扶贫主要是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对象进行产业创业中的帮扶活动，给予其一定的生产资料支持和产品销售帮扶，还有免费贷款和免税政策等优惠措施。医疗扶贫主要是对患有重大疾病而因病致贫的贫困家庭和对象，给予其在基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之外的大病医保报销制度。文化扶贫是对具有一定文化资源和基础的贫困地区，帮助其建立独特的文化产业开发品牌，通过文化演出、乡村旅游等活动助其脱贫摘帽。技术扶贫是通过对贫困对象开展农业生产、劳动技能、产业政策等培训辅导，使其具备独立农业生产经营、具备外出到城镇务工的技术技能，从而带动全家致富奔小康，彻底摆脱贫困。

2 乡村振兴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坚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7]，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关于新时代乡村发展建设的重要论断。党的十九大以来，无论是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还是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特别是在3月8日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紧紧围绕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这五大振兴统筹推进。而最能体现习近平乡村全面振兴思想的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发〔2018〕1号）：正式向全社会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指导思想，要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8]。2018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今后的乡村振兴出台了具体的举措和指导性意见。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乡村全面振兴思想是新时代坚持新发展理念下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引领乡村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行动指南。

2.1 乡村与城市乡村与都市都是人类生活集聚的特殊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类的主宰起决定性作用，自然物及其属性是逐渐退却的，而富含文化的人造物却俯仰皆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占比重日益上升。

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出现了乡村，当乡村的人口和财富集聚到一定程度，以商业交换为主的市镇就可以出现；当市镇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城市也就出现了。乡村与城市的出现，归根到底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提供有了较为充足的来源。二者之间的关系互为因果，当乡村容纳不了人们的生存空间需要时，城市会将生活变得更美好；而一旦城市禁锢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乡村便成了人们对田园牧歌般的诗意生活向往的栖息地。在城镇化进程如火如荼的今天，乡村振兴就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世纪工程，然而乡村与城市却缺乏明显的界限和标准。只有二者相提并论时，人们才会根据规模、体量、生活方式和秩序规则对其加以区分。

乡村是乡村振兴的载体和发展空间。乡村是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许海洋文明没有什么规模的乡村，也许游牧文明没有什么固定的住所，但他们都类似于农耕文明有聚居的场所——村落，只不过海洋文明的这种生产形态叫海边的小渔村，游牧文明是甸子旁的帐篷或者其他称谓。乡村因为空间相对较小，邻里之间大都是熟人社会，宗族观念和伦理道德是这里的主要生活形式、价值标准和内在范式。即便到了20世纪末，村子里的话语权还是由家族势力较大的村干部掌控。村里代表商业经济的代销点只是一个花钱的所在，而代表教育文化的小学只不过是教小孩识文断字和会算账的地方。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并不是振兴原有的宗族社会和熟人规则，而是将城市的现代生活形态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使人们在乡村既能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又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在文学作品中的乡村大致有两大类形象。其一，乡村是乡愁和思乡的对象，主要是从乡村中出去后掌握话语权的作家，在其作品中对乡村的描绘加以浪漫化的想象，但归乡后又发现故乡的今非昔比而黯然神伤。比如，鲁迅《故乡》中的少年闰土是那么勇敢、可爱，但到了中年之后被儿女和生活所拖累的闰土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又如茅盾笔下的《香市》，是他儿时最为向往和充满乐趣的地方，而他成年在外经历了北京城的庄严肃穆和上海滩的光怪陆离后，再看那乌镇上的小小的香市，只不过是一个压缩版的残缺不全的小官署和小地摊罢了。当然陶渊明和王维这些在官场上不得意而隐居乡村的诗人们，是断然不会承认乡村破败的。在陶渊明的笔下，乡村是“悠然见南山”的惬意，而陶渊明的伟大直到几百年后才逐渐被人发现。在王维的笔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幽美山景令人神往不已，而这类作品往往是他在安史之乱中受伪职被贬后无奈之余的心情外露。

