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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反贫困的乡村经验

2020-02-11 13:07:07 《新西部》 2020年1期

黄慧

藏东N乡有7个行政村,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调研、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文献研究等方式,对以N乡为代表的藏东脱贫攻坚工作成效及经验进行了深入调研。结合N乡经济社会发展数据,侧重从家庭经济收入情况、思想文化观念、贫困主体能力等方面对致贫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扶贫与扶智、文化扶贫跟进、推进产业项目持续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对西藏乡村扶贫工作经验进行了总结。

藏东N乡的基本情况

1、N乡地理区位情况

N乡位于西藏东南部,平均海拔约3800米,地处横断山脉上段的高山峡谷之间,属金沙江流域河谷地带,距县城60公里,辖23个自然村7个行政村,全乡总人口约3000人380户,人口密度为6.4,属于人口稀少地区,人口流动性低。

2、N乡农牧民家庭收入结构分析

N鄉属于深度贫困乡,社会经济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内地省份,还落后于西藏大部分地区,发展制约因素突出。长期以来,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产业发展难、群众增收难。按政府制定的“农牧民家庭收入一览表”[1]分类,N乡的农牧民家庭收入大概分为五大类:政策性收入、岗位收入、劳务收入、农牧产品种养殖收入、其他收入。就N乡实际情况而言,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农牧生产劳动所得,其次为政府各种救助款物和奖励补助补贴性收入,再次为自主创收等。

(1)农牧生产劳动收入

①虫草采挖收入

每年6月根据气候及虫草生长情况,N乡村民统一上山进行一个月的虫草采挖,每户由于人数不同、劳动力强弱不同,每天所得虫草从几十根到上百根不等。每户每年的虫草收入在几千到几万之间浮动。虫草收入是N乡村民的主要家庭收入来源,对农牧民的人均年收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对脱贫工作而言,则直接关涉到该户是在贫困线以上还是以下。基于N乡实际情况,虫草采挖收入测算存在几个问题:

第一,虫草收入难以科学准确地测算。跟藏区其他地方一样,N乡的虫草收入一直以来都是以贫困户自报采挖量为准,但自报的数量是远远低于实际采挖量的。笔者调研过程中亲历过虫草收入统计的情形:村干部将村民召集于村委会,询问当年虫草采挖数量及售卖收入,这些村民相互短暂商量之后,各自报出了一个远低于实际收入且各户差别不大的数字,村干部按照各户自己申报的数目填在表上。在这里,不能一味指责基层干部敷衍塞责。首先,村一级工作量巨大,无法就虫草一项在短时间内完成逐户的精准调研;其次,虫草采挖收入具有相当的隐蔽性,村民每天上山的采挖数量完全具有隐报、瞒报的可能性;再次,村干部无法用强制的手段来保障数据的真实,缺乏法律支撑。

另外,N乡对贫困人口收入测算时使用的是政府统一制作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表”,该表多年都未曾调整,其中虫草的价格均为每公斤3万元,这个价格远低于市场价,并未随行就市进行调整,由此测算出的虫草收入必然偏低。所以,如何制定出相对科学合理的虫草收入测算标准,对脱贫工作有重大影响。家庭收入测算准确与否,关系到是否能准确反映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更关系到贫困对象是否能被精准识别,以及基层的公平公正的实现。

②林下资源收入

N乡的林下资源非常丰富,盛产獐子菌、松茸、羊肚菌等。N乡党委、政府指导群众成立N乡林下资源采集协会。这个协会属于民间经济组织,采用“协会+群众”模式,以群众采集、协会收购统一销售促进增收,增加群众现金收入,协会涉及贫困群众300余户2000余人。2018年采集獐子菌、松茸实现增收共计38万元,人均增收158元。但并不是每户家庭都有这项收入,这和家庭的劳动力状况、贫困状况、重视状况都相关。比如有的自然村并没有松茸,该村村民不能跨越边界去其他村采集;有的自然村虽然资源丰富,但松茸、羊肚菌、獐子菌等需要在雨后去崎岖难行的山上寻找,年老体弱者就无法爬上湿滑的山路;有的家庭认为林下资源跟虫草收入相比是九牛一毛,不愿意上山采集等等。各种原因导致林下资源的收入少且不稳定。

