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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座山

2020-02-11 13:07:07 《新西部》 2020年1期

李红

1987年,陕南作家王蓬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山祭》。

那一年,王蓬38岁。

如今,三十二年过去了,《山祭》已修订再版,王蓬也已出版了他的第六十部作品,但《山祭》作为一部具有鲜明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仍然以高度的审美智慧与思想深刻性,受到文学界持续关注和好评。陈忠实说,王蓬的作品有一种“特异的气象”、“独禀的气性”,这种“气象”和“气性”不是别的,正是作品中超乎寻常的大悲悯,大胸怀,是站在人類、人性的高度,对世界的解读,对人性的关照。

生活是文学之本。但生活必须靠自己去解读和体悟。

王蓬是跟随蒙冤的父母从城市流放到陕南农村的,那年王蓬10岁。稚嫩的连生活概念都没有,但生活却不由分说地把他扔进了荒陌的、做梦都梦不到的农村;10岁,“还没有铁锨高”,就开始加入“娃娃社”夜里翻地,拿着镰刀漫山遍野去割草打柴;然后就是“三年‘瓜菜代‘吃食堂,险乎离开人世”。

16岁那年,王蓬初中毕业考取中专,但因政审落选。接下来是整整十八年的务农生活。稚嫩的肩膀,压着百十斤的粪担夹在人群里在窄窄的田埂上奔命,中途一丝不能停歇;17岁,作为生产队的两名先遣队员之一,背着沉甸甸的棉被、粮食、工具,手扒危崖,脚踩险峰,去给修渠的民工搭茅庵。王蓬曾写到:“手扒着崖石一点点地移动,下面是呜溅着溪水的深谷,此时提醒自己不敢害怕,紧紧跟随别人不能落下。”

如果王蓬要骂娘,或在文字里发泄,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或者郁闷,愁苦,彻底颓废,那也正常。可王蓬没有,依然灿烂,依然“宽厚明媚”。这是一个读者留言。我认为“宽厚明媚”正是王蓬状态、精神的准确写照。

对于命运给予的,王蓬没有怨言,很少跟人说起自己的经历。陈忠实说过,“王蓬是一个对灾难和痛苦承受力极强的人”,其实不光王蓬,所有生命都有他人无法理解,自己难以预想的承受力。承受力是生命顽强的潜力和张力。灾难没有来临的时候,人觉得自己肯定承受不了,其实当灾难真正降临,人照样能够承受,坚韧地承受——除非你不想承受,除非你甘愿做一个怯懦无骨的人。

人承受痛苦是为了希望和尊严。王蓬父亲谢世后,他把父亲安葬在秦岭脚下,说“考虑到父亲在秦岭脚下这片土地整整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已与这片土地溶为一片,应该让他安睡在这里”。在为父亲选址筑陵制碑的同时,也为自己“日后亦当归此”预立碑石碑文:“他因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而写作,他的代表作是父母亲的墓志铭。”

一个上海读者说王蓬作品潜伏着社会批判的切身经验,并赞扬说“贵在悲愤”。光悲愤有什么意义?生命只有一次,生命是自己的,不是用来和别人较劲的。生命的概念不只是活着,生命必须有价值和尊严。这价值、这尊严就是绝地求生的信念。有了这信念,人就有了不畏苦难,战胜苦难的勇气和决心。你知道不能被苦难湮没,你知道你必须从苦难中爬起来,走出去,哪怕苦难大如山,你也要站在苦难的山顶,审视苦难。

在深重的苦难中,王蓬领悟到生命的尊严与宝贵。他把自己从悲愤中超拔出来,站在苦难的大山上咀嚼苦难,领悟生命真谛。他知道,让生命精彩才是对生命最大的珍爱与尊重;饱满昂扬地活着才不愧生活的所有馈赠。他深爱着这一片土地,深爱着包纳他,帮助他的每一个人。他说父亲在“这片土地整整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已与这片土地溶为一片”,其实真正和这片土地“溶为一片”的不仅是父亲,也是王蓬自己。从10岁到农村,34岁结束农民生涯,几十年的苦难、屈辱,像血一样浸渗在这片土地里,他的心志、他生命的过去和未来,都在这里孕育,在这里发芽,在这里生长。他离不开这里,也从未想过离开这里,这带给他苦难但又给予他丰沛营养的土地,是他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