其二，乡村是被批判的落后的代名词，尽管她曾经是城市的过往和母体，但在城市日益便捷和舒适之后，乡村的蒙昧、粗俗和落后一直是被城里人所鄙夷和瞧不起的。典型的就是近年来在电视剧中的一个热播题材：孔雀女和凤凰男。《新结婚时代》中演员郭晓冬所饰演的男主角何建国和演员刘若英所饰演的女主角顾小西开启了这样一个鄙视乡村凤凰男的电视剧潮流，从此《双面胶》《婆婆来了》《王贵与安娜》等电视剧开始长期霸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是诋毁乡村的，路遥创作的小说《平凡的世界》改编成的电视剧就是这样，河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的豫剧《朝阳沟》则是对“广阔空间的乡村期许了大有作为”的宣扬，但是这样的作品本身不多，也不是主流。即便在新世纪出现了《乡村、穷亲戚和爱情》这样的作品，但在当今社会，城市已经变成了先进文明和社会发展的代名词，乡村则不再是“希望的田野上”，而变成了另外一方。乡村就这样，在文学和影视剧的双重影响下，形象变得龌龊不堪。纵使在农村出身再好，掌握了种地、做饭等种种农业生产生活的各色技能，拥有全村第一的各种头衔，但是在城市现代文明巨轮的碾轧之下，也只是一个乡巴佬和土鳖。随着信息化的飞速发展，近年来乡村之于城市的贫困不只在于物质财富，也在于乡下人的见识和格局，更在于这背后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数字鸿沟。

作为乡村后生的城市的发展，自然离不开乡村的孕育和支持。当乡村变成了农村、农业、农民的“三农”问题之后，城市仿佛在一夜之间成了这个星球上最耀眼的明珠。从语言学上来看，“城市”作为一个“城”和“市”的组合词。同时，这个词汇也就有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内容，其中“城”代表了坚固的城防和无形的心理界限，“市”代表了开放的市场和不设防的商业交换。一方面，城市建设离不开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广阔空间和土地；另一方面，城市的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福利却对农民工设置了种种壁垒，使得有限的人群享用了全国人民的福利。可以说，相对于乡村的无私奉献和宽广的胸怀，城市永远是一味的索取和自私自利的。

虽然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但城市却已经离乡村太远了。乡村的伦理道德在城市的契约精神下显得荒谬可笑，那些写满了江湖道义的农耕文明，在弱肉强食的水泥丛林中显得格格不入。然而，城市又毕竟是乡村孕育的产物，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的拥堵、污染和焦虑等独有的现代都市病的疼痛，以及无力扩展的停滞发展，也必将引导人们开始转向，从乡村支援城市建设变为城市对乡村进行反哺。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发展中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当他们发现城市已经没有多少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之时，就必然会携带着在城市习得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模式来重新打量些许衰败和充满希望的乡村的产业业态和乡风民约，会在从未有人注意的地方发现商机和财富升值空间，于是他们的身份开始转变为一种新的职业——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可谓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和生力军。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使得在乡村生活的婴幼儿和青少年乃至耄耋老人摆脱了“农民”的职业身份；另一方面，新型职业农民改变了几千年来固有的农业生产模式，使得现代社会生产工业化和智能化开始在广阔天地施展身手。可以说，是新型职业农民一手牵起了城市的现代生产技术，另一只手拨开了阻隔在乡村的发展障碍。由此看来，乡村与城市看似无解的二元对立的悖论关系，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变得难舍难分和互为发展。乡村不仅为城市的发展输送人力、物力和财力，也依靠着中华优秀文化的巨大吸引力，使得城市在一定时间内开始反哺乡村的建设和发展，比如现在的特色小镇和农业综合体。

城市是乡村振兴的财富来源和外在指标。乡村振兴到底该如何建设，发展到哪种程度，城市的现代社会生活无疑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和重要的参照体系。像美国那种“摊大饼”式的进行乡村振兴自然是行不通的，毕竟中国没有那么多可供使用的建设用地。像日本那样“一村一品”也是没有那么多的品类，毕竟中国的村落相似之处太多，村庄数量也远非日本可比。唯有在精准扶贫的视角下，探索“三山一滩”地区独特的自然文化资源，打造属于自身的产业、文化、品牌优势，才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经之路。当然，无论如何振兴，像城市发展一样创造财富是必不可少的经济指标，像都市人一样享有现代化的医疗卫生保障和平等的教育条件、丰富的文化服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2.2 乡村振兴的时代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其经验依然是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推动城市中的一部分人通过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先富起来。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从落后物质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转化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的矛盾。在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方面，国家先是通过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国家战略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在解决城乡差距方面，则是先后通过实施全面开放政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所有地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正在逐步拉大的城乡差距。毋庸置疑，城市的发展已经有了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圈、中原城市群等城市群的出现，起到了极大的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但是，需要正视的问题是依靠传统的产业政策，通过建设发展城市取得明显效果的可能性已经不大，唯有对传统产业进行供给侧改革和升级换代，才能在将来的发展中拔得头筹。反之，乡村则是一片沉寂了将近30a的发展沃土和价值洼地，特别是在面对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的贸易壁垒等“经贸战”等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在实施“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的同时，旨在深挖乡村潜力的乡村振兴战略意义重大。