③养殖及副产品收入

N乡2018年全乡牲畜存栏量4283头(只、匹),耕地面积3383亩,草场面积31.2万亩,但草场质量并不优良。按常理,牧业应该是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N乡同很多西藏牧区一样,普遍受到宗教“不杀生”观念的影响而惜杀惜售,所以牦牛的自主性收入非常有限,从牲畜身上得不到太大的经济利益,而极少量的牛皮、酥油、奶渣等全部都是自用,带来的收入几乎为零。

所以从扶贫工作的角度来考察,首先,由于惜杀惜售的观念,N乡的畜牧养殖无法直接兑现为实际收入,畜牧养殖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和文化的延续,对于家庭收入的贡献微乎其微。同时由于思想观念所限,更难以通过提高牛羊出栏率来增加牧民收入。2017年B行政村全村只有一户村民卖了一头牦牛,原因是实在没钱看病。其次,由于牦牛出栏周期长,至少在五年以上,反而还需要消耗至少一个劳动力去放牧,实际上造成了家庭负担,农牧民在某种意义上就被捆绑在了土地上,造成了故土难离的情节,对易地搬迁工作也造成了影响。再次,N乡的情况说明,牲畜养殖量大不代表家庭收入就高,但同时,全乡23户五保户的牲畜养殖量均为0,可得知虽然牲畜养殖量跟家庭收入不成正比,但没有养殖能力的家庭往往经济状况较差。

(2)国家政策性补贴

N乡农牧民持续增收难,国家政策性补贴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以生态补偿脱贫岗位为例,其中分为林业系统生态保护岗位、草原监督员岗位、水生态保护和村级水管员岗位、农村公路养护岗位、旅游厕所保洁员岗位、城镇保洁员和村级环境监督员岗位、地质灾害群防群测岗位七类,2018年N乡各类生态补偿脱贫岗位达到了1140个,覆盖了库内525人,库外615人。80%属国家优惠政策补助。国家政策性补贴占比过大,农牧民的收入呈现“自主收入微弱、不稳定而严重依赖政府补贴”的局面。

(3)转移就业收入及自主创收

由于每年有虫草收入作保障,N乡农牧民普遍就业意愿不强、自我发展意愿不强,不愿离家外出打工、不愿学习新技能,由此导致N乡农牧民的转移就业收入及自主创收非常有限。少数有商业头脑的村民在县城边做小生意,边陪伴孩子读县小学或县中学,所得的自主创收基本都用于了房租及日常开销。

致贫因素分析

N乡贫困人口在各个自然村都呈较为均匀分布,属于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两不愁、三保障”。[2]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强调,“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同时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N乡投入大量人力财力,通过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生态补偿、转移就业等方式,从目前的脱贫成效来看,N乡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牧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藏扶贫标准不断提升,N乡贫困人口数量不降反升了。也就是说,“吃不饱、穿不暖、住不上”类型的绝对生计贫困人口已经基本消灭,但随着脱贫线的逐年提高,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却逐步增加。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国家对贫困群众的扶贫理念在不断优化、扶贫标准在不断升级,同时应该认识到反贫困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综合N乡情况对其致贫因素分析如下:

1、交通区位因素

交通不便,物流不畅,始终是一些人口不能脱贫的原因。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关怀下,西藏高度重视全区基础设施建设,N乡各行政村目前已有三个村建成了通村公路,而离乡政府最远的A村、道路最艰险的B村均无硬化路面公路,尤其是B村山路崎岖难行,到乡政府需翻越两座山,遇冰雪天气或雨季塌方,道路的不畅通对就学、就医都造成阻碍。比如出现难产或意外情况的孕产妇家庭由于道路不畅通,造成孕产妇和婴儿的死亡率高,对“两升一降”工作造成影响。只有道路畅通无阻,拔穷根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2、农牧民家庭经济消费情况分析

由于长期贫困和环境因素等的制约,N乡农牧民的消费结构不合理,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比重小,食品消费比重大,主要食品消费种类单一且消费量不足。以蔬菜水果消费为例,根据从N乡两家蔬菜水果店和N乡流动小商贩的调研,本地农牧民购买的蔬菜量很小,也主要集中在土豆、小白菜几样传统蔬菜上,而其他如芹菜、四季豆、西蓝花等因农牧民普遍不会烹饪就无人购买。水果也是近一两年来慢慢开始有农牧民购买,且主要集中在年节,购买量也很小。总体来看,粮油类食品、肉禽蛋水产品、蔬菜类食品、干鲜瓜果类食品等主要食品消费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方面,由于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消费意识不足。其他生活消费支出如耐用消费品、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则更是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另外,目前N乡共有99名僧尼,大部分家庭都要通过现金或者提供青稞、酥油、大米、修建僧宿等方式供养僧人,这也增加了家庭开支负担。