陈忠实先生曾在《秦岭南边的世界》中感叹:“经历过如此巨大如此持久的灾难的人,到了他可以说话也有能力说话的时候而不说,不是暂时不说而是二十余年都不予诉说……这个王蓬对于痛苦的承受能力就是非凡的强大而又深刻的了。”陈忠实先生的评价,充满着对王蓬的敬叹和赞扬,但我想要说的是,王蓬不是不说,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境界在说。

《山祭》所写,与王蓬的生活密切相关。正如他在《〈山祭〉再版后记》所说:“一切都如《山祭》开头描写的那样,甚至地名都没有改变。”但《山祭》的生活绝不是生活原版,而是生活的升华。

王蓬对秦岭大山充满珍惜与爱,对与他朝夕相处的山民心心牵念。他为他们有酒一起喝,有肉大碗吃的憨朴民风感动,为他们老少同欢,脸红声高,酣畅淋漓吃“刨膛”欢笑。想到“几乎整个观音山的全部农户都没钱粮可进,将近一半还要倒找超额粮款”,忧愁难耐,生怕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像倒羊圈一样死上一坪”;一夜暴雨,山民们被逼苦战一个冬春修成的“梯田”、“塘库”被冲劫无踪,“整个山沟里的男女没有人心疼,没有人惋惜”,但王蓬心疼,怒怨“造物主太不公平了!本来就给予了他们一个严酷残忍的环境。还有许多人为的祸害,在山里人本来就艰难、艰辛的生活上又横插钢刀”。

但王蓬笔下的山里人,绝不是传统文学中一味淳厚善良的山里人。王蓬一面满怀热情讴歌山里人的憨实、淳朴、善良,一面又满含热泪痛彻心扉地鞭笞山里人的愚钝、麻木、恶毒,甚至残忍。陈忠实先生说他第一眼看见王蓬,觉得他比他的父母更像农民。人都是环境塑造出来的。但王蓬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更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农民,他继承了知识分子父母的睿智、灵性;在那深重苦难的岁月里,在那一家连一家都是农户的农村里,他有一个连陈忠实都羡慕的“书房”,书房里摆着世界名著和中国名著。陈忠实先生曾在《秦岭南边的世界》一文里风趣又感慨地写到:“托尔斯泰和鲁迅以巨大的兴趣和不无惊诧的眼神,看着这个崇拜他们,屡屡在他们博大的爱心里颤抖流泪的中国张寨村的青年,瞬间竟会身手矫健地把一头大猪压倒在屠宰台上”;他还有京畿之地“长达四年足以抵偿过去所有不幸”的“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的学习经历。于是,王老师笔下的山民不再是他所熟识的感激的具体的山民,而是承载着人性美善与丑恶的山民。他们的存在和发展,他们的命运和遭遇已不再关乎陕南、陕北,不再关乎你、我、他,而关乎整个世界和人类。《山祭》里的山民形象,早已跳脱出了八十年代平面化、脸谱化和符号化的旧窠。

“早先,最担心发动不起群众……岂料,第一个回合下来,刚刚初步揭发了姚子怀、南春官、郭凤翔的罪行,就把山石一般憨厚的群众激怒了。单是队会计郭凤翔克扣救济粮和救济款,三间大瓦房垮了,居然又盖起三间大瓦房;队长南春官多吃多占;姚子怀年年打滚野牲口多,会搞女人……就把他们激怒了。”

“就有人扑上去,拳脚并用,抓发按头,就像打山时,对待野牲口那样来发泄怒火。姚子怀的拒不承认,山民们怒不可遏,他们拿出比对付野兽的 “熏拱猪子”、 “顶磨盘”等办法对付姚子怀,而所有这一切,就为了姚子怀比他们招女人喜欢。”

曾经一沟人饿得等死,姚子怀带头垦荒拓地,饿慌了的人个个跟着开荒救命,还高兴地说:“反正人总得吃饭呀。”但当姚子怀因拓荒背上“分田单干”的罪名要被逮捕时,除过瞎瘫老汉,全都缩得不见人影。