首先，乡村振兴的实施有利于缩小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地域鸿沟。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超越欧美等国际中心城市的规模，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水平已经是世界领先。与之相对的是广大农村，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和特困连片地区的乡村面貌却是破败不堪的，如同亚非拉。探究乡村落后的原因，一方面，中青年壮劳力要么成功通过读书、参军、经商等途径转变为城里人，要么长年在外务工，回家过几天就又外出奔波了，这在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非虚构文学中有详细的描述；另一方面，乡村剩下的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主要是50后、60后及之前的老年人，剩下的会有一些看护在家上学的孩子的青年妇女，生机、活力和希望都在城市的远方。乡村振兴就是使得在城务工的人群和城市退休的或赋闲的曾在农村长大或者对农村有着深厚情感愿意为“三农”工作做出贡献的人们提供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得乡村成为另外一种有别于城市发展模式的特色小镇或农业综合体等其他形态。

其次，乡村振兴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和积极性。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有的投资、理财和上升渠道已趋近饱和之时，乡村振兴是一片远景广阔的发展蓝海，有利于吸引多余的资产从股市、楼市、互联网等这些年不见好转的行业转出，投入到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这片热土上来。在“三农”这片尚未现代化、信息化和规模化的传统产业方面，有大量未开垦的处女地和未开发的潜力巨大的市场，等待有识之士来拓展。这几年拼多多就是抓住这个市场，才迅速地崛起于网络，并成功上市，造就了新的传奇。

再次，乡村振兴有利于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中华上下五千年，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留在名不见经传的乡村田野，是伟大的农耕文明孕育并发展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欧风文化的影响，城市几乎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了规划和建设，原有的审美和秩序在乡村才有所保存和发展。当下的乡村振兴，不只是按照城市的样本建设，更多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复原和创造性转化，使人们既能适应现代化的生活节奏和理念，又不失去中华民族独特的美学精神和文化脉络。

最后，乡村振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比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以前的封建制度、奴隶制度等制度先进，就在于它始终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虽然城镇化率超过了50%，但乡村依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战场和未来发展建设的攻坚地。农村美不美、农业强不强、农民富不富，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指标，也是国家强大、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西方敌对势力封锁我国对外贸易的今天，乡村振兴关乎国家经济发展的独立自由和政治外交政策的坚定不移，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

3 精准扶贫是“三山一滩”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

“三山一滩”地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首先要打赢脱贫攻坚战，而只有采取精准扶贫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才能最终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有彻底摆脱了贫困，才能为实现真正的乡村振兴开辟前行的道路。

3.1 “三山一滩”地区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解决贫困问题河南省要实现乡村振兴，当务之急是要推动现代农业强省建设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到2020年实现包括“三山一滩”地区的现行贫困线下的全面脱贫。在共同富裕的路上，谁都不能掉队，这不仅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河南省委、省政府让中原更加出彩的新征程上的应有之义。乡村全面振兴，不只是农村更美、农业更强和农民更富那么简单，更需要“三山一滩”地区等贫困人口和贫穷彻底一刀两断，找到属于当地和个人的特有的经营方式或致富手段，进而让人生更加出彩。

3.2 乡村振兴是“三山一滩”地区脱贫摘帽后的发展方向脱贫摘帽只是这两三年的首要任务，摆脱贫困后的目标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脱贫致富后的发展要持之以恒，并通过人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三农”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最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乡村全面振兴不只是“三山一滩”地区等贫困地区的发展方向，也是全省18个地市都需努力奋斗的发展目标。当然，不只是农业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农村的美丽和谐、农民的奋发有为和自力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