3、文化观念与教育程度落后

农牧民文化思想反贫困工作意义重大,长期的反贫困探索和实践证明:贫困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现象或经济问题,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就是说,贫穷人群的知识水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思想观念,从更深层次上决定着他们是否贫困。安于现状、等靠要思想、长期贫困的心理定势、特殊的贫富观念等等,导致N乡农牧民在思想观念上严重落后,导致各项产业、易地搬迁等多项扶贫措施都达不到预期效果,从而制约了N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从调研来看,N乡贫困群众受长期心里定势影响,思想观念更新慢,新事物接受难。N乡的文化贫困主要表现在贫困人口普遍文化素质低,贫困人口的文化素质差。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中的最核心部分,从受教育程度来看,整个地区的受教育程度偏低,基础教育水平低。近年来,N乡采取多种控辍保学措施,但成效仅限于6-15岁的适龄儿童,对于年龄超过15岁,甚至超过30岁以上的人群连基本的汉语交流都不会,更不要提进一步的文化素质。中学生数量少、专职任课教师人数少以及就业培训落后。在实际调研中发现学生辍学率和厌学率都处于较高水平。乡干部和村两委针对辍学学生做了大量工作,但仍然不愿去上学。

所以,不能仅仅将贫困人口看成政府和社会救助的对象,必须要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文化扶贫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只有从思想根源上激发贫困主体的脱贫意识,才有可能实现反贫困的根本性变革和反贫困的持续实现。

4、贫困主体自身能力不足

(1)抗风险能力不足

目前,N乡有4名大学在读生,尚未有一名大学毕业生,村民普遍属于文盲,不会汉语汉字,大多数也不识藏文,30岁以上的人群中会用藏文写自己名字的也是极少数。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N乡村民普遍知识文化水平的低下。鉴于知识文化水平低下,加之没有出过远门,眼界狭小,N乡农牧民对于各种风险的响应完全处于被动消极状态,自身抵抗风险的能力不足。一方面从生计风险角度来看,N乡农牧民的经济收入严重依赖虫草采集,从长远来看,只要有人为涉足,生态环境必定遭受破坏。随着生态环境的脆弱,一旦虫草减量,就直接影响当年收入,如果一旦绝产,对于过于依赖虫草收入的农牧民来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N乡牧户依然采取靠天养畜的生产方式,一旦发生疫情难以抵御,同时牲畜等自然资本还受到不可抗拒因素的影响,比如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牲畜被野兽咬死、被雷电劈死,虽然都有保险,但对损失的弥补是杯水车薪,一头牛仅赔付100-200元。其他自然灾害还有洪灾等,2017年的洪灾就导致了N乡房屋受损,2018年N乡周边更是发生了严重的堰塞湖山体滑坡。其他风险还有因病致贫,N乡仅2017-2018年,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就有96名病患需要救治,其中癌症、肺结核、包虫病、脑梗塞、冠心病、肺心病等重大疾病的患病人员达19人。N乡农牧民普遍家庭生产和生活物资积累少,如遇大病、重病,虽有政府制定了《N鄉医疗卫生精准扶贫工作方案》,针对大病、重病、慢病情况实行集中救治,为全乡建档立卡贫困户统一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大病保险+民政救助+政府兜底”等一系列措施,但重病大病始终会导致家庭的贫困,甚至是劳动力的折损,这些都是致贫的重要因素。

(2)经济参与和竞争能力严重不足

长期受传统文化、宗教、习俗的影响,N乡贫困群众思想保守,严重缺乏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难以融入市场经济,主动寻求改变的意识淡薄。笔者在村中发现有极少数人有不满意现状的意识,曾有一位村民到村委会咨询该如何成立包工队,但是由于村干部对于如何办理工商执照、如何组建合法合规的包工队、运作流程和渠道等一无所知,这位村民的想法就此搁浅。N乡村民普遍不愿出外打工,将发家致富和提升生活质量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扶持上。在和B村年轻人的谈话中,笔者发现,村中的年轻人普遍对“打工”感到抵触,甚至鄙视。他们认为村里去县里当服务员打工的人是会被看不起的。他们宁愿赖在家里混吃混喝,也不愿意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去感受新的生活。这一方面是因为每年有虫草的巨额收入作为支撑,他们心里不慌。另一方面是因为父辈和家庭环境熏陶造成的贫困观念的代际传递,认为听天由命、混吃等死的日子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3)自我发展的学习能力不足