面对这么一群残忍自私,忘恩负义的山民,我们能说什么?王蓬写道:“山沟里的男男女女听了蔡万发的报告,既不振奋,也不激动,倒觉得热闹好奇。呆滞顽愚的脸上流露出惊奇的美容。在他们看来,烧荒种地也好,割竹伐木也好,学习大寨也好,反正都是干活,反正人生下来,人活着就是干活的。”

因为要修大寨田,大人都出动了,孩子们只能放在家里。有老人经管的还好,没老人孩子就遭殃了。下台干部郭凤翔的小孙女在火塘边烤火睡着了,滚进了树根燃着的火塘,浑身烧得潦浆大泡,没一处周全。扛子崖南永陈一岁的小儿子掉进火塘,硬活活被烧死了。

王蓬这样写到:“唉,山里人在这类事上同样表现出惊人的浑厚和愚顽。孩子烧伤了,挖些草药来洗一洗,贴一贴;死了,用几页木板钉了薄匣子,挖个坑埋掉,伤心一阵也就完事。既不怨天,也不尤人。”

著名作家王汶石曾在评论王老师《山祭》的《人们总想了解一点社会和人生》一文中,赞扬王蓬严肃的现实主义手法时说:“请尊重他们,全面地关照他们,不要让他们过分难堪吧!”

但王老师对这些山民的关照,绝不仅止于不要让他们过分难堪,他太了解他们了,不忍只对他们的苦难做简单复述。他是他们的一员,他理解他们的疾苦,思考他们的遭遇和命运,以及造成的原因。他说:“观音山的种种人与事再次困扰心头。但这时,我对那里的认识已不仅仅停留在人物与事件上了。”

莫言说:“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王蓬正是从人性,从人的生存去拷问人的灵魂。他的拷问不掺杂任何个人得失,他的人物因为这中大胸怀凸显出饱满的多维的光彩,他的作品以及作品的细节都因为这大关照呈现出云卷云舒大气磅礴的气象,和高山雪冠般纯净的品格。

姚子怀是《山祭》里的主要人物,是山民、打山子们的英雄和精神领袖。在作者笔下,姚子怀彪悍勇猛,身形筋瘦,有金钱豹一样的威势从容,有红栒木一样的坚挺柔韧。他刚毅果断,枪法一流,他打草廘、岩羊、狐狸之类,讲究从眼睛、口腔、耳朵进子儿,免得伤了皮毛;他单臂举土枪,打天上飞鸟,手举鸟落,打野鸡一枪不落两只算数。姚子怀具备打山子应该具有的所有优点,打山没有姚子怀,人多狗众,也显得阵容萎靡,士气不振。就连姚子怀驯养的猎狗都具备他的许多素质,机敏凶猛,英勇坚韧。在庞聋得被狗熊抓起来,又揉面团似地摔到脚下时,王蓬写到:所有撵山狗都围上来,在四周狂吠,但没有一只敢带头扑上去咬。假如大黑、二黄在,准定带头,群狗一拥而上,那黑瞎子便肯定回头对付狗而放掉人。

在姚子怀身上,作者倾注了太多的敬仰和热爱。

让我们看几段关于姚子怀的描写吧。

在山崩地裂般的呐喊批判声中,郭凤翔像只狡黠的野狐,南春官像只被打懵的草廘,惟有“姚子怀面不改色,沉着镇静,恰似一只陷入重围,却又不失威风的金钱豹,听见呜呜的牛角,和狂吠着包围上来的撵山狗,它却无所畏惧,漫不经心,不慌不忙地选择一处有利地势,跃上块突兀的岩石,尾巴低垂,豹头高昂,胡须直立,豹眼环睁,目光如电,只清扫一眼四周,撵山狗便全被震慑得匍匐在地,屏气敛息,不敢上前”。

姚子怀被捕的前一夜,被关押的姚子怀突然不见了,慌得工作组、基干民兵满山找,直到黎明时分,有人在大豁口发现了姚子怀:姚子怀浑身血污,衣衫褴褛,抱着被咬破肚皮的二黃,旁边是一只脑袋被击碎,脑浆迸出,涂了一地大得出奇的公狼,还有嘴里依然噙着只死去的青灰母狼的大黑。“无论活着的人或狗,还是死去的狼,全都神情木然,眼光呆滞,泥塑木雕一般”,“一时间,无论是追捕姚子怀的人,还是狗也全都呆呆站在山坡,仿佛忘记了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大黑丢失了,宋土改以为姚子怀会发作起来,“骂花鸡”,与谁拼命;至少也要在山沟里耍一耍威风。“但姚子怀神情镇静。他只是到大黑平时爱转悠的几条山沟、山梁、崖洞转了一圈,似乎就料定事情已无可挽回,难有结果。他不再找狗,只蹲在老鹰崖头吸叶子烟,一袋接着一袋,缕缕青烟中,他神情阴冷深邃,目光充满忧虑,更加显得讳莫如深,不可猜测……”

“只是”,“只”,还有那“缕缕青烟”、“阴冷深邃”、“讳莫如深”,那一刻,我恍惚觉得作者写的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他的父亲,让他敬重让他爱戴的父亲。但姚子怀死了,死在一头野猪的獠牙下。

“姚子怀猛地苍老了一截。身材更加瘦小,背也更驼了,夜间‘咔儿咔儿的咳嗽声不断传出,白天若无事,便靠了竹椅,打阵瞌睡”,但“惟独一件事,他不服老”,“打山,对付野牲口,他不允许任何野牲口在他眼皮下猖狂”,黑子狗熊成群结队出来糟害庄稼,“这是姚子怀最不能容忍的事情”。

三十一章第四节是这样叙写那一段状况的:“几年光景,呆愚的山民也讲起了经济效益,学会了比较换算”,“八九月间,正是捡木耳,收香菇,摇土蜜,挖天麻的黄金时节。收获旺季,耽误一天,少收几十上百元哪。买白米细面都尽够,那点包谷,值球几个钱,野猪狗熊要啃就啃去,还嫌难得盘。”

但“姚子怀的决心没有动摇”,他拿出“早年间打山子头儿的身份”登门去约打山子们出山围猎,打山子们表面客气,实则敷衍胡弄,继续忙碌他们挣钱的生意。姚子怀被激怒了,被打山子们可鄙的行动激怒了,“一个猎手刚毅的血液依然在他血管里奔窜”,他骂那些只顾经济实效,不顾打山子自尊的山民“羞先人去,把火枪折了,做拨火棍去”。“他骂得那些打山子们低下头后,就独自带着火枪,带着大黄、二黑上了山坡”。

看着那被狗熊野猪糟践得七零八乱满地狼藉的庄稼,想着“狩猎护秋的紧要关头,观音山竟是一片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升平景象”,姚子怀心疼不已,愤怒不已。

看着二三十头野猪在郭凤翔的苞米地里肆无忌惮大嚼大咽,“姚子怀红了眼,急得跺脚”,慨叹“要有十来杆火枪一齐出动,什么阵仗。多好的一场歼灭战。这可是老打山子一辈子也难遇上的一次机会”。

但惟一跟着姚子怀的,只有宋土改。

可就此撤退,悄悄地走开,姚子怀连想也没想,“他想到的只是怎么能多撂倒一只野豬”。又是“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只是”,把姚子怀骨子里的纯粹与坚持写出来。宋土改想劝姚子怀,可他知道没用,“姚子怀认准的事,几乎没人能阻挡得了。这几年,山沟里各家各户都生着法儿变钱。惟独姚子怀认为山里人种庄稼、打坡才是正儿八经的营生,其余都是邪门歪道,不屑一顾”。姚子怀和冬花依旧起早摸黑种洋芋,点黄豆,“终年四季修沟,拔草,守号,收割。庄稼是比哪家都务作得好。野牲口也比哪个打山子都猎获得多。姚子怀也就更加固执地瞧不起那些栽天麻,务木耳,栽香菇的主儿;瞧不起他们不肯下苦力务作庄稼;瞧不起他们整日为市场跌涨的价格欣喜或犯愁;尤其瞧不起他们放弃打山子的神圣职守,听凭野猪狗熊占山为王,横行霸道”。