从调研情况看,N乡25岁以上的农牧民普遍没有主动学习的习惯,对于社会发展存在较为冷漠的态度,知识能力贫困。对于生活在农牧区的人们而言,这种知识的贫困,一方面表现在文化教育水平低下,另一方面表现在获取、吸收信息的能力的匮乏以及途径的缺乏。

西藏反贫困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1、扶智与扶志的文化脱贫

(1)加强推广以汉语学习为主的双语教育

虽然推广普通话在全国来看,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过时话题了,但对于西藏农牧区基层来说,要做的工作还太多。一方面,3-15岁的适龄儿童,在进入学校之前完全不会汉语,但进入小学,学习至二年级之后,基本就能用汉语进行简单的交流沟通,四五年级之后的孩子能完全进行日常藏汉对话的翻译。另一方面,15岁以上的人群,上过学的稍微懂一两句汉语,大部分完全不懂。以B村为例,据调研,30岁以上的人群中,没有一人能用汉语进行基本交流。目前N乡所辖7个行政村的村两委,均不会用汉语流畅交流,连基本对话也成困难,何谈熟练掌握党的各项政策法规以做到上情下达。不会汉语,导致了N乡村民普遍处于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既看不懂、听不懂各种媒体信息,也无法走出大山融入外面的世界,极大地降低了扶贫工作的成效。

坚持“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一方面,N乡的未来要靠这些上了学的孩子们,要着力转变思想观念,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另一方面,对于青壮年人群,必须加强汉语教育,采取多元化的学习方式,通过个别学习、集中学习,形成汉语学习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青壮年人群的汉语交流水平。

(2)进一步提高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N乡高度重视教育发展,加上国家各项教育类补贴、补助,没有因学致贫的家庭。但客观来看,N乡的村民由于受落后观念影响,对教育的重视还是不够,教育投资周期较长,需要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和积极向上的家风,这对于家长本身来说都是难题。

长期受到贫困文化熏陶的贫困人口,很少有积极向上的动力,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性,即长期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塑造了其后代的基本特点和人格,即便是有摆脱贫困的机会来临时,他们也很难抓住和利用好这些机会,走出贫困,而使贫困一代代传递下去。[3]据统计,N乡近三年考上大学的人数,2016年5人(贫困户1人,非贫困户4人),2017年5人(贫困户1人,非贫困户4人)。可以看到,贫困户家庭的子女在求学意愿、学习主动性和奋斗意愿上,反而不如非贫困户家庭。家庭的贫困并未激发早就更多的有志青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贫困的代际传递,导致扶贫工作的后续性、难度加大。

从走访调研过程中发现,牧民对子女上学的支持力度呈两极分化,一部分贫困家庭的家长受自身素质影响,在家长和孩子中普遍有读书无用、读书不如挖虫草、读書不如放牧、读书不如在家玩的消极观念。这些家庭的大多数适龄孩童在读完小学后就主动或被动失学,这其中有放牧劳动力不足、牧区距离学校距离太远等因素。有的对孩子妥协,早早就不送去上学,留在家里十四五岁就结婚生子,然后无所事事。这部分人教育观念较弱,缺乏“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而另一部分贫困家庭,面对相似的压力,同一区域甚至同一村的村民却会有不同的观念和应对措施,有的愿意砸锅卖铁无论如何也要送孩子上学,不仅送去县里,还争取送去拉萨,甚至内地读书。在所在环境、家庭条件都相差无几的情况下,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观念的差别。

(3)拓展文化扶贫的理念和实践

在贫困者价值观念不改变的条件下,单纯提供物质帮助的办法是难以完全消灭贫困的。经济贫困是表象,是结果,而文化贫困是根源,是深层次因素,所以反文化贫困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

针对农牧区的社会发育实际情况,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在农牧区开展文化扶贫工作,通过行政的手段、市场的影响、社会的参与,让广大农牧民群众理解、接受社会先进文化,实现精神面貌的更新。同时,由于西藏农牧区经济发展的外生性与文化意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贫困文化与外来不良文化相互交织给农牧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色情、赌博等渗入农牧区,严重影响了当地纯朴的民风。