但毕竟二三十头野猪,毕竟只有两个人,毕竟姚子怀用的还是那杆伴他一辈子,对他来讲如同大儿小女一样,乌漆发亮的土枪 ……

姚子怀的葬礼极尽哀荣,“一个一辈子击毙过无数野兽,威震山林的打山子,竟然失手在一只野猪手里,这似乎是整个观音山打山子的耻辱”,姚子怀为此死不瞑目,“那眼皮包着的玻璃球的眼珠久久没有合上,像是有许多恩仇德怨尚未了却;本来就起皱的眉头紧紧锁着,仿佛回顾什么惊心动魄的往事……”

所有人都感到了羞愧,甚至无地自容,所有人“都放弃了要冒雨抢摘的木耳,须臾不可离开的菇房,频频探视曾在许多年里,带领他们征服山林的老打山子”。

“不光去了的人,整条山沟里的男女把千言万语重重地凝叹成一句:‘唉,姚子怀一辈子……”

“年逾花甲的南春官重操旧业,手颤巍巍地捧着罗盘,拿出看家本领,为姚子怀选择了一块头枕老鹰崖,脚临观音沟,坐北朝南,宽敞向阳”的去处作为墓地。

“坟头砌得高大威武,庄严雄厚。”

南春官临走,“又回过头,用眼照了一下,扶正了坟头的一块石头”。

我一直在探寻《山祭》要祭奠的精魂,看到这里,我猛然醒悟,作者要祭奠的,正是姚子怀这像山一样,被打山子们丢了,忘了,但依然存留在人心深处,依然备受敬仰的骨气、正气和勇气。

书的结尾耐人寻味,墓地上一切该做的都做完了,但人们久久不愿离去,悲哀、惋惜、内疚、悔恨弥漫在观音山的上空。

姚子怀的哀荣是人性与传统农耕的哀荣。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贫困环境中的山民,吃饱穿暖就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终极的目标。早些年,人被捆在不死不活的土地上,不让打猎;现在,地分了,又不好好经管,都跑去变着法挣钱,把猎人的骨气、尊严、热血全丢了——其实他们何曾成为过真正的猎人?猎人的气韵猎人的精魂又何曾真正灌铸进他们的骨头? “民以食为天”,无可厚非,亘古不变,但人常常为了那一口食放弃很多东西,包括追求和坚持。为了那一口食,人常常可以出尔反尔,大打出手,笑媚迎承。为了那一口食,人甚至忍心毁掉别人、亲人乃至恩人,成千上亿倍的财产,和生命。

在各家各户都急着想法挣钱的时候,姚子怀独自上山,决不后退,即使在生命垂危回光返照时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球,只要你这会把我抬上‘交口,我还能打!”姚子怀是在以生命捍卫打山子的尊严,以生命向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挑战。但就在姚子怀坚持,鏖战的时候,更多人随潮流而去。为了挣钱,为了经济利益,打山子的自尊不要了,祖祖辈辈视为生命的土地也不要了。

在姚子怀葬礼上,在大多数人惋惜、内疚、悔恨的时候,郭凤翔“也许会在悲哀惋惜之中也掺着某些内疚,也许并不”,“郭发丁以村长的身份主持完葬礼,又忙着安慰家属,告诫后人,十分得体地执行着他应尽的责任”。

告诫后人,告诫后人什么?不要独自打山,连姚子怀都被野猪刺死了?不要再纠缠那一点苞谷,天麻、木耳、香菇还不如你那一点烂苞谷?还有“得体”,还有“应尽的责任”,加上“也许内疚,也许并不”,这是怎样的人情冷漠?这是怎样的只对金钱对经济执着和狂热!就传统农耕而言,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就姚子怀至死坚持的打山子精神而言,这是不是一种悲哀?!

姚子怀的哀荣,不是姚子怀的哀荣,是经济大潮对人性,对传统农耕的撞击,是传统农耕和人性的誓死不变,对经济大潮无畏地坚持与挑战。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绝美的爱情诗,又何尝不是绝美的情感、理想、信念诗?坚持有时候会成长为固执——姚子怀鄙视那半自动枪就像鄙视电子表、烫发头一样;憨愚在一定条件下也会演绎成罪恶和如洪水、蝗虫般的灾难。这是一场没有硝烟永不停息的战争,谁胜谁负,没有人说得清,打山子们说不清,姚子怀也说不清。但时间知道,历史知道,姚子怀与所有打山子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故事,深深烙着时代的印迹。

无论谁胜谁负,谁对谁错,姚子怀都是光彩照人的。很多时候,很多事,精神比结果更重要。正如鲁迅在《最先与最后》中所赞扬的,“敢于单身鏖战”,“具有韧性的反抗”,“锲而不舍”,“不耻最后”,“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姚子怀对打山子精神的坚守,就是对中华民族精魂和脊梁的坚守与坚固。

《山祭》最后一段的山景描写很美,也很有深意。“太阳一照,山谷涧却又飘起氤氲水气,灰白云雾,随着乍起的山风,迅速扯开,忽似奔马,忽如游龙,瞬息万变,姿态万千。来了,却又牵扯起来,结成一条宽宽的云带,横在秦岭山腰,横在赶路人的眼前……”

路迢迢兮多险,横在山间的是什么?横在赶路人眼前的又是什么?最关键的,在那横着的东西面前,人会怎么做?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让人一路平安,一路阳光灿烂,一路心神静安?

最后要说的是宋土改,也就是《山祭》里的“我”。“我”不是山里人,“我”是来到山里的,但不久就被卷进了一系列运动,正如“我”自己所说:“我犯下那么巨大的罪孽,给冬花一家,不,应该说给整个观音山人带来那么深重的灾难”。于是,“我”又成了参与者,成了当事人 ,成了害人者,也成了受害者。

但“我”不是蔡万发,也不是陈组长,“我”身上没有蔡万发那脓疮一样的恶臭,也没有陈组长那奸猾世故的阴暗。“我”犯了很多错,但“我”不是为了利益, “我”为的是理想。

“我”的理想纯洁、高尚、不掺假。“我”渴望得到组织信任完全不是迫于形势,而是发自内心。“我”朝圣般地去给组织汇报思想,有时甚至单单“为见几位可尊敬的工作组同志”。“我”顾不上和冬花说话,“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伟大的‘四清运动”;“我”预感到“我”和冬花不幸的结局,但“我对自己最了解,认识最清楚,恐怕什么东西也动摇不了我对革命对党的追求和信念”;因为冬花,“我”在依恋与决裂的痛苦中煎熬,但“我”悬崖勒马;失去冬花令我懊丧,但“我”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为自己当初没有丧失阶级立场庆幸。

“我”仿佛一条溪水,爬过高山,跌过低谷,穿过岩缝,也渗入过泥土。但无论怎样,“我”是溪水,“我”微不足道,但“我”的品质是明澈的。“我”从小学就一直担任干部,回乡务农也一直是积极分子,山区需要一名民办教师,“我”连想都没想,当场就表了态,生怕别人说“我”没觉悟,不积极。“我”一直按照组织寄予“我”希望的那样要求自己,“我在做班团干部时就给自己定下了原则:对党,对组织,对上级领导一定忠诚老实”,即使“我”因揭发被同学骂成“秦桧”、“活埋人”“我”也不曾退縮。

“我”也有过疑虑、疑问、动摇,但“我”为自己觉悟低水平低深深羞愧。“我”对陈组长钦佩得五体投地,我因能得到陈组长的信任激动得“浑身战栗,热血沸腾”。“我”终于在陈组长一步步引导,鼓励下又一次成了运动的积极分子,成了运动的工具和突破口,“我”对此感到自豪,以未过门女婿的身份对姚子怀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揭发和批判。甚至在陈组长紧急布置完第二天召开大规模批判会,当场逮捕姚子怀,然后严肃而亲切地拍着我肩膀说“要警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时,我发自肺腑地呼唤:“让阶级斗争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对“我”这个人,我始终恨不起来——不是恨不起来,是一种比恨更深,更复杂的情感。溪水流过石缝,就有了石缝的样子;渗进泥土,就有了泥土的味道。可这石缝、这泥土全不是溪水的本意,也不是溪水能够奈何,能够改变的。仿佛金盆玉碗被装了恶臭——这个比喻有点蹩脚,因为水不是盆碗,没有碗盆的固我与拒绝,水有极强的可塑性和被浸染性。我有点可怜“我”,多少也有点为“我”不平。