在文化扶贫中,我们应该正确认识文化扶贫的方式,不能将文化理解狭隘化。图书室、阅报栏只是一种传递知识和信息的手段,对于扶贫是极其有限的。而通过新农村建设,通过组织人力、物力开展形式多样,符合农牧民实际的教育、宣传、辅导等活动,培养农牧民的卫生、健康习惯,提升农牧民实用技术接受能力,才是文化扶贫乃至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调研中发现,N乡农牧民的思想观念整体落后,依然存在着诸多历史上形成的传统习俗和文化,如果不通过外力来引导观念的更新,要靠贫困者自身是难以摆脱的。

(4)建立健全公共文化事业,提高文化扶贫的基础性条件

N乡的公共文化事业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未建立文化站和文艺团体,各个村委会中有挂牌,但尚未建成符合国家标准的村文化活动室,也并没有文化专职工作人员。群众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单一,文化产品供给不足,基层“看书难、难看书”等问题还比较突出。村委会中挂牌有农家书屋,但由于目前房屋紧张,往往没有条件专门开辟一间图书室。而配备的大量图书,虽然门类齐全,有时事政策类、经济类、农业技术类、文学类、营销类、心理学、历史学,但是由于村民普遍不懂汉字,导致图书闲置在书架上,成了摆设。小学的孩子常常到村委会来找图书看。更不具备建立数字信息化图书馆的能力。

每年江达县文化局会定期安排文艺演出团队送演出下乡,同时利用半天的时间教村民锅庄、舞蹈等。文化下乡不等于文化扶贫。避免将文化扶贫变异为文化下乡,其他省份的实践证明文化下乡是扶不起来贫困的。文化扶贫是一个长期的,逐步推进的过程,其实质性内容就是让人们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移风易俗、解放思想的过程。同时通过广播电视、手机网络等手段,为广大农牧民提供信息,开阔视野,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

2、项目与产业的持续跟进

从实际扶贫项目的具体执行情况看,从扶贫计划的制定到扶贫项目的实施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脱贫主体很难参与其中。项目制定者往往由于信息的障碍,造成对贫困人口需求的不了解以及市场信息判断的不准确,在区域开发中不能较好地结合自身特点发挥比较优势,在开发中未能培养发展潜力,而导致大量扶贫项目失败。如N乡的牛奶加工厂、散养牛项目、奶牛场。

(1)整村推进与整乡推进相结合

综合来看,N乡还不具备全面整村推进的能力。N乡贫困农牧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尚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仅仅依靠村两委或致富带头人也不足以具备长远的发展眼光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埋下产业的萎缩和后续发展隐患。应视情况将整村推进与整乡推进相结合。比如立足N乡各村实际,制定符合本村发展的产业模式,如S村砂石场项目。再如N乡丰富的林下资源,每年七八月樟子菌、羊肚菌、松茸等的总产量达到一千公斤以上,但目前只是零散地卖给N乡工作人员、驻村队员、流动商贩等,没有形成产业,如果政府牵头,引进蘑菇烘干设备,在N鄉成立蘑菇加工厂,就有望形成自己的品牌,走特色产业之路。再比如可根据N乡没有手机话费充值点、维修点等情况,在各村开设电信网点、移动网点、手机维修站点。

(2)转移就业与培训成效

目前,西藏自治区初步建立了政府引导、由西藏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农牧科学院组织牵头,围绕适合本地区实用技术推广办培训,构建农业科技培训平台。西藏农牧民技能培训目标,明确培训目的是使农牧民掌握一门至两门实用技术和致富本领,尤其要注重发掘和培养骨干农牧民和致富带头人。下一步,应考虑N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化的特点,着重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设计要符合N乡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工作。从2016年以来,一直花大力气在做,围绕全乡“十三五”规划的砂石厂、牛奶养殖等项目进行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农牧民就业的方向、层次、行业,影响着其就业创业的胆识、能力和水平,并结合当前乡镇产业结构布局发展的需要,充分考虑藏族文化和当地民俗的特点,增加技术培训的参与度。同时积极发展远程职业技能培训,努力形成企业支持、社会捐助和个人合理负担的多元投入机制。如果条件成熟,可建立市县乡三级的职业技能培训基地,使培训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另外,目前技能培训后缺少对内容和实际效果等的追踪调查评估,不仅培训效果难以保障,也不利于培训方式的改进和完善。这就需要依托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各相关院校和研究所充分投入的,各企业和农业合作社积极参与的,有健全的管理监督和评价机制的新型职业农牧民教育培训体系来实现。结合N乡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和目前N乡农牧民的实际需求,充分发挥培训基地作用,不仅重视短期理论培训,更要提供各种实习时间机会以及灵活的培训方式。培训形式要根据课程性质和实际需求设置课堂教学环节,如课堂讲授、多媒体、远程广播电视、讲座等,以及实践教学环节,如岗位实践、技能实训、实验实习等。