“我”最后因为爱真正卑劣了一次,害得聋得残废,冬花不幸,让人恨得牙根痒痒,恨得想抽他嘴巴,但那恨依然不是真恨,不是仇恨,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是浸满痛惜浸满愤惋的憾恨。

“我”对自己是厌恶的。“我”说“我”逼所有参加婚礼的男人去“护坡”是“一个恶毒的主意”;“我”把“我”一再逼大家去“护坡”丑恶心理的遮羞布撕得一丝不剩,说“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说“这完全是自己出自一种阴暗、嫉妒、自私、不敢见天日的卑鄙念头,罪恶,难以洗清的罪恶,滔天的罪恶”。

“我”犯罪的过程是清醒的,痛苦的。对给庞聋得造成的不幸,“我”的忏悔是真诚的,“我”死死抓住担架不放,不让人换;“我”一个人站在老鹰崖头,不止一次想要应该突然或无意踏失了脚,掉进另一个世界。

在宋土改身上,人性的光耀、人性的丑恶,人性的脆弱以及人性可修可复结集纠缠。冬花和聋得的婚礼,把宋土改所代表的人性丑恶和庞聋得所代表的人性光芒同时推向了极致。

冬花是观音山最美的女子,庞聋德是观音山最丑的男人,冬花因为种种遭遇最后选择了庞聋得,这让宋土改妒火中烧,在婚礼当日,以“永不走的工作队”身份,恶毒地挥舞着胳膊,驱赶所有男人上山护秋,去轰野猪,连庞聋得也不放过。

庞聋得第一次收拾得有模有样,“脸抹洗得干干净净,头发搭水梳得整整齐齐,一身对门襟蓝布制服,一双崭新的解放胶鞋,只是腿儿太短,裤子长了,挽了两圈还拖在地面。除此而外,居然人模人样,见人笑眯嘻嘻,比平时顺眼多了”,以至于参加婚礼的人都说“打扮一下,两人怪般配的”。

可宋土改硬是蛮横地怒喝着催促着把庞聋得和所有参加婚礼的男人们赶上了山。谁心里都明镜似的,庞聋得、冬花对此更是心知肚明,心怀梗蒂。

但当足有五六百斤,水牛般大的狗熊张着大嘴,露着尖利的牙齿,吓得宋土改腿软心跳的时候,庞聋得却“直立了身子,腮帮鼓满了劲,使劲地吹动着牛角”,没有一丝怨很,不做一步退缩,俨然就是一个顶天立地浴血奋战的战士!

宋土改以为狗熊要扑下来,慌乱中举枪扣动扳机惹毛狗熊。狗熊真的向宋土改扑过来了,在这千钧一发万分危急的时刻,庞聋得放了一枪,把狗熊引向自己一方。

此刻的庞聋得是多么光彩照人!还有那些被“我”害过的山民都原谅了“我”,除过情急之下姚子怀骂了“我”一句,推了“我”一掌之外,没有一个人抱怨、指责、痛骂“我”,甚至也没有流露出不满神气。回到家,“我摒住呼吸,立起耳朵,也没有听见一句议论我,抱怨我的话”。

就连那个爱过恨过“我”的冬花,最后也是不卑不亢宽厚而真诚地原谅了“我”。

正是这光彩照人的人性光芒,和“我”真诚的悔恨唤醒了“我”,拯救了“我”,使“我”从此以后真正开始思考生活,并义无反顾地为拯救自己的灵魂,弥补自己给山民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接受惩处,放弃个人利益。

庞聋得不是神话英雄,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现实版英雄。庞聋得长得很丑;狗熊来了,庞聋得也吓得就跑。但惟其这样,才真实可信;惟其这样,才更具有感染力,更值得尊重和敬仰。

山民们对“我”的态度,就是王蓬对“我”的态度。这是怎样仁厚的谅解,这是多么洞达的悲悯。

文学是生命流淌出来的歌。当你把自己站成了山,你就有了山的姿态,山的气度,你的作品就不再是山的影像,山的复制,而成了山的神魄,山的精魂。

《山祭》显然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作者简介

李 红 陕西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潮起潮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