3、民生改善

(1)易地搬迁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十三五”期间N乡易地搬迁户共计144户、889人。目前的情况看,乡政府带动周边应进一步加强,要以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建设为目标,立足长远。乡政府周边的城镇化水平将直接影响着农牧业产业发展和规模化经营,应充分发挥其中心效应和带动效应。对于当前的易地搬迁,农牧民有一些顾虑,主要就是搬迁地的新居没有专门的牛圈,无法随居住地饲养牦牛,而且远离了原来的居住地,放养牦牛的草料也成问题。实际上,牦牛只是用于自用,产生的价值非常小,只是因为故土难离的情节,畏惧新的生活,不敢舍弃旧有的生活,也无法投入新的生存技能的学习中去。

下一步应严格按照“政策引导、群众自愿、先易后难、突出重点、有序安置”的原则,坚持移民搬迁与生态环境建设相结合,强化规划引领,整合涉农等多渠道建设资金和项目,要重点解决好与贫困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住房、医疗、卫生、教育等基本条件,帮助贫困群众走上致富之路。

(2)引导生活方式与观念转变

在卫生习惯上,由于长期的封闭与隔绝,民众在生活习惯上与现代生活有着极大差异,村民洗手洗脸洗澡的清洁卫生观念还很淡薄,常年不清洗导致身上异味重、头发蓬乱、衣着脏乱。这些年驻村工作队也一直在努力,包括平时为村中的孩子洗头、洗脸、理发、洗澡,并为村民募捐大量干净整洁的衣服。在传统民居上,为了人与畜的保暖,N乡人畜共居一屋是常态。藏房在竖向上一般为三层,底层作畜圈,中层为起居室、卧室和经堂,上层为打谷场、晒台,有的设有客房。二层大多安装了阳光棚。一层到二层大多数一根粗树干用刀砍出楼梯,仅30公分左右,既上下不便,小孩老人也容易跌倒。2017年B村一个村民从自家楼梯跌落,造成肋骨骨折。而小孩也经常跌倒,虽然伤得不严重,但始终是隐患。只有极少数家庭专门修了一米左右宽的楼梯。据调研,村民普遍还是想修成宽阔安全的楼梯,但是需要拿出这笔钱觉得不划算,也觉得祖祖辈辈习惯了走树干楼梯,也没必要必须拿钱出来修。这些落后观念,还需要长期持续的宣传教育。

(3)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进行贫困源头阻断

N乡的残疾人比例较高,尤其以B村为最高,截至2018年7月全N乡已办理残疾证的人数为27人,B村就有11人,占41%,其中肢体残疾11人,视力残疾2人,但实际上村中视力残疾的人数至少在10人以上,且大部分属于因近亲结婚或家族遗传引起致盲,针对这种情况要引起重视,要加强科普教育和宣传,避免悲剧代代传递。对于残疾人群,虽然政府已通过各项社会兜底政策对办理了残疾证的人群进行帮扶,但仍有很多改进空间,比如联系医疗或科研机构对遗传性残疾疾病作出诊断,加强排查和政策宣传,督促部分未办理残疾证的残疾人群办理残疾证,以保障其基本利益。同时加强对此类弱势人群的技能培训和人生规划,一方面对于15岁以下的残疾儿童和青少年,积极联系市县和地区特殊教育学校,通过盲人按摩等各类项目为残疾儿童的未来谋长远发展。另一方面,针对已成年的残疾人,视其残疾程度,安排其参加劳动自力更生。

注释

[1]资料来源:N乡人民政府文件

[2]国家发改委《易地扶贫搬迁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央广网2018年12月29日

[3]奥斯卡·刘易斯《五个家庭:关于贫困文化的墨西哥人实例研究》

参考文献

[1]吴春宝,尼玛次仁.精准扶贫背景下西藏农牧区贫困问题特征及政策启示[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第6期.

[2]李继刚.西藏农牧民脆弱性贫困与减贫政策[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37卷.

[3]张琦.我国贫困家庭的教育脱贫问题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4]刘天平.西藏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优劣势分析[J].西藏研究,2015年2月第1期.

[5]段宁芬.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概述[J].现代语文,2015年7期.

作者简介

黄 慧 中共西藏自治区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与